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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个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社会研究中最古老、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有几种可能的观点，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支持者。问题在于，构成人类心智的内在过程和机制是如何与外部社会世界中的意义和人际互动相互适配在一起的。简单来说就是，对于今天的人类而言，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
可把这个问题想得更复杂一点，没有人（包括大自然母亲）能够预见到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和文化世界是什么样子。基本的人类本性是在相当不同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那么，进化后的我们如何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相融合，我们的文化能否帮助将我们塑造成文化动物，从而为我们在不可预见、迅速变化着的社会世界（在其中我们现在发现了自我）中带来幸福？
接下来让我们探讨一下个人与社会相关联的几种主要研究思路。前两种很容易被反驳；但第三和第四种则需要仔细的思考：文化性动物的理论是第五种。这里存在着很多陷阱：每一种思路都指向了不同的人性观，都需要一套不同的特征、偏好、倾向、弱点和长处来加以解释。
“圆孔方木”是一种关于个人和社会如何融合的经典观点。依据这种观点，人类本质上是一种拥有巨型大脑的野兽，除此之外人类就是一种很普通的动物，只是不知怎么就变得异常聪明了。智慧的祖先随意地建立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随后发展成一个不适合其他野兽生存的地方。因此，现代文明生活是一个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去应对的棘手问题。人们可以在一个文化社会中活下去，但这需要对心智进行相当广泛的改造。为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性就不得不接受一些粗暴的改良以适应新的生活。
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卢梭（Rousseau）。他认为，社会具有扭曲人性的邪恶影响力。人天生善良，但会被社会腐化。他的作品鼓励人们回归他们期望在社会之外才能找到的那种简单和美德的状态。在美国，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因崇尚这种观点而著名。梭罗住进了树林里的一间小木屋里，据说他在那里思考、写作，并培养自己的内在天赋，从而不再受堕落的社会的影响。当然，他的母亲和姐姐每周都会来看望他，告诉他一些家长里短并帮他洗衣服，而且他的小屋离镇上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所以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社会的羁绊，还是值得商榷的。但他的努力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如果人们远离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就会过得更好。自那以后，在美国人的印象中，他一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在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aud）
可能是充斥矛盾观点的最佳代表。他提出，要使人类的心智能够过文明的生活，就需要让它经历大量的痛苦和困难。他确实说过，文化生活带来的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人类牺牲的基础之上的，他很清楚这些牺牲是相当大的。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并不适合共同生活在文明社会中，因此为了驯服内在的兽性，就必须把攻击本能向内引导，这样人们就会折磨和伤害自己。用他的话说，超我的形成（从好斗的本能中获取能量）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生活在一起，超我需要很高的代价。尤其是伴随着超我而来的罪恶感是一种无法被相应收益抵消的代价。因此，生活在文明之中代表了一种净损失。
人类不适合文化的观点是有一些道理的。显然，文化的崛起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和平与幸福。在20世纪，尽管文化的进步给日常生活带来了种种改善，但人类却利用文化产生的工具和技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自相残杀。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生活在其中的理想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环境，显然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文化对人类本性有害的这一观点其实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拒绝文化、回归自然的运动总是周而复始地出现，但与大规模、广泛地追求更多文化的运动相比，这些运动是微小而短暂的。尽管人们还没有找到乌托邦生活的完美方式，但大部分人们显然普遍地需要和喜欢文化。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人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社会中时，他们在大多数方面（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寿命）总要比他们与世隔绝或独自生活时更好。这一事实很难与文化对人有害的观点相妥协或相一致，因为文化显然对人有益。
