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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历史来看，只有为数不多的学校具有传奇般的品质。在这些学校中，有柏拉图学院，康特·里昂·托尔斯特伯爵（Count Leo Tolstoy）在他的资产上建立的亚斯那亚·波兰尼（Yasnanya Polanyi）学校，由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爱丽丝·杜威（Alice Dewey）主持的位于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学校，以及受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和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著作和事例启发的当代的一些学校。在这个类别中，我会毫不犹豫地加上瑞吉欧·埃米利亚当地的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它们受到了劳瑞兹·马拉古奇（Loris Malaguzzi）工作的启发，在一群合作者与同事的努力下这几年颇为时兴，本书对其中的几个工作者就有介绍。
世界各地的教育者们在20世纪的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聚到那里的为早期儿童们发展的精妙的机构中，观察第一手的材料。毋庸置疑，受到吸引的部分原因包括：这些学校位于的地点是可爱的——埃米利亚这个地区不仅是真正文明社会的代表，同时也以它发达的文化、可口的食物和极为有效的社区组织而著名。 1 但是最主要的吸引还是来自于瑞吉欧·埃米利亚这些学校本身，在这些学校中，幼儿的心智、身体和灵性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严肃对待。同时，幼儿经历着快乐、有趣、美好和有深度的学习。
我最初认识这些学校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和妻子艾伦·温诺（Ellen Winner）受到优待，参观了学校，然后和劳瑞兹·马拉古奇、卡拉·里纳尔迪、维卡·维奇、阿米利亚·甘贝蒂、蒂齐亚娜·菲利皮尼、莱拉·甘迪尼（Lella Gandini）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几天。从那以后，我和这些学校保持着联系，不时参与博物馆展览并试图把学校的“天才”介绍给他人的写作。我很清楚，尽管我对这些学校极为欣赏，实际上我对于它们是如何运作和为什么这样运作还停留在一个新手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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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一位希望匿名的资助人的慷慨，零点方案中的我和我的同事能有机会改善条件。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有三次去瑞吉欧的简短旅程经历，我对自己的经历作了很多审视和反思，我的同事马拉·克雷切夫斯基和她的团队作了更多次去瑞吉欧的深入的访问，瑞吉欧团队的成员也来美国作了多次互访交流。我们当然不是专家水平——研究告诉我们那需要十年的每日的实践，但我相信无论在个人还是集体方面，我们都超越了新手水平！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本书的背景，让我来介绍一下零点方案的背景。我们的组织是于1967年由著名的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创立的。那时，是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十年以后，美国大量的资金花在提高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上。一位资助人联系了哈佛教育研究院，以看看在与之相比显然是小得多的对艺术教育的研究是否能取得效果。西奥多·赛泽（Theodore Sizer）院长英明地邀请古德曼作为此项目的领导，古德曼以辛辣的个性命名这个新诞生的项目为零点方案，“因为对于艺术教育还没有任何系统的知识”。
在后来的34年中，零点项目成了美国最大的和最长寿的做认知、学习、教学基础研究的机构之一，持续地特别关注于艺术。在这期间，一百多位研究者在这个大主题下进行了成百上千项研究项目工作。我们所熟知的项目有：在委内瑞拉进行的“智力方案”中的领导能力研究；与教育测试服务部协作的“艺术驱力”研究；为期三年的在中国和美国进行的艺术教育合作研究；致力于发展早期儿童课程和评估的为期十年的“光谱方案”研究；以及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现在世界好多地方已进行实施的“为了理解而教”的长期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个人把发展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经验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并在我的书《心灵的框架》 2 中加以介绍（碰巧的是，马拉·克雷切夫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者在零点项目中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帮助校对这本书）。在这本薄薄的书中，多元智能理论声明：所有人有至少八或九种不同的智能，从已经被深入研究的语言和逻辑数理智能，到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的智能形式如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和自然智能。尽管我们与生俱来都享有这些智能，但是我们每个人却很不同——基因和环境的原因——在每时每刻我们智能的特定状况都不同。事实上，我们有着不同的智能范围，它们既不能被忽视，也不能被过度运用。多元智能理论激发了很多教育上的努力，来研究多元智能怎样能更多促进个体化的课程、教学和评估。 3
