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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以一种普遍可理解之方式介绍玻璃球游戏的历史。
... non entia enim licet quodammodo levibusque hominibus facilius atque incuriosius verbis reddere quam entia, verumtamen pio diligentique rerum scriptori plane aliter res se habet: nihil tantum repugnat ne verbis illustretur, at nihil adeo necesse est ante hominum oculos proponere ut certas quasdam res, quas esse neque demonstrari neque probari potest, quae contra eo ipso, quod pii diligentesque viri illas quasi ut entia tractant, enti nascendique facultati paululum appropinquant.
Albertus Secundus
tract. de cristall. spirit.
ed. Clangor et Collof. lib. I. cap. 28
约瑟夫·科讷希特的亲笔翻译如下：
……对于肤浅之人而言，通常情况下，不存在的事物兴许比存在的事物更容易进行口头描绘，可以更不负责任地诉诸语言；但是，对于虔诚且富有责任心的历史编纂者
而言，情况却刚好相反，不过话说回来，也没有什么比某些既不能证明其过去已存在，也无法断定其未来将存在的事物更需要用语言来向人们传达其存在的可能性了。恰恰由于这些虔诚且富有责任心的人将其视为存在于当下的事物，才使它们离已存在、将存在的可能性更近了一步。
我们的目标，乃是通过本书，将所能搜集到的少量关于约瑟夫·科讷希特，即在玻璃球游戏档案中被称作“卢迪大师”约瑟夫三世之人的传记资料，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并保存下来。在此过程中，我们未曾忽视这样一项事实：上述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与灵性生活的普遍规律和传统习俗相抵触的，或者至少看起来如此。毕竟，彻底去除个性，将个体最完美地融入由教育体系与学术象牙塔所构成的团体当中，是我们灵性生活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在漫长的传统延续道路上，该原则始终都能得到广泛遵循，这也导致我们如今再想找到曾经为团体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个体的传记资料、窥探他们每个人当年的心路历程，已经变得异常困难，对于其中大多数个体而言，已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连这些个体的真实姓名都无从确定。要知道，我们所过的灵性生活，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应的团体组织具有隐姓埋名的理想，而且这一理想几乎总是能够得以实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上述编纂尝试，想方设法地去确证“卢迪大师”约瑟夫三世人生中的种种经历，并借此大致勾勒出他作为个体的独特形象。之所以如此坚持，绝非如我们刚开始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对其人格的崇拜、出于对传统礼制的不服从；恰恰相反，我们不过是服膺于真理与科学罢了。这套观念古已有之：我们越是尖锐，越是毫无保留地投身到某个议题当中，该议题的对立面就越是洞若观火。隐姓埋名是我们所属的这一体系、我们所过灵性生活的基础，之所以如此坚持，恰恰是出于我们对此基础的赞同与崇尚。不过话说回来，只消看一眼这种灵性生活的早期发展史，也即玻璃球游戏的发展历程，一切即已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表明，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次开疆拓土、每一项细节变更、每一步关键进程——无论指向进步还是指向保守——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独一无二真正发起者的个性特征。作为引入变化之人，作为对整套体系施加转变、予以完善的工具，个体最清晰的面容，亦随之显露了出来。
然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个性特征，与早期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们的理解有着很大区别。对于他们而言，尤其是对于过去那些具有明显传记写作倾向的作家而言，所谓的个性特征，其本质似乎永远都是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独一无二的，甚至常常是病态的；我们当下对个性特征的理解则截然不同，那些已经懂得如何去超越一切独创性与特殊性的个体，成功地将自身尽可能完美地置于普通人之中的个体，尽可能完美地服务于普罗大众的个体，唯有当我们遇见他们时，才会看重其个性特征。一旦更加仔细地加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理想化的衡量标准，其实早在古代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比方说，古代中国人口耳相传的所谓“智者”或“完人”的形象，又或是苏格拉底美德论中的典范人物
，其标准与我们如今的理想比较起来，几乎不存在任何区别；不少体量庞大、专注于灵性生活的组织，比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其力量最强大的时代，也曾奉行过类似原则。罗马天主教会历史上的一些伟大人物，例如圣托马斯·阿奎纳
，在我们看来，简直跟早期的希腊雕塑一样
，与之相关的史料，对外展现得更多的，是他作为某一类代表人物的典型特征，而非作为人类个体的特殊性。不管怎么说，二十世纪开始的灵性生活改革——我们都是其继承人——早在这场改革之前的年代，上述真正的古老理想，显然就已消失殆尽了。因此，当我们在创作于那个年代的传记里，发现诸如“英雄有多少个兄弟姐妹”这样的琐事都得到了详细记载，发现英雄在童年和青春期、在为了获得众人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中、在对爱情所开展的孜孜追求中，精神上留下了怎样的伤痕和疮疤时，难免会颇为惊讶。我们如今对一位英雄的病理学档案、家族史、情欲本能、消化和睡眠情况根本就不感兴趣，甚至对他所具有的知识背景、他在受教育阶段最喜爱的学科、他最中意的书籍等也不怎么感兴趣。在我们看来，唯有这样一类人物才称得上英雄，才值得我们给予特殊关注：这类人物的天性，以及他们所受的教育，能够使他们几乎彻底融入团体的对应职能当中；与此同时，人类个体独立性所具有的芬芳与价值，也不至于因此而失去，不至于失去其中蕴藏着的强大无比、振奋人心、令人钦佩的驱动力。因此，一旦某个人类个体与团体制度之间发生了冲突，我们往往也会将这类冲突视为考察其个性是否足够强韧的试金石。我们并不认同那些受到欲望和激情驱使、敢于打破秩序的叛逆者，相比之下，我们只会去尊敬那些全心全意的奉献者，将其视作真正的悲情英雄。
一旦真的在某处找到了英雄人物，在面对这些货真价实的人类楷模时，我们对他们的性格特征、名字、模样和行为举止，就会马上产生浓厚的兴趣——这种现象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问题，合情合理，非常自然。因为通过这样一类人物，我们得以成功认识到，即使在体系构筑得最为完美的团体内部，在那些发展上一帆风顺的组织里，我们所面对的也并非一台机器，并非由早已死去、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大大小小零部件所构成的机器，而是一具活生生的躯体，由各个不同部分组成，由各种各样的器官来驱动，每一个部分、每一样器官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行动上固然完全自由，共同的参与亦创造出了生命的奇迹。以这样一层意义为出发点，我们开始努力搜集与玻璃球游戏大师约瑟夫·科讷希特生平相关的各种材料，尤其是他亲笔所写的一切文字资料，经过一番努力，的确找到了不少值得阅读的真迹手稿。
我们要讲的是科讷希特的为人和生平，对于团体成员们而言，尤其是对于玻璃球游戏玩家们而言，这些内容肯定早就一清二楚，至少也有大致的了解。单就这一层面来讲，本书所针对的阅读对象，就不会只局限在团体范围内，也打算找到身处这个圈子之外且能较好理解书中内容的读者们。
在这个范围窄小的圈子内部，本书当然既不需要介绍，也不需要添加任何注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这位英雄人物的生平和壮举，能够有团体以外的读者，能够让更多人读到，因此，我们眼下必须完成一项稍微有点儿困难的任务，必须在本书开篇部分，为普通读者提供一段简短、通俗的介绍，简述玻璃球游戏的存在意义及其历史。必须再次强调，这部分内容是完全大众化的，仅以通俗易懂为目的，并不打算澄清团体内部争论已久的、关于游戏本身及其相关历史的诸多问题，事实上也完全没这种必要。毕竟眼下还远远未到能够客观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
有鉴于此，大家实在不必抱有过高期待，认为我们能够在这里给出玻璃球游戏的完整历史及相应理论知识；实话实说，就算是那些比我们德高望重、写作技巧比我们娴熟得多的作家，今时今日也不可能做到这些。这项任务必须留待未来，等待真正能够完成此事的人来完成——前提是，在那之前，相关文献资料没有丢失，且人类的思想并未因为某些原因显著降低。此外，大家更不应将本书视作玻璃球游戏教科书，像这样的一类书籍，是绝对不可能写得出来的。须知，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早已规划妥当的学习路径之外，人类不可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学会玻璃球游戏的游玩规则，学习这一游戏需要多年时间，没有任何捷径可走。而且，对于那些已经学会的人而言，没有谁会对“让这些规则变得更容易学习”这件事感兴趣。
上述规则，即游戏的符号语言和语法，本质上是一门高度发达的隐语，由若干科学类目与艺术类目彼此巧妙交融、统合后构成，其中占到最大份额的，乃是数学与音乐（或谓之曰音乐科学），这门语言能够表述出几乎所有学科的内容和结论，并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故此，玻璃球游戏是统合了我们文化中所有内容与价值的游戏，它的游玩对象恰是它们全体，诚如某位画家在自己艺术创作全盛期的游玩对象，是他调色盘上的全部颜色一样。人类在其创造力的鼎盛年代催生出的各种知识、各种崇高思想、各种艺术作品，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一切，以及创造期结束之后，紧随而来的学习、沉思、反思年代引入的一切概念、理念与研究成果，这一切经过吸收、提炼、改造得来的一切精神财富，构筑成了一整块无比巨大、充满灵性价值的材料，这就是玻璃球游戏玩家的游玩对象。就好比管风琴需要由风琴师来负责演奏一样，玻璃球游戏玩家所演奏的这台管风琴，其完美程度几乎无法用常理来形容，它的键盘和踏板可以俯瞰整个灵性宇宙，它的音栓
几乎不计其数，理论上讲，整个灵性宇宙囊括的所有内容，皆可由这台乐器复现。这些键盘、踏板和音栓的设置，眼下已完全固定，再想改变其数量和排序，试图进一步完善它们，恐怕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通过加入新的内容来丰富游戏的语言，必须受到游戏最高管理部门的最严格限制，这一规定的存在是可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在这固定不变的庞杂结构内部——不妨继续拿我们一直在使用的管风琴进行类比——在这台巨大管风琴的复杂机械内部，每位玩家都被赋予了排列、组合整个灵性宇宙全部可能性的权限，在一千次严格执行的游戏当中，哪怕想要找出两次不仅仅在表面上相似的游戏，都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即使碰巧有两位玩家将完全相同的一小部分主题区域作为他们的游玩对象，这两次游戏的呈现与流程也必然大相径庭，其中决定性的差异，取决于玩家的思维方式、性格、情绪与技巧。
