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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在青岛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看上去很朴实的中年人，他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你就是写《藏獒》的那个作家？”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的人哪个不是狼，我也是狼，你卖书就卖书嘛，说狼干什么？”我很奇怪，他一个开出租的怎么就变成“狼”了，而我连坐出租车都能遇到“狼”，心里突然滋生出一种害怕来。面对司机，面对满街的人流和车流，我突然就说不出话来了。我被一种清醒的悲哀牢牢钳制着，我很想告诉他：许多把自己当成狼的人，其实都不是狼，而是羊。
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一是为什么反对我批判“狼文化”的人，往往并不是“狼”，而是一些备受“狼性”伤害的“羊”？是不是连“羊”都觉得应该让“狼文化”遍行天下呢？二是为什么我诚实地表达自己对“狼文化”的反感，会被很多人包括那个普通的司机看成是功利之举呢？固然我是借着《藏獒》和《藏獒2》的出版在发表我的看法，但如果没有《藏獒》和《藏獒2》，我有批判“狼文化”的资格吗？我有抑“狼”扬“獒”的平台吗？在一个虚饰、虚假、虚伪的世界里，我们怎么样才能相信一个人的真诚呢？难道连真诚本身也成了作秀和哄炒的代名词吗？真诚地生活、真诚地说话，本来应该是人生在世最起码的要求，现在居然荒诞了，变成一个怪物了。三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习惯于营造一种可怕的冷漠气氛，为什么我们对明显恶劣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失去了修正的冲动和干预的兴趣呢？难道“狼文化”已经成了我们的心理定势，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合情合理，而没有任何贬褒的价值了吗？我有一个朋友，是做教授的，有一天打来电话说：“你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面对现实，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谁还听你批判‘狼文化’？”
从现实来看，“狼文化”确实有其土壤。它完全无视人之为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公开提倡弱肉强食、贪得无厌、损人利己、无信无义的强盗哲学、市侩哲学，把狼子野心当作人的正常之心，视弱者为草芥，置弱势人群于不顾，是极端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狼文化”与狼这个物种毫无关系，很多坏提倡、坏主意、坏思想都是人强加给狼的。比如，狼的贪婪只针对食物，是生存的需要，它要活下去就必须这样。人的贪婪则表现为骄奢淫逸、损公肥私等。狼在现实中越来越少，几近绝迹，是自然中的悲剧角色，“狼文化”却大行其道，是社会中制造悲剧的角色。这是动物的悲哀，也是人类的耻辱！
“狼文化”首先是对狼这个物种的侮辱、强奸和歪曲，其次才是对人类社会和道德标准的践踏和戕害。所以我在《藏獒》三部曲中用很多笔墨写到了狼，既写了狼的荒野原则——凶狠残暴，也写了狼温情脉脉、义气多情的一面。这说明我对狼这个物种没什么偏见，我只是对“狼文化”有批判的态度。在《藏獒》中，我虽然也写到狼，但篇幅很小，批判也是很概念化的批判。但在《藏獒2》中，我对狼的写法由以前的形而上变成了形而下，由概念化变成了形象化。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狼，不是只有一种表现，有好的也有坏的，还有中间状态的狼。草原上的人都说，狼是“千恶一义”的动物，也就是一千匹恶狼中必有一匹义狼，或者说，狼做了千件恶事之后，必有一次义举，这匹义狼在哪里？这种义举是什么？我想有所表现和挖掘，以便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狼。到了《藏獒3》，狼与藏獒甚至成为自然和人类对峙的伙伴。
“狼文化”——这个獠牙狰狞的所谓“文化”，绝对是法西斯主义的。它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那一部分，比如封建礼教。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对“吃人”的“狼文化”的批判，“救救孩子”也是从狼性十足的腐朽文化中拯救民族灵魂的呐喊。比如在《藏獒2》里，有壮狼以弱狼、小狼为食的故事，这肯定是动物行为，是狼生存所必需的野性原则，是艰难的生存条件逼出来的极端行为和扭曲表现。狼吃了弱狼、小狼以及死狼，才能保证壮狼的生存和狼群的不衰，这种行为典型地代表了狼性，尽管是可以理解的狼性，但要是把它变成人类的“生存法则”，那就惨了！狼性对人性的反动，由此可见一斑。
与“狼文化”相对立的，就是我在《藏獒》三部曲中张扬的“獒文化”，也就是我所认同的藏獒精神，这是我在《藏獒》系列里不遗余力地描写的。藏獒精神指的就是一个人的道德风貌和行为举止。首先要做到不卑污、不虚伪、不贪婪、不阴险、不弱肉强食、不损人利己，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底线，藏獒的行为举止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底线；其次要勇敢面对一切丑恶，忠诚于你的事业、爱情、理想、信仰，不受别人的欺负，也不欺负别人，懂得秩序，讲究规则，舍己为人，公正廉洁，有恩必报，光明磊落。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但决不是高不可攀，努力之下一定能做到，就像藏獒。
