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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自然为了文化而塑造了人类。自然选择塑造了人类的心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参与到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中去。为了使这一论点更为可信，文化必须提供巨大的优势，大到足以抵消改造和升级猿类心智所必须付出的困难和成本。因此，根据计算，人脑只占人体质量的2%，却消耗了普通人摄入的20%的卡路里，
这让人脑成为了一个拥有和维持都极其昂贵的器官。难怪大多数生物都不比人类聪明。自然通常会赋予生物一些可以自给自足的特征，而人类大脑消耗的卡路里远远超过其重量，因此只有在卡路里总摄入量增加到足以抵消大脑消耗的增加量时，人类大脑才会发生进化。更直截了当地说，身体的大部分食物都被用来喂饱大脑，所以大脑必须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食物，以使自己更具价值。
此外，文化的优势最终还必须从生物学角度来加以衡量，那就是生存和繁殖。人们可能会把各种所谓的优势归结于文化，比如，让我们自己拥有高自尊，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等等。但自然一点也不在乎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只有在文化提高了人类生存和繁殖的成功率时，进化才会为了文化而设计人类。
当然，文化似乎真的也发挥了作用。我们的生存和繁殖都很顺利。人类预期寿命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不过说到繁殖，情况会更复杂一些，因为在最现代化和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出生率一直在下降，有时都低于了更替水平，但这些趋势反映了个人对家庭规模的深思熟虑，用小规模的家庭换取在其他方面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少的费用、更少的压力、更多的闲暇等）。就跨物种整体而言，人类在繁殖方面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据估计，最早的人类出现在大约20万年前，现在人类的数量已经激增到60亿到70亿之间。地球上大多数适宜居住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而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也都人满为患。人类不在濒危物种之列——相反，人口过剩的危险要比灭绝的危险来得更大。
人类的哪些成功可以归功于文化的优势？
文化的一大优势是不断进步。在进步能否在几代人之间积累下去这个问题上，文化性动物与纯粹的社会性动物拉开了差距。北极地区群狼（它们是相当群居的动物）现在的生活方式与一万或十万年前的生活方式几乎一样（主要的区别是由人类侵入了它们的领土引起的）。最强壮的公狼仍然是老大：狼没有发明新的政府或社会组织形式，更不用说重新定义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了。他们也没有发展出改善自己的狩猎活动、延长食物的储存时间或者建造更舒适的庇护所的技术。他们也没有帮助受伤的狼更好地康复并活到成年的医疗护理技术。
相比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人类生活条件也能呈现出非凡的进步。在20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室内管道、电力或汽车；爱情还没有被汽车和电影彻底改变，“约会”仍然仅仅意味着和妓女见面；美国钢铁公司的工厂工作仍然是每周7天，每天12小时；报纸是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电影几乎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且没有电视或收音机；海上旅行充满危险，空中旅行尚是未知；由于当时还没有抗生素，轻微的感染往往都是致命的——事实上，直到1910年前后，人们看医生的效果基本上还是弊大于利。
而仅仅一个世纪之后，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所有这些特征都截然不同了。
文化对进步的贡献被称为
棘轮效应
，这一术语来自于一种被称为棘轮——只允许前进、不准后退的工具。专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
写了大量有关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思维能力的著作，他这样总结了这种效应：进步需要做两件事，首先是创新：必须有人对一个常见问题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另一种是保存：新的解决方案必须被传递给他人并被记住，这样即使在发明者或发现者去世后，每个人仍可继续使用它。托马塞洛说，非人类类人猿实际上非常善于想出新颖、有创意的问题解决办法。它们（我们的生物学亲属）的问题，在于无法保存创新。即使问题解决者在一段时间内记住了创新方案，即使他或她的几个伙伴复制并使用了该方案一段时间，创新方案最终还是会被遗忘，下一代不得不重新开始摸索。