历史学家想将玻璃球游戏的滥觞追溯至多远，想将其诞生之前的历史梳理至多久，完全由他本人的想法来决定。诚如所有伟大思想一样，其无所谓开始，亦永不会结束。我们发现，玻璃球游戏作为一种思想源流，作为一种期许与愿景，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古早年代都能寻得端倪，比方说，在毕达哥拉斯
的思想中，接下来，在古代文明的晚期
、信奉古希腊——诺斯替主义
的圈子里，在古代中国也能找到，随后又在阿拉伯——摩尔人
文化生活的几个高峰期出现。玻璃球游戏诞生之前的历史不断向前延展，途经经院哲学
和人文主义
，导向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数学家学院
，直至浪漫主义哲学
，以及诺瓦利斯
那些形如魔法幻梦般的如尼符文
。每一次朝着“知识的总和”
这一理想目标前进的灵性律动，每一座柏拉图式的学院，每一场知识精英的聚会，每一次让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之间达成和解的尝试，每一次在科学与艺术抑或科学与宗教之间达成和解的尝试，上述一切都基于同一个永恒理念，玻璃球游戏为我们所形成的，也正是这一永恒理念的具象。古往今来，诸如阿贝拉尔
、莱布尼茨
、黑格尔
这样的大哲，早已对玻璃球游戏所对应的梦想洞若观火，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试图将灵性宇宙收拢在高度凝聚的某个系统之中，将文化和艺术所拥有的生动美感，与崇尚严谨、精确的科学所催生出来的神奇力量结合起来。在那个时期，音乐和数学的发展几乎同时登峰造极，成就了无数经典，两门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进行得十分频繁。向前回溯两个世纪，在库萨的尼古拉
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拥有同样意境的句子：“灵性，化自身为潜能，即以潜能之形貌衡量万物；首先，此形貌独具绝对之必然性，唯以此为前提，方可凭借至纯至简之法则，筹算万物于股掌之上，诚如神之所为；其次，此形貌亦令自身独具联结之必然性，唯以此为前提，方可凭借其显形之无两，筹算万物于股掌之上；最后，此形貌亦反作用于潜能自身，令其固化成型，唯以此为前提，方可凭借其存在本身，筹算万物于股掌之上。须知灵性亦具象形，故此，亦可借由类比之法衡量万物，兹用无穷数字、几何图形，正与之相仿，筹算万物于股掌之上。”顺带一提，尽管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库萨的尼古拉的这段思考，所指的几乎就是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或者换种说法，我们的玻璃球游戏与此处的思考游戏是相呼应的，且很可能发端于类似这段思考游戏的哲思方向，但玻璃球游戏与库萨的尼古拉的关联却远不止于此；实际上，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好几处，甚至许多处类似的思考。库萨的尼古拉对数学的喜爱和他所拥有的将欧几里得几何学
的图示及公理，作为带有说明性质的譬喻，应用到神学——哲学概念上的能力，以及通过这一过程所获得的快乐，似乎也非常接近玻璃球游戏玩家的游玩心态，有时，甚至连他所使用的拉丁语（其中不乏他随心所欲发明出来的词汇，但还不至于被任何懂拉丁语的读者误解）也会令人联想起玻璃球游戏语言所具备的那种供玩家自由发挥的可塑性。
恰如我们这篇介绍型文章的引言部分已经明确表述过的那样，艾尔伯图斯·塞孔铎斯
乃是不折不扣的玻璃球游戏先祖之一。而且，在无法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进行证明的不利条件下，我们仍坚持假设，该游戏的核心思想，同样支配着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那些相当有学问的音乐家的创作思路，因为他们的音乐作品都是以数学上的大胆空想为基础的。在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些文学作品中，大家时常能够看到这样一类传说：学者、僧侣，要么就是醉心于思维游戏的贵族们，他们设计出各种充满灵性与魔力的智慧游戏，并且玩得不亦乐乎。以对弈形式进行的棋类游戏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棋类游戏的棋子与棋盘设计，除了表面上的游戏定义之外，往往还拥有各种秘而不宣的深层含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在那些针对各种文明起源时期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据当时的各种故事、传说记载，音乐这门艺术，总是会被赋予一种具有支配地位的神秘力量——音乐能够支配人的灵魂，能够支配整个民族的命运，其力量远远胜过其他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因此，音乐成了这些早期文明的隐秘统治者们必须学习并遵守的准则，成了国民及其对应国家的法规法典。人类直接受到音乐的统治，从而过上天堂般的理想生活——从最早的远古中国神话，一直到古希腊传说，上述观念始终都在发挥作用。玻璃球游戏与上述对音乐的崇拜之间，有着最深切的联系（“在永恒的流变中，总有歌曲的神秘力量在向尘世间的我们问好。”
——诺瓦利斯）。
纵使我们现在承认玻璃球游戏的观念是永恒存在的，即它早在真正得以实现之前，就一直存在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可是，它以我们眼下所熟知的形式存在，却也依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脉络可循。我们试图在此简要论述其中最重要的阶段。
在这场灵性运动所取得的大量成果当中，最为关键的两项，无疑是创立玻璃球游戏团体，以及成功建立起玻璃球游戏体系。运动开始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由文学史家普林尼乌斯·齐根哈尔斯
经过极其透彻的调查研究后最终确定下来的，其名称亦由他来订立，即所谓的“专栏时代”。这样的名字无疑是漂亮的，但也是危险的，总是会在不知不觉间，诱使人们不甚公平地去看待过去人类生活的某些特定状态，实话实说，“专栏时代”绝对不是个没有思想的时代，甚至可以认为是个思想上百花齐放的时代。可是，根据齐根哈尔斯的说法，那个时代并不知道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思想，或者换种说法，不知道应该如何在国民日常生活和国家经济结构中，为这些思想分配适当位置，从而发挥出相应功用。坦率地讲，我们对那个时代知之甚少，尽管它是构成我们今天灵性生活几乎所有特征的培育土壤，一切都是从那个时代生长、发育起来的。根据齐根哈尔斯的说法，那是个极其“小市民”的时代，是个向影响广泛的个人主义宣示效忠的时代。当我们以齐根哈尔斯描述中所列举出来的关于那个时代的具体特征为依据，尝试对当时社会的整体氛围加以概括时，至少可以确信，齐根哈尔斯列举出来的这些特征，既不是肆意编造出来的，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夸大和矫饰，因为它们早已被这位伟大的研究者用无数的文献和其他文件予以证实了。我们选择加入这位研究者的行列，因为他是唯一真正认真研究“专栏时代”的人物。请不要忘记——对距今已经非常遥远的那些时代的错误或陋习嗤之以鼻，是轻率且愚蠢的行为。
中世纪结束之后，欧洲灵性生活的发展，似乎出现了两个主要趋势：其一，思想和信仰从一切权威所施加的影响中彻底解放出来，即当理智重新感知到自身存在、产生足够的自主意识之后，以成熟的态势对抗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与之展开一系列激烈的斗争；以及——另外一个趋势——虽隐秘但热情地寻求理智自由的合法化，寻求某种来自其内部并与之契合的新权威。概括地讲，我们恐怕可以断言：在为了两个本质上相互矛盾的目标而进行的拉锯战结束之后，灵性生活赢得了这场天人交战式的内部斗争。至于得胜的收益是否超过了过程中无数的牺牲、我们目前的灵性生活秩序规划得是否足够完美、这一秩序是否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长到使之前经受过的所有痛苦、危机与异象——从异端审判和实施火刑，到许多以发疯或自杀告终的“天才”的凄惨命运——最终都能被视作有意义的牺牲，像这样一类问题，我们是不允许去问的。历史已然发生——不管其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它当年不发生是否会让现在变得更好；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所具有的种种“意义”，这些统统不重要。无论如何，人类为灵性生活的“自由”所进行的斗争就是这样发生的，在此前提下，大家一路高歌猛进至随后的“专栏时代”，已经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终于招致了这样一项后果：灵性生活所享有的自由，膨胀到了无以复加、闻所未闻的地步，因为它一方面已经完全克服了天主教会的大家长式专制，另一方面也已部分克服了国家的管控。可是与此同时，这份自由始终没能找到一套由其亲自制定并能给予充分尊重的真正准则，因此它也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新权威，无法取得合法地位。齐根哈尔斯向我们讲述了一些那个时代堕落、腐败、自暴自弃的例子，有一部分确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必须承认，被那个时代的人们称为“专栏”的一系列产物，实际上是无法对其进行明确定义的。仅从表面上看，这类产物显然经过精心炮制，面向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是每日发行的报刊内容当中尤其受欢迎的一部分，构成了那些亟须接受可持续性教育的普通读者的主要精神食粮。专栏内容无疑是很丰富的，在报刊上开设的“讲座”——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儿，应该是“闲聊”——涉及的知识门类足有上千种之多。专栏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多半辛辣，嬉笑怒骂是很常见的现象，当中相对较聪明的那帮人，经常拿自己的作品开玩笑，甚至将自己直接拿来作为文章中的笑料，对于上述现象，齐根哈尔斯在接触过许多此类作品之后，至少能够确认这样一项事实，即这类自我嘲弄型的专栏作品，单就其内容上而言，往往是很难理解透彻的，仅从显露出来的创作态度上，可以判断出其作者普遍具有较明显的自嘲倾向。实话实说，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这些大批量炮制出来的专栏文章中，多少都会包含一些讽刺和自我嘲弄的成分，想真正理解它们，首先就必须找到进入其中的钥匙。纵观这些嬉笑怒骂小品文的生产者，有些属于报刊编辑部的职员，有些则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甚至经常被称为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也隶属于学术界，其真实身份通常是颇具名望的大学讲师。这类专栏文章中流行的内容，往往是社会上知名男士和女士们的日常生活逸事，以及彼此之间的通信摘抄，大体上会使用如下一类标题：《弗里德里希·尼采
与1870年前后的女性时尚》或者《作曲家罗西尼
