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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动物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但两者在其他许多方面又十分不同，比如上面提到的公众场合性行为的例子。对于异同相混合现象的通常解释都是：人与动物的相似是自然的手笔，而两者的差异则是文化的教化。我的理论将给予自然和文化同样的影响力，但是我不会按照传统的方式来书写它们。
几乎所有专家在解释自然与文化的问题时，都会假设自然排在第一位，之后才是文化。因而，学者的争论就集中于下面的问题，即自然在多大程度上为人类的本性铺垫好了基本框架，从而文化又有多少自由空间去改变人类心理的最终性状呢？我的观点是要将文化提升至因果链上的更早期和更显著的位置上。文化实际上引导着自然，人类本性的设计形成的部分目的就在于要使人拥有文化能力。
本书试图对人类的基本心理功能作出一个全面的综述，这些功能包括了欲望、思考、情绪、行动和互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了知道人类心理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功能，也就是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从这一角度来讲，相似和差异便都具有了意义。人类具有和其他大多数动物一样的基本需要和需求，但是人类会使用不同的策略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任何物种内部存在的绝大部分东西，都可以帮助该物种应对外部存在的东西。所有有机体之所以以现在的方式存在，是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可以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环境”一词可能太过笼统，因为它混合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将我们生活的世界区分为三个世界或许是有用的。人类心智一定具有适应这三个世界的某种内部结构。
第一世界是物理环境。所有生物都需要从物理环境中获取一些东西从而生存下去。几乎所有生物都需要某种形式的食物、水和空气。因为（至少到现在为止），自然界还没有创造出不朽的生物，所有生物都必须用自己的方式来繁衍，以保证自己种族的延续。生存和繁殖是生物成功的普遍特点，所有生命体都需要生存与繁殖。人类也同样需要。
所有生命体因而都具有帮助它们从物理世界获得所需东西的某些内部结构。大部分植物通过根或叶子来获取所需要的东西。大部分动物需要进食，为此它们就必须有嘴以及某类消化系统。寻找食物也是一类常见的问题，因此动物必须有某些感觉（如视觉、味觉）来获取周遭物理环境的信息，以及从大脑获取信息，以便分辨出哪些东西可以食用、哪些东西不可以食用。
对于一些动物来说，这些就足够了。只要这些动物多数时间独自生活、直接与物理环境互动获得到它们所需要的，那么它们的心智就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它们所需要只是其内部结构能帮助它们寻找到自己生存和繁殖所需要的。
但另一些动物则生活位于物理世界之上的第二世界中，这就是社会世界。社会世界的存在是因为它给正在进化中的动物提供了一种应对物理环境的更好方式。相对于一只狼单独猎食，一群狼共同狩猎可以围杀更大型的动物。社会性动物可以更好地生存和繁殖，而若它们还是单打独斗的话，生活就不会是这样了。社会互动因此成为了一种生物策略，它的成功与否可以由生存和繁殖的生物标准来衡量。
但是社会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了能够进行社会交往，动物必须要增加内部结构，不能只具有获得食物和水的内部结构。社会交往需要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就需要动物具有在某同程度上知道它的同伴将要做什么和如何进行回应的能力，以及影响他人和被他人影响的能力。这样的动物必须有组织群体和共同作出决定的能力。狼群或蜂群在为同一个目标工作，且当这个目标是为它们所有个体利益所选择时，它们才会成群结队地集体行动。至少它们需要某些内部心理机制来让它们加入集体、像伙伴们一样地行动。
文化则构成了第三世界。极少数动物会使用这种策略，只有人类物种开始从文化的潜在力量中获益，从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文化是进行社会生活的一种更好的途径，就是说，文化是一种更好应对社会和物理环境的策略。究其根本，文化发展起来也因为它为生存和繁殖这一生物目标做出了贡献。可以确定的是，文化的发展增加了很多的想法、目标和意图，但是自然选择创造出这些为文化所需的能力，就是因为一些动物发现利用文化能够更好地生存和繁衍。
