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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自然母亲要设计一种文化性动物，那么它的设计中将会包含哪些特征呢？更确切地说，在我们猿类祖先那里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变化，才使人类本性能够参与到文化社会中来？
这两个问题其实不太一样。如果我们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设计人类，那么我们希望拥有的可能不是超人的能力就是蜘蛛侠的能力，以及两倍的苏格拉底（Socrates）智慧，卡萨诺瓦（Casanova）的性能力，圣母玛利亚（Virgin Mary）的无限美德，甚至蟑螂的韧性。然而实际上却并非一切皆有可能。让我们简要地思考一下自然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然后我们再简要地推论一下自然是如何把我们变成文化性动物的。
我已经提到文化的能力是有限制的（下一章将重新探讨这个主题），而自然的能力也有它的限制。我的看法是，自然为了文化而设计我们。显然，这个工作做得并不完美：生活在文化之中，无论作为个人还是集体，我们一直都面临着各种问题。也许每个人都能想象出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把人类设计得更适合现代文化生活（例如，如果我不需要每天睡七八个小时的话，那我就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然而，这些或许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自然根据一个物种能否存活下来判断其成功或失败。从理论上说，一个灭绝的物种就是失败的。根据这一标准，生物成功的最合理途径就是一直进化，直到消除死亡。如果我们的物种（或就此而言的任何其他物种）都由长生不老的人组成，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然而，自然似乎满足于一种长生的低级替代品，即繁殖。当你想到性交和养育孩子过程中所包括的复杂系统、机制、问题和危险等时，似乎就可以很清晰地做出判断，长生不死会是一个更有效且更可靠的解决方案。
但是，永生显然不是一个选择。正因为衰老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就不得不求助于有性繁殖来维持人类的持续生存。
同样地，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飞的话，人类的处境会更好。自然创造了一些会飞的动物，但它没有赐予我们这样的福祉。我们无法埋怨自然选择让我们只能脚不离地。当然，如果有些人具备了飞行的能力，他们很可能会更成功。在远古时代，他们将能够逃脱掠食者的追捕，从高处侦察地形，并战胜其他的人类。在现代，一名会飞的运动员可能会通过从事职业篮球或足球运动而赚到很多的钱；加上其名人的身份，他还很可能会吸引大量异性的注意。
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关于自然极限的著作很有说服力。进化可以改变现有的结构，这要比增加新的结构容易得多。例如，如果不弯曲膝盖就能挠脚有很大好处的话，人类就可能会发展出更长的手臂。这要比在臀部长出一个额外的手臂（这样它就能达到膝盖）有更大的可能性。延长手臂可以在现有结构下实现，而长出新的手臂对于进化来说则要困难得多。
行为可塑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动物都会经历一个青少年阶段，它们的任务是接受社会学习。当这一阶段结束时，它们的行为就会以自己的某种方式固定下来，大多数物种的成年动物都不会轻易接受新的行为模式。正如古尔德所说，
可塑性的这个阶段是由基因调控的：一个基因（或一个基因组）启动这个阶段，另一个基因则结束这个阶段。只要有充分的理由，比如改善生存和繁殖，那么进化就可以改变其中一个基因的运作。与大多数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在一生中保持行为可塑性的时间要长得多，这可能是通过简单地关闭负责结束的基因的工作，从而使可塑性阶段持续下去来实现的。
为什么不为人类和其他物种创造无限的可塑性呢？为什么不让智力也具有无穷的能力呢？当然，如果“一些”是有益的，那“更多一些”岂不更好。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生物学所能达到的极限。智力和可塑性带有适应的性质，但它们需要的成本也很高，因此自然选择只能使它们增加到一定程度——而且只会在收益的增长超过成本的增长时才会扩大它们。
