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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
绿色发展理念源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批判，关注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生态资源环境问题。绿色发展与绿色GDP、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增长等概念具有相近的内涵。在许多场合下“绿色”和“低碳”被结合起来使用。
希克斯（1946）首次提出绿色GDP。希克斯的绿色GDP也被称为可持续收入，认为只有当全部的资本和资产能够持续不断地增长时，经济增长或收入才是可持续的。绿色GDP的测算需要对环境投入所产生的价值进行度量，它等于GNP扣减环境、人力、知识等各项资本的折旧。衡量可持续收入意味着要调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罗马俱乐部（1972）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对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Pearce等（1989）首次提出绿色经济概念，倡导“可承受的经济”，并认为经济发展应该考虑资源环境的可承受度，因此倡导“可承受的经济”即绿色经济，提出发展不仅需要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同时也要保证后代人的福利不被减少。因此绿色经济是资源环境得到高效利用、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集约型经济形态。
UNDP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的报告率先提出了“绿色发展”概念，其内涵是高效、协调、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随后英国的能源安全白皮书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内涵是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技术与制度革新、绿色能源研发等方式，高效利用或减少使用各种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从而达到碳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与资源环境有效保护的经济发展形态。UNEP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8）进一步发展了“绿色经济”概念，其内涵是保护社会长远公平和整体福利提升，明显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的经济发展模式。UNESCAP（2005）提出绿色增长概念，UNESCAP即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认为经济快速增长使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的形势不断严峻，人类的长远福祉面临巨大挑战。所以UNESCAP提出的绿色增长，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提升生产过程中环境资源投入效率，从而实现、不断降低贫困人口数量、增强全社会整体福利，最终实现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OECD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进一步发展了“绿色增长”概念，提出要通过着力发展新经济和创新驱动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增长模式，从而能够有效保障生态环境保持平衡，并能够持续为生产和生活提供物质基础支撑。世界银行（2012）也对“绿色增长”进行了界定，其内涵是可持续的人类经济活动必须使自然环境能够不断提供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环境投入，要合理测量绿色增长，就需要在GDP统计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生态环境评价，对实现GDP所必须依赖的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予以测算和扣除。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当代发展实际，从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等多角度进一步丰富绿色发展内涵。胡鞍钢（2003）在国内较早提出绿色发展概念，认为绿色发展实质上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新型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一次升华，是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的高度协调发展。杨多贵（2006）也对绿色发展概念进行了探索，认为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社会经济变革与科学技术进步，提出绿色发展是解决气候问题、经济问题、环境破坏问题、资源枯竭问题的必然举措。孔德新（2007）提出实施绿色发展走生态文明道路，促进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于晓蕾（2013）认为绿色发展属于客观经济规律，必须保持生态环境平衡，在不超过资源环境有限承受能力的基础之上实现经济增长。刘思华（2011）从资源与环境协调、绿色战略、生态文明理念、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论述了绿色发展，认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发展绿色经济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胡鞍钢（2014）再一次发展了绿色发展概念，认为绿色发展必须实现环境、经济与社会三者的相互协调，并构建了“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三圈模型。
马伯钧（2016）发展了绿色发展内涵，作者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绿色发展是在有效节能减排和高效资源使用的背景下，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不超过环境承受力的发展，减少污染物排放或不排放。邹巅和廖小平（2017）进一步解释了绿色和发展二者的关系，提出绿色和发展可以是协调统一的，而非必然出现对立，绿色和发展是人本位和生态本位的统一。并且认为绿色发展也就是绿色和发展内在融合所形成的一种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张涛（2018）提出合理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二者关系，就是绿色发展的本质；要实现社会经济协调的发展格局，实施可持续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必经之路。