但是，既然文化如此之好，那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物种拥有文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因为文化是很难由自然提供。生活在文化世界，较之生活在社会世界和物理世界需要多得多的内部结构。自然选择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形成这些内部结构，让拥有这些结构的物种能够具有文化的能力。我们将要看到，文化相应的要求远远高于大多数社会性动物所能够应对的水平。
我们可以将食物作为例子来展现这三个世界的递进关系。所有生物都需要从环境中获取某种食物。那些生活在物理环境中的生物只需要具有让它们找到并吃掉食物的内部结构；那些生活在社会世界中的生物还需要有心智来与同种伙伴互动，而一旦这些内部结构到位后，社会性动物将会获得比单独生活时更多、更好的食物。最后，我们这样极少数幸运地生活在文化世界中的动物则需要相当多的内部结构；通过利用文化策略，我们就可以获得比那些单纯的社会生物更多、更好的食物。
我们确实比其他动物吃得更好。即使在美国中部的寒冷冬天，冰雪覆盖着大地，人们也能吃到新鲜的水果、鱼和各种肉。发达国家的现代人类可以自豪地说，他们可以在饭店或超市买到食物，不再需要宰杀或者种植食物。必要时，他们还可以叫外卖。任何其他物种都不会有餐厅或外卖服务。在漫长而干燥的寒冬，一匹狼可能也希望能够去趟超市，采购大量包装好的肉，但是狼不具有文化，所以它们也不能创造出超市。
文化 一词被不同领域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着，因此给它下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简单定义并不容易。如果要让我下面的讨论更好地被理解的话，那么现在就有必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文化牵涉到了什么，如果这些思考不仅仅是让我们下面的讨论看起来还算有文化的话。长久以来，人类学都宣称文化是该领域所特有的概念，而其他领域学者主要都是借用人类学的理解。但是近些年来，一些人类学家开始批判人类学领域对文化的解释，而这种批判让文化这个概念失去了先前的家园。
人类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H.Sewell）
很好地总结和评价了这场争论的要点。文化是部分隶属于社会生活的一个类别或者一个方面。人类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界定它。第一种观点是，文化是习得性行为。它是由人类某个群体创造并代代相传的一系列信念、习俗、制度、风俗、传说以及喜好的综合。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有些关联，文化是一种意义和符号的体系。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扩大了这种解释的影响，使之成为人类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凡本书讲到文化珍视某种类型的活动和主张某种信念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遵从第二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正相反，用
实践
一词来抓取文化的意义。
就像该词暗示的那样，它强调文化是人类为生存而战的一个实践活动的范围。这种观点的提倡者不认为文化是共享而统一信仰下的一种逻辑、协调的体系，相反文化暗含了冲突和分歧。例如，加拿大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一种文化，并不是因为加拿大人拥有统一的信念、价值和符号，而是因为他们采取了共同框架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在加拿大的法律、金融、语言、卫生体系、交通运输等文化的框架之下，加拿大人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开车、上班、交房租、购买食品、做爱、治病、教育子女，等等。
但这些关于文化的观点并非像学术界争论得那样彼此不可调和。休厄尔教授本人揭露了这种虚假的二元对立。
他指出，文化系统和日常实践能很好地并驾齐驱。或许早先的人类学家错误地高估了文化的同质性，但若不完全抛弃文化是共同认识这一观点，高估错误就无法得以纠正。比如在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对于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策略存有很大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多是隐含在一些共同认识和协定之下的，两党的共同之处足够让他们都被称为是同一个文化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在一些具体细节上观点不同，但是他们都在同样的
意义世界
