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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绿色发展正受到学术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罗马俱乐部（1972）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对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Pearce等（1989）的研究报告中，绿色经济概念首次出现。绿色经济是一种生产方式集约化的新兴经济形态，主要特征是资源节约化、污染减量化以及产品附加值高，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UNDP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发布研究报告，“绿色发展”概念进入人们视野，是指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2003年英国发布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它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此后，在许多场合下“绿色”和“低碳”被结合起来使用。在IPCC关于环境气候的多个报告基础上，Stern（2006）对气候环境问题再次发出警告，加快了全球绿色经济发展。2008年，为应对经济衰退和环境气候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绿色新政”概念，主要涉及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方面，鼓励对环境项目进行投资，以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并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和就业。随后UNEDP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连续多次发布关于绿色新政方面的研究报告。当前绿色发展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新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暴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充分发掘了国内劳动力要素，也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理念。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也迅速与国际接轨，带来了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一步得到开发，生产要素活力也进一步得到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得到了再次提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中低端制造品生产基地，经济总量居于全球第二位。但是经济增长的同时，大量的环境污染也出现。Nordhaus（1991）提出温室气体物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是不可逆的，并且具有累加性。而且部分有害污染物排放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自然环境所消解。环境污染加剧又反过来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必须在达到生态环境承载“阈值”之前及时改善环境质量。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当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治国理念之一。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当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明确将绿色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新发展理念。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提出我国把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同时，中国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与此同时，不仅国内东部地区积极进行绿色转型，中西部地区的江西、贵州、海南、四川、重庆等欠发达省份（市），也都明确提出了绿色或低碳发展战略。
基于以上背景可以发现，绿色发展的实际内涵更多地指向经济、生态属性，而较少涉及社会、文化等属性。因此本书认为，绿色发展是一种通过有效节能减排和高效资源使用，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既存在明显优势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绿色发展优势方面：第一是体制机制优势。中国政府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具有很强的政策动员和执行能力，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落实在各方面政策之中。对于国家提出的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等目标，中国政府也有信心有能力实现。第二是要素升级优势。中国经济具备了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条件，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进步等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积累或发展，尤其是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进步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入的持续高增长带来了教育的长足发展，使人力资本要素逐年积累并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力资本国，并且人力资本积累增速已经超过了劳动力增速。人力资本积累又促使了中国技术进步快速接近或达到世界前沿。同时，教育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观念逐渐形成。这些都促使了中国经济以世人惊叹的速度增长。生产要素升级为绿色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在倾斜的教育政策下，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均在缩小，也形成了较好的绿色发展要素优势。
绿色发展劣势方面：第一，短时间难以摆脱中低端产品世界工厂的国际分工格局。这一分工格局决定了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制造业都将面临较为严峻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压力。这使得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相当大的机会成本。当前中国正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力争占据全球制造的中高端产品市场，但预计要达到这一结果尚需时日。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基础和绿色研发力量薄弱。没有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就不能形成全国性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并不是回归原始生产和生活状态，而是一种依靠更多人力资本积累和更高知识含量绿色技术进步的新发展模式。因此，中西部地区相对薄弱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可能成为这些地区绿色发展的障碍。由于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具有“公地悲剧”性质，且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本身更为脆弱，这也对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西部地区也认识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许多地区已经明确提出了绿色或低碳发展的赶超战略，不少新闻媒体跟进报道。四川省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四川省成都市已成为全国主要数字经济中心，2020年数字经济产值达2万亿元。贵州省重点发展大数据产业，已经逐渐成长为中国数据中心。重庆市重点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第一动力。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广西、云南、陕西等地也都将数字经济、绿色制造作为经济发展重点，其中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数字经济产值超过1万亿元。重庆、湖北、广西、四川、江西、贵州等地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30%。然而经济学界对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问题尚未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相关领域还缺乏高水平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实需求与理论准备脱节，使得该领域理论研究具备紧迫性。
基于以上分析，绿色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共识，但要实现绿色发展却存在现实的困难。本文拟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以此作为中国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的突破点。过去中国依靠“后发优势”获得了相对更快的经济发展，而近年来中西部地区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比东部地区总体更快的发展速度。“后发优势”是Gerchenkron（1962）率先提出的一种发展经济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可以得益于后发优势，其落后程度越高增长速度就越快，并收敛于发达国家。本研究尝试将绿色发展与后发优势联系起来，考察中国中西部地区能否也依托后发优势实现绿色发展。
在全球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环境污染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将经济增长视为唯一目标，而是更加关注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更为脆弱，作为主要水系的上游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也更大，因此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保护好环境。如何在更为落后的局面下既要经济赶超，又要很好地保护环境，这是一个异常重要和困难的课题。因此，本书提出中西部地区应更关注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本书拟从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等角度进行研究，试图破解上述困境。
1）理论意义