人们会继续建立哪怕有害的文化的观点，要求人们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人们是在寻找对自己有害的生活方式。由于弗洛伊德欣赏胆识和坦诚，因此他确实接受、甚至拥抱了这个观点，他提出，人有一种内在的死亡冲动，驱使他们去寻求自我毁灭。但他的核心思想与进化论观点背道而驰。进化论认为，人类（和所有生物一样）会以某种方式适应环境，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文化性动物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正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反，因为它提出，文化恰好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而不是某种与我们本性相悖、并被强力以负面的方式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人类比其他动物更聪明，所以我们要面对其他动物都没有的特殊问题，而文化就是一种防御这些问题的手段。这一观点在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
和他的现代追随者
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他们看来，人和大多数其他物种一样都是个体动物，但更高的智力和意识却给我们带来一个令人不安的副作用，即我们知道自己会死。认识到自己的死亡会让人极度不安，并产生存在主义式的恐惧。于是，为了应对这种恐惧，人类创造了文化来从心理上保护自己。通过认同超越个人躯体的文化，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不朽的假象，从而可以抵制存在主义的恐惧。简而言之，文化是一种防御机制，帮助我们应对个人的死亡恐惧。
有几个重要的论据反对这种观点。首先，人们主要是通过学习文化才知道自己会死的，所以一定数量的文化必定在人们知道死亡之前就已存在。至少，这种文化是死亡意识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
更重要的是，死亡恐惧可能还未普遍深入到足以解释所有文化的程度。的确，当人们停下来思考死亡的时候（或者被提醒想到死亡时，就像从事相关探讨的研究者们所设计的巧妙实验一样），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害怕，他们可能会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平息自己的恐惧或者转移自己的注意。但是，认为所有人类的奋斗和所有其他文化活动都是由死亡恐惧加以驱动的观点，则远远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贝克尔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他认识到，现代文化的某些方面是用来帮助人们免受死亡意识的痛苦的，但文化的更多方面并不是一种防御机制。文化不能保护我们免于死亡。更重要的是，比起保护我们免于死亡，文化在许多其他方面做得更有效，也更成功——所以最有可能是，文化的功能不是保护人们免于死亡，而是下面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更担心被公开羞辱，或被爱人抛弃，或被一些主要的社会团体拒绝、或工作失败等，而并不是终日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死去。文化不能阻止死亡，但能帮助人们在一起共同生活。
我倾向接受这样的说法，即死亡恐惧是影响许多文化活动的偶发因素。但是，像贝克尔和他的追随者们探讨的那样，把它提升成为文化的首要且唯一的潜在原因，就似乎太过牵强了。相较于帮助人们忘记自己必死的命运，文化提供了更多的真正且明显的好处。
关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第三种观点来自于人类学及相关领域的传统智慧，它认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社会化的产物。文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塑造我们，没有什么是天生的或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试图对人性进行概述几乎是愚蠢的，因为人类的心智基本上是一张白纸，文化可以用各种方式描画它。
这种观点有很多可取之处，这可能也是它流行了几十年的原因。它认识到文化的力量和重要性，并有助于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如何思考和行动。但是文化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塑造个人，近年来的证据已经开始表明，人们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都多于差异性，甚至在跨越文化边界时也是如此。
我个人更倾向于站在文化这边而不是自然这一边，所以这种文化塑造个人的全能观点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我不再为它辩护了。事实上，写这本书的一个动力就是为文化的重要性提供另外一种解读，其重要性从各种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数据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在表面上存在着许多差异。然而，在本质上，文化间的相似性往往更为有力。当你到另一个不同的文化中生活时，你开始可能会被各种差异搞得晕头转向。他们使用不同种类的钱，钱的颜色也不一样；他们说不同的语言；他们在马路的另一边开车；他们有不同的假期；他们还可能信奉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仪式和教义……