之中生活及行动。我们只需要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它不必是一个由完美统一协调起来的信念构成的世界。相反，文化就是一个由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预设、公开质疑、争论和改变组成的世界。
严格来说，没有共同的理解，争论甚至都不可能发生，因而争论也很难破坏那些在共同理解下的信念。美国人在堕胎是否应该合法化等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但是在争论中他们常常会引用那些与反方共同认同的预设和价值观，比如生命的价值、对个人的尊重、法治的力量以及个人选择的自由，等等。
日常实践同样也会运用到共同的理解。世上有数十亿的人都知道什么是一美元，虽然每个人对待美元（或一般货币）的态度可能非常不一样，但是人们都同意使用美元可以有效地买卖货物，即使与之打交道的是完全陌生的人。
此外，即便人类学家拒绝把文化视为是一种静态系统的简单观点，但他们还是没能够触及文化的全部主题。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引用了他一位同事的话说：“不管人类学家喜欢与否，似乎人们——不只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都需要
文化
，他们最需要一种有约束性的、具体化的、本质化的和永恒化的文化，但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所拒绝的文化。”
文化扩大了人们社会参与和相互依存的程度。人们在文化中的所作所为都与其他人相关联，也与整个文化相关联。甚至像刷牙这样看似私人的活动也是一种文化参与。你选择的牙膏品牌反映了市场提供给你的产品，如果有好几个品牌，你的选择很大程度也会受到如广告宣传语等文化信息的影响。随后，你的选择与许多其他牙膏购买者的选择结合起来，就决定了哪些品牌仍会留在市场上、哪些品牌将会失败或消失。当一家公司破产时，许多人会失去工作，他们的家庭便会面临诸多麻烦。此外，刷牙并不是进化过程灌注到我们的基因之中的，进化淘汰了那些不刷牙的人，从而让所有人都有刷牙的本能。相反，你刷牙可能是因为你父母教你这么做的，你坚持刷牙可能是因为你相信如果口气清新、牙齿洁白（你相信刷牙会有这些效果），其他人就会更喜欢你。你可能还会相信文化这样的教导，即刷牙能增进牙齿的健康。如果不刷牙，你的牙齿就会变坏，你或其他人将不得不为治疗，比如补牙，去买单；而牙医服务也便成为了经济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必须将文化理解为同时包含了思想和活动。它是一套意义系统，控制着人们复杂而庞大的行为和互动。意义（如符号、信仰、法律等）提供了结构和指导，从而帮助组织起人们的行为。更准确地说，文化是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系统，它让人们一起生活，满足彼此的需求。这个定义对于我之后的讨论已经足够了。
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文化的形式和影响几乎是随意的，几乎可以是任何东西。但这种印象（尽管被有些人热切地加以接受）却是错误的。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远不如那些最为罕见的、最令人惊奇的差异那样引人注目，但它们或许更能揭示出文化的本质和目的。为了使人们能够生活在一起，大多数社会都必须解决一些同样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获取和分配食物，供养后代，抵御敌人，管理个人之间的冲突，积累财富，以及做出集体决策等。构成文化的信仰和价值观在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文化必须引导至少一部分人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在过去大部分的历史中，大多数人都是为食物而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制造食物，其他人则从事其他工作。但是必须有人去获得食物；必须有人把它分给吃食物的人；必须有人来烹饪或准备食物。同样地，大多数社会也都需要战士，在敌人攻击时能够应战。足够数量的战士是必要的，但也不需要每个人都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去杀敌。需要一些人去建设和维护人们可以居住的庇护所，但并不是要每个人（谢谢上帝，就像我一样不会造房子的人）都必须能造一个房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的观点是，文化中的主要信念监督着人们履行各司其职的过程，这样，文化成员才能顺利生存、和睦相处，也许还能多一点时间享受生活。