最喜爱的菜品》，又或者《试论狮子狗在知名交际花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等等。此外，读者们也喜欢对当今达官显贵们之间的闲聊话题进行历史性反思，例如《数世纪以来的点石成金梦》或者《针对气候的化学——物理影响之实验》等成百上千种议题。仔细读一读齐根哈尔斯所列举出来的这些五花八门的闲聊文章题目，我们就会发现，不少人选择将这类文章作为精神食粮，必定要从每日发行的报刊里翻出来狼吞虎咽一番，其实称不上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恰恰相反，那些有名望、有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作家，竟然必须“服务”于专栏写作，对琐碎、低俗、规模庞大的普罗大众式文化消费提供协助，这才是真正值得惊讶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服务”这个词，当年也曾被拿来说明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在“专栏时代”，时不时地就会兴起一阵以当时流行的议题向社会知名人士发问的访谈式写作，这类文章往往特别受欢迎，齐根哈尔斯的相关著作中，专门为此现象准备了一个章节，以便对其加以梳理。比方说，知名化学家或者钢琴演奏家受邀前来谈论政治，又或者由受欢迎的演员、舞者、体操运动员、飞行员甚至诗人来探讨单身的好处与坏处，以及经济危机的假定成因等。撰写这类文章，唯一的重点就是将某个众所周知的人名跟时下最热门的话题绑定在一起，内容大可以随心所欲乱写：齐根哈尔斯在其著作中引用了数百个实例，其中部分内容让人触目惊心，读后难免会令人感觉错愕。正如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在所有这些光怪陆离的专栏文章中，可能混杂了大量讽刺性内容，甚至很可能包含恶魔般的绝望讽刺。不过话说回来，毕竟没有身在那个时代，我们也只能尽量进行一些设身处地的想象：当年那些看似非常喜爱阅读报刊的读者，无疑是以真正严肃的态度，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专栏所提供的一切，自然也包括其中一切光怪陆离之处。比方说，一幅名画易手，一份珍贵手稿被拍卖，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堡毁于大火，要么就是哪位继承了古老贵族之名的大人物意外卷入了某起丑闻之中，读者们不仅能够从当天发表的成千上万篇专栏文章中了解到当下发生的一切，还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或者隔天收获大量围绕各自关键词的名人逸事、历史背景、心理分析、情色周边等各种讯息。每一起日常事件都伴随着大量急不可耐的文字，它们以事无巨细的全景视角奔涌至广大读者面前。所有这些讯息的运输、筛选及成形，都带有批量化生产、不必承担任何相关责任的大众商品印记。此外，专栏之中似乎还囊括了某种游戏，读者本人也要亲身参与，通过玩这种游戏来激活自己被过度灌输的各种知识；齐根哈尔斯曾经针对“纵横字谜”这一奇妙主题，撰写了一则篇幅颇长的说明文，对该游戏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在那个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大部分都从事着艰苦的劳动，过着无比艰难的生活——他们在空闲时间里总是会将身体缩成一团，弯腰屈背地注视着这些由字母和空格堆积而成的横行与纵列，依照特定的游戏规则，用字母来填充这些空格。在思考与“纵横字谜”相关的问题时，我们务必得小心在意，不要只看到它荒谬或者疯狂的一面，不仅如此，我们也没必要嘲笑它。实际上，醉心于这些充满孩子气的猜谜、填词游戏的人，绝不是天真无邪的孩童，也不是能够无忧无虑享清福的闲人；恰恰相反，他们往往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困守在政治、经济与道德的危机之中，亲历许多次可怕的战争，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质、腐败、坍塌，如同置身于一场大地震的震中位置，并因此而感到无限恐惧。他们所玩的这种小小填词游戏，当然并非悠闲自在、毫无实际意义可言的孩童玩意儿，反而完全符合他们自身最迫切的需要：在内心深处紧闭双眼，遁入某个尽可能纯真无瑕的虚构世界里，躲避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逃避对即将到来厄运的恐怖想象。他们锲而不舍地学习如何驾驶汽车，玩高难度的纸牌游戏，着了魔似的致力于解开各种纵横字谜——因为他们在死亡、恐惧、痛苦、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抵抗力。如前所述，他们已经不再能够从教会那里得到安慰，他们已经失去了精神上的指引。他们读了那么多文章，听了那么多讲座，却不打算真正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使自己强大起来，对抗恐惧，对抗自己内心深处对死亡的畏惧。他们心惊胆战地苟活着，沉沦于当下，不相信明天。
除此之外，充斥于社会各界的大量专题演讲，也是这类专栏较为重要的变种之一，因此，我们也必须在此稍加论述。在那个时期，无论是身居象牙塔内的诸多专家和学者，还是在文化界各个圈层沉浮的所谓文化人，都曾以中产阶级市民为主要对象，举办过海量的演讲。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中产阶级市民对那些早已失去实际意义的往昔文化观念，依旧抱持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就演讲本身而言，不仅包括在特定节日、特殊场合的集会上所进行的讲话，即预先准备好演讲稿的个人演讲，还包括参与者们相互之间进行激烈讨论的开放式演讲，即所谓的论坛或者座谈会。演讲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几乎多到令人费解的地步。在那个时期，一位居住在中等规模城市的小市民先生或他的妻子，每周至少有一次参加座谈会的机会；相比之下，住在大城市的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去听各种不同主题的演讲，且演讲形式也更为多样化。这些演讲包括对艺术作品，对诗人、学者、科研人员、环球旅行等议题发表各种理论与见解。主讲人高谈阔论，听众则大多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聆听状态。尽管演讲内容与听众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关联——因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听相应演讲的人士，至少也是对演讲主题感兴趣的——且这类演讲通常不会禁止听众发言，但听众毕竟水平相对业余，相关知识的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否则他们也会去做主讲人了），当众发言所需的心理准备同样不足，又碍于对演讲技巧本身不怎么了解，不得不一直保持沉默，令会场气氛显得极为高雅、严肃。不过话说回来，当然也有一些整体气氛轻松有趣、演讲内容妙趣横生的主题讲座，比如绘声绘色地讲述文豪歌德是怎样穿着蓝色燕尾服走出驿站马车
、如何跟斯特拉斯堡
或者威茨拉尔
的美丽女孩潇洒地谈一场恋爱，或者干脆畅谈阿拉伯文化，演讲过程中时不时地抛出一些名言警句、摩登词汇，犹如在摇盅中一轮接一轮地掷骰子，只要运气好，听众能够大致听懂这些俏皮话的意思，就能博得满堂喝彩，如此一来，这次演讲就算是成功了。除了上述之外，小市民们还经常参加读书会，听所谓的专业读书人介绍国内外的各种作家作品，有些作家极度知名，有些则十分冷门。实话实说，作为听众，他们基本上没怎么读过读书会介绍的那些著作，而且以后也不打算去读，他们纯粹就是过来听一听演讲，盯着投影屏幕上大幅的作家照片发呆。对他们而言，读书会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晦涩难懂的，诚如他们在阅读报刊专栏文章时所感受到的一样。专题各不相同的演讲，就仿佛由互不相干的各种知识碎片汇聚而成的汪洋大海，他们对其中每一块碎片的内容都不怎么理解，又偏要在这片汪洋大海中遨游，过程当然无比艰辛。长此以往，普罗大众难免会生出逆反心理，不只对专栏，甚至对所有文章、文字都产生了怀疑。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是很可怕的，抛开书本、回归自然的反动思想开始萌芽，放弃文化领域追求，以苦修主义心态去过一种舍弃欲望生活的理念逐渐发展茁壮。刚开始时，这类运动的发起者与参加者还秉承着低调行事的主张，只在极小的圈子内部开展相应活动。哪曾想到，由于普罗大众的反文化热情极度高涨，反对者们的力量日趋强大，很快就汇成了一股股洪流，变成了完全公开、席卷社会各个角落的风潮，并且从最初的为了反对而反对，迅速转变为有着明确目标的理念斗争，喊出了培养新一代文化人、重建普罗大众社会地位的口号。
撇开混乱的晚期现象不谈，当时那个年代，灵性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显得生机勃勃，给人的整体印象非常严肃，其目标几乎永远都是崇高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灵性生活多多少少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状态，弄虚作假的情况同样不在少数，时至今日，我们往往将之解释为心理上的恐惧症所带来的后果。如前所述，这种恐惧症在“专栏时代”的晚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当某个长久以来似乎都很成功、社会面上欣欣向荣的时代行将就木时，大量衰亡的征兆开始显现，猝不及防之间，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就陷入了极度绝望的境地：经济开始出现危机，政治和军事冲突不断。于是，人们的怀疑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怀疑世界是否还有机会回到正轨，怀疑人类是否还有力量去改变些什么，怀疑个体的尊严是否还有必要去维护，没错，人们甚至还会怀疑自身的存在意义。尽管如此，与那个行将就木时代的无数衰亡征兆相呼应，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精神文化领域的伟大成就。时代临近尾声时，相关领域的发展往往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为后人留下大量宝贵的遗产，其中一项遗产尤其令我们心怀感激，即音乐科学的萌芽。然而，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历史编纂领域普遍存在的一项规律：无论身处于哪个具体的年代，当时的人们基本上能够很轻松地将过去任何一段时期内发生的历史事件，以断代史的方式，纳入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中，历史编纂者们可以用十分巧妙的手段来编排这些与当下相隔已久的事件，对细节加以粉饰，选择不同的叙述角度，将其记录得公正、客观又感人；可是，想让同样的一群人去书写、去记录、去概括亲身经历的现实，将当下发生的一切作为历史事件来加以诠释，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最可怕的怀疑与绝望，恰恰会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在那个时代也是如此，他们目睹了如火如荼的反文化运动，普罗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下降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运动开始之前取得的文化成就逐渐被破坏殆尽。与此同时，他们终于发现——顺带一提，这是一个自尼采哲学正式诞生之日起就无处不在的发现——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文化周期已步入尾声，朝气蓬勃的发展早已逝去，创造性所剩无几，文化的末日近在眼前。转眼之间，知识分子们全都意识到了上述现实，于是，其中许多人开始进行理性分析，尽量运用客观、坦诚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试图解释当下出现无数衰亡征兆的原因，试图以此来安抚世人的恐慌情绪：形如精密机械般的乏味现代生活、伦理道德上的严重堕落、各民族普遍面临的信仰崩塌现象、艺术创作实践的虚伪造作。一切恰如那篇内容惊人的古代中国寓言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靡靡之音”