在发展了“多元智能理论”之后，我在零点方案研究组的教育工作在两个主要的方向上进行。一部分工作是聚焦于怎样能最好地评估学生的学习，对可被观察到的多元智能进行特别的关注。“光谱方案”和“艺术驱力”代表了这个视角上进行的努力。另一部分工作聚焦于怎样更好地理解各个学科。我们对理解的观点远远超越了把简单的记忆事实和概念变成新情境中的知识的合适运用。在我们的观点中，理解是一项操作，它运用一系列智能，就像一个人能运用一切他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在“为了理解而教”方面的工作成为了主要的领域，在这个平台上这些思想得以发展。
我提到这三条工作线——多元智能、新的评估形式、为了理解而教育——不是仅为了提供个人的简历，而是暗示了零点项目工作的领域重合着对瑞吉欧·埃米利亚的长期关注。正如后面的书中显明的那样，我们在瑞吉欧的同事敏锐地意识到了早期儿童从经验中组织和获得常识的多种方法——不是严格限于八种或九种表现方式，它们使用的是“儿童的一百种语言”。瑞吉欧·埃米利亚的教育者们从来不满足于机械的学习方式。基于对儿童极大理解和认知能力与动机的自信，他们帮助儿童深入探索引起他们兴趣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唤起了宏大的理解的过程——真正扩展儿童所能完成的对世界的理解。最后，作为瑞吉欧方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对学生学习的详尽的纪录，包含着激动人心的评估形式，它将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其潜在的重要性。
本书的题目“让学习看得见”是个三关语。首先，它强调了在世界的视野中瑞吉欧的强大影响——人们看到了什么、理解到了什么、怎样用图画的形式传达给他人。第二，它反映了纪录作为一种强大的交流途径，让各涉及方在有意义的经验中学习。最后，我个人认为，它代表了我们的努力，指我们从这次合作中所学到的东西。我和我零点方案的同事们，可以非常高兴地说，我们学到了很多而且我们希望学到更多。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学习在后面的书中看得见、听得见、摸得到。
我们来自于文化，我们浸润在历史、信条、经济、科学中，时刻都开放地投入于人类的事务中，在困难和辛勤的谈判和拼搏过程中生存。
——劳瑞兹·马拉古奇
我相信劳瑞兹·马拉古奇的这些话。瑞吉欧·埃米利亚婴儿中心和幼儿园经验的哲学家、缔造者和指导者，提供了最重要的解释的线索来理解这种经验，而且为那些被号召来继续这些经验的人提供了基本的指示。
我也相信他的关于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的谈判的概念，它反映了作为学校身份特征的基本活动。对我们来说，这是并且持续是一项日常的任务：一项困难的任务。它需要我们密切并持续地注意影响学校和社会的那些现象，不管是在意大利以内还是以外。
我们感到并且知道，学校的首要目标，包括早期儿童的学校，不再是教育国家和城市的被界定好了身份的公民，而是教育“世界的公民”，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根，同时又开放无碍地有着文化和地理的广阔视野。学校的一个根本变革，在上述所指的方向上，仅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发生，即学校所强调的基本范式使个体能解释和运用范式的内容，能力和个体化的理解将伴随个体的公民生涯或职业生涯。这样，每位个体不仅能学到怎样学习，也能意识到学习作为生活本身的一种质量的价值所在，以组织和增加学习机会同时也享受学习并从与他人共同学习中找到乐趣。每位个体须能接受并保卫这种价值，在公民生活和职业生活的所有情境中为他／她自己或别人而自觉需要学习。尽管在瑞吉欧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年的努力一直是朝这个方向的，在我们历史的某个点上我们仍然觉得需要做得更深入一些。
我们感到，并且仍然感到，需要更多理解学术环境中（和其他地方）学习的本质，以找到建构个人身份和人际关系之间更近的相关性。我们强烈认为主体和主体间性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然而，我们不能用足够的证据来灵敏地、可见地、清楚地展示并支持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感到我们手上有一种策略，即纪录，它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我们的声明，深化我们的理解。纪录本身也能成为新的学习途径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与他人共同学习的问题，不仅在教育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的研究中是个重要的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意义。