2）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内涵，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主要围绕经济、环境和社会等维度展开。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由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发展而来，后者是学术界绿色发展量化指标体系的最初版本。2006年两校合作进一步发展了指标体系，提出环境绩效指数（EPI）。UNESCAP（2009）提出并构建了生态效率指标体系，其充分观测社会经济的宏观与细分部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二级指标四个，三级指标31个。生态效率指标体系旨在构建一套测量环境资源影响以及经济发展真实成效的评价手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提出并构建了绿色增长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生产中的资源环境、生活中的资源环境、资源环境资产、经济决策响应等方面的四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14个二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细分出23个三级指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提出了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环境效率、社会发展、经济转型、人类进步四个主要方面，基本涵盖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世界银行（2012）提出并构建了绿色发展效益的指标体系，主要是利用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度量绿色发展决策的效益。绿色发展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从社会经济与环境等多维角度进行观测。GGGI即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2013）提出并构建了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包含社会经济、国家概况、资源环境三个主要方面的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五个二级指标，并细分出18个三级指标、56个四级具体指标。
国内，2006年中国科学院较早地构建了资源与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数（REPI）。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牵头的校政联合团队提出并构建了绿色发展指数，主要涵盖政府绿色政策情况、绿化增长情况、环境资源情况三个维度的一级指标。陈龙桂（2011）提出了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资源变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26个细分指标。李晓西等（2014）提出并构建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基于社会经济系统、资源与环境系统得到可持续发展均等重要的假设，相应地提出12个观测点，并以此估算全球123个地区和国家的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并进行了排序。曾贤刚等（2014）从经济转型的效率、资源利用的绿色程度和幸福获得感三个维度构建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佟贺丰等（2015）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绿色产业、高能耗产业等相关七个行业，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了测算模拟。刘凯等（2017）着眼于城市层面构建了城市绿色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含绿色层面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财富增长以及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一级指标，相应的8个二级指标，以及25个三级指标。郭玲玲等（2016）提出和构建了绿色指标评价体系，包括资源环境、自然生态、经济发展、人类水平和政府政策五个维度。刘明广（2017）基于绿色发展内涵构建了中国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包含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环境、绿色新政四个维度和42个具体指标。程钰等（2019）提出了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绿色化经济增长、福利增长以及财富增长等方面，并认为上述维度的协同发展就是绿色发展的本质。
地方层面，华逢梅（2008）针对长株潭城市群，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开放、环境与资源、科教文卫等多个维度构建了竞争力层面的绿色评价体系。黄羿等（2012）提出的地方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主要涵盖绿色城市、绿色产业和绿色发展水平等方面，二级指标包括18个，通过该指标体系测算了广州2000—2009年的绿色发展总体数值情况。李荣等（2012）针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城市构建了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与经济系统、环境系统方面的一共17个指标，并具体测度了上述城市的绿色发展指数。戴鹏（2015）提出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针对青海省的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政策等五个一级指标，包含 10 个次级指标，以及具体的 58 个三级指标。朱斌等（2016）提出了城市层面的绿色发展概念，构建了涵盖城市发展、城市交通、城市环境等五大方面的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具体又包括29个二级指标，并据此估算了福建所属地级城市2009—2013年的绿色发展水平。何建莹等（2017）针对宁波城市情况，提出了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主要涵盖环保与环境质量、生活消费、资源消耗、经济增长质量等层面的主要指标，以及25个二级指标。