已经奏响。不过话说回来，这整个过程的推进，在当时人们的眼中看来，其实是极为缓慢的。文化的毁灭就好比一台无比巨大的管风琴，在结束正常演奏之后，其低音部分仍在持续不断地振荡、回响，需要连续静置数十年之久，才会迎来彻底的终结。可是在此之前，这如同“靡靡之音”般的低音，早已席卷中小学校、报刊编辑部、大大小小的学院与学术机构，令这些与文化相关的地方统统散发出腐朽气息；它早已滋扰过大部分通常意义上而言仍然称得上严肃、真诚的艺术家与批评家，令他们陷入长期忧郁的状态，或者干脆彻底发狂；凡是艺术所能触及的领域，它一个也不会放过。
它是个十分恐怖的敌人，入侵已正式开始，驱逐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因此，为了与它展开长期对抗，或者至少免受其折磨，知识分子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部分人干脆直接缴械投降，采取默认其存在的态度，看似心平气和地容忍这残酷的现实——实话实说，对于这部分人而言，这恐怕是最好的选择。另一部分人否认其存在，选择自欺欺人，不承认当代文化已走向衰亡，可是，这部分人的行为，恰恰给支持文化衰亡学说的文学预言家们提供了不少便于下手的攻击点。此外，那些与上述文学预言家针锋相对的人士，通常会在小市民群体中收获不少声望，取得一定影响力。这是因为基数庞大的中产阶级市民根本无法接受文化衰亡的现实，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昨天明明还牢牢把握着的文化，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文化，怎么可能已经衰败、灭亡，怎么可能已经没有未来了呢？大家普遍喜爱的学问、普遍喜爱的艺术，转眼之间就被说成虚假的学问和虚伪的艺术，这种现象对于小市民们而言，其粗暴无礼、不可容忍的程度，简直不亚于通货膨胀和制度革命对他们拥有的财产所带来的威胁。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在面对无处不在的衰败气息时，采取的是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他们结伴去跳舞，在舞池中尽情发泄；他们公开宣称，任何对未来的关切都是老古板式的愚蠢；他们撰写言辞激昂的专栏文章，高歌近在眼前的艺术、科学、语言末日。他们在自己用纸张构筑而成的专栏小世界里，怀着某种自杀式的狂热欲望，大谈人类文明的彻底堕落、人性观念的整体破产。不仅如此，他们还展现出无限夸大的倾向，仿佛他们以玩世不恭的镇定自若或桀骜不驯态度所审视的，不只是艺术、文化、道德、伦理的衰亡，在他们口中，甚至连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一切都在走向灭亡。对于本性良善的人们而言，盛行的无非是一种充斥着忧郁与感伤的悲观主义；对于性格恶劣的家伙们而言，这种悲观主义无疑是恶毒、讥诮且幸灾乐祸的。总之，在文化能够真正进行自我反省与转型之前，必须先通过政治和战争手段，对幸存下来的东西进行拆解，对世界和道德观加以某种特定改造。
不过，上述文化在转型期的数十年时间里，倒也没有进入休眠状态，反而恰恰在其衰落过程中，在明显已经被艺术家、大教授和专栏作家们弃之不顾的情况下，借由少数人的良心发现，达成了最敏锐的觉醒与自我反省。实际上，即使在专栏创作的鼎盛时期，各地也已普遍存在着决心忠于灵性生活基本良心的个人和小团体，为了文化的未来，他们通过各个渠道的不懈努力，力求保全文化所辖范围内的各种优良传统、规则和方法论的精华，以及与知识分子道德相关的种种核心内容。根据我们今天所掌握到的资料来看，自我反省、反思，以及自觉抵御腐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两个群体当中。其一是音乐史相关领域——学者们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中得到了庇佑，因为这门学科当时正处于发展的高峰期，拥有足以与专栏文学相抗衡的显赫势力，甚至在专栏世界里也形成了两个后来变得十分有名的专题研究小团体，其洁身自好、严谨规范的创作手法堪称模范，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些小团体虽然微不足道，却格外勇敢，愿意为崇高的理想奋斗。就连命运之神也仿佛被他们的诚意所感动，主动伸出援手，在那最暗淡无光的时代，牵引出了那个令所有人都倍感惊喜的奇迹。虽然事件本身纯属巧合，可是这样的事情竟然真的会发生，也确实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来自神明的首肯：在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儿子弗里德曼
遗留下来的物什当中，竟然又找到了十一本巴赫手稿！抵御堕落的第二个主要群体，是东方旅行者组成的联盟，该联盟的成员所追求的并非智力上的修为，而是精神方面的磨砺，即虔诚与敬畏方面的磨砺——从东方旅行者群体所奉行的方法论中，我们如今的灵性修炼模式，以及玻璃球游戏的玩法，均得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尤其在冥想这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脱胎于他们。除此之外，东方旅行者们也分享了对我们文化的根本性质，以及其继续存在下去可能性的独到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见解与其说是借助了我们所熟知的科学分析方法取得的成果，倒不如认为是他们直接通过古老秘仪完成的具体实践，以极为神秘的方式进入遥远的古代时空，亲身体验过当时的文化之后所给出的经验主义总结。比方说，他们当中有一些音乐家和歌手，的确有能力以完美且纯粹的古老演奏、演唱方式，来表演过去一些时代的音乐作品。举例而言，他们可以用非常精准的手法弹唱一首1600年或者1650年创作出来的曲子，就仿佛此后年代里，音乐领域的一切时尚风潮、一切优化细化、一切精湛技巧都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他们还不知道似的。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行为可谓闻所未闻的惊人壮举，因为当时的人们对力度
和高音的追求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几乎主宰了所有音乐创作，听众们醉心于高超的演奏技巧，醉心于指挥家们的“巧思”，反而忽略了音乐本身；据史料记载，当某个东方旅行者组成的交响乐团，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奏亨德尔
之前时代的一部组曲时，部分听众声称自己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演奏方式，可是，另一部分听众却表示听进去了，并且听着听着就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真正的音乐——完全依照最原始的乐谱来演奏，没有任何夸大或削弱，带着另一个时代、另一处世界特有的淳朴与真诚。联盟的其中一位成员，还在位于布雷姆加藤
和莫尔比奥
之间的联盟大厅里，建造了一台巴赫式管风琴
，这台管风琴制作得极其完美，简直就跟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亲手打造的一样。甚至可以说，只要能够证明大师当年曾经出现在相同的地点，且有证据表明他有打造这台管风琴的可能性，那就一定是他本人打造的。依照联盟中很早之前即已生效的规则，这位管风琴制造者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挪用十八世纪一位同行前辈的名字，自称为西尔伯曼
。
随着时间线逐步向前推进，我们已逐渐接近今日文化概念诞生的源头。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学科，包括音乐史与音乐美学，紧接着就是数学领域的一次大跃进。东方旅行者们的智慧，同样为这些熊熊燃烧的新生火焰添上了助燃的灯油。值得注意的是，与音乐领域涌生出的各种新概念和新阐释有着最紧密联系的，恰恰是人们对文化衰亡问题所抱持的勇敢抵抗之决心：这种决心同时包含着振奋作用，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不甘心。上述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多说无益。总之，对文化采取的这种新态度，或者说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这种新定位，造成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导致大家最终广泛放弃了新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性生活与世俗琐事逐渐分道扬镳，以及——同样最重要的后果，或曰这一切结出的硕果：玻璃球游戏。
对玻璃球游戏的发端带来最大影响的，无疑是音乐科学的深化，这一趋势早在1900年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当时正值专栏写作的鼎盛时期。作为音乐科学的传承人，我们坚信自己对创作于伟大创造性世纪的那些音乐作品，尤其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音乐作品，比所有之前年代（包括创作出古典音乐的年代本身）的人们了解得更清楚。不仅如此，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甚至比过去的音乐大师们理解得更深，即使这些音乐作品实际上是由他们亲手创作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些后人与古典音乐的关系，跟创造性世纪的大师们本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代人对真正伟大的音乐作品所抱持的精神化崇敬，并不能彻底摆脱围绕着我们的不甘心状态酝酿而成的忧郁情绪。创造性世纪的大师们在创作音乐作品时，总是能感受到一些可爱又天真的情愫，这类情愫跟我们这个时代铺天盖地的忧郁情绪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往往倾向于羡慕他们在创作时所感受到的快乐，然而这种快乐的产生，却有着不可回避的先决条件，我们反而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与其呼应的条件，即这种创作本身是建立在足够漫长的积累与铺垫上的，也有相应的宿命需要去承担。几代人以来，我们已经不再像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在做的那样，将哲学或者诗歌视作自中世纪末期以降直到伟大创造性世纪结束的这数百年时间里，人类文明所传承下来的最伟大、最持久的成就。相应地，我们选择将数学和音乐视作从文艺复兴初期一直延续至今的最重要成就。自从我们——至少在整体上——放弃了与那几代人进行创造性竞争以来，自从我们同样放弃了对音乐创作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和音追求的崇拜，放弃了纯粹依靠感性来实现的力度崇拜以来（这两种崇拜在自贝多芬、自浪漫主义初期开始的两个多世纪时间里，一直主导着人类的音乐实践），我们相信——当然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以我们自己那些尽管缺乏创造性，尽管颇显突兀，却足以令人敬畏的方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清楚、更为正确地看待自己所继承的那套文化的本来面目。如今，我们已不再拥有过去那些时代的旺盛创作欲；上溯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那一阶段的音乐能够长久不变地保持自身风格的纯粹性，由当时的大师们所创作出来的大量音乐作品，几乎全部都是臻于完美的经典名作，其中貌似根本找不出哪怕一丁点儿腐化堕落的气息——对于我们而言，这项事实几乎难于理解。十八世纪，这个已经开始堕落的世纪，仍然拥有足够的活力，层出不穷的风格、时尚与流派，如烟火般尽情绽放，尽显出一派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尽管其生命周期大多也形如烟火般短暂，却始终能在盛放时焕发出足够的自信——不过话说回来，通过今日被称为古典音乐的这一音乐门类，我们深信自己已经理解了那几代人的秘密、精神、美德与虔诚，并且愿意将这一切作为我们自身的榜样。比方说，我们今天对十八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者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基本上已经很少给予关注，甚至对其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在巴赫所创作的大合唱、基督受难曲和前奏曲里面，却切实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最后一次升华。