在文化之中，知识被储存在集体而不是个人的心智中。每个发现都可以被分享给其他人，然后又被传递给下一代。如果没有进步，今天出生的孩子们将不得不自己弄清楚该如何制作食物，如何狩猎或种植食物，以及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新婴儿——他们的到来是一个巨大惊喜。但是，知识的汇聚使每一代人都能站在前一代人的肩膀之上。在这个有60多亿人口的星球上，
一个人发明了盒式录音机就足够了，因为其他每个人就都可以获得这种知识了。下一代人就因此能想出如何制造出更好或更便宜的录像机。这种进步的速度是惊人的。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好几个世纪的知识，但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世界的信息总量在2000年到2002年间翻了一番。也就是说，过去几年里新信息的总量相当于历史上全世界知识的总量。
汇集的知识也更能抵御挫折。黑死病夺走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但文化中的知识储备却幸存了下来，因为有些人存活了下来。（将知识转化为书面形式本身就是一项额外的、强大的创新，有助于保存和分享知识。）相比之下，非文化动物的知识会因死亡而消失。假如其中一只动物想出了一个捕获美味虫子的聪明的新方法，哪怕它与其他动物分享了这个方法，但是一旦那只动物死亡，就意味着其他动物将不再能用这个方法得到食物了。
尽管我们这个物种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人类智慧建筑在我们的巨大大脑之上的这一说法从根本上是一种误导。我们大量地复制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接管且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星球。可以肯定的是，生物的成功还有其他特征。从某些方面来说，甲虫和蟑螂可能遵循着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或许它们最终能比我们更彻底地统治这个星球。虽然如此，我们人类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尽管智力是这种成功的标准性解释，但我认为它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答案。
我们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正是通过人们之间彼此合作、分享信息和知识、并在彼此相互的贡献之上不断进步，我们的物种才做得如此之好。正是由于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不断积累，智力才产生了作用。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假设我们是一种聪明、但彼此孤立的问题解决者，我们能走多远呢？即使每个人都足够聪明，知道如何生火并维持火焰，这本身也需要花费多年的努力才能实现。每个新生的个体将不得不吃生肉，在寒冷中度过许多年。但自有了文化，无论一个人发现或发明了什么，他都可以与他人分享，所有人的生活因此就可以很快起步并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成为了团队知识的一部分。新成员只需要学习它，而不需要自己再去发现它。这种起步的优势让新成员有机会创造不同的发明或者改进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反过来，下一代也会从这种新的进步中受益。
人们共享创新的观点与我们对最早期人类的了解非常吻合。小麦是中东新月沃土中土生土长的作物，当人们学会种植它后，小麦种植方法就从那里传播开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小麦并不是本地的作物。当人们开始种植小麦以替代当地土生植物时——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就表明他们是从其他人类（甚至那些生活在相对遥远地方的人）那里学习到的方法，而不是在当地做出的发现。同样地，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些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器物，这是人们在交流和分享文化进步的另一个迹象。
亚当·斯密（Adam Smith）还是学生时曾参观过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一家钢铁厂。这家工厂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他许多年后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时，他还在自己的伟大著作《国富论》的开头部分描述了这家工厂。《国富论》这本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经济学）。根据斯密的说法，这家工厂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10个人一天可以生产近5万个大头针。这一切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尽管技术也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他认为其关键在于工厂的劳动分工。制作大头针的工作被分成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由不同的人来完成。10个人单独工作是不可能生产出他们一起分工合作时所生产出的那样多的大头针的。