然而，一段时间后，你便会开始意识到被这些巨大差异所掩盖着的潜在相似之处。货币的颜色和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种文化中的人们拥有一种共同的货币，使该文化下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易。语言也是如此：它让人们拥有一种共同相互交流的手段。（语言和金钱一样，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起着本质上相同的作用。）你在路的哪一边开车，远没有人人都一致地在同一边开车重要，因为这样人们才不会撞到对方的车。节日的功能是相同的，庆祝的方式也是相似的，尽管它们纪念的事件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不同的文化中，宗教也发挥着大致相同的作用，或者说它试图进行的是同样的终极战斗，以解决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府治理应在多大程度上由宗教指导这一问题上的争论。
在下一章，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文化相关性对人性的影响。就目前而言，只需要指出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文化常常无法按照既定目标和蓝图去塑造人。如果文化能够以几乎无限的方式塑造人，那么历史上那些专制政权就不会遭遇失败。毕竟，极权政府似乎拥有了所有可能需要的工具，可以把人民塑造成理想的臣民。政府控制着教育，使之能够如其所愿地将孩子们社会化。它控制着信息，例如通过大众媒体能够教导人们如何思考和说话。它对公民拥有生与死杀伐的权力（并能自由地使用这种权力），因此可以进行严格的压迫，使人们按照文化的规定思考和行动。它不允许任何异议，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主要机构。它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把人民对祖国的情感动员起来支持政权。按照这一观点，它本应该起作用的，但它却没有。
在美国文化中，文化力量的局限性也可见一斑。性别社会化的思想转变就反映出了人们对这种局限性日益增加的认识。性别认同是人类生活中看似普遍的基本事实之一。也许每一个正常的人类都知道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文化和社会化的倡导者强调应教育孩子们遵守社会认可的性别角色：男孩不要哭，女孩不玩枪；成年男人要为女人开门，等等。此外，毋庸置疑的是，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在不同的社会中有所不同。所有这些都表明，性别认同是文化的产物。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运动引发了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大高潮。女权主义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主要产生于社会教育男孩和女孩思考、行动和感受的方式。纵观历史，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不同的领域，遵循着不同的生活道路和机会。当妇女开始问为什么她们不能追求男人所拥有的机会时，她们起初听到的回答是：性别之间的先天差异使妇女不适合从事男性的职业。女权主义者对这些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开始断言，先天的性别差异是微不足道的。相反，社会——连同它的偏见和错误的教训——创造了本来不存在的性别差异。
最具戏剧性的测验案例之一是，一个加拿大男婴在一天深夜由一个过度劳累的医生实施割包皮手术
。手术出了差错，男孩的阴茎严重受损，无法修复。医生和他的父母决定采取激进的方式，即去掉他的男性生殖器，把他变成女孩来抚养。在这一点上，相信他们受了女权主义影响的性别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化才是人长大后认定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的主要原因。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布伦达（Brenda），给他穿上裙子，告诉他和所有人他是女孩，长大会成为女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确实预料到了，在青春期必须给他一些激素治疗，以帮助他的身体从生物学意义上变得更加女性化。）他们得到了约翰·莫尼（John Money）的帮助。莫尼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性研究者，熟知最新的理论和方法。莫尼认为这个项目应该进行得很顺利，他只是想知道孩子长大后是否会对男人或女人产生性欲。如果是对后者，那么布伦达就是女同性恋。
如果文化真的可以塑造一个人，那么这个计划本应该是成功的。所有主要的社会化力量都合力地把孩子抚养成女孩；父母都很努力；学校也很理解这个问题，很配合把孩子当作女孩来对待；心理治疗师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和支持。这个孩子对他/她自己的阴茎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只是被人告知自己是一个女孩。伟大的专家莫尼医生也随时提供建议。
但是这个项目并没有成功。布伦达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但她和其他女孩就是不一样。她不喜欢洋娃娃，也不喜欢漂亮的衣服，她更喜欢像男孩子那样胡乱打闹。她的父母让她留长发，但她不愿费心去梳头或做发型。她的衣服也被她夸张的动作弄脏弄破了。有一次，她的母亲发现孩子在壁橱里试穿母亲的软皮手套，想到女儿布伦达终于开始欣赏女性的东西，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然而事实是，这个孩子一直在想象这副手套是赛车手带在手上的，以便在超速通过危险弯道时可以更好地抓住方向盘。
问题被隐藏了很长时间。家长们非常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成功。他们向莫尼提供了乐观的报告，莫尼也将这些报告宣传了出去。充满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关于性别差异的教科书报道说，这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一帆风顺，经历了一个正常的女孩时代，正朝着女性的方向前进。对他们来说，布伦达进一步证明了性别间的差异是由文化构建的，而不是由自然决定的；社会化是男性和女性身份的至高决定因素。