庞丹靛（2017）针对南京城市情况构建了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承载水平、提升水平、效率水平等方面，具体又细分出38个二级指标。胡书芳等（2017）构建了地方层面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涵盖人口与经济、环境与资源等方面的维度，包括13个二级指标，该研究具体估算了浙江五个年份的绿色发展指数。马骍（2018）也从环境与资源、社会与经济等维度构建了地方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对云南省的绿色发展做出了水平测度。赵细康等（2018）提出了广州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两方面，对广东省的全部地级城市进行了绿色发展水平估算。朱金鹤等（2018）则从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生态承载力与环保等方面构建了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上述方面作为一级指标，细分出29个二级指标，用于测算新疆2006—2015年绿色发展做出的水平测度。黄寰等（2019）从绿色压力、绿色状态、绿色响应等维度提出了地方绿色经济指标体系，并具体评估了西藏的绿色经济发展指标。
由于绿色发展理论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复杂性，以及目前统计资料的有限性和统计口径的差异性，因此建立一个综合指数来反映区域绿色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程钰等，2019）。也就是说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但测算会面临较大挑战。
3）绿色发展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政策、资源、金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变化等视角展开。理论研究方面，提出对通道与桥梁的生态环境系统实施合理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Bryan G.Norton，2005），绿色创新是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Hargroves KC，2005；曹东等，2012;Bowen，2014;Pierre-Andre Jouveta，2013），金融发展是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黄建欢等，2014），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科技创新、市场化水平、贸易开放等是影响中国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程钰等，2019）。K.pitkanen（2016）以五个欧洲国家为研究对象，指出影响绿色经济的五个关键因素：经济和市场、技术和研发、政策和规则、网络和社会资本、公共认知。实证研究主要基于绿色发展水平及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展开，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禀赋等因素有利于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绿色发展水平（Eiadat，2008;Pierre-Andre，2013;Lorek，2014;Honma和Hu，2014；钱争鸣和刘晓晨，2013；曾贤刚和毕瑞亨，2014；田泽等，2018；曹鹏和白永平，2018；郝汉舟和周校兵，2018；何爱平和安梦天，2019；郝淑双和朱喜安，2019）。近年来也有文献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及环境分权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李光龙等，2019；邹璇等，2019）。
基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已有研究提出了若干绿色发展提升政策路径，主要从资源、经济、技术、消费及制度展开。Midilli等（2006）提出鼓励加大绿色能源投资以替代化石能源，冯之浚和周荣（2010）指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低碳经济；胡鞍钢等（2014）提出经济、自然、生态三位一体的绿色发展道路，其核心是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并探讨了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的绿色发展战略；李虹和熊振兴（2017）建议开征生态赤字税，通过税负转移促进绿色发展；黄茂兴和叶琪（2017）提出还应把握好地位、投入、力度、配置、定位等关键问题，确保绿色发展政策落到实处。促进绿色发展的途径还包括：实施区域差异化的节能减排政策（王兵等，2015）；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源生产率水平（胡鞍钢，2016）；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结构优化、经济提质增效等（许宪春等，2019）；推进“生态、绿色、低碳”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高赢，2019）；加强环境治理力度，加强绿色发展制度安排和评估考核激励机制建设等（李正图，2013；甄霖等，2013；杨志江等，2017；肖金成等，2018）。
以下重点介绍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进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有关文献。在人力资本与绿色、低碳文献方面，Sheraz等（2021）利用1986—2018年G20国家（不包括欧盟）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指出人力资本降低了碳排放。Costantini和Monni（2008）认为投资人力资本有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样，Lan等（2012）也证实了FDI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高度依赖于人力资本。Hao等（2021）研究调查了1991—2017年的七国集团，人力资本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Asghar等（2020）支持人力资本低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高。Bano等（2018）利用ARDL和VEC模型的研究表明，巴基斯坦人力资本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关系。Khan（2020）利用122个国家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增加会导致更多的能源消费，但在达到特定阈值后，将会减少CO 2 排放。Yao等（2020）调查了20个OECD国家的数据，长期估计结果也支持了Khan的观点。Zhang等（2021）调查了巴基斯坦样本，认为从短期来看，人力资本与碳排放正相关，但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与碳排放呈负相关。Bashir等（2019）和Sarkodie等（2020）的研究结果则不同，认为人力资本恶化了中国的碳和环境退化功能。Dedeoǧlu（2021）则认为美国人力资本与CO 2 排放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