让我们换一种说法。如果你是设计文化性动物委员会的一员，并且你能全权做出决定，这样你就可以创建几乎无限的智慧。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脑消耗的能量远远超过了重量与摄入总能量之比。身体其他部位也需要卡路里，所以给大脑增加无限多能量就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祖先仅靠有限的食物得以生活，所以获得足够的食物来维持身体运转已经很困难了。增加大脑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食物，最终可能会导致有机体饿死。由此可以猜测，太过聪明可能会害死你。
对我的论证而言，其关键的含义关联着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相似性和连续性问题。大多数描写人类本性的理论家要么试图强调连续性和相似性，以表明我们很像其他动物；要么强调两者的差异，以证明我们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关于文化性动物的争论需要连续性和变异性的结合。有证据表明，人类心智的独有特征也可以在其他动物的有限而基本形态中找到，这是最有力的支持。因此，进化是从已经存在着的东西中提取和扩大人类的特性的。无论是完全连续性学说（即人类与其他原始人完全相同），还是激进的差异性学说（即人类是独一无二的），都不是真正符合文化性动物理论的。人类文化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动物王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但使文化成为可能的生物结构，则是由逐渐改变其他动物所拥有的相同特征和能力而被创造出来的。
想象一下，你已经被神圣的大自然母亲任命为负责设计新物种的委员会主席。设想智人还没有进化出来，但已经被放在了组装线上。大老板已经批准了，因此，你的委员会可以开始工作了。大自然给了你相当大的自由来进行彻底的改变，但是你应该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经验。此外——这也是任务中令人兴奋的部分——最近在其他猿类中进行的初级文化实验被证明是成功的，所以你的委员会应该更深入地考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你需要重新设计黑猩猩或猿类，以创造出一个更彻底的文化性动物。那么你打算在文化猿类身上构建什么样的特征和属性呢？
首先，你肯定想要确保新创物种有强烈的动机去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文化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延伸，所以，你至少还想要保留这些动物所具有的社会性倾向，而且可能还要去加强它们。一个文化性动物应该有强烈的“归属需要”，将自己的注意、努力和行为都指向社会联结的目标，包括去寻求配偶（一对一）和群体的关系。新生物应该很容易形成社会关系，并且不愿意它们遭到破坏。这一特性与黑猩猩相比或许不是一个大的改变，但它肯定是文化的一个先决条件。
此外，在理想情况下，归属需求的对象要超出与单独个体间的联结，要使文化性动物认同更大的群体，甚至要上升到认同一个民族、一所大学、一个公司或其他可能容纳数千人单位的水平。因此，人不仅需要认同特定的个人，而且要认同更广泛的文化单位，如部落或国家。将归属需求的焦点从联结个人转到（也）联结群体，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归属需求的基础上，还可给文化性动物增添一些额外的特征。文化性动物必须要做的不仅仅是和其他人联结在一起，它还必须具有所谓的 心理理论 能力，即它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同伴具有与自己相类似的内心状态，从而使交流、移情、社会交换、相互理解、欺骗以及其他文化关联的高级特征成为可能。他属于由其他人组成的社区，他人的内心状态和过程与自己是相似的。没有这一能力，文化性动物就不能一起分享知识或共同工作。
此外，为了让自己可以与他人一起工作，理想中的文化性动物应该还有这样一些倾向和能力，要让自己的行为恰当适宜。因此，它们就需要自我意识，包括预测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以及希望维持他人对自己好感的动机。
文化可能将提供大量挑战新生物的信息，而处理信息需要多种要素。首先，大脑必须有足够的智慧来处理这些信息。它将需要一个良好的推理能力，以找出事件和行为的意义及可能的影响。文化性大脑显然需要非常大的存储容量：它需要记住大量的单词、人物、事件、社会关系以及文化所积累的知识。它需要有良好机制以便在混乱的海量信息中找到最有用、最重要的点，因此，它必须能够进行信息的筛选、分类、标记和分类。它必须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存储信息，以便之后能够检索到它所需要的信息。
