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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位的人不能容忍，动辄发怒，就会移过于下面的人；如果在下位的人，不顾礼义，却逞强发怒一定会冒犯上位的人；只要有一方不知制怒，而轻易发作的话，后果都是贻害更多的人。这就需要“容过”。
唐太宗贞观二年，河南有个叫李好德的人有精神病，常乱讲一些妖言，皇帝下令大理丞相张蕴古去察访此事。张蕴古察访后上奏折说李好德确实有病，而且有检验结果，不应当抓起来。治书权万纪上书弹劾张蕴古，因为他是相州人，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所以说是张蕴古讨好顺从他，考察之情也不会是实事求是。皇帝很生气，下令把张蕴古杀了。后来此事为魏征处理，查明事实，并非如此，皇帝暗地里很后悔。
由于自己一时的怒气，不详细核实，不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就草菅人命，唐太宗是过于轻率了。这是不忍怒气的后果，人一发怒，出于一时的激愤，做事就有可能过火，等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时已晚。就在同一年里，又有一次，唐太宗又因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双全、廉直公正，征召他进朝廷，告诉他：“交趾久久没有得到适当的人去管理，现在需你去镇抚。”卢祖尚行礼感谢后出来，不久就感到后悔，他托病推辞。皇上派杜如晦等人宣读诏书，卢祖尚坚决推辞，皇上非常生气，说：“我派人都派不出去，还怎么处理政务？”下令在朝廷上把他杀了，但很快又感到后悔。魏征对他说：“齐文宣帝要任肯州长史姚恺为光州刺史，姚恺不肯去。文宣帝气愤地责备他，他回答说：‘我先任大州的官职，只有功绩并没有犯罪，现在却让我担任小州的官职，所以我不愿意去。’文宣帝就饶了他的死罪。”唐太宗说：“卢祖尚虽然有失臣子的礼仪，我杀了他也太过分，由此看来，我还不如文宣帝呢。”马上下令追复卢祖尚荫庇子孙任官的权利。
唐太宗认识到了自己做事因怒不忍，过于急躁，连杀了两位臣子，悔恨之意溢于言表。尽管他知错能改，但毕竟有些事情是无法补救的。正是出于怒能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古今中外许多人都下工夫去研究制怒的办法。很多人发现制怒的唯一良方是忍。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抑制愤怒情绪的发作，以利自身健康，以利团结他人，以利相安和谐，以利事业发展。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以怒为计，震慑敌人，激怒敌人，以便战胜敌人。
由此可见，“容过”这种“忍”的形式主要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宽厚、平和人格。很明显，能够“容过”的人，往往能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也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和认可。
容人之过，不是一味退让，不是无能懦弱，而是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包容一切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