绿色技术（包括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对于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也引起学术界关注，普遍认为绿色技术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Lantz和Feng（2006），Feng等（2009）认为能源技术进步是节约能源和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之一。国际能源署（IEA，2013）提出，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各种途径中，绿色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效技术等）预计将成为主导因素，理论上有助于减少60%以上的目标CO 2 。但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速度通常不一样。因此，绿色技术创新的实际影响可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或经济环境（IEA，2015）。Jin等（2017），Dong等（2018），Sun等（2021）先后得出结论，认为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可以减少研究所在国CO 2 排放。Weina等（2016），Nikzad和Sedigh（2017）提出，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全球减少CO 2 排放的重要手段。Gu等（2020）认为可再生能源技术专利和节能减排技术专利对碳强度具有负向影响。Paramati等（2020）采用稳健的面板计量技术和1991—2016年的年度数据，以 25 个经合组织经济体为研究对象，认为绿色技术减少了碳排放。
另外一些研究虽然也承认绿色技术进步对于碳减排的作用，但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起不到碳减排作用。Wang等（2012）发现，能源技术专利在减少中国CO 2 排放量方面没有起到显著作用，而采用自由碳技术的能源专利也仅对中国东部地区的CO 2 减排起到促进作用。Braungardt等（2016）认为，尽管绿色创新被视为绿色增长战略的一个基本要素，但由于反弹效应的存在，其对气候目标的影响一直受到长期争论。Weina等（2016）揭示，对于意大利来说，绿色创新提高了环境生产力，但在减少CO 2 排放方面未能发挥重要作用。Su和Moaniba（2017）认为，尽管理论上气候相关技术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但实证证据并不充分。Popp（2012）指出，使用绿色技术往往需要初始成本，这使得贫穷经济体无法使用先进的减排技术和实现环境目标。Acemoglu等（2012）认为，受到收入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对CO 2 排放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Du等（2019）以71个经济体为研究对象，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对收入水平低于门槛的经济体而言，并没有显著的减排效果，而对于收入水平超过门槛的经济体，减排效果才变得重要。
1）绿色GDP的概念内涵
学术界根据不同的绿色GDP内涵或定义，得出了不同的核算方法以及差异明显的核算结果。蒋志华和李瑞娟（2010）认为目前绿色GDP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核算结果差异过于明显。周民良（2015）同样指出绿色GDP测算研究结果的不稳定、不一致，是外界对绿色GDP核算提出质疑的原因。
联合国1993年正式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2003年联合国等进一步提出，绿色GDP核算需要在经济总量中扣减自然资源耗减、环境降级与环境保护支出。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认为，绿色GDP就是传统GDP扣减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Boyd（2006）提出绿色GDP应是GDP扣减自然价值之后的核算值。杨缅昆（2007，2008）认为，GDP忽视负效用而且不能反映国民福利，因此提出国民福利总值即广义绿色GDP的概念，其内涵是经济活动的正负效用及在考虑人类物质精神生活之后的净影响。王金南等（2018）提出绿色GDP是在传统GDP之上，考虑扣除环境污染损失以及生态破坏损失后的净值。王金南等（2009）也认为，绿色GDP就是传统GDP扣除资源消耗损失与环境污染损失。国家统计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4）联合推出《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两份报告，其绿色GDP内涵主要考虑扣减环境污染损失。
2）绿色GDP的指标体系构建
（1）考虑扣除资源环境损失的绿色GDP核算方法
学术界关于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大多是在传统GDP核算结果之上，扣除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损失。王金南（2018）认为这种核算方式是狭义的，一般只考虑自然环境的损失成本，而未考虑收益部分，因而存在争论。此类做法最典型的是United Nations等（2003）将SNA体系指标进行必要扩充，即核减自然资源损耗、环境退化和环境保护支出。这种做法主要有以下角度。
①已有GDP数据调整的角度。谭亚荣（2007）把社会经济生活各环节产生的自然资源耗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损失从GDP中扣减，根据这一出发点形成了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李金华（2009）根据这一思路提出了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范式。王树林等（2001）通过建立资源与环境指标体系测算北京市绿色产出，主要考虑排除资源与环境的因素，即扣减自然资源与环境退化成本，以及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所支出的成本。温怀德（2011）在核算杭州市绿色GDP时，也采用在已有GDP基础上扣减自然资源损失、环境污染损失和实际环境保护支出的方式。欧阳康（2017）指出了从政府绩效评估视角核算绿色GDP的方法，主要做法也是扣减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资源损耗损失。廖明球（2000）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绿色NDP核算办法，主要从调整存量角度出发。绿色NDP即NDP扣减非生产自然资产损耗；其中NDP即总产出扣减中间投入以及固定资产损耗，最终绿色GDP就是绿色NDP加上固定资产损耗。