文化性动物将需要一个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他们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也需要学习社会的行为规则。文化性动物要想成功地进行社会化，需要具备如下几个特质：首先，他需要自觉自愿地学习很多年。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无法在一个文化社会里生存得很好。真正的狗，当它们变老的时候，可能会失去学习和适应的灵活性，但是老年人若要学会操作录像机、登录互联网，要与丧偶后新的约会对象协商避孕套的使用，他们中的一些人都做到了。我们已经知道，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提出，自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让人类比大多数其他动物能更长久地保持孩子般的可塑性。他写道：“许多动物在童年时表现出灵活性和玩耍能力，但成年后却依从着严格编码好的模式。”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在一生中都保持着青少年模式，甚至脸型都是如此。古尔德很清楚这样做的价值：“被延长了的童年可以让文化通过教育得到传承。”
因此，在整个生命中行为都必须有可塑性，特别是儿童期和青少年期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些阶段尤其能够促进个人的社会化（好奇心、学习意愿等）。年轻人应该渴望快速地从其他人类成员那里学习新事物，无论他们是年长者（比如老师）还是同龄人。
成年人也需要为社会化作出持续的努力。文化性动物将受益于培养、教育和帮助年轻人的终生的热情，帮助他们为进入社会替代自己的位置而做好准备。文化性动物成年后可能需要继续学习和适应，因此，让年长者在教学（指导）年轻人中获得一些满足感，也是很有益处的。只教育年幼的孩子是不够的。一些研究灵长类动物行为的专家评论说，尽管类人猿在其他方面很聪明、善于交际，但它们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有意识开展教育的迹象。
如果掌握了文化的人愿意并倾向于教育后来者，文化就会取得更好的成功。
文化性动物的另一个需要则涉及复杂的决策机制。了解如何在一个复杂的文化社会中行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随着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每一种可能的行为都可能被转化为有多重意义和价值的行为。新的和不可预见的情况会频繁出现，带来新的选择困境，人必须决定该怎么做。因此，任何简单的行为控制机制都有可能被证明是无法应对的。文化性动物需要的不是僵化的反应系统，而是具有多样的、高度灵活的系统。至少可以这么说，思维系统必须能够控制并驾驭行为。思维系统必须理解各种文化的意义，然后用此来指示行动的进程。本质上，生物必须能够进行理性的计算，以确定什么是合理和适当的，并可能带来好的结果。除此之外，文化性动物需要某种机制来有效地处理复杂而不熟悉的情况。
内部对行为控制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忽视。人类能够用意义来分析情况，并找出在该情况下的最佳做法，以期获得好的长期结果。但除非他们也有能力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开展行动，否则这种分析能力将是无用的。必须有某种能够克服短期的自然冲动的机制，取而代之以实施基于意义思考而计划的行动。做出选择将是文化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出生时就被编写进大脑的简单决策规则，不太可能有足够的灵活性去应对文化社会生活。相反，新生物应该有某种“自我”，能够控制和思考多种可能的行动路径，然后择其一而行之。
与其继续用花哨的术语和措辞谨慎的限定词，不如让我用一个非常直白的术语来加以表述，即 自由意志 。也就是说，为了使我们适合在文化中生活，自然必须赋予我们自由意志。正如我将在第六章中解释的那样，自由意志一词有许多含义，我指的当然不是其中最夸张的含义。然而，在文化中生存，人必需要能够了解多种可能的行动路径，能够同时形成行动意义和影响（包括可能的后果）的心理表征，能够分析和比较各种行动，能够以一种并非完全和明确先定的方式选择其中一种行动路径。总之，人必须要能够做出行为决定，不能由当下情景、个人的先天倾向，或者甚至由行为强化的历史来完全做出这个决定。（如果自由意志这个词对你来说太过宽泛，就请用 控制加工 、 自我调节 以及 终身行为可塑性 来代替吧。）
换句话说，文化性动物将同时面对影响自己行为的内部和外部的力量，但它不应该完全受这两种力量的支配。它应该能够克服自己的冲动，至少它可以用文化认可的方式和在允许的场所吃东西、约会、小便以及做其他的行为。它不应该对来自外界的第一个信号或线索就做出反应，因为在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问题上，文化往往会发出复杂而矛盾的信息。如果你买了销售人员推荐的所有东西，你很快就会因为买了过多没用的东西而变得贫穷。文化性动物有时应该能够抵抗这种压力。