因此，劳动分工是文化的另一个巨大而强有力的优势。从定义上来说，非社会性动物几乎不能从劳动分工中获利。社会性而非文化性动物能以某种方式分配劳动。然而，文化性动物能够更为广泛和细致地分工。最终，这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奇迹中达到了顶峰。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口从未杀死或种植过任何食物，也没有建造过任何住所，但几乎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食物和住所。
劳动分工实际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完成不同任务的分工，这不是人类独有的。例如，群居生物，如鸟类和蚂蚁，会给不同的个体分配不同的工作（建造房屋、产卵、照顾幼仔）。人类文化会有更多不同种类的任务，也能更灵活地进行分配，但在这个方面，人类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具有独特性。
第二种劳动分工是把每一项任务分成若干部分。生产线生动而极致地体现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的任务是完成整个汽车的制造。相反，制造工作被分成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小的工作步骤，每个步骤由不同的人执行。第二种方式似乎是一种相对现代的创新，但它利用了与第一种分工相同的基本原则。
劳动分工使生活有了不同吗？是的。随着人们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他们可以学习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项工作都是由一位专家完成的，每项任务的绩效因此都有显著的提高。试着想象一下，你要自己种植和加工自己的食物、或者建造自己的房子：这需要你花几年的时间来掌握必要的技能，才能完成一项仅仅够用的工作，即使这样，你的食物和住所的质量也可能很差。而通过分工，你的食物和住所是由专家同步生产的，而专家则是在长期积累的知识基础上去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的。
最重要的是，这两种劳动分工都带来了强大且不可否认的好处。因此，文化性动物能够比非文化性动物更成功，即便他们具有相同的能力。10个人单独自给自足地生活在森林里，绝对不如10个术业专攻的人一起活得那么长久和那么好。
因此，每一种人类文化都对任务作出分工并非偶然（ 每一种 文化都使用劳动分工的事实，使劳动分工成为文化本身的一个特征，而非文化差异的问题）。的确，试想一家现代公司拒绝使用劳动分工的结果：仅仅因为它不可能竞争得过其他依赖劳动分工的公司，它很快就会倒闭。当工厂刚被发明的时候，许多工厂只是手工艺大师们自己制作整个产品的地方，他们在一起工作，但互相之间没有互动。这些工厂有了第一种劳动分工，但没有进行第二种分工。然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工厂都被新工厂所取代，新的工厂将制造过程又分成了许多部分，并分配给不同的工人。新分工的收益可以用金钱来衡量。雇佣一名制作整套餐厅设备的技艺大师需支付很高的成本，因为这项制作技能需要经过长期而全面的培训才能获得。即使工匠们所做的任务只是拧紧螺丝或进行事后清理，也需要向他们支付同样昂贵的报酬。相反，如果建造桌子和椅子的任务可以被拆分开，就不需要工人像技艺能师那样拥有全面的技能，因此如同扫地这类的工作就可以由一个几乎没有技能的廉价劳动者来完成。任务的每个部分都需要更少的技能，所以总的工作成本会更低廉。工作的结果反而也可能更好，因为每一部分工作都是由专家来完成的，而若工作由一位技能大师来完成，每位大师本身都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弱点。因此，角色分化和专业化从整体上提高了任务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变得更好。团队的集体绩效和产出也提高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优势，我们以足球队为例。如果球队中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技能，那么较之一个为每个球员培养出独特技能的球队，前者的表现就会不如后者那样好。专家可以赢过多面手。可以肯定的是，足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在朝着越来越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着。在早期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球员都兼备进攻和防守技能，但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现代的球队都有专门处理特定情况的专家球员，比如近距离传接球，或者阻截后卫等。要在这样一个球队系统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球员就需要获得专门的能力。
角色分化也逐渐催生了文化的另一个巨大优势。这是一个日益扩大的互利合作领域。群居动物有时会相互合作和帮助，但这主要发生在血亲之间和有限的范围内。相比之下，文化让人们能够与远方的陌生人以双方互利的方式进行交流，例如，开展任何类型的经济交易。你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城市，想要吃东西，这时你付钱让餐馆为你提供一顿饭。你和餐馆都从中获益：比起钱，你更想要食物；而餐馆老板更想要你的钱而不是食物。与在世界各地发生着的贸易一样，双方都从中获益。即使你们不认识彼此，以前也从未听说过彼此，甚至可能再也见不到彼此，你们都会设法以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式互动交易。