高敏雪等（2004）、於方等（2006）以及王金南等（2009）提出了绿色GDP的三种核算办法。第一种是生产法绿色GDP核算，具体来说就是在GDP基础上扣减中间投入以及各项环境成本。第二种是收入法绿色GDP核算，具体来说就是，生产税净值、固定资本折旧、劳动者报酬、利润扣除虚拟环境成本等四项共同构成绿色GDP。第三种是支出法绿色GDP核算，具体做法是将环境成本视为资本形成的抵减项，也就是最终消费、净出口，以及资本形成扣除虚拟环境成本等构成绿色GDP。
一些研究对绿色GDP调整项进行了必要扩展。例如，陈耀辉等（2002）提出，绿色GDP除了要考虑环境污染调整项，还应考虑地下经济调整项以及其他调整项。王金南（2018）在2009年核算绿色GDP时，扣减项从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核算扩展到了生态破坏损失的成本核算。
②投入产出核算的角度。雷明（2000）基于投入产出核算方法探讨绿色国民经济测算问题，并相应提出了测算理论与实操方法。该研究主要是核算1992年中国绿色GDP，其结果是25347.3亿元。向书坚（2006）认为，考虑扣除资源环境损失的绿色GDP核算方法，主要是扣减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成本，但提出调整不充分，忽略了非市场化的环境投入、产出等部分的核算。雷明（2000）也指出了方法的不足。第一，操作困难，如数据需求量大，模型参数选定困难，应用推广难度大，难以获得投入系数，以及不同污染物处理费用差异大但实际中污染治理行业存在污染物一并处理的情况等。第二，无法对核算范围进行拓展。钟定胜（2006）也提出了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即定价不稳定。污染物处置方法不同定价也因此不同，导致核算结果不稳定。
考虑扣除资源环境损失的绿色GDP核算方法，关注环境成本核算，基本假设是社会经济和生产过程必然伴随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消耗，却忽视了生态环境也可能因改善而带来效益增加。这种思路不利于制定环境政策时保护创造生态环境价值的积极性，不能准确度量整个生态环境的价值变化，因此也不能较好地满足绿色发展的国策需求。於方（2009）认为，绿色GDP核算存在的上述问题是由我国所处经济发展不发达阶段所决定的，即生态环境尚以被破坏为主。
（2）考虑资源环境改善的绿色GDP核算方法
随着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持续关注，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治理投入日益增加，生态环境状况也有局部改善的情况，一些研究也开始重视生态环境改善而带来的效益问题，这对绿色GDP实际上是做加法。杨缅昆（2001）较早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效益增加问题，提出绿色GDP核算既应该考虑外部经济与环境的效益增加情况，也应该扣减外部经济与环境的损耗情况。生态环境部重启绿色GDP研究，也明确提出绿色GDP核算既要考虑增加项也要考虑扣减项。王金南（2018）提出了经济与生态生产总值的概念，认为应该将生态环境系统带来的经济福利算入GDP。这种考虑资源环境改善的绿色GDP核算方法，是对绿色GDP核算的重要改进。
杨缅昆（2001）类似地也提出了新的绿色GDP核算办法，即在GDP基础上既考虑外部不经济，也考虑外部经济。陈梦根（2005）在EDP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绿色GDP概念，即同时考虑社会经济活动的正负外部性经济价值。彭涛等（2010）提出的绿色GDP核算方法，就是传统经济核算结果扣除自然资源损耗、环境质量退化，并加上环境综合利用带来的经济价值。祁巧玲（2015）总结的生态环境部绿色GDP绿色核算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在传统GDP基础上扣除环境成本再加上环境收益。葛联迎（2013）提出的绿色GDP，是在GDP基础上扣除资源环境损耗成本、环境退化损失成本，然后加上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收益。潘勇军（2013）提出了在已有绿色GDP核算的基础上，再考虑生态环境改善的效益，从而提出新的绿色GDP核算办法。马国霞等（2015）也提出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在传统GDP基础上扣减生态环境退化成本，再加上生态环境产生的生产价值。何玉梅等（2017）在考虑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耗、生态环境治理损耗的基础上，同时考虑生态环境改善的收益，并且设置了较为丰富的二级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王金南等（2018）提出类似绿色GDP概念的GEEP，GEEP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基础上再考虑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也即GDP扣除生态环境损失成本以及生态退化损失成本，再加上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生的价值。
（3）考虑调整系数的绿色GDP核算方法
稍近一些的研究提出了不对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进行区分的方法，即分别对自然资源、环境、经济等系统进行指标化，并予以赋值和加权，进而对GDP核算出绿色调整系数。李金华（2009）提出了一种绿色GDP核算方法，主要就是核算自然资源损耗因子与环境污染因子，然后据此调整并得到绿色GDP。徐斌（2009）提出了从自然资源、环境污染和社会经济等维度重新构建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郗希（2010）提出并构建了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利用拓展的索罗增长模型计算压力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据此测算得到绿色GDP。贾湖等（2013）构建了新的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包括自然资源节约、环境污染友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大指标的非货币化核算体系。吴翔（2014）提出了环境综合指标体系（ECI），绿色GDP就是通过测算该指标体系进而对GDP进行调整而得到的。冯俊华等（2014）运用模糊评价模型评价了当前的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认为核算缺乏全面性、过程缺乏精确性，因此提出了新颖的绿色GDP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欧阳康（2017）提出了包含主要资源环境损耗的指标体系，作者称其为绿色发展指数，并据此调整GDP得出绿色GDP。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对绿色GDP核算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充分研究。但总的来看，绿色GDP在扣减和增加项的内容和计算方法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统一和不足。首先就是大量绿色GDP核算文献还没有考虑生态环境也能够产生效益问题；其次就是绿色GDP核算均是在已有GDP的基础上进行增加或减少一些核算项目，但实际上某些核算项目往往已经以各种方式进入了传统GDP体系，可能会陷入一种逻辑上的错误循环。例如环境保护支出一般会从GDP中扣除，但实际上环境保护支出确实从某些方面增加了投资和就业，因而也实际上产生了GDP。最后是仍然存在许多研究仅从理论上提出核算方法，而未提供实践操作的核算，缺乏操作可行性，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进一步使得不同研究的差异性较大。