除此之外，我们的文化与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还存在着另一个古老的、值得景仰的模式——这同时也是玻璃球游戏本身始终保持了高度尊重的模式。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样的历史知识，在古代中国充满传奇色彩的“先秦”
时期，音乐在国家和宫廷生活中被赋予了主导作用；音乐的繁荣意味着文化与道德的繁荣，甚至直接意味着国家的繁荣；各个国家的音乐大师们，必须坚决守护“古曲调”，监督其传承，保证其纯粹性不受任何外界力量侵犯。相应地，“礼崩乐坏”无疑是政府和国家衰亡的标志。当时的作家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可怕故事，都是跟受到当时民众广泛抵制、与“天道”格格不入的堕落曲调相关的。比方说，清商
和清角
这两个曲调，即所谓“靡靡之音”，一旦在王宫里奏响这类亵渎性的曲调，天空马上就会变暗，城墙开始震动，继而坍塌，王朝和国家也随之毁灭。古代的中国作家们讲了很多相关的内容，我们在此仅引用吕不韦
《春秋》
与音乐相关篇目中的几段话。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生两仪，两仪出阴阳。
……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
……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
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
……
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
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
……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
这位中国人流传下来的上述名言警句，相当清楚地指出了一切音乐的起源，以及如今几乎已经被世人完全遗忘的音乐本质。在史前时代，就跟舞蹈，还有其他任何一种艺术活动一样，音乐实际上等同于施法手段，属于历史极为悠久的、合法合规的施法方式之一。音乐起源于节奏（拍手，跺脚，击打木头，最原始的鼓点），是一种强而有力、行之有效的技巧，得到过反复验证。借助音乐，可以让很多人“合拍”，让他们的呼吸、心跳和精神状态保持在相同节奏上，从而鼓励人们自发自觉地去召唤某种永恒的力量，鼓励他们去跳舞、竞争、打仗，鼓励他们去参与各种神圣的仪式。这种原始、纯粹、彰显出灵魂原初力量的本质特征，即所谓的魔法特征，在音乐中留存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艺术门类都要长久得多；对此，大家只需要稍微留意一下历史学家和作家们在他们著作中的相关说法，回顾一下他们著作中关于音乐的那部分论述，结论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从古希腊人作品到歌德的小说，莫不如是。不仅如此，音乐在行军和舞蹈方面，至今仍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音乐发挥的作用极具实践性，可以说从未失效过。——可这并非我们目前正在探讨的话题，所以还是言归正传吧！
现在，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玻璃球游戏正式开始阶段最值得了解的一些内容。首先，它似乎是在德国和英国两地同时出现的，在这两个国家都是作为带有明显游戏性质的休闲活动而存在，参与者基本上是当时定期前往参加新兴音乐理论研讨会的音乐学者和音乐家们，而且，游戏完全是在小圈子里展开的。假如我们将玻璃球游戏最初的游玩状态，与后来乃至现在的游玩状态相比较，很容易就会发现这样一项事实，即这种比较本身，很像是将一份公元1500年以前的古老乐谱，以及这份乐谱中的原始音符——顺带一提，当时的音符组合之间甚至连小节线
都没有——跟十八世纪完成的乐谱相比较一样，两者之间的差别无疑是巨大的。实话实说，早期玻璃球游戏与后来游戏的差别，甚至比这还要大得多，更像是拿古老乐谱跟十九世纪乐谱进行比较，后者之中充斥着大量混乱不堪的缩写符号，诸如力度、节奏、分句
等，其庞杂程度常常使得印刷这类乐谱成为一种困难无比的技术性问题。
早期的玻璃球游戏，不过是音乐专业学生和音乐家们用来锻炼记忆力、训练元素组合能力的一种练习手段，诚如前文所述，甚至早在此地的科隆音乐学院
“发明”出玻璃球游戏，并且给它起了如今这个名字之前，英国和德国就已经有人玩过它了。科隆音乐学院时期所取的名字，在经过了这么多代人之后，依旧沿用了下来，尽管如今的游戏玩法跟当初相比已截然不同，几乎可以说是跟玻璃球本身毫无关联了。
玻璃球游戏的发明者巴斯蒂安·佩罗特，卡尔夫
人士，是一位总是会冒出各种异想天开想法的音乐理论家，是个非常聪明又很好相处的人。正是他开创性地用玻璃球代替了字母、数字、音符，以及其他各种图形符号。在“发明”玻璃球游戏的过程中，佩罗特还顺带写出了一篇名为《对位法
的盛与衰》的论文。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科隆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都在玩一种规则上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游戏，最基本的两人玩法如下所述。首先，其中一名玩家需要朝对方大声喊出某部古典音乐作品中的任意主题或者开头部分。喊的方式颇为讲究，不能使用日常惯用的语言，必须用自己专业的各种缩写组合来加以表述。这些组合是经过高度浓缩简化的，很快就能喊完，而且表意极为准确，且因为玩家本身都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彼此之间完全可以相互理解。喊完之后，对方必须马上以同样方式来回应。至于回应的具体内容，要么是这段乐谱中紧接着的一段，通过继续喊出缩写组合的方式，将作品如此反复接龙下去；更高级的玩法则是对位法式回应，即必须使用较高或较低的音调，以类似对位法技巧的相应主题来呼应。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即兴演奏练习，同时还能锻炼记忆力，在许茨
、帕克贝尔
以及巴赫的年代，类似的练习可能在指导学生进行对位法学习时一度流行过（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理论化的公式，也没有高度专业化的缩写，而是直接用羽管键琴
、鲁特琴、长笛或者歌声来进行实践），至少在方法论上是极其相似的。至于巴斯蒂安·佩罗特，他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手工艺之友”，曾经按照古人流传下来的方式，亲手制造了好几架钢琴和克拉维卡琴
，他很可能是东方旅行者们当中的一员，传说他会用一种早在1800年时就已经失传的古老方式来演奏小提琴，使用的是高拱形琴弓
，弓毛的松紧需要随时用手指来进行调节。——佩罗特模仿小孩子们玩游戏时使用的那种构造极其简单的球串计数器，制作出了一个框架，在里面逐一系紧好几十根金属丝。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在这些金属丝上面串起不同大小、形状和颜色的玻璃球。金属丝对应谱线，珠子则对应了音符，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符号。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成功以玻璃球为载体，建立起了一整套音乐专用的语言，或者说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谱曲法，还能够通过改变玻璃球的种类、调整玻璃球在框架上的位置等手段，拓展它们的表达，让原本固定的组合不断发生变化，随时在各种组合之间进行对照比较。单就技术层面而言，这套系统不过是小孩子玩意儿罢了，原理非常简单，但学生们很是喜爱，同样的系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仿制，甚至连制造这种游戏系统本身，都成了当时很流行的一门技艺，它不仅传遍了欧陆，还漂洋过海传到了英国。较长的一段时期里，音乐专业的日常练习，就是以这种原始又可爱的方式，在各个地方的学生们之间进行的。于是——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像这样一项长久存在、对整个人类文明意义非凡的重要发明，竟然从某件相对而言为时非常短暂、具体内容也无足轻重的细碎琐事中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那套脱胎自科隆音乐学院研讨会上学生们之间所玩游戏的复杂系统，那套从佩罗特挂满珠子的金属丝发展而来的复杂系统，迄今为止所使用的，还是当初广为流传的那个名字：玻璃球游戏。
过了二三十年，上述游戏在音乐专业大学生们当中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已弱化了不少，不过与此同时，它在数学家群体中却受到了极大关注，甚至可以说，过去在音乐领域内受到的喜爱，已经由数学领域正式接管了。游戏发展进程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显著特征，即它总是会被正处于发展鼎盛期或者复兴期的某门学科所青睐，这些蓬勃向上的学科，基本上能在其所辖范围内找到适合游戏的空间，对游戏加以认识，进行合理运用，并令游戏获得进一步发展。随着数学家们的出现，游戏被带到了全新的境界，被赋予了极高的流动性，在抽象概念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并且已经获得了某种类似于自我认知的个体意识，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它似乎已经懂得如何主动去找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了。自然，这一切都是跟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意识的普遍发展规律相匹配的，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后者已经成功克服了之前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恰如普林尼乌斯·齐根哈尔斯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晚期文化总算发现了自己在整个人类文明史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总算以略带谦卑的自豪态度，接受了自己当下的处境，形如上古晚期文明
，以及希腊化——亚历山大时期
的文明。”