在描述上述这些过程时，我被推动着这样讲，就好像自然和文化“需要”人们去做某些事情。显然，这只是一种讲话风格，而不是客观事实。自然和文化在字面意义上讲都不能提出“要求”。我无意将这些抽象概念具体化。如果某个物种的成员不能繁殖，那么这个物种就会灭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需要”它们去繁殖。同样地，如果一种文化不能指引任何成员提供食物，那么人们就会挨饿或者迁移它处，该种文化就会不复存在。因此，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文化“需要”有人提供食物。不这样简单地拟人化、说文化“需要”，就要把文化说得更为复杂累赘，虽然也会更准确一些，如，只有能够以特定方式组织起人们的行为，从而解决大多数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的文化，才能生存和繁荣。但这也正是我说文化“需要”人们去做某事的意思。
如果把文化说成是一个整体，这也是一种为方便进行讨论才过度简化的说法，而不是现实。许多文化是开放的、多样化的、内部并非完全一致的，等等。
文化不是优雅的哲学体系，而是在否则就会出现的混乱之上施加的某种程度的秩序。成功施加的秩序只能是部分的成功，但部分的成功却足以让文化生存和繁荣下去。
我对文化的定义包括了 基于信息 这个概念。它反映了知识和意义在文化中的核心重要性。文化利用信息来组织人们的活动，提高生存和繁殖的能力。使用语言加工处理意义的能力确实是人类进化中的关键一步，它帮助我们与生物学的祖先分道扬镳了。没有任何其他动物拥有报纸或书籍。我们使用信息（意思）来帮助我们自己更有效地应对物理世界，我们也使用信息来帮助我们自己更有效地与社会世界中的其他人打交道。所有文化都是如此。
进化发展推动了越来越丰富的社会生活进步。不难推测，因为一些物种在协同工作中更容易生存和繁殖，所以文化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随着自然选择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物种，它终会逐渐到达一个临界点，使最初的文化曙光显现出来。文化被证明具有远高于社会生活的优势，这时自然选择为自己设计出了下一个发明——也就是我们人类，具体而言，自然使我们可以同时拥有社会和文化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种观点有道理吗？答案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化必须存在于其他物种中；其次，它必须对这些物种的生存和繁殖有价值；第三，生物学必须有能够增加或扩展那些使文化成为可能的特质。让我们依次考虑下每一个方面。
进化通常不会凭空产生重大事件。如果文化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决定性特质之一，那么它必须存在于我们的生物祖先中，至少是以原始形式存在着的。自然不可能突然使真菌或老鼠变成现代的人类，目前的人类文化已经进化到可以编写计算机程序和到月球旅行的程度。但如果文化也出现在其他物种那里，那么人类或许只是在同样的进化道路上往前多迈了一两步。
文化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因为动物社会已经展示出一些符合文化定义的模式——比如，习得的行为模式可以被群体中其他成员共享，然后被传递给下一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鹿岛（Koshima）上的日本猕猴洗红薯的行为。故事称，鹿岛上的猕猴的主要食物是红薯，甜红薯很硬，上面的泥土也会让它们的牙齿受损，为此它们很烦恼。据报道，一只名叫Imo 8 的猴子富有创意地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它在水里冲洗红薯，从而清除了上面的大部分污垢。这种模式逐渐被群体中其他猴子学会了。最后，除了最年长的雄猴子（它们与年轻雄猴子接触最少，也最缺乏可塑性），所有猕猴都学会了这种做法，而且将该做法传递到了下一代。当研究人员给猴子喂食从人类市场买来的红薯时，尽管这些红薯上几乎没有泥土，但猴子们也还是会用海水先把它们清洗一遍。研究人员解释说，之所以这种做法能一直持续下去，是因为盐水让红薯吃起来味道更好。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说这种行为是给红薯“调味”，而不是“清洗”。
这样一种创新的行为在社会中传播开来，并传递给后代。尽管这之前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但这就足以使猴类社会符合大多数的文化定义了。
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在附近、基因相同的猕猴群落却从来不洗红薯。因此，洗红薯是一种只在一个群体习得并传递下去的行为模式，而其他群体则没有这样的行为。
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设计工具使用的特殊样式。一些黑猩猩学会了用特殊的扁平石头来敲开坚果，并把这些石头存放在同一个地方，以供不同黑猩猩在长时间里使用。杰出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