知道怎样在小组中工作——欣赏它的内在品质和价值，理解他的动力、复杂性和益处——形成了对它的意识水平，这种意识对那些想参与的人们来说，在个人和职业水平上，对他们促进改变和造就未来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的思考和对这些问题的检视到达了这个阶段，这时，我们接到了霍华德·加德纳的提议——来和零点项目组共同进行研究。我们欣然接受了邀请。由于我们和他们已经有着长期的接触，我们知道合作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霍华德·加德纳和零点方案有二十年了，从一开始，出于很多方面，我们就对他们满怀尊重，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也更能理解这些理由。
我仍然记得当加德纳博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在80年代早期来瑞吉欧讲演他的著作《心灵的框架》时我们的喜悦之情，那时该书还没有在意大利出版。我们已经从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同事莱拉·甘迪尼那里听说过这本书有一段时间了，莱拉·甘迪尼是在我们与美国的交流中给与我们巨大帮助的“先锋”之一。
我们非常熟悉来自美国的大多数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作品。这个领域的一些巨人的作品，如约翰·杜威、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大卫·霍金斯（David hawkins），他们对整个世界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对劳瑞兹·马拉古奇和瑞吉欧教育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也熟悉纳尔逊·古德曼的一些作品和零点方案名义后面的激进观点，它们给人的印象是高深莫测的。
霍华德·加德纳对瑞吉欧的访问给了我们第一次机会，通过与作为作者和行动者之一的人的讨论来加深我们对这个项目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机会来更好地理解他“多元智能理论”的基本原则。这次会面，不像是一个初次的会晤，倒像是旅行的伙伴在长途之后的重聚，双方尽管存在着差异，却表现出很多令人惊讶的共同之处。
那段时间，在80年代早期，劳瑞兹·马拉古奇正在发展和精炼能代表瑞吉欧学前机构经验特点的理论：“百种语言”理论。和马拉古奇一道，我们那时正在设计和准备以此名字命名的展览。我们惊讶地同时也是欣喜激动地发现，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另一个作者发展了这种理论“多元”。
不再是一种语言（口语），马拉古奇说，而是一百种语言。
不再是一种智能，加德纳说，而是七种。撇开具体的数字，重要的元素是这些概念：多元、可能、丰富、扩展、对话。
至于我们对儿童的观点？又一次地，我们的思想走在了同一条线上：儿童是有能力的，我们必须为儿童提供很多机会，这样每个儿童能找到他／她作为个体的机会，使主体性得以表达、丰富和发展。
学校，则是非常重要的场所，决定性的场所，提供给相关的人可能性，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保持每个个体的丰富创造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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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吉欧和零点方案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这些同样是丰富和富有启发的，更加刺激我们的思想，因为它们鼓励我们继续对话，比较不同之处，使它们更加引人入胜。接着我们与零点方案的研究组相遇了：马拉·克雷切夫、史蒂夫·塞德尔、珍妮特·斯托克（Janet Stork）、本·马德尔及其他人。
我很幸运地参与了零点方案的夏季协会并扩展我对该小组理论的理解，特别是见证了他们成员在职业和政治上的献身精神。
我被他们关于艺术（艺术驱力研究）和评估的讨论所吸引，并完全赞成他们极为大胆和有争议的分析和立场。关于改变这个国家（像很多国家一样）对艺术特别是对评估的方式，改变那种测验四处盛行，而艺术只作为补充的情况（很不幸，意大利也是如此），这可能是我在美国的环境中听到的最明了和有效的政治声明之一。
我和同事们经常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当向教育合作组提议进行共同研究时，获得了一致性的同意。在选择参与该项目的学校，黛安娜和维莱塔学校时也是同样的情况。对那些每天和儿童在一起、想和其他的观点对话的工作者来说，他们不仅要理解发生了什么而且想寻求新的事情发生，他们知道自己的职业关键在于交流和对话，这样的机会是他们热切寻求的，所以他们张开双臂，热烈欢迎。
当马拉·克雷切夫第一次来到瑞吉欧，界定研究的细节时，我们发现我们非常容易在“要做什么”上达成一致。我们开始看到一种“小组认知”的可能性正在形成：这个小组可能是（将是）一种“学习系统”，它的元素互相联结运动着。感谢纪录材料带来的灵感和反思。
这是具有挑战性经历的开始，经常需要我们转换自己的立场，身体的和心理的、文化的立场，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我们所有人的经历，回头看来，这段经历的确是非同寻常的。
我们希望这种情感和激情能被读者感受到，并分享我们作为“学习团体”的经历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