角色分化的核心是经济交易网络。文化可以制定出一种制度，许多不同的人都能在这种制度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交易他们的成果，从而改善每个人的生活。通过这种方式，文化性动物可以实现合作和互利互惠，其规模要远远超出社会性动物有限的亲密小圈子。
文化是一个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说，自然为了文化而设计出了我们，让我们成为该系统的一部分。系统将多个单独的点（称为节点）联结起来，其整体之和要大于各部分之和。因此，角色的差异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系统中的每个节点都是相同的，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那么这样的系统就算不上是一个系统了。相比之下，将完成不同任务的不同节点联结在一起的系统会变得异常强大，并能产生巨大的生产收益。
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连，没有必要纠结语言是文化的先决条件还是相反的问题，这就像纠结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没有意义。重要的事实是，语言不是一个人大脑内部的活动，而是集体共享和传播知识的一部分。孩子们学习在自己的社区中所使用的语言，一旦他们掌握了这种语言，他们就能够与许多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并获得集体的信息储备。人本身没有语言，语言自身也不独立存在。（事实上，早期人类很可能花了好几个世纪，才创造出足够强大和多样化的语言，从而能够交流各种可能的人类思想。）因此，一个人能够使用语言的唯一途径就是融入一种文化。正如语言只有通过文化才能获得一样，文化也总是包含着语言：没有语言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文化依赖于意义，语言是获取和使用意义的主要工具。
语言对于思想来说也许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它极大地增加了思维的能力和范畴，并且使人们能够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从而可能进一步提高思想的质和量。让我简短地列举一些语言提高文化性动物应对社会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能力的例子。
当然首先要提及的是信息可以用语言进行编码，从而更有效地得到传播。如果并不拥有语言生物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么它只能通过操作展示来与他人分享。相反，文化性生物可以用语言相互解释他们的创新。美国人可以阅读中国人的新发明并采用它们，反之亦然。
第二，争端可以通过对话而不是战斗来加以解决。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以及其他争端，出现纠纷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两个文化性动物可以通过语言解释他们的争论，并试图说服对方让步，比如通过诉求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举例来说，电视剧《黑道家族》中有一集描绘了职业罪犯群体之间的一次会面。其中一组人指责另一组的老板拒绝分享一笔不光彩的房地产交易利润，并指出这笔交易是由线人促成的，而该线人理应是由两家共同“拥有”的。该老板强硬地拒绝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妥协，因为他的组织目前强大而成功，他可以不受影响。但在谈到共同认定的规则时，他迟疑了，内疚地笑了笑，表示他将分享利润。因此，即使在职业罪犯中，强权也不能支配权利，他们也需要根据对协议和规则的共同理解来解决争端。
文化性动物基于语言享受到的第三个优势，部分或大部分地在于人们对时间有一个广泛的理解。其他大多数动物都“困在时间里”，
意味着它们仅仅生活在现在，并且很少能基于过去或未来去决定或改变它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即使像囤积食物这样看似面向未来的行为，也不是基于对未来需求的真正理解，因为如果环境的变化使得囤积没有用了，他们还是会继续囤积。用一位专家对其研究结果的评论来说，他们囤积食物（比如埋橡子）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一项实验研究中，猴子每天被喂一次食，每天喂食时它们都饿得要命。研究人员在喂食时给猴子的食物超过了它们实际需要的量。猴子们吃饱了就不吃了，它们有时甚至会拉开食物大战，把美味的食物扔向其他猴子。如果它们在下次喂食前能把剩下的食物保留起来，它们的境况就会好很多，不至于几个小时饿肚子，但它们从来没有学会这样做。
同样，动物也不能很好地将过去导入现在。当然，它们确实会学习，但它们主要是在行为发生后即刻有结果的情况下才会学习，这需要奖励和惩罚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老鼠必须在黑白键中做出选择，并从正确的反应中获得奖励。如果奖励马上出现，它们很快就能轻松地完成任务。但如果奖励在它们选择之后延迟5秒钟才出现，它们就需要经历数百次的尝试才能学会。如果奖励延迟10秒才出现，它们即使尝试一千次也学不会。显然，老鼠只能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几秒钟时间。