记录了这类文化创新。此外，黑猩猩和猴子并不是唯一有资格进入文化俱乐部的动物：德瓦尔认为，其他类人猿、鲸鱼、海豚和大象也应该被包括在内。
而另一方面，德瓦尔也欣然地承认，任何物种所做到的都远不能与人类文化所达到的广度或复杂性相提并论。在海里洗红薯与上网、开喷气式飞机横渡大西洋、莎士比亚的戏剧或《大英百科全书》相比，远不可等量齐观。因此，即使是德瓦尔也说，尽管他更喜欢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定义，但为文化设定一个排除了任何其他物种、而只留下人类的定义相对来说也是容易的。我们的文化远远超过了其他物种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很多实质性的、有意义的差异。不过，就目前的论述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的起源被证明可以在其他一些物种中找到。因此，文化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出现在了这个星球上是说得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认识到了文化的好处，并将我们设计成为能够更好地利用文化的样子。
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
最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没有关注文化本身，而是将社会现实看作是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大型网络，他认为大脑（和意识）的进化利用了这种可能性。语言和文化提供了巨大优势，但一个物种必须要发展出足够复杂的大脑才能使用它们，就像计算机在登录互联网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处理加工能力一样。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唐纳德拒绝接受标准认知科学的观点，即思维被完全包容在了单个大脑之中，因为他认为思维必须利用只存在于构成文化的共同预设之中的语言、概念和其他现实。至少需要两个大脑才能有语言——单独的大脑是不能产生语言的。一旦有了大脑间的网络，他们就可以分享信息、比较记录、积累更多的知识，等等。新成员（比如孩子）可以学习加入同一个网络并从中获益。这种能力使人类比其他物种远远成功得多，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比如控制物理环境和运行社会关系。
大脑是为了利用社会和文化而进化的观点，将自然和文化深度地结合起来。生物学势必对此有所贡献，因为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大脑，一个人就无法获得语言或者完全参与到网络中。但文化不仅是大脑进化的一个副产品或后效余波——至少在唐纳德看来，大脑和文化是共同发展的，因为掌握了语言和所有文化的人在整体（和个体）上比那些不能掌握的人拥有巨大的优势。
总之，文化确实存在于其他物种中，而且很可能在智人进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种理解人类心智的思路非常关键，本书也采用了这种思路。几十年来，理论学者不提倡文化影响了进化的观点，因为生物变化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大多数文化都是最近产生的。例如，美国人和法国人不同，但没有人说这些差异反映的是美国人和法国人具有不同的遗传因素。或许因我提出了文化可以影响生物基础的观点，思想警察就想把我关进顽固不化者的监狱，因为这样的观点是一种禁忌——但它们之所以是禁忌，原因在于人们有一个不幸的思考预设前提，即文化就等于文化差异。那些认为某些特定文化产生的时间太短了，因而不可能对生物性有影响的观点，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没有抓住重点，正是犯了我所批评的错误，即混淆了文化差异和文化。
诚然，现代美国文化和现代法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出现的时间太短、太不稳定了，无法塑造美国人和法国人的基因遗传。但是文化本身却已经存在足够长的时间去影响进化过程了。生物学家声称，文化可以在各种非人类物种中找到，包括一些在智人出现之前的物种。根据定义，这意味着文化在人类进化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人类进化的方向很可能早就准备好以便让我们参与到文化之中。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把文化等同于文化差异。文化差异确实存在，而且也值得关注，但最大的差异可能存在于文化和无文化之间。文化差异极有可能不是根植于生物差异的，但文化本身却很可能是根植于生物的——事实上，可能是人类的生理与心理就是为文化而设置的。
