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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chenkron（1962）认为落后国家可以得益于技术和经济上的模仿，其落后程度越高，增长速度就越快，并收敛于发达国家。此后，许多研究也都认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后发优势的关键，在于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模仿。Abramovitz（1986）、Howitt（2000）、Howitt和Mayer-Foulkes（2002）论证了落后国家在国际技术外溢情况下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提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发挥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追赶和内生增长。Landesmann和Stehrer（2000）认为，追赶型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可以越来越多地指向中高技术部门，从而实现快速增长。Lin（2018）认为，中国在追求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方面具有后发优势。Utku-ismihan（2019）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知识变量在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地区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经济趋同现象。Vu和Asongu（2020）探讨了在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平均从互联网应用中获得了更大的增长收益。当前研究总体上都认同技术进步因素是落后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
但一些研究也指出，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后发优势并非易事。Fagerberg（1995）认为，“追赶”（模仿）的潜力是存在的，但是通过技术赶超并不容易，这需要落后国家具有足够强大的“社会能力”，能够设法调动必要资源（投资、教育、研发等）。Forbes和Wield（2000）认为，当落后国家获得和使用现有技术时，领先国家已经走向了一个新的技术前沿。Harada（2012）提出，后发优势可能在低技术部门循环，无法走向更高层级技术，因此很难获得后发优势。
以上研究表明，虽有争议，但普遍认为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主要原因，以及绿色技术（包括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对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还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后发优势的研究。但是上述两类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思路，即绿色技术进步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带来绿色发展后发优势。
人力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加速技术进步研发投入的关键因素（Romer，1990）。有人认为，发达国家对研发的投资增加了它们的技术进步（或创新），这些进步（或创新）被用来改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机械或其他中间产品），这一进程进一步。然而，技术进步（通过研发）有一个高成本问题，只有那些有能力投资或购买技术进步的国家才能获得。
已有文献基本肯定了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追赶，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趋同。Mankiw等（1992）的理论研究在Solow模型基础上进行扩展，纳入了人力资本要素，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将促进各国经济增长速度趋同。Barro（1991）的实证研究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与早期人力资本积累正相关，早期人力资本积累较好的落后国家可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但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国家就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追赶。Kalaitzidakis等（2001）的实证研究则认为，人力资本水平未必带来经济追赶，其影响在统计意义上是非线性的。郭熙保和习明明（2012）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初始收益往往更高但会逐渐递减，因此早期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张晓蓓（2020）的实证研究提出，经济追赶具有人力资本水平门槛，当人力资本水平大于特定门槛水平时，欠发达地区经济追赶的后发优势会更显著，相反地，如果没有达到门槛值，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则不足。
国外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研究较为少见。Taguchi和Murofushi（2009）以中国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为例验证了区域后发优势，在废水、二氧化硫和煤烟方面，验证了国家后发优势。他们还认为，全国范围内在废物和空气污染控制方面的技术进步可能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从先进国家获得技术转让的事实。Taguchi和Murofushi（2011）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管理和环境技术领域，究竟是享有后发优势还是遭受后发劣势。其中，硫排放验证了后发优势，而碳排放则揭示了后发劣势。后发优势效应的反差似乎与减排专有技术和技术的成熟程度有关。Huang等（2020）提出为了赶上先行者，中国等新兴国家最近集中精力发展新兴的绿色技术。认为后发企业选择合适的进入时机，采取合适的策略，对于后来者在新兴的绿色技术中迎头赶上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后发企业积累了丰富的追赶资源，较早进入新兴绿色产业，实现后发优势的可能性很高。
国内外后发优势与绿色发展相关研究文献还较少，并且大多都是定性描述，而非定量经验研究。丰富的后发优势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涉及发展问题，但还没有涉及绿色发展。因此需要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当前的一些定性研究包括如下。杨小杰和杜受祜（2012）针对广元的低碳经济研究，认为落后地区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实现后发先至，通过与外部有效地合作可以进行低碳经济发展。吕传俊（2014）针对后发地区的低碳发展特征进行了多个方面总结，包括绿色发展的约束、绿色发展的潜力、清洁能源潜力、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等，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提出了政策建议。郑长德（2014）指出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要求必须“后发赶超”和“发展转型”，而民族地区在全球和全国的生态地位，要求必须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民族地区需要走绿色发展与包容发展的道路，促进县域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追赶。刘世锦和张永生（2015）认为，后发地区只有转变过去的工业发展思路，挖掘并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文化资源和绿色资源，才能够实现追赶式发展。辛晓彤（2016）认为内蒙古由于人力资本、技术和产业等基础，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为促进内蒙古绿色发展，政策方面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绿色产业、发挥禀赋优势等。目前也有极个别实证研究涉及了后发优势与绿色发展领域，例如高鑫（2016）的研究对后发优势进行了分类，包括人文型、机遇型、资源型等；并且针对民族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结了这些地区后发优势不足的原因，包括知识积累不足、物质资本不足、经济扩散不够、产业层次低等因素。该研究总体认为民族地区实现后发优势较为困难。
根据以上文献可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具有重要作用，而绿色创新或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初步推测，绿色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是形成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后发优势的关键影响因素。本书将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尝试研究。总的来看，当前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绿色发展研究还相当缺乏。国际上现有的后发优势与绿色发展的关联研究则更少，并且着重于环境技术或绿色技术的赶超，而非绿色发展的赶超问题。相关的政策建议也主要来源于问题导向，而缺乏来自理论研究的针对性政策建议。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局限于理论定性研究或归纳性研究，较少涉及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说服力。
根据以上文献可见绿色发展或绿色GDP是可以测算的，同时关于绿色技术进步的测算也已经基本成熟。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进步等经济增长源动力很可能是碳减排或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同时，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进步等也很可能是后发优势形成的重要原因。在已有较为丰富的绿色发展和后发优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将着重研究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进步等经济增长源动力变化带来的绿色发展可能性，并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进步在环境经济学范畴中的内生发展机制，最后从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进步角度探讨中国中西部地区形成绿色发展后发优势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