1）绿色技术进步内涵
绿色技术进步就是经济体系发展出能够控制环境污染、减少能源与资源消耗、改善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技术总和的不断进步。绿色技术是由环境友好型知识、工具和其他手段组成的技术体系，可以理解为基于生态环境改善目标，使用各个类型科学知识实现低污染或无污染、实现资源环境的高效集约化利用的全部技术。因此绿色技术进步不单指环境保护技术的进步，还指包括更丰富内容的技术体系的进步。这些技术涵盖节能技术与新能源技术、资源节约型材料和新材料技术、生态环境友好型生物技术、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能源资源回收技术、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技术等方面。
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凸显。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会反过来制约经济的增长。王兵和刘光天（2015）认为，生态环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但生态环境破坏也能够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因此，绿色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绿色发展既要实现环境保护目标也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目标。这就必然要求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的投入集约化、污染物排放减量化、生态环境友好化，这些都要求技术进步需要往绿色方向转向。Hailu和Veeman（2000）提出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没有足够充分地考虑资源与环境问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开始出现。同时认为在具体测算时，传统算法把投入到末端环境治理的资源以及治理生态环境破坏的技术开发也算作生产投入，因此会使得估算结果与真实的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较大偏差。也就是说以往技术进步率测算只考虑环境投入“好”的产出而没有考虑“坏”的产出。景维民和张璐（2014）在国内较早地正式提出了绿色技术，其测算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考虑环境投入坏的产出之后的结果，相应提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并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技术进步率。
2）绿色技术进步的测算
绿色技术进步的测算最初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早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主要是基于索洛余值法，这些研究包括王小鲁（2000）、王志刚（2006）等的研究。但Felipe（1999），易纲（2003），岳书敬和刘朝明（2006）等研究认为索洛余值法测算会面临诸多问题，因为该计算方法的假定条件包括希克斯中性技术、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等，而这些条件在当前的理论经济学中已经得到放松，并且这种条件放松也符合实际情况。因此，通过索洛余值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少。
Chung等（1997）基于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方向性距离函数）提出了Malmquist Luenberger Index（ML指数），并以此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此后越来越多研究开始使用ML指数替代索洛余值法。Thomas等（2011）进一步通过DEA算法（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Malmquist指数，该方法可以将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中分离出来。这里的技术进步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创新性知识、创新性技术、新技术发明等，这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纯技术效率则是由生产工艺的提升或企业管理流程的改进，以及经济体系或社会出现显著改革或创新带来的，这种改革或创新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规模效率是指企业生产或社会经济规模扩大，进而由规模经济效应带来产出的进一步增长，这种效率改进也能够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Kumar（2006）利用Chung等（1997）的ML指数法测算了41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对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视，学术界在进行生产效率评价时开始关注包括环境指标在内的更多变量，尤其是在生产投入中把资源和能源投入纳入进来，产出方面则不仅需要考虑传统的人们希望的经济产出，还需要考虑污染物排放等人们不希望产生的副产品。Feng和Serletis（2014）考虑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因此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考虑到测算体系中，这样计算得到的结果就被称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种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提升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价或者经济增长实绩的全面评价的准确性。Chen和Golley（2014）也采用DEA方法计算了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主要行业的环境绩效或者说绿色发展绩效。
