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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底线赛跑假说”
Dua和Esty（1997），Esty和Geradin（1997），Kim和Wilson（1997）等的研究，较早地提出了“向底线赛跑假说”。该假说认为发达国家出于改善自身生态环境的目的，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强度，通过贸易开放进行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转移，同时进口所需的高能耗、高污染产品，进而实现自身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增长。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基于更强的经济增长愿望保持相对更低的环境规制标准，并通过贸易引入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同时出口这些产品。Aᶊˌcˌ（2016）、Rasli等（2018）对此进行了经验研究，证实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向底线赛跑”现象。部分研究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向底线赛跑”现象更可能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Porter（1999）的研究提出，跨国企业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并不会因为激烈的竞争而主动降低企业生产中的环境标准。但这些企业有可能将生产活动转移至环境标准相对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促使这些国家面临环境污染的威胁。Eichner和Pethig（2018）的经验研究进一步证明了Porter（1999）的观点。
2）“污染天堂假说”
Baumol和Oates（1988）认为，贸易开放促使发达国家转移高污染产业并进口所需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实施相对较弱的环境管制，引起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发展中国家就逐渐成为污染天堂。Ulph等（1998）对该假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Dean等（2009）通过估算中国合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验证了“污染天堂假说”。Shahbaz等（2015），Cai（2016），Hao等（2018），Liu等（2018），Hanif等（2019），Pratikshya Sapkota和Umesh Bastola（2017），Yi（2020），Anis Omri和Tarek Bel Hadj（2020）等对此进行了经验研究，在不同污染物方面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但Wheeler（2001，2010）进行的经验研究没有发现“污染天堂假说”存在的证据。
3）“污染光环假说”
“污染光环假说”观点则正好相反，虽然认为贸易开放确实促使了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生产活动，但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可能带来先进的绿色技术，以及基于统一的生产有可能促进东道国污染治理。Eskeland和Harrison（2003）较早地提出了“污染光环”假说。Birdsall（1993）、Ederington等（2005）认为，环境标准并不是迫使跨国公司迁往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Smarzynska Javorcik和Wei（2004）的研究利用25个转型国家或地区的数据验证了贸易开放下，跨国投资和环境规制的关系。Asghari（2013），Zhang和Zhou（2016），Zhu等（2016），以及Zahoor Ahmed等（2020b），也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了环境退化。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相对低的环境规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仅仅是更低的环境规制并不会更具投资吸引力。后来，Paramati等（2017）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污染光环假说”。
4）其他研究
另有研究认为，“污染避难所”和“污染光环”可能同时存在。一是认为，来自环境管制良好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更高要求的环境管制不敏感，而来自环境管制不太好国家的外国跨国公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敏感，因此跨国公司的环境影响取决于对东道国环境规制强度（Cai，2016）。二是认为，不同的FDI产业类型也能带来不同的环境后果，部分污染排放物可能受“污染避难所”效应影响，而另一部分污染排放物可能受“污染光环”效应影响（Liu等，2018）。
还有一些研究则提出了更为综合的观点。Keydiche Stevens等（1993）认为开放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其中规模效应是通过经济规模的扩大加剧环境污染；结构效应是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转型提升改善环境质量；技术效应则是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环境质量，因此FDI并不必然引起环境污染的增加或减少。Shahbaz等（2015），Omri等（2019），以及Alshubiri和Elheddad（2019），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一阶段显著增加了污染排放量，但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污染排放量开始减少。
1）“波特假说”
Porter等（1991）以及Porter等（1995）提出的观点被称为“波特假说”，认为长期内环境规制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特别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同时认为，强度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相关技术的研发或者提高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这就是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创新补偿”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遵循成本”，还可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波特假说，国家需要重视环境政策的合理设置，确保实施合理水平的环境规制强度。随后Lanjouw和Mody（1996）、Horbach（2008）、Zhang等（2011）、Yang等（2012）、Bergek等（2014）、Ghisetti和Pontoni（2015）、Li和Lin（2016）、Xie等（2017）、Guo等（2017）、Manello（2017）、Zhang等（2018）的研究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实证研究证据。
另一些研究则只能部分证明该假说。Alpay（2002）、Paul等（2008）、Paul等（2011）、Nesta等（2014）、Rubashkina等（2015）、Zhao（2016）、Pan（2017）、Li和Wu（2017）、Cheng等（2017）、Qiu等（2018）分别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产业或部门、不同能力的公司、不同代理变量情形下，针对不同版本“波特假说”进行研究，出现部分支持、部分否定的结果。
近年来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也出现了非线性研究结果。Zhang（2016）的实证研究指出，中国能源效率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He（2016）、Wang和Shen（2016）、Zhao等（2018）的实证研究则相反地提出，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呈现倒“U”型的关系。另外一些经验研究没有发现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任何促进关系，如Yuan和Xiang（2018）、Albrizio等（2017）、Chintrakarn（2008）的实证研究结果与波特假说正好相反。
2）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Acemoglu（2002）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将技术视为生产模型的内生要素，提出了技术偏向的决定因素。其观点认为对外贸易是新技术偏向技能型技术的重要原因。其后，Acemoglu等（2012）进一步发展了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他们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置入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认为环境规制是新技术偏向清洁技术的重要原因。Daubanes等（2013）、Aghion等（2012）、Ikeshita等（2015）等的研究结果支撑了Acemoglu等（2012）的结论。
Melitz（2003）开创了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提出对外贸易的激烈竞争会使得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出口贸易，而且会造成劳动生产率不足的企业不得不离开出口市场。Alcalá和Ciccone（2004）的实证研究认为，贸易开放度在计量经济学意义上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这也符合经济学推断。温怀德（2012）认为经济开放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景维民和张璐（2014）认为，在国内积极研发背景下进口贸易将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进步率，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对绿色技术进步率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也有学者从国际研发溢出方面证实了贸易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Coe和Helpman（1995）的实证分析发现，贸易伙伴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得益于该国研发资本，而对外贸易将促进这一影响。Lei和Bang（2007）对21个经合组织国家和以色列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双边贸易能够促进国际R&D溢出。Marzetti（2014）的研究认为，鉴于欠发达国家在贸易开放条件下的吸收能力不足，欠发达的情况对国际研发溢出具有不利影响。Pöschl等（2016）认为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国际传播渠道是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根据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结论并不统一，这与研究所在国家的发展阶段、贸易开放情形以及国情差异有关，也与实证研究的变量选取差异等因素有关。
以上文献总结起来，贸易开放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可能对环境规制产生影响，同时环境规制很可能对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贸易开放也对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其影响渠道包括国际竞争、进口贸易产生的技术引进，以及国际研发溢出等方面。不过，现有研究对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三者的关系研究还较少。傅京燕等（2018）、宁婧（2017）、原毅军和谢荣辉（2015）、柴志贤（2013）等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但从贸易开放角度进行的理论分析有所不足，且缺乏对空间自相关性的处理以及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景维民和张璐（2014）从对外贸易和FDI两个角度对经济开放进行了分析，但同样未考虑空间自相关性问题和空间溢出效应。
“污染避难所假说”和“向底线赛跑假说”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转移存在某种关系，而“波特假说”和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则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存在某种关系。贸易开放背景下，环境规制既影响产业结构也影响技术进步方向，这很可能进一步促使就业岗位结构和岗位技能要求发生改变，进而使人力资本水平也发生变化。过去的研究可能忽略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主动提升环境规制可能产生一种积极的结果，即促使本国形成倒逼机制，引起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使人们做出接受教育的决策并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治理能力，从而形成环境与经济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