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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天，西伯利亚。清晨，当我走过木屋林立、尘土飞扬的街道时，时间还不到8点。远处，太阳从阿尔泰山脉中缓缓升起，那是哈萨克斯坦、中国和蒙古三国接壤的丘陵地区。然而，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这堪比《指环王》中画面的壮丽风景，因为此刻我所有的注意力和想法，都集中在我已经耗时10年的项目上。这个项目的主题看上去有点疯狂：仅从DNA出发，重建中亚人的历史。对我来说，基因是一部史书，一台时间机器。通过遗传学，我探索了人类的远古“记忆”，关于遥远的彼时，没有任何档案资料可供我们参考。
我之所以来到亚洲，是为了调查该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定居情况，但这项工作属于一个更宏大的图景。后者的目的是要回答一个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人类是如何“征服”地球的？最初在草原上游荡的区区一小撮现代人
，是如何在短短几百万年的时间内成为地球的主导物种的？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各大洲及其生态系统，我们的适应能力惊人。人类在离开非洲这片摇篮、踏上冒险之旅时，选择了什么样的路线来探索新的土地？为了应对新气候的挑战，人类的基因组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如今，地球上有约80亿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集体历史的孩子。
所以，我和我的研究同事一起，在这个地区的一个村子里收集人口的DNA样本。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已经得到俄罗斯卫生部和文化部及阿尔泰共和国的许可。不过，“多把雨伞总是好的”，我们还需要得到当地村长的同意，因为只有村长能够准许我们和当地居民讲话。鉴于过去的挫折经验，尽管内心很兴奋，我还是带着一丝忧虑赴约。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到了一个由与当局敌对的部落控制的地区。尽管我们获得了政府的许可，但根本没有机会和当地人协商。
村长有着该地区人民的典型外貌：圆脸，皮肤黝黑，杏仁状的眼睛，单眼皮。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任何带装饰的功能性家具。村长在当地有一座“达恰”
（datcha），所以通往这些偏远地区的路修得还不错。当我们向村长解释我们想要做什么时，他一直平静地看着我们。彼时的我还不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地区将为人类历史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团队包括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女性遗传学家、一位俄罗斯的男性民族学家、一位法国的男性语言学家、一位男性文献学家和我本人——一位女性遗传人类学家。我刚刚说过，我对通过遗传学重现人类的历史及人类的多样性很感兴趣，尤其是人类在地球上“殖民”的过程。这个谜团让我着迷，同样让我着迷的，还有与标志着人类“征服”全球的移民运动相关的所有问题。
我们向村长解释，他主管的地区对追溯这段伟大历史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来说特别重要：人类正是从西伯利亚南部出发，前往美洲。我们已将游说内容牢记于心，十分熟稔，因为同样的话已经说了多遍。自从3周前开始本次田野项目以来，科什-阿加奇（Kosh-Agatch）已经是我们到访的第10个村庄。我们一边留意着村长的反应，一边继续游说。
“是的，从目前人口的DNA出发，推断人类的历史是很有可能的。”“不，这不是萨满教。”——我想起了前一天看到的挂在一所房子前面的饰有红色镶边的萨满鼓，在心底对自己如是说……应该指出的是，该地区是非常信奉灵性的。阿尔泰山脉的最高峰别卢哈山，对当地的居民来说就是一个迷恋和崇拜的对象。我看到一个网站上写着，这座山“有着强大的疗愈能力”，而且“能深入你的DNA”。这恰恰说明，如今的遗传学真是“无孔不入”！
在我们的项目里，采集DNA样本的前提，就是采集对象必须同意参与我们的项目，他们需要允许我们通过血液或唾液样本来研究他们的遗传基因。我们必须明确告知对方这种“许可”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必须了解这个项目的目的，并且选择参与。但这远远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唯一许可。因此我们才拜访了村长。
我们说了一大堆，村长依然面无表情，我不知道他是对我们的项目根本无动于衷，还是不能理解我们刚刚所做的科学阐释……虽然村长继续打量着我们，我也有一点担忧，但我还是很有信心。在抽样田野调查中，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改变措辞让大家理解我们。实际上，最有可能让村民听懂的是考古学领域的措辞：就像人们挖掘一块土地来寻找过去的痕迹一样，我们通过挖掘DNA来追溯祖先的历史，追溯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不同人口之间的亲缘关系。
所以我们告诉村长，我们通过DNA来开展考古学研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对遗传学了解多少，但他可能听说过DNA）。我们可以从生活在当今的个体DNA出发，追溯过去。这是遗传学最迷人的一个方面。