随着青春期的临近，布伦达开始被邀请参加一些男女聚会，在聚会上孩子们成双结伴，甚至一起玩接吻游戏。但布伦达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莫尼不愿意承认失败，特别是他已经通过宣布该项目已经成功而赢得了国际声誉，但他确实开始告诉那对父母，他们的女儿可能是女同性恋。父母意识到问题可能很严重，而孩子的性取向是他们最不担心的问题。与此同时，当研究人员开始质疑把一个男孩变成女孩是否真的那么容易时，莫尼则抱怨说他是反女权主义反弹的受害者。
他仍然试图告诉全世界他的试验成功了。
荷尔蒙注射的时候到来了，这被认为有助于布伦达从生理上转变为女性。但布伦达却完全不同意。她大发雷霆，拒绝接受任何注射。最后，父母让步了，并告诉了布伦达实情：他出生时是个男孩，但由于事故，他们把他当作女孩抚养。布伦达第一次感到理解了自己，也明白了为什么他不能和其他女孩一样。他立刻拒绝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他剪掉了头发，换了衣服，取了一个男性的名字，开始迈向成年男性生活。当他结婚的时候，他没有成为人妻和人母，而是成为了丈夫和父亲。布伦达当然无法从生物学上成为孩子的父亲，但这位年轻人娶了一位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女人，并成为了孩子们的父亲。
这个案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证明了文化和社会化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而在这之前，它们的力量所及被广泛认为是深远的。文化和社会有影响，但这些影响大多都是表面的，布伦达更像一个穿着女孩衣服的男孩（勉强遵守女性行为规范），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接受的女孩。尽管科拉平托（Colapinto）新书对这个案例的介绍，让约翰·莫尼看起来像是一个故意歪曲事实以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骗子和恶棍。
但更有可能的是，莫尼是衷心拥护当时的主导思想的，即性别认同是社会化的产物。无论如何，他绝不是唯一一个认为社会化——尤其是在激素注射的帮助下——可以把一个男婴变成一个正常年轻女性的人。肯定还有更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在我看来，关于文化力量局限性的最有力证据出现在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辩论之中。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因“历史的终结”一词遭受到了相当众多且不公平的谩骂。
这个争论发生在心理学领域之外，甚至很少有心理学家知道它，但它对我们的研究领域却有重要的影响。
在中世纪，欧洲人普遍认为历史在走下坡路。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罗马人修建了道路和引水渠，但这些都遭到了破坏，也没有被替换，所以社会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差。新的疾病在蔓延，犯罪团伙在侵害那些缺乏防御能力的村庄，到处都出现了无法无天的现象。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对他们来说，生活也在不断恶化着。那时人们还没有发明作物轮作，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代又一代地在同样的田地里种植同样的作物，产量在逐步下降。宗教又巩固了人们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的高峰点是耶稣生活在地球上的时候，而现在处于螺旋下行、走向世界末日的阶段。
在文艺复兴前后，人们开始看到某些方面的进步。有一段时间，长期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渐渐地，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颇具影响力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世界上所有的事件都有一个相互联系的内在逻辑，显示出一种逐渐走向“历史的终结”（他的说法）的运动。黑格尔对于这种内在逻辑的细节以及最终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描述相当模糊，但他认为历史正朝着一个完美而理想社会的最终状态在发展。
如果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照顾到每个人，那么就存在着一种人类本性，文化必须服务于它，而不会伤害它。许多不同的体系都被人类尝试过了，但有些体系比其他更有效，其中有一种效果最好。文化不能塑造人们去适应它恰好偏好的安排。相反，文化最终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它们能否很好地适应于被设置在人类本性之中那种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倾向。
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第四种观点来自于生物学的传统智慧。本质上，它认为文化是智力进化中的一个偶然副产品。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的大脑进化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应对物理环境。脑力增长的一个副作用是让我们变得足够聪明去创造文化，比如，相互复制彼此的创新。
高智商无疑是人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大多数关于人性的讨论都强调我们拥有巨型的大脑，事实上，为了凸显我们的智力，我们还把我们这个物种命名为智人。但是大脑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呢？