用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
的话说，自然必须在因和果之间创造一个
间隔
。采取行动时常有内在和外在的原因，这些多重原因会导致矛盾的行为。被文化教化了的人类自我就生活在这个间隔之中，扮演着连接原因与行动的中介者的角色。这里并不需要极端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即那种可以完全不受内在或外在原因影响的任意行为选择。但这确实意味着自然降低了行为的规则决定性，因此，人类自我就可以使用理性思维（或者其他指引）在多个相互竞争的理由中进行选择，并采用最好的理由来指导行动。
正如我上面所建议的，将这种变化加以概念化的一个很好方法是用
受控过程
一词重新表述。受控过程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由意志，但是这种差异更多的是微小的而不是巨大的争议。自我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做出选择。如前所述，文化是一种通过劳动分工和角色分化而发展起来的体系。原则上，人在生理上可以被预设成各种不同的角色，但这样的系统将不能有效地运作，其部分原因是缺乏灵活性。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生理结构上被预设为一个铁匠，而且他干得还很不错，他可能会因此兴旺发达，从而繁殖后代，结果可能会有一打的孩子，而后他们在生理结构上都被预设为铁匠。但如果村里只需要一名铁匠，其余的人就可能会饿死。所以正相反，生物适应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形成了一个灵活的自我，既要能够被群体认可，又要为自己寻找或创造或多或少更为独特的角色。人类自身必须寻求与他人的共同点（获得认可），同时拥有独特的能力（在系统中扮演独特的角色）。
对于非文化性动物来说，自动加工过程可能就足以指导行为了：刺激直接导致反应，如果有任何内部处理过程，它将遵循标准和相当严格的方式。正如已经论证的那样，自动过程是有效的且具有高度可预测性，而受控过程则是昂贵的（低效的）但又非常灵活的。文化需要受控过程的灵活性，用该过程取代自动的、习得的或先天的反应模式。毫无疑问，从生物学层面上来说，使人类拥有受控过程的能力是巨大而代价高昂的一步，因此，我们的能力可能有限，但我们所拥有的仍然是极其重要而强大的。
最后，我们的文化类人猿将受益于一个强大的内部机制，它可以操控某些自身反应并进行自我调节。总之，它应该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想（感受）到什么就出手做什么的方式会越来越有害，一个总是凭第一冲动行事的人如果不变成为一个罪犯的话，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被遗弃的人。复杂和不断变化中社会环境将使这样的生物获得巨大的优势，他们有能力为了获得最佳的结果去改变自己内心状态和行为倾向。
如果你的设计委员会想出上述所列的特质，那你们的工作做得就很好！毫无疑问，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的特质和能力对于文化性物种来说也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个列表已经足够清晰，可以让我们开始工作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社会科学家（包括我自己）通常都会对这类纸上空谈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当大多数事实已经为人所知的时候。尽管如此，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特质会比相反的那些特质催生出更好的文化物种。一个特立独行、不太聪明、刻板僵化、缺乏自控、灵活不足、不愿意学习新事物、厌恶社会影响的物种，是难以成为适合文化生活的物种的。
为了避免有人被误导，让我们明确一点，上面所提及的关于重新设计黑猩猩以使之成为人类的委员会小故事，当然不是人类进化的方式。这个故事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具有误导性。进化建立在已存在之物的基础上，它只可以做一些微小的修改。委员会的故事则假设任何改变都是可能的。但实际上，只有有限度的变化才是可能的。这大概也正是各种乌托邦愿景失败的原因：人类的本性仍然与我们由之进化而来的动物特质紧密相连。委员会或许能把人类设计成为生活在乌托邦或任何其他社会安排中的动物。但现实是，我们动物祖先的遗迹仍然存在，它们限制着我们的社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