语言说明了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说服那些存疑者。语言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表达意义，而意义是文化的建筑基石。人们普遍认为，其他一些物种会自发地进行交流，而其他物种则能够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人类不是唯一的交流者，甚至可能也不是唯一的语言使用者。但是我们比其他物种更广泛地使用语言，至少目前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物种的语言能够接近人类的语言，其中包括了书面语言，每种语言所使用的成千上万的词汇、高度抽象的概念以及可以结合多个概念来让我们表达新奇思想或观点的复杂语法和句法等。其他物种几乎不使用句子，更不用说长句子或复杂句子，或是出现在任何一本书中的大规模概念组合了。正是符号和思想的结合，而不仅是词汇，使人类语言成为了如此强大的工具。如果你只能使用一个单词的句子，当然它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但它还是非常有限的。试着每天只使用含有两个词的句子，你就会发现其他动物的思维过程是多么受限了。
认为是进化让我们准备好去使用语言，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大其词了？不是的。其他动物也发展出了基本的交流方式。这也赋予了它们充分的优势，因为自然选择会眷顾语言使用者，而非那些不会说话的类人猿。
如果你怀疑人类是在进化过程中被特别选择出来的语言使用者的话，那么请考虑一下声带这个例子。从我们的声带就可以看出，人类比其他类人猿更能好地使用语言，我们的声带能更精细地控制声音，也能发出更多样化的声音，其他物种则不能。事实上，当最初研究人员想知道其他类人猿是否能学习语言时，他们首先尝试的就是教它们发声说话。但是黑猩猩无法发出足够清晰的声音进行有效的交流，因此研究人员只能教它们使用手语。黑猩猩不是哑巴，但它们不能足够稳定一致地发出不同的声音来进行口语表达。人类可以在一个十分广泛的声音分类上控制自己发出的声音，这一能力远远胜过了其他任何生物。一个会说两三种语言的人，甚至能稳定一致地说出超过百万个不同的单词，并记住它们不同的意思。这只是巧合吗？还是这种非凡的声音能力发生了进化，使我们比其他那些只会发出呼噜声和做手势的动物能够更好地进行交流？
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其他支持使用语言的人类生理方面。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大脑，它不仅拥有巨大的记忆能力——能够学习成千上万个词汇，而且大多数人认为，它天生就准备好去学习语法和句法了。黑猩猩手语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争论，它们（黑猩猩，而不是研究人员）在掌握语法和句法方面的能力究竟存在多少限制，比如把单词组合成有意义的句子；但几乎没有专家认为它们的潜力可与人类说话者相匹敌。所以，可以说进化的顺序好像是，其他物种在开始使用语言时便受限，然后人类物种才进化出了能够更为广泛使用语言的能力。在人类出现之前，大自然母亲就意识到了说话的价值，人类因此而被设计成能充分利用语言的样子。自然选择可能主张：用嘴发出声音是进行交流的最佳方式。没有其他物种拥有书面语言，所以书写语言不可能对人类的进化有所贡献。但发声确实存在并且成功了，显然，自然选择更偏爱那些能够发出大量且可控声音的新物种。
这并不是说文化的所有影响都是经过生物学筛选的。阅读就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没有其他物种会阅读，所以，说进化设计我们去阅读是不合理的。但阅读对于参与现代社会生活至关重要。无论你现在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如果你不能读书，你的前途就只能是二等公民。如果不能阅读说明书，你就不能很好地使用技术，而顶尖的新技术（比如互联网）几乎都是基于阅读能力的。如果你看不懂路标，你就不能正确驾驶汽车。虽然你可以做一些低技能、低报酬的工作，你也可以学着去兑现薪水支票，但你还是不能确定你的薪资合理与否。阅读对于成为文化成员是至关重要的，但它都是学习得来的。（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进行阅读的视觉和处理完整人类语言的脑力。）总之，我们的阅读能力不是被进化设置的，阅读完全是人类文化的发明。
但是，自然设计了我们能够说话。交谈就是参与集体和储备知识。我的论证便得出这样的观点：自然选择了我们去参与文化，因为文化提供了若干好处，语言就是其中之一。人类进化不仅是为了说话，还为了分享，为了学会和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以其他方式参与到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