国内方面，景维民和张璐（2014）较早地在国内采用ML指数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他们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为绿色技术进步率，并据此开展进一步的环境经济学研究。在此之后，国内的绿色技术进步相关研究开始增多。随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提出，这方面的研究也丰富起来。陈超凡（2016）认为方向性距离函数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理念，因为该方法既考虑了经济生活需要的期望产出，又考虑了资源利用最小化、环境污染最低化的非期望产出。该研究通过ML指数和DDF测算了工业行业领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测算了1999—2013 年共5年中国各省区市的研发创新绩效。殷宝庆和刘洋（2018）、董直庆和王辉（2019）等也借鉴上述方法，测算了全国或区域的绿色技术进步率，并以此进行实证相关的研究。
1）后发优势理论内涵
Gerchenkron（1962）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了后进国家利用其落后地位实现跨越发展的路径手段，并第一次指出了欠发达国家的落后可以成为发展的优势，并且这些国家越是落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越快，这种增速将会逐步收敛于一般发达国家。与此相关的，Abramovitz（1989）提出了“追赶假说”，认为从资本的单位收益或者从劳动生产率等角度看，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初的水平越低，初始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越落后其发展速度就可能越快。并认为，技术差距和社会能力决定了经济追赶的潜力和实际增长之间的差距；其中技术差距是追赶的外因，社会能力是追赶的内因，内外相互作用才使得追赶的潜力变为追赶的速度。Brezis和Krugman（1993）提出“蛙跳模型”。认为领先国家在旧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新技术最初似乎并不是一种进步（淘汰旧技术代价较大）。而落后国家的经验较少，新技术允许他们利用较低的工资进入市场。因此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乃至借鉴创新，从而拥有特定的技术后发优势，使得经济增长出现后发优势。
20世纪末期，后发优势论被引入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逐渐增多，既有争论合理与否的，也有探讨实现路径的，这些研究都为急于摆脱落后面貌的中国提供了快速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在沃森“对后来者的诅咒”的概念基础上，杨小凯（2000）提出“后发劣势”，认为在较短的时间区间内，落后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长期可能会失败，因此就要求落后国家不仅要把着眼点放在技术模仿上，更要通过体制改革，先进行制度模仿，再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充分发挥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林毅夫（2003）针对杨小凯的观点提出，制度方面的借鉴学习未必能确保欠发达国家出现后发优势，欠发达国家实施宪政改革也有可能出现后发劣势的情况。欠发达国家经济追赶的关键还在于技术的合理引进和学习。随后，国内形成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总而言之，后发优势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技术或者制度的引进、模仿乃至借鉴创新，从而获得因相对落后而产生的后发优势。总的来说，欠发达国家的学习、模仿成本远不如发达国家自主创新的成本，这就使得落后国家的技术和制度后发优势不弱于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后发优势因此也被认为是欠发达国家经济更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2）后发优势的基本原因
郭熙宝和胡汉昌（2002，2004）分析提出了产生后发优势现象的主要原因，认为欠发达国家能够在发展速度方面实现追赶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最重要的理由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及其引致的技术转移，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这一过程。此外还提出，后发优势的来源应是多维度的，可以涵盖资本流动、技术传播、人力成本、制度借鉴和结构差异等，这些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后发优势的形成。林毅夫（2003）提出欠发达国家要通过后发优势促使经济快速增长，其核心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合理引进、学习、模仿先进技术，并努力缩小这种技术差距。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进一步明确提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追赶来发挥后发优势，并实现内生增长。Lin（2018）认为中国通过追求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能够拥有后发优势。以郭熙宝、林毅夫等为主要代表的国内学者不遗余力使后发优势理论中国化，并力图使之影响经济政策。Utku-ismihan（2019）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知识变量对中东的一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作用。Vu和Asongu（2020）的实证研究证明，发展中国家从互联网技术应用中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增长收益，即获得互联网的后发优势。
直到目前，学术界围绕着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这些成果可以涵盖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及其外溢效应、技术引进模仿与创新、学习能力与人力资本积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制度改革与结构改善、经济有限赶超、贸易开放与全球化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