根据我们大多数人在高中科学课上学到的关于进化和生物学的标准观点，解决问题是其关键的目的。我们这个物种比祖先更聪明，因为智慧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环境。我们可以发现天气的规律，想出如何建造更好的家园和其他庇护所，用智慧更有效地捕捉我们想要吃的动物。这种解释表面上很合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却表明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生物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大脑尺寸，试图验证上述这一理论的不同版本，以便看看大脑变大时会带来哪些差异。
如果大脑进化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那么大脑更大的动物应该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种验证却一再失败。具有更大大脑的动物在如何应对物理世界方面没有显现出任何一致的关系。
例如，传统观点认为，更大的大脑可能被用于获取更多难以获取的或复杂的食品（如水果，它们分布得很不规律，并且腐烂得也很快，因此对“寻找水果”的大脑要求就会更高），或者用于构建更完整和广泛的心理地图（如跨越更大的领土）。“寻找水果”的大脑理论没有得到支持，心理地图的理论最多也只找到了一点证据：大脑中与空间记忆有关的海马体的确在行走于更大区域的动物中长得更大些，但其行走效果与大脑尺寸大小的主要变化没有关系。
大脑大小的主要区别在于大脑中用于推理和意识过程的那部分——即新皮质。对于不同的物种来说，大脑这部分的大小主要与社会结构有关。
这些社会结构的指标包括了典型群体的规模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等。大脑较大的人有欺骗的能力，有察觉他人欺骗的能力，有结成联盟的能力（记住群体中谁属于自己的小团体），有复杂的交配模式。较大的大脑似乎能产生复杂精细的社交技能。
这些发现很有说服力。如果大脑进化是为了解决物理世界中的问题，那么更大的大脑应该能更好地应对物理世界。但它们没有。相反，大脑越大与社交世界的复杂程度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大脑的进化主要是为了使动物能够与同类的其他成员相处。邓巴称之为 社会大脑假说 ：大脑的进化是为了支持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的。
邓巴的另一个观察也很有说服力。大脑中推理区域（新大脑皮质）的大小与更长的“少年期”有关联，“少年期”被定义为从婴儿到成年之间的生命阶段。但大脑皮层的大小与出生前大脑发育时间的长短并不相关。正如邓巴所说，这意味着，大脑变大的关键在于进行社会学习意义上的“软件编程”，
大脑不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增加更多的脑组织。人类青少年时期主要用大脑学习掌握复杂的社会关系，无论它是个人层面还是整个社会系统层面的关系。动物花在社会学习上的时间越长，大脑就越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习本身就会使大脑变大。相反，它表明大脑变大的目的是允许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学习。要学习的东西越多，青少年期就越长，大脑也就越大。需再次强调，大脑是为社会、人际关系，以及最终是为文化目的而存在的。
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彼得·里切尔森（Peter Richerson）在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中，为同样的结论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论证，他们将进化思维应用到文化研究之中。
他们强调，人们通过自身的能力进行直接经验的学习时充满了错误风险，而且极其困难和耗时。相反，人们更依赖于向他人学习。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往往经常更依赖于从他人（他们的文化）那里学到的东西，而不是从自己个人经历学到的东西。人们的生活也通常会因此变得更好。
总的来看，上述这些发现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即自然制造出更大的大脑是为了社会参与（尽管从技术上来说，这些证据没有证明这个结论）。对于不同的物种，大脑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人类大脑的设计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向他人学习，而不是通过与物理环境进行直接而艰苦的斗争来学习。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探讨并否定了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四种经典而有影响力的观点。它们的缺陷为一种新观点铺垫了道路，即进化是为文化而造就了人类。是的，人类的文化和社会还有很多问题，但问题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有比生活在其他文化社会中更适合的生活方式吗？答案是否定的。整个的人类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人们前赴后继地做着各种笨拙的努力，以期创造出一个可行的体系，使人们可以生活在一起，满足各自的生理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创造出一个有效的文化。
下面的第五种观点是一种激进的观点，即我们的心智是自然特别为我们编码定制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参与到文化和社会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类心智的出现是因为自然选择重新设计了灵长类动物的心智，使它们更适合在文化社会中生活。
但是为什么呢？下一节我们将探讨文化的优点。文化是否强大和重要到了这样的地步，它们甚至足以让生理和进化为了利用文化而塑造最基础的人类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