目前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还未见报道，而绿色发展是当前各国重点推行的战略，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存在中西部大量欠发达地区，要进行绿色发展恰恰最需要利用后发优势理论，这既是一种理论创新也是本课题研究最直接的理论意义所在。将后发优势理论与绿色发展相结合是一个新问题，缺乏相关文献基础，尤其是缺乏利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进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使得该领域还有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这将同时为绿色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有益理论补充。具体来说：
（1）研究证实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通过理论研究提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知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带来绿色发展。即经济增长源动力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绿色技术进步（知识经济增长模式），伴随着收入可持续增长，碳排放和环境污染会出现先增长而后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生产要素层面，人力资本和绿色技术进步可能是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上述观点得到实证研究尤其是分区域实证研究的验证，对当前的中国生产要素层面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2）绿色发展背景下重新认识人力资本水平变化的动因
由于人力资本可能是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绿色发展背景下，十分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深入探讨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内在环境经济学逻辑。通过理论分析讨论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等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提出环境规制对人力资本水平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绿色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这有助于捋清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水平等三个对绿色发展至关重要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上述观点得到实证研究尤其是分区域实证研究的验证，将为中国和类似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更为积极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有益补充。
（3）绿色发展背景下重新认识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
由于绿色技术进步可能是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绿色发展背景下，十分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深入探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环境经济学逻辑。在偏向性技术进步分析框架下纳入质量升级理论，分析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提出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并进一步提出人力资本水平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贸易开放可能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但提升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等命题。过去关于波特假说检验的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而且很少针对生产技术进步，针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检验研究就更少。如果上述观点得到实证研究尤其是分区域实证研究的验证，将是对波特假说的补充与丰富，对今后此类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中国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4）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与后发优势
主要关注中西部地区在环境规制下，人力资本比较优势是否促使这些地区选择绿色技术进步方向，以及绿色技术进步是否能给这些地区带来经济增长后发优势。当我们把经济增长收益改为绿色GDP增长收益后，观察中西部地区是否能够从绿色技术进步中获得更大绿色GDP增长收益，这对绿色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如果证实中西部地区能够从绿色技术进步中获得更大绿色GDP增长收益，即绿色技术进步使这些地区获得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这对绿色发展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都是有益补充。
2）现实意义
目前许多中西部地区，都明确提出了绿色或低碳发展的赶超战略。然而经济学界显然尚未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相关领域还缺乏高水平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实需求与理论准备脱节，使得该领域研究具备了现实意义。
虽然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颇丰，但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仍有诸多问题亟待研究，存在现实的理论需求。本书利用后发优势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将丰富该领域的文献，并且为国家或相关地区的绿色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与政策借鉴。
（1）政策借鉴意义
①激励中西部地区更加坚定地走绿色发展道路。
本研究如果证实了中西部地区具有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那么中西部地区应有选择地承接东部地区的产能转移，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同时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等。这当然也会给类似具有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绿色技术进步发展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的信心。
②具体政策借鉴方面。
这里将结合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优势与劣势，从绿色要素培育（人力资本、绿色技术等）、绿色产业功能布局、传统产业绿色发展、绿色发展配套政策等方面，分析中西部地区基于后发优势的绿色发展政策及建议。
第一，环境规制政策。学术界认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可能会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这使得企业部分岗位更需要熟练劳动力，因此倒逼人力资本积累。反过来，当环境规制强度弱的时候，人力资本水平就可能因此不变或下降。本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确认上述观点，这将对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政策制定产生实践指导意义，使各级政府更为积极地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从而有利于环境改善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绿色技术政策。本书将证明针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波特假说成立，以及证明环境规制、人力资本、研发等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这将会对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绿色生产技术进步政策制定产生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三，人力资本积累政策。本书的研究突出了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重要性，也会对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政策和教育政策制定产生积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发现中西部地区具有人力资本比较优势，这有利于国家进一步巩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教育政策。当前中国中青年人口比例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实现人口素质型红利，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可持续发展。
（2）遏制环境质量退化的需要
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凸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遭受污染的空气、水、土壤环境当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相对更为脆弱，一旦超过环境承受力就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更有必要保护好环境。本书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进行的，改善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正是本研究的主要现实意义之一。
（3）应对国际环境压力的需要
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常常在环境与气候有关议题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发难。例如，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指责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国家，试图强迫中国承担超出发展中国家应承担的国际减排义务；又比如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经常将自身的空气质量下滑归咎于中国北方的空气污染；等等。如果经济学理论支持主动提升环境规制强度的可能性，那么中国更为积极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一定程度上缓解来自西方社会的环境与气候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