我崇拜精神，我选择文学是因为它最能展示人的精神世界，最能挖掘人类精神中最后的阴暗和最初的阳光，也最能让我的精神崇拜得到寄托和延展。真正的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含量，要有精神的普世性和手法的通俗性，还要转达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它体现着社会普遍认同的良知，同时又氤氲着理想主义的冲动和生命不灭的火焰。藏獒精神是最能传达我的人生理想的旗帜。
说实在的，选择藏獒这种题材是我表达内心世界和实现理想的一种方式，是我个人情感的总结。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写藏獒，其实这跟我养过藏獒，熟悉它们的生活习性，似乎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年，一个汉族人和藏族人在感情、生活上已经融为一体，在所有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你必然觉得那个地方的一切，包括狗的生命，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这种情感的驱动是促成我写藏獒的原因。1996年，我因为工作关系来到青岛，在海边仰望青藏高原，我才知道，什么是我应该记住的，什么是我应该牢牢抓住的，什么是我应该无法忘怀的。离青藏高原越来越远了，对她的那种感情却越来越浓了，这种感情是我写作的最好状态。我和那个地方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也许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东西在里面。
另一种思考就是藏獒与藏族文化的关系。我写藏獒就是想宣扬一种道德的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就是藏族文化的核心。藏族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境界：首先是世俗层面的境界，它告诉你，在什么层面上才是有益的、高级的，才是有利于你自己的。比如说你不能做坏事，你必须善良，必须虔诚地拜佛，才能脱离苦海。这个层面就是在告诉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行善，来世你就会变成一个恶鬼，一个畜生。其次精神层面告诉你，除了脱离苦海，你还可以进入佛的境地。经过你的努力，你可以摆脱轮回对人的束缚。这个追求是对每个活佛、喇嘛提出的要求。第三个境界也是最高的境界，无论是活佛还是普通人，都要有一颗菩提心去普度众生。不光让自己做个好人，也要让所有人做个好人。不光自己获得幸福，也要让所有人获得幸福。
有时我们会觉得一个普通人背负着这么宏大的目标有些空泛，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教。信仰的出现会把人的灵魂托举到一个很高的点上，它让我们看到那个灵魂时，我们会发现那个灵魂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就朝着自己的灵魂去努力走下去。现在人的所有需求都是从物质角度出发，所以才会患得患失。而藏族文化是把人的心灵和灵魂作为服务对象的，它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的不是金钱、物质利益，而是幸福，而这种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我感觉幸福就是幸福，有时跟物质有关，有时又跟物质无关。在西藏，因为有信仰，人们更能体会到幸福的本质，更能饱满而充实地活着。它觉得人的追求，活着的目的是精神的，在精神上幸福，是真正的幸福。这是当代人所缺乏的，也正是藏族人所拥有的。
这样说来，我写《藏獒》，就是期待社会的道德回归与信仰重建了。这其实是一个不可期待的梦。在我的梦想里，有着理想人格的模式，有着好社会、好生活的模式，我不忍放弃梦想是因为我太过天真。我用我的天真写出了我的《藏獒》，天真地希望别人能和我一样把复杂的现实变成单纯的人格修炼和自我完善，以此对抗邪恶与诱惑。我在书中写到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精髓就是修炼和抗衡邪恶，所谓金刚不坏之身就是能够抵御任何诱惑，使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以此来感染自己的环境。我以为在当下，一个人最最要紧的就是独善其身，在你自己发表匡救世界的大论，谆谆教导别人的时候，首先要检点一下自己，“修身齐家”做的怎么样。藏獒是修身的样板，它的舍己为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勇敢忠诚等品质都是出于本能，一个人能够把这些品质修炼成本能，那才有资格和底气去“兼济天下”，去做一个精神使徒应该做的事情。启蒙者的艰巨任务首先是启蒙自己，或者说首先是接受别人对你的启蒙。