相比之下，人类可以思考和谈论遥远的过去和未来。人们可以根据其他时间发生的事件来了解他们当前的选择，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动。人类甚至可以从某人出生前发生的事情（比如人们庆祝节日时）、或者某人死后很久才发生的事情（比如人们立下遗嘱、或者制定遏制全球变暖的法律）中得出意义。
从广义的时间角度得到的唯一最重要的获利，或许是能够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进行权衡。由于关注长期利益和接受短期成本，文化性动物可以通过养殖动物，从而极大地改善生活，包括能更好地生存和繁殖。例如，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农业将是不可能的，因为短视的人们会吃掉（甚至丢弃）种子，而不是保存它们用来种植下一年的作物。许多其他的选择，诸如从使用避孕套到上大学等，都是人们接受短期成本和损失以期获得更好的长期收益的结果。
第四个基于语言的优势，是人们获得了思考各种替代可能性的能力。人们可以超越当下的现实，不仅可以考虑过去和未来，而且可以考虑其他各种可能的安排和情况。人们能想象改变某些特征后生活会变得更好的样子。
第五个也是十分强大的优势是，人们可以学会利用意义的内在结构来解决抽象的问题。逻辑推理和数学计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重要例子。只有文化性动物才能使用语言和基于规则的推理来解决数学问题——这些思维方式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应对物理世界（如建筑）和社会世界（如经济）的理解能力。这些出类拔萃的思维方式取决于文化，因为它们是由很多代的专家发展出来的，所以大多数使用它们的人都是在学校里学习过的。
文化基于使用意义的语言的最后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理性强加于体制之上。前面劳动分工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需要有人计算出，在将任务进行分解并将它们分配给合适的专家、而不是让通才（技术大师）完成全部的工作后，工厂能够获取到多大的利润，比如工厂可以因此以更便宜的成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而这又会使公司和客户都从中受益。
军事后勤是另一个例子。中世纪的军队靠土地为生，这当然是一种礼貌的说法，用以描述他们在行军途中从路过的城镇里盗取食物的行为，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挨饿。现代军队有精心设计的专业人员，他们会计算部队每天需要多少食物和其他给养，在哪里需要以及如何运送到那里。其中一些后勤创新是由普鲁士（Prussia）王国开创的，它是一个被面积更大、国力更强的邻国包围着的北欧小国。普鲁士需要找到一些优势来增强其竞争力。其他军队中传统主义者嘲笑普鲁士军官，因为他们需要从做文书开始一天的工作。但在普鲁士几次击败了他们之后，他们开始认识到规划的优势（如在此时此地拥有正确数量的士兵、武器和食品等）。最终他们都开始复制普鲁士军队的方法。
和许多事情一样，将一群人的行为组织起来的方法有好有坏，因为有时不需要群体，甚至一个人单枪匹马也能想出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来完成同样的任务。然而，利用有意义的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改变人们的行为以便实施改进后制度的能力，一直都是文化带来的一个重要而强大的好处。
在描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观点时，我批评了高中生物学的观点，即大脑的进化主要是为了解决物理环境中的问题（解决物理环境问题可能只是更大的大脑所得到的一个小收获，大脑进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社会生活）。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问题解决的观点又重新出现了，因为在这一节中，我已经多次指出，从属于一种文化会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物理世界的问题。这里是否相互矛盾？
关键的是，文化最终是人们应对社会和物理环境的一种策略。它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物理世界，比如使我们能够从商店和餐馆获得丰富多样的食物；它帮助我们处理社会问题，比如通过设置法律、规范和规则来指导我们如何对待他人——但是，归根结底，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应对现实世界的策略。生物方面的挑战是生存和繁殖，进化赋予我们的一切也都是为了改善生存与繁殖这两种结果。
大脑进化能使我们更好地处理物理环境的说法并不完全错误，但是大脑进化和解决物理世界问题之间的联系则是间接的。人类发展文化，是因为文化最终能使我们更好地生存和繁衍。大脑和人类心智其他特征的进化帮助我们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进化的直接目的，但人类心智的这些特征确实（尽管是间接性地）有助于提高人们应对物质世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