齐根哈尔斯的部分暂时就这样吧。截至目前，我们算是对玻璃球游戏的历史做了一番概述，现在，我们要试着对其历史进行阶段性总结：可以明确的是，游戏所针对的玩家从音乐研讨会转向数学研讨会之后（顺带一提，这一转变在法国和英国甚至比德国更快），游戏本身发展极其迅速，没过多久，就已经能够使用特殊符号和各类缩写，来表达数学领域的复杂运算过程了；数学家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们，可以通过玻璃球游戏构建出来的各种抽象公式互相启迪思维，很方便地对游戏表述的数学原理展开更进一步的推导；研究领域不同的玩家，可以用游戏来向对方表述他们在这一细分领域内的学科发展轨迹，以及未来研究的各种可能方向。这套内容广泛涉及数学——天文学公式的游戏，要求玩家同时具备极为优秀的观察力、领悟力和精神集中力；哪怕在玻璃球游戏刚刚进入数学小圈子的那段时期里，对于数学家群体而言，“玻璃球游戏行家”这一称号，就已经是同行当中的超高评价了，拥有这一称号的数学家，往往享有卓尔不凡的声誉，数量上也可谓是凤毛麟角；在那段时期，“玻璃球游戏行家”实际上已正式成为“杰出数学家”的同义词。
不只数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这套游戏几乎被所有学科采用并模仿过，换句话说，玻璃球游戏的应用，几乎已涉及人类文明中的所有领域；至少在古典语言学和逻辑学领域，它的应用是早就得到了证实的。此外，在玻璃球游戏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去的同时，学科与学科之间，也借助这一普适性媒介，进行了充分的嵌套与融合。举例而言，当它被应用到对音乐价值进行分析量化考察的科研领域时，熟悉游戏的学者们，开始利用物理数学公式，对乐曲演奏的线性流程进行即时估值，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成果。紧接着，语言学也从游戏中获得了灵感，以物理学测量大自然中各种常量的特有方式来测量语言结构，带来了不少新发现；随后又是对造型艺术研究的介入——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很久以前，造型艺术就已经通过建筑学这门学科，跟数学建立起了联系。因此，玻璃球游戏只是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这三者之间的关联而已。走上玻璃球游戏的道路之后，玩家们持续不断地通过游戏获得新的抽象公式，然后又将这些新公式运用到各门学科之上，从而发现各种新的对应关系，找到各种新的类比，或者在某些规律上领悟到契合之处，并且以此为切入点，发掘出新的天地。事实上，每一门拥抱游戏的学科，都专门为它开创出了一套由各种公式、大量缩写符号及一切可能实现的排列组合构建而成的游戏语言；在世界各地的知识青年精英中，这套带有公式序列和公式对话机制的玻璃球游戏都大受欢迎。众所周知，这套游戏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训练方式，也不仅仅是闲暇时的消遣，重要之处在于，它对灵性生活很有帮助，可以培养知识分子们在自我认知方面的专注力，使他们不需要再借助其他手段，就能得到充分的精神给养，从而达到心灵上的满足与和谐；尤其是数学家们，作为玩家，他们以一种既是苦行僧又是运动员式的精湛技艺和严苛要求来玩玻璃球游戏，通过全身心的投入，获得了难以想象的乐趣，足以弥补他们在投身知识海洋的同时放弃世俗享受、放弃对名誉地位的追求所带来的遗憾。玻璃球游戏在完全克服“专栏时代”影响，以及通过最高效、最精准的灵性生活训练来唤醒全新快感这两个方面，显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实话实说，我们的确需要感谢这套新一代苦修纪律体系的出现。有了玻璃球游戏，世界从此不同。时至今日，人们大可以将“专栏时代”的灵性生活比作一株变异植物，这株植物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退化、返祖的现象，因为生长过于迅速，自外界汲取了过多养料，导致养料很快枯竭，自身也随之枯萎，之后的修正方式，只能是砍去这株植物的所有枝干，切割分解到只剩下根部，才能勉强加以保全。如今这些年轻人——假如想要投身象牙塔、将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基本上是很清楚的，已经没有谁愿意再到高校去旁听那些带有明显专栏性质的讲座了。他们知道，那些讲座的主讲人，无非是些有名无实、喋喋不休的老教授，这帮老教授所讲的内容看似高深莫测，或许能够令小市民听众们肃然起敬，可是细究起来，不过是些旧时代高等教育的残渣罢了，全是些过时的东西，浮夸、空洞又无用，没有任何独立见解可言。如今，他们必须向过去那些在各个科工行业摸爬滚打多年、最终修炼成百事通的高级工程技师看齐，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学习与自己所选专业相关的各种知识；考虑到学术科研与综合应用之间的客观差别，在学习态度与刻苦程度上，他们甚至比前人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还必须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在学术道路上前行，否则很容易就会掉队。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走一条陡峭艰险的道路，必须接受数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
的严格训练，以此来净化并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必须学会放弃下述一切好处，哪怕这些好处已经得到了之前好几代学者的公认，认为此生值得为它们卖命，即获得轻而易举赚快钱的机会，享受社会名声和公共荣誉，享受来自报刊的赞颂，成功地跟银行家和工厂主的女儿结婚，追求物质生活的豪华与奢靡。未来一旦成了作家，追求的就是作品的高印数，想方设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购买漂亮的乡村别墅；一旦成了有名的医生，就希望能够戴上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章，拥有一大帮穿制服的仆人；一旦成了学术界人士，那就想要娶上富有的妻子，家里的客厅金碧辉煌，大到能够办沙龙；化工专家要谋求工业界大企业监事会的实权位置；哲学家恨不得能开出自己的专栏工厂，在座无虚席的学术报告厅里慷慨激昂地发表迷人的演讲，现场不仅掌声雷动，还摆满了崇拜者们献上的鲜花——时至今日，上面描述的这类人物早已消失不见，截至目前，也没有再现身。实话实说，如今仍然有许多天赋颇高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上述人物始终还是值得自己去羡慕的榜样，可是，通往公共荣誉、社会财富、名声地位和奢华享受的道路，再也不会经过演讲厅、研讨会和博士学位论文了；从普罗大众角度来看，堕落已久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口中高高在上的所谓灵性生活早已破产。尽管如此，如今仍有一部分年轻人，他们出于对灵性生活的向往，出于对久远传统的盲信，重新开始了精神上的忏悔之旅，开始了狂热的奉献，并且也真的重新赢回了那一小块心灵的容身之地。相比之下，数量更多的青年才俊，他们要么为了光耀门楣，要么为了争取荣华富贵，不得不背弃如今早已无利可图的灵性生活，转而去寻找并从事那些可享荣华富贵、可盼纸醉金迷的职业去了。
假如我们还想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详细地描绘出新一代年轻人在自我认知能力得到净化之后，在正式成了合格的知识分子之后，将会在国家社会体系中占据哪些位置，将会起到哪些作用，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那恐怕就显得有些离题了。不过话说回来，实践经验很快就给出了相关论证——已经发生过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一旦人类在某段时期内松懈了下来，疏忽了精神方面的训练，在灵性生活上放纵了自己，那么，哪怕只是经过区区两三代人，也足以对实际生活造成严重损害。上述损害涉及一切相对而言要求较高的社会职业，其中自然也包括技术性行业所辖的各种岗位，随着松懈状况的持续，从业者们的职业素养会变得越来越低下，工作能力越来越差，愿意承担责任的在职人员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长此以往，负责在国家与国民之中进行思想建设的机构，即整个学校教育系统，越来越被知识分子所垄断。诚如今日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学校，只要不是像过去那样，还处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之下，那就肯定掌握在由知识分子精英所组成的团体手中。这类团体对外通常是匿名的，普罗大众至多也只能感觉到某种普遍存在的倾向。当然，无论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在日常行事上如何严苛、如何在普通民众面前表现出所谓“孤芳自赏”的态度，并因此在公众舆论上给自己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甚至个别人士还经常受到攻讦——无论怎样，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导地位依旧屹立不倒。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一群体本身在精神层面上的刚正不阿，不仅是因为它主动放弃掉了精神层面以外的其他全部利益和好处，保持并保护了自身的纯粹性——它同时也受到了早已成为全体人类普遍常识的一项理念的保护，受到了教育领域先祖们的荫泽，即认为严苛的教育对于人类文明的延续是必不可少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或者只是隐约意识到有这样一条规律存在：一旦思考不再纯粹，思想不再清醒，一旦对精神的崇敬不再如往常般见效，灵性生活的信仰统统失灵，那么——转眼之间，船舶与车辆将无法继续行驶，工程师滑尺上的读数，连带着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里无处不在的数字，每个都开始摇摆不定，失去了原本的权威属性，失去了定义上的合法性，混乱亦随之而来，社会开始动荡，文明因此而颠覆。人类花费了长得惊人的时间，前后不知历经多少代人，才将历史上反复重演的教训与悲剧，转化为一段全新的集体记忆：哪怕是我们文明的外部框架，哪怕是技术、工业、贸易等看似与灵性生活无关的部分，也必须以精神上的道德和正直作为共同基础。
玻璃球游戏在当时仍缺乏普适性的能力，即超越各个学科、高悬于各个学科之上的统御力。在那个时期，隶属于各个学科的知识分子，以及勇攀知识分子道路的修行者们，包括天文学家、希腊语学者、拉丁语学者、经院哲学理论家、音乐学院大学生等，在他们各自的小圈子内部都会玩玻璃球游戏，这套游戏已经成了他们灵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玻璃球游戏本身却并不统一，每个院系、每个学科，乃至于每个学科当中具体而微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拥有各自不同的玻璃球游戏语言和规则，彼此独立，自成体系。知识分子们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迈出了弥合上述分歧的第一步，并且以此为基础，最终实现了玻璃球游戏的统一。造成这种迟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道德上的，形式与技术上的原因，相对而言反而比较次要：实话实说，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其实已经可以找到弥合分歧的方法，但是，与新崛起的知识分子严苛道德精神一同显形的，还有一系列的恐惧，恰恰是这些恐惧阻止了分歧的弥合，即对“玩闹”的清教徒式恐惧；对将原本泾渭分明的各个学科和既存分类法的边界彻底击碎，并且将一切混合到一起的恐惧；除此之外，他们还对某种深刻且合理的羞怯心理感到恐惧，即对可能重新陷入过去那个礼崩乐坏的“专栏时代”存在着罪恶感——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因为这份罪恶感的存在，时刻感觉到羞怯。