有人说《藏獒》系列有重塑国民性的意图。我是有过这样的考虑。富裕了，强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你是要让人家信任你、亲近你呢，还是要让人家感到你的威胁从而害怕你、远离你？这就要靠自己对自己的塑造。一句话，要用优质文化重塑国民性，创造中国人的新形象。重塑国民性包括三点：一是形象的重塑，二是心理的重塑，三是人格的重塑。其中人格的重塑是最最重要的。在这里，提升道德的底线是重塑国民性的关键。我们不是狮子、老虎，因为狮子、老虎尽管威猛却没有亲和力，也不讲忠诚，“狼”作为精神符号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它是自私而贪婪的。也不能是大熊猫、藏羚羊，因为它们太懦弱，百无一能，只能让人欣赏和保护。我们只能是藏獒，他勇敢而忠诚，威猛而柔情，该出手时就出手，同时又严格遵守着规则和秩序。藏獒从来不会跑到别人的领地、别人的家里去威胁人家，咬人家，它只是很安分地守候在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家门口。如果有谁进入了它的领地，侵害了它守护的羊群、牛群，它会毫不迟疑地扑上去，一口致命。它既让我们敬畏又让我们信赖，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充分体现了人性中的阳刚之气、悲悯意识和人道精神。
有人提出以“獒文化”PK“狼文化”的口号。这样PK完全是一种无奈的反抗。它说明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跟谁也没有关系。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针锋相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是仁者和弱者的文化。弱者需要保护，找谁呢？找藏獒。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来遏制狼道的横行，而不是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就做一只可怜兮兮的羊。我反感泛滥成灾的狼文化，反感狼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我对此毫不掩饰。所以用这样的“獒文化”去PK“狼文化”，我是认可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厘清很多问题。
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自然可以把“兼并”、“收购”、“牟利”的“狼性精神”看成是成功的标志，但如果他同时又是一个“藏獒精神”的实践者，是一个保护弱小、帮助他人和奉献社会的慈善家，那就不仅是企业的成功，也是人格和形象的成功。而人格和形象的成功，才是一种高境界的成功。有个企业家对我说：“你的《藏獒》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现代社会的竞争现实并没有要求我们人人都变成狼，也就是说能够大块吃肉的并不一定是狼，你作为一只藏獒，在坚守道义、维护公正的同时，同样可以吃到该吃的肉。”企业的亲和力决不可能来源于狼，老板都信奉了狼道，哪个员工愿意跟你干？哪个同行愿意跟你谈生意？又有哪个消费者愿意信任你？即使是激烈的竞争，那也是符合规则、讲究诚信的竞争。而“藏獒”的意义就在于你既可以是勇敢智慧的，也可以是忠实可靠的；你既可以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可以做到光明磊落，情操高尚。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有职场，在现代生活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职场上的人如果都变成了狼，那谁还敢聘请雇佣你？当然你也不能是羊，羊太可怜、太无能，只能心情愤懑，而不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你成了一只忠诚勇敢、无私无畏的藏獒，那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了。让企业和职场去体现一种藏獒精神，一种文化獒性，做到做不到还很难说，但至少在文化理念上应该这样。
我觉得狼与狼共舞既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人与狼共舞才有意思也才有意义，也才能体现一个人的胆略、智慧、气魄、技巧、章法等等。当然你可以认为企业的竞争理念和服务理念是分开的，竞争可以是狼，服务可以是獒。但我以为企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市场竞争，而左右市场的关键是消费群体对企业整体人格的认可，是社会消费心理对企业形象的信赖，这种认可和信赖一旦物化，就变成了用自己的钱换你的产品。没有人愿意信赖一匹狼，这一点东郭先生的故事早就警醒过我们了。狼与狼共舞的理念，无论出于商战的谋略，还是出于文化的建树，都是失败的。任何成功企业的灵魂都应该是真诚，而真诚跟狼丝毫没有关系，没有一匹狼是真诚的；而所有的藏獒都可以是真诚的化身，他们既勇敢又真诚。《藏獒》的灵魂就是勇敢而真诚。