在我去过的所有村庄里，从咸海边的中亚西部地区到贝加尔湖畔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人们都对历史表现出了兴趣。人们渴望了解有关自身起源的所有信息，特别是想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参与我们这项研究的有数千人，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好奇心和自豪感：对于结识法国研究人员的好奇心（因为埃菲尔铁塔和齐达内，法国在国外普遍受欢迎；还有一段时间，时任总统希拉克拒绝了伊拉克战争，也为法国赢得了好感），以及能够参加国际研究的自豪感。我们多次听到这样的话：“多亏了你们的研究，我们村庄的名字将会出现在世界地图上。”
村长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扫了一圈，终于露出了一丝动容。让村长感到兴奋的是，他得知他的一些祖先曾经在几千年前到了美洲，他们正是现在的美洲人的祖先！村长对这条迁徙路线做了美好的想象。他也没有忘记提到，该地区的原住民与北美洲的原住民非常相似，不仅身体外貌上相似，文化上也相似，例如，在白令海峡的两岸，古老的传统民居都是使用树皮制成的圆锥形帐篷。我松了口气：这个人将成为我们的盟友，而不是项目推进中的阻碍因素。
此刻，我明白，我们赢了这一局，我们的团队可以在村庄里自由发挥。我们笑着热情地感谢村长，他的脸上也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亲自在田野调查中实践我对研究的热情。我本来可以选择一个更抽象的研究领域，每天都在电脑前度过，可是我更喜欢新鲜的空气和这些难忘的邂逅，这让我忘记了任务中所有偶然的不愉快！
我们问村长，能否安排一处住所让我们使用几天。只需要几天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招募志愿者，采集他们的唾液。是的，在西伯利亚的这次任务中，我们选择从唾液中收集DNA：与从血液中提取的DNA相比，唾液中的DNA质量较差，但从逻辑上讲，这是我们唯一可能的提取方式。作为回应，村长为我们提供了“旅馆”，一间专门用于接待官方访客的小公馆。在多次的田野调查经历中，我曾经在各种地方采样：在卫生所，在学校，在市政厅，甚至还有一次在清真寺。
我们在科什-阿加奇的“旅馆”招募了50多名志愿者，他们愿意为科学献出自己的一点唾液。然后，我们再次上路，来到了几千米外的一个新村子。虽然我们获得了官方的许可，不过这次，还是有一位有名望的当地女性帮我们更顺利地推进采样。我们在这个村子停留了2天，然后收拾行李，继续前往更远的地方。
在过去的10年里，我时不时地离开位于巴黎的办公室，前往遥远的田野，从西伯利亚到中亚，再到非洲。我踏足过绵延不绝的沙漠和草原，攀登过被烈日炙烤的山峦。几个世纪以前，是香料或贵重金属驱使着男男女女踏上了远征之路。而吸引我的“香料”，就是流淌在我们血管中的血液，它之于我，就像黄金或石油之于其他人一样珍贵。不过，所有这些经历，并不是我要在这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因为我所渴求的宝藏，深藏在我们的细胞深处，包含了最不可思议的故事中的一个传奇片段。
700万年前，非洲的大地上，生活着一个四足行走的物种。后来，这个物种“征服”了整个地球。
这就是关于人类的冒险故事。通过与我们最近的表亲黑猩猩做比较（这里我们先不讨论它们到底是不是“人”的一种），我们将看到，自从10多万年前离开非洲、开始冒险以来，我们如何“征服”了这颗星球。这部充满融合和迁徙的史诗似乎永远无法被解读，尽管它被写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DNA中。现在，我们有可能破解我们的遗传密码，并一步一步地追溯过去。
借助计算机的运算和遗传信息的放大技术，我们不仅能够让如今人类的DNA开口“说话”，还能够让我们遥远祖先的DNA开口“说话”，并且追溯不同个体的血统和他们携带的基因，等等。
在对这场冒险的追溯中，我们不仅将与尼安德特人（ Homo neanderthalensis ）和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等已灭绝的物种一起旅行，也会和新月沃土上的第一批人类农民并肩同行。还有神秘的草原人，有人猜测他们是印欧语言的创造者；“国王的女儿”，许多现代魁北克人是他们的后代；以及来自非洲的奴隶，对非裔美国人的基因测试揭示了他们的原籍国。
在此过程中，我将试图回答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如今80亿的人类，怎么可能都是曾经生活在非洲的少数史前人类的后裔？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皮肤黝黑、头发卷曲，他们住在印度尼西亚的近邻则是单眼皮？为什么有些遗传病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特有的？为什么西南欧巴斯克人的语言与其他欧洲语言毫无关联？为什么有些人能消化牛奶？作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之间有什么联系？
这段铭刻在我们基因中的悠久历史，激起了一股方兴未艾的潮流，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供一点唾液来追踪他们的基因谱系。我们将看到这些时而令人不安的结果如何被破译出来。
当然，回望过去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展望未来：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是否存在极限？如何量化环境的影响？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路，使人类史诗能够与地球和谐共处、顺利延续？让我们开启这段旅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