造成半个世纪后这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玻璃球游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此人的壮举，使人们几乎一步到位地认识到，玻璃球游戏体系中存在着无比巨大的潜在可能性，从而一举将游戏带过了普适性的门槛。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给游戏带来跨时代进步的，又是与音乐之间的联系：一位瑞士音乐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数学爱好者，他为游戏赋予了全新的转机，同时也带来了向最高阶段发展的可能。时至今日，这位伟大人物在俗世中所用的名字已无从查考——毕竟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当中已经不流行搞个人崇拜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在团体的历史记录中，他以“巴塞尔
的卢梭尔（又名：江湖艺人）”这个身份存在。他的发明——就跟那个时代的其他任何一项发明一样——完全出自他本人的兴趣与天赋，但又绝非仅仅脱胎于个人的需要与努力，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其主要驱动力，实际上是来自一台相比之下动力更为强大的引擎。众所周知，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到处都活跃着一种热切的渴望，即找到能够完美表达出自身崭新思想的合适手段。大家寄希望于哲学，希望哲学能给出自己想要的答案；大家寄希望于统合，希望原本存在隔阂的一切能够相互交融，最终融为一体。大家普遍抱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以前那种隐居在自己学科所辖范围内、自得其乐的小小幸福是不够的，不足以弥补心灵上的空白；因此，时不时地就会涌现出一两位试图突破学科原有限制的学者，他们总是能找到这样那样的方法，将学科中少数几个微不足道的领域，巧妙地推进到普适性的殿堂；大家渴望拥有一套崭新的字母表——渴望掌握一门全新的符号式语言，只要学会这种语言，就可以跨越一切障碍，可以用它来记录全新的精神体验，专攻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之间，也可以无障碍地进行交流。这台特殊引擎所拥有的动力是如此强劲，当时有一位身在巴黎的知名学者，他以《中国的劝诫》为题所创作的文章足可证明这点。至于这篇文章作者的具体情况，反倒没必要在此多费笔墨，只提一点：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忍不住想去嘲笑他，认为他是某种形式的“堂吉诃德”。顺带一提，在他自己的专攻领域，即中国语言学这一学科内部，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在文章中，他详细解释了科学与思想的培养将要面临的危机。他说，尽管截至目前，一切的发展都还算凑合，但如果无法尽快发展出一门国际通用的符号式语言，向上的态势很快就将陷入瓶颈，随后必将无可挽回地陷入崩塌与解体。在他看来，这套全新的符号式语言，形式上应该与中国的古汉字相类似，一旦用上了这门语言，哪怕面对最复杂的事物，也可以从容不迫地以世界上所有学者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图像化表达，而且还不会影响到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可惜的是，文章中仅仅提出了关于这门语言的设想，并没有真正创造出这门语言，满足其相关要求的最重要一步，始终还是由“巴塞尔的江湖艺人”踏出的。他为玻璃球游戏发明了一套新兴语言专用的基本规则，将之定义为一门完全使用符号与公式来构成语素的语言。在这门语言中，数学和音乐占据了同等重要的份额，天文学与音乐之间通过各种公式达成紧密联结也成了可能，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数学和音乐都是一个共同的公分母。尽管这绝非玻璃球游戏发展的终点，但我们必须承认，正是这位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真实姓名的“巴塞尔的江湖艺人”，为我们宝贵游戏后来的一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玻璃球游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数学家、语言学家或者音乐家们的专属娱乐方式。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它所拥有的独特魅力，已越来越吸引所有真正追求灵性生活的人。部分历史悠久的大学研究院、部分共济会组织分舵，甚至连古老的东方旅行者联盟，都将目光转向了它。就连一些天主教修会成员，也在接触玻璃球游戏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某种全新的精神气息，并且为之着迷；尤其在一些本笃会
修道院里，有很多人都参与了这项游戏。有鉴于此，早在那个时期，一个与游戏相关的重要问题已经开始浮现。而且，这个问题被正式提出来之后，马上就受到了足够的重视，此后也经常被拿出来讨论，即教会和罗马教廷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玻璃球游戏？是应该容忍、支持还是加以禁止呢？
自从那位巴塞尔人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在玻璃球游戏的历史上做出了伟大壮举之后，游戏迅速发展成了今天的模样，成了完全体，并且长久保持了下来：统合为思想与音乐的缩影，统合为对一切崇高对象的无比崇敬，统合“知识的总和”当中原本各自独立存在的一切个体，进入“天人合一”
的完满境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玻璃球游戏部分扮演着艺术的角色，部分则起到了思辨哲学
该起的作用。普林尼乌斯·齐根哈尔斯生活的那个年代，玻璃球游戏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其实也并不罕见。举例而言，其中有一种方式，它的大名甚至早在“专栏时代”的报刊文章中就已耳熟能详，一些想象力异常丰富的文人雅士会用这种方式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幻想空间，借此勾勒出自己在相应年代里的渴求目标，其名唤作：魔幻剧场
。
打从一开始起，玻璃球游戏就在游戏技巧策略与素材选用方面有着不可限量的拓展可能，也正因如此，就其核心内容而言，确实也对玩家们的心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种高要求令游戏顺理成章地成了一门高高在上的艺术与科学。不过话说回来，在巴塞尔人发明游戏的那个时期，游戏依旧缺乏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当时，每场玻璃球游戏都要走一套大致相同的流程：首先，需要考察大量彼此之间各不相同的思想与美学领域，将来自这些领域的种种概念、想法和思考片段集中起来，归纳成一个可堪使用的集合；然后，需要对上述集合中的海量元素进行排列、整理、分组，并以严谨细致的方式，对所有元素加以比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得以对这些元素所蕴藏着的、超越时间的永恒价值与永存形式，进行一次非常迅速的回溯，相当于在精神王国所辖疆域内完成一次技艺精湛的短途飞行。玻璃球游戏如此运作了很久，直到多年以后，“修心养性”的冥想概念才逐渐在教育事业的库存清单中出现——准确点儿讲，这一概念是从东方旅行者的传统与风俗中偶然发掘出来的——并且很快就被引入了游戏当中。实际上，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很明显的趋势，一些除了超强记忆力之外，再无其他任何美德或修养可言的所谓“记忆大师”，他们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玩出技巧精湛、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戏，还能通过自身所具备的巨大优势，将无数个想法像走马灯一样串联起来，密不透风地对其他游戏参与者们施加压力，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困惑不解，被迫交出游戏的主导权，受到“记忆大师”的支配与掌控。在“修心养性”被正式引入游戏之前，上述邪道玩法已对游戏的平衡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早就引发了普遍的不满与警惕。一旦有了新概念加持，纯粹依赖技巧性的不公平玩法旋即被禁止，对其施加的禁令逐渐变得越来越严格。相比之下，冥想反而成了游戏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没错，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每场游戏的观众和听众们关注的主要内容。该现象的出现表明，游戏正朝着宗教化的方向转变：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迅速的观察响应和熟能生巧的记忆力这两样工具，去跟随每场游戏的思想序列，追求每场游戏精神上的完整拼图。确切点儿讲，所做的固然还是这些事情，却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游戏过程中，不应再存有任何不负责任、玩世不恭的想法，玩家必须以更严肃、更能让灵魂产生共鸣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游戏。如今，当每场游戏的主持人召唤出某个符号之后，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先对这个符号的内容、起源和蕴意展开冥想——整个过程必须保持沉默，且要求十分严格，不可敷衍了事。这就迫使每个玩家必须将相关符号的内容密集地、有机地发掘出来，必须对其有着深入而彻底的了解。冥想步骤的应用技巧与训练手法，是由各个团体和游戏联盟的全体成员从精英学校里带出来的，那里一直都对沉思和冥想的技艺给予了最大的关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玻璃球游戏的象形文字得以保全，避免逐渐退化为纯粹的字母符号形式。
发生上述变化之前，尽管玻璃球游戏在学者们当中一直很受欢迎，但它始终没有脱离知识分子小圈子活动的范畴，始终都是十分私人化的精神训练，作为玩家，既可以独自游玩，也可以两人或者很多人一起参与。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是私人性质很强的游戏，但那些一局下来完成得特别巧妙的经典局，每一步构思都很精彩，游玩过程极为成功，常常会被官方授予奖项，予以表彰，并且在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之间广为传颂，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抑或评头品足。但是，直到上述变化发生之后，通过让自己成为公共庆典这一方式，游戏才慢慢开始拓展起自己的新功能。今时恰如往日，每个人也还是可以自由地在私下场合畅玩玻璃球游戏，通过它来进行精神训练的热情有增无减，尤其在年青一代当中，情况更是如此。可是，如今我们对游戏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今，当我们听到“玻璃球游戏”这个词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与游戏相关的节日庆典，以及公开举办的竞技游戏。这类游戏通常是在少数位高权重的大师主持下进行的，这些“卢迪大师”，或者说游戏大师，分散在各个国家里，仅在举办竞技游戏时才会在众人面前现身，他们在受邀请者的虔诚聆听下，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聚精会神的关注下，承担着主持任务。这类游戏当中的一部分相当耗时，往往需要持续数天乃至数周之久。当人们在庆典上遇到这种旷日持久的游戏时，所有玩家和听众都必须精确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共同在游戏中度过一段清心寡欲、无私忘我的灵性生活时光，进入纯粹的冥想境界之中。不只在清醒的时候，这套规则同样也延伸到了睡眠时间里，堪比多年以前，参加圣依纳爵