在这里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狼文化”对人的精神的危害，提醒那些信奉“与狼共舞，必先为狼”的企业注意，企业提倡什么，以什么样的精神符号营造自己的形象，是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一个企业，不管它生产和经销什么，它的理念的核心都应该是“创造”与“诚信”。而藏獒恰恰就是“创造”与“诚信”的化身。藏獒比狼更勇敢、更威猛、更讲究团队精神，也更重视领导人即“獒王”的作用，它们是气魄惊人、勇往直前、创造开拓的先锋。同时藏獒又是忠诚的代言，老板要忠诚自己的事业，企业要忠诚自己的客户，产品要忠诚市场，营销手段要忠诚消费者。同时在企业内部，员工要忠诚企业，忠诚你所信赖、值得忠诚的领导人，要勤勉，要坚韧，要独挡一面；老板也要对得起员工，要像藏獒那样信任他们、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忠诚永远是双方的，藏獒忠诚于人，前提是人也忠诚于藏獒。
我在《藏獒》系列中既写了藏獒对人的忠诚，也写了人对藏獒的忠诚。人和藏獒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这样的忠诚是崇高的，是“獒之为獒，人之为人”的出发点。忠诚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诚实、公信、义气、正直。诚实的人，讲信用、讲义气的人，正直向上的人，难道是奴性十足的人吗？我再说一遍，人是獒的主人而不是主子，獒是人的朋友而不是奴仆。
我焦虑于一种道德拯救和精神建树，但又感到势单力薄，艰难万险。现在的人，包括许多作家，把道德看得很低，不屑于去写道德层面的东西。其实道德成就大师，许多大师都是把道德表现作为了终身追求的事业，他们不光是文学大师，更是精神大师，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榜样告诉我们，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文关怀，什么最薄弱、最缺失，他们就应该关注什么，普世的原则才是写作的原则。我对人类社会的隐喻既是道德的，更是精神的。把“道德”和“精神”加起来，就是作家应该坚守的文学精神。它的内涵一是深度关注现实，二是高度建树理想——这个理想既是人类理想，也是一个人的人格理想。
《藏獒》和我过去的作品更多的是不同，这个不同在于：我把写作的注意力第一次集中在了小说文本的艺术营造上，集中在了文学母题的表达上，而过去我更多地注重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属于我自己的观察和剖析。有个批评家说，《藏獒》更像一个江湖，一个充满侠肝义胆、万丈柔情的武侠世界。其实根本不在于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写武侠作品，而在于你骨子里有没有侠气。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的，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来了。侠肝义胆是上帝给我的精神养料，当我在生活中很难做到时，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了小说里。换句话说，仗义行侠既是我的寄托，更是我的影子，它寄托了我的人格理想，我也许做不到，但我绝对崇尚。我有时候想我要是变成一只藏獒，就不怕做不到了，藏獒在舍生取义的时候，决不会瞻前顾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正气凛然，出手不凡，那是多么痛快的人生啊！相比之下，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得非常窝囊。
当然藏獒的故事构成了完整的三部曲，这三部描写的重心是不同的。《藏獒》中人与藏獒从疏到亲，是一个良好的缘起；从残酷到和平，从冷凉到温暖，人性在追问中惭愧地看到了自己的缺失，又在对比中得到了獒性的补充。《藏獒2》的重点在于生命的关系和自然的平衡，也是人为的因素让物种愤怒，战争爆发，生存艰难，矛盾重重。生命必须强悍壮实、勇敢坚定、锲而不舍，才有可能活下去。我想告诉读者，牺牲了自然，也就等于牺牲了人类自己；生命是个互相关联的现象，没有一种杀害会逃脱被杀和自杀，人、獒、狼的关系就是这样。《藏獒3》是人类弱点的大暴露，有人性和没人性都可以用合理的形式来表现，人的优胜就在于他可以在良善和残暴之间作出选择并对丑恶加以抵制；你放弃了对光明美好的选择，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性。人可以是狼，也可以是藏獒，而藏獒却永远是藏獒。在环境突然恶劣，生活必须残酷的时候，藏獒的天性依然不变，人却可悲地背叛了藏獒，他们对藏獒的驱使，是魔鬼的驱使，不是上帝的驱使。我尊重历史和膜拜环境，当这种历史和环境需要用人、獒、狼的战争让我们刻骨铭心时，我的疼痛就在于我别无选择地写出了流泪淌血的必然结果。我会永远赞美忠诚和勇敢、道义和良知，但有时是哭着赞美。在《藏獒3》里，草原上的人、獒、狼都参加了“文革”、“武斗”，人、獒、狼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就是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有牺牲。历史是残酷的，我写《藏獒3》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历史，而是为了告别历史。任何一种告别都可能伴随着惨痛，尤其是用挽歌的形式告别藏獒、告别草原。
总之，在作品里，我试图把獒性、狼性、人性、佛性结合起来，放在一个共生共存的坏境里，完成一种文学的思想使命。用时间来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