主持的一项信仰训练的信众们所过的那种秩序井然、规定严苛的忏悔生活。
对于这部分内容，恐怕也没有多少可补充的了。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占统治地位的学科不断发生变化，科学领域抑或艺术领域，这门学科抑或那门学科——久而久之，玻璃球游戏作为当之无愧的“游戏之王”，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发展成了一门通用语言。借助这一语言，玩家们能够自由运用各种表意明确的符号来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并且还可以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表达特定的思想。游戏发展进程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跟音乐息息相关，因此，大家所玩的游戏也普遍按照音乐或者数学规则来进行。一个主题、两个主题、三个主题相继得以确立，相继用游戏规则表述出来，然后开始发生变化，开始进行拓展：像这样的一种游戏进程，与赋格曲或者协奏曲中的主题变化极为相似，两者遭遇的几乎是同样一种命运。打比方说，一场游戏可以从预先给定的天文学参数起步，也可以从巴赫的赋格主题起步，或者从莱布尼茨的某个数学公式起步，甚至从《奥义书》
中的某一句话起步……总之，游戏可以从任意选定的主题起步，根据玩家的意图和天赋，对已经被选定并唤醒的主题展开深入讨论，继续向内发展其奥妙，挖掘其核心思想，或者通过对其他相关概念的呼应来丰富其表达。就后者而言，如果说游戏初学者能够合理运用游戏符号，在古典音乐与自然法则的公式之间找到相似之处，并借此建立起粗浅、薄弱的联系；那么游戏高手和大师们完全能够以最初选定的主题为根基，以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向外自由拓展，为游戏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组合变化。长期以来，总是存在着这样一派玩家，他们特别喜欢将两种明显相互对立的主题或思想在游戏中并列、并置，以看似矛盾重重的困难条件起步，通过游戏中的一系列复杂操作，最终将这两种对立关系和谐融洽地结合到一起，诚如法律与自由、个人与集体。大家普遍认为，这类以对立关系为起步条件的游戏，有着巨大的实践价值，因为在游戏的游玩过程中，玩家有机会将两种对立主题或思想完全平等、不抱任何成见地加以展开，进行深入且彻底的探讨，尽可能纯粹地从主题的核心本质上加以统合：如果不是借助游戏，如此理想、优越的研究条件显然是难以实现的。一般而言，除了少数特立独行的例外情况，那些带有消极思想、怀疑论调、不和谐结局的游戏都是不受欢迎的，有时甚至是被禁止的，这与游戏在其鼎盛时期给玩家们带来的深切感受有着莫大的关系。在玩家们看来，游戏意味着通过一种极为精致巧妙的方式，从象征层面来探索完美和谐之境界，它是一门艰深又高雅的炼金术，是一套几乎能够让个体超越一切具象、一切多重性的统合精神——换句话说，可以借游戏来接近神。恰如那些在较早之前的历史时期里生活的虔诚思想家的主张，他们将多姿多彩、富于创造性的俗世浮生，视为通往上帝的必由之路，且认为表象世界的多重性唯有经过神性的统合，才能最终抵达和谐之地，唯有追求神的意志，才能真正将思考进行到底。相比之下，玻璃球游戏所使用的那些符号和公式，同样受到人类文明中所有科学与艺术学科的哺育，作为一门通行于全球的世界语言，以与俗世浮生相类似的方式，在游戏空间中进行组合与搭建，创造音乐、思考哲学，朝着完美、纯粹的至高存在稳步迈进，以完满的现实为目标而持续努力。正因如此，“实现”在玻璃球游戏玩家们之间是个很流行的词，他们认为自己所追求的游戏事业，乃是一条从设想走向存在、从可能走向现实的伟大道路。在此，我们理当再次回顾前文中引用的、由库萨的尼古拉所写的那段名言警句。
顺带一提，基督教神学的诸多表达方式，只要是以经典方式来表述的，似乎都已成了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些神学表达，自然而然地也被吸纳进了游戏的符号语言。具体而言，基督教的某条主要教义，抑或是《圣经》里的某段经文，教堂神父信手拈来的一句教诲，抑或是弥撒仪式上的拉丁语念诵，其实也跟几何学的公理或者莫扎特笔下的古典乐旋律一样，能够轻而易举又无比精确地用玻璃球游戏的语言表述，并且纳入游戏内部。假设我们敢于公开讲出下面这番话，就会发现这其实也算不得夸张：在真正属于玻璃球游戏高手的狭小圈子里，玩游戏几乎等同于侍奉上帝，尽管游戏本身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神学。
世界级强权之间，始终都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毫无精神之美可言。为了在残酷斗争中生存下去，无论玻璃球游戏玩家还是罗马教会成员，都已自发地意识到唇亡齿寒的危险，因此，他们在各自团体的内部皆已下定决心，不允许在两者之间做出任何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尽管如此，彼此冲突的状况还是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知识分子恰好夹在这两大强权之间，他们一方面是正直且虔诚的，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非黑即白、明确无误的表述有着强烈的渴望，两者之间的矛盾催生出一股冲动，驱使他们做出抉择。不过话说回来，上述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实际上也从未真正做出过。罗马方面满足于自身对玻璃球游戏所采取的时而仁慈、时而敌对的态度，因为包括枢机主教在内，有一批等级颇高，甚至等级最高的教士都是隶属于玩家团体的，这些教士同时也是天主教阵营里的优秀人才。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玻璃球游戏本身——游戏已经发展到了公开举办大型竞技游戏这一阶段，已经有“卢迪大师”存在了，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宗教组织和教育部门的庇护，而且这两者对罗马方面总是彬彬有礼，满怀着骑士精神。教皇庇护十五世
，当他还是枢机主教时，就已经是一位水平高超、醉心于玻璃球游戏的资深玩家了。可是成为教皇之后，他不仅跟他的前任们一样，永远放弃了这一游戏，甚至还试图对其进行宗教审判，一旦成功，便可以透过教廷的名义对其加以遏止；当年确实也走到了这一步，距离游戏在天主教徒群体当中被彻底封杀仅有一步之遥，但这位教皇在最终完成此事之前就去世了。尽管封杀未成，纵观玻璃球游戏的历史，也并不能将教皇庇护十五世视作一位无足轻重的人物。关于这位先生，在他那本被人们广泛阅读的传记中，一度将他跟玻璃球游戏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份深深的激情，作为教皇，他只懂得用敌对的方式来掌控这份激情。
此前，游戏一直都是由个人玩家和志同道合者们无拘无束游玩的，不存在任何体制上的约束。可是，由于各个国家的教育部门持之以恒地对游戏进行善意推广，玩家数量越来越多，受众面也越来越广，法国和英国开始出现公开的玩家组织，其他国家也很快跟进。于是，最终在每个国家都成立了一个游戏委员会，并选出一位首席游戏大师，其正式头衔为“卢迪大师”。在这位大师的亲自主持下举办的官方游戏活动，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被官方指定为精神文明领域的节日加以庆祝。当然，就跟团体里所有负责高级和最高级职务的成员一样，这位大师对外也是隐姓埋名的；除了与他关系密切的少数几个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其真实姓名。唯有“卢迪大师”亲自负责的官方大型游戏，才有资格使用由官方和国际化集团掌控的高效传播手段，如电台广播等。除了主持公开举办的游戏之外，大师们的职责还包括培养职业玩家，以及管理游戏学校。不过话说回来，大师最重要的职责，始终还是对游戏的进一步发展进行最严格的监管。玻璃球游戏建立了世界游戏委员会，由全世界各个国家派驻代表组成，唯有世界游戏委员会才有资格决定（这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是否需要往游戏里添加新的符号和公式，是否需要扩展游戏规则，纳入的新领域是否有必要，是不是要从游戏中剔除出去，等等。假如我们将游戏视作全世界追求灵性生活的人们共同使用的一门语言，那么，由大师负责指导的各国游戏委员会，显然就是监督这门语言存续状况、规范其后续发展，并且努力维护其纯洁性的学院机构。每个国家的游戏委员会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游戏档案，即截至目前所有经过测试、得到官方批准的符号与密钥集合，其数量之多，早已远远超过中国古汉字的数量。一般而言，对于合格的玻璃球游戏玩家，大家都会默认此人拥有足够能力，能够顺利通过高等学校，乃至于精英学校的期终考试，达到了足以从这些学校顺利毕业的水准。可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于未来玩家的另外一份期许同样也是心照不宣的，即他们对至少一门主要科学科目或者音乐的掌握，必须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在精英学校里，几乎每个十五岁的孩子都梦想自己未来能够成为游戏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是“卢迪大师”。但实际上，到了博士生这个阶段之后，只有极少数人仍旧认真坚守着这份雄心，仍旧愿意积极投身于玻璃球游戏事业之中，为了该领域能够取得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当然，真到了这个阶段，仍旧选择坚守的游戏爱好者，无一例外地都会在游戏研究和冥想中加倍努力、勤奋练习，虔诚又忠实地成为公开举办的“大型”游戏中最核心的参与者。他们令公开游戏拥有了庄严肃穆的特性，同时也避免公开游戏堕落为华而不实的单纯庆典。对于这些货真价实的玩家和狂热爱好者而言，“卢迪大师”堪比王侯，不亚于教皇，几乎称得上是一位神灵了。
无论如何，对于每一位真正独立自主的玩家，甚至对于大师们而言，玻璃球游戏首先还是作为一种音乐创作方法而存在的，诚如约瑟夫·科讷希特在讨论古典音乐本质时曾经讲过的那样：
“我们认为，古典音乐是我们文化的精华与缩影，因为它是我们文化最清晰、最具特色的姿态与表达。在这种音乐之中，我们继承了来自古代和基督教时代的遗产，继承了宁静致远、勇敢无畏的虔信精神，继承了无可比拟的骑士道德。我们强调道德，因为每一种经典的文化姿态，最终都会收束于道德，人类行为的全部模式，最终都会收束于一种姿态。在公元1500年至公元1800年间，有许多不同种类的音乐被创造了出来，它们的风格和表达方式都非常不同，但其中的精神，或者说道德，在每种音乐当中却是完全一样的。古典音乐表达出来的人性态度始终保持了一致；始终基于对生活的同一种认知，并努力争取以同样的方式去克服命运的偶然性。古典音乐的姿态意味着：对人类悲剧的认识，对人类命运的肯定，意味着勇敢，意味着开朗活泼！小步舞曲优雅，无论作者是亨德尔还是库普兰
；要么就是像许多意大利作曲家或者莫扎特那样，将感性升华为一缕温柔的情愫；要么就是像巴赫，安静沉稳、有条不紊地准备好去死——无论哪种，当我们仔细聆听时，其中总有一份倔强、一份直面死亡的勇气、一份骑士精神，其中总有一阵超凡脱俗的笑声在回响，源自那不朽的欢愉。在我们的玻璃球游戏之中，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一切行为与苦难当中，听来也应如此。”
这番话是由科讷希特的一位学生记录下来的。我们即以此来结束对玻璃球游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