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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物都必须从物理环境中获取某些东西，以便实现生存和繁衍的目的。动物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采取各种行动（比如觅食），以获取它们所需要的东西，自然为它们输入了各种动机，以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从而获取所需之物，但两者并不一定是完全匹配的。比如，自然要求物种进行繁殖，因而就让性交愉悦动机驱动动物们去交配，但对于动物（也包括很多人类）本身来说，追求性的愉悦感并不直接与繁殖的需求相关联，某些情况下性交导致的怀孕，可能还会被当成是不受欢迎的副作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基本的自然欲望或许已经改变了，以使人类能够掌握文化；而且还要强调的是，文化也会反哺这些改变，让这些变化了的动机更容易获利。如第1章强调的那样，进化很难无中生有、凭空演变出什么东西来，但它会为了新的目的，去调整或更新已有的结构。
人类对食物的需求是一个无争议的自然驱力，它与文化心智之间也无强关联。而我接下来将从食物需求开始论述，这是因为它能很好地解释如下几个重要的主题，如进化的连续与变化、文化带来的裨益以及双重思维产生的塑形影响。
所有动物都需要食物和水，人类也是如此，但人类对基本营养的需求在工业社会中被塑造成为了对名品菜肴、美味饭菜、爽口冷热饮料的追求。在美国，文化已经将自然塑形到了一种极致，这或许是地球生物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即平均而言，富人们的身形比穷人们更瘦。
关键在于，与文化出现之前相比，文化让人们能够吃到更多和更好的食物。我曾在第2章开头部分做出过分析，即一顿家庭晚餐背后需要有多少人为之做出贡献。这样一顿晚餐背后是一张由成百上千人组成的广泛互联的人际网络，只有文化能够制造出这个系统并不断对其进行调整。
文化还使得人们发展出了更为精细和复杂的味觉。人类学家的报告指出，某些不发达文化中的人们无法挑选食物，他们为了能在贫穷中生存下来，必须有什么吃什么。在发达的文化中，朋友们相约去餐厅就餐，每个人会点不同的食物，甚至还经常要求对菜单食物做些调整（“我能否不要米饭，换个烤土豆？能否使用黄油而不是人造黄油，或者若没有黄油的话，就用酸奶油？”）。甚至在家庭晚餐时，每个人都可能会为自己的汉堡要求不同的配菜，如，加番茄酱，不要蛋黄酱；加洋葱、泡菜和一片番茄，等等，可能还有更多的口味差异。
是什么维持着这种无穷无尽的味觉偏好差异？双重思维让人们十分介意对食物的意识经验。仅仅摄取营养是不够的。欧洲人有时对美国人抱有偏见，认为美国人更愿意靠吃几片药片来获得所需营养，因此，无视讲究吃喝的需求，但正是这种刻板偏见实质上从反面指出了，享受一餐美食的意识经验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吃饭还具有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多数人更愿意与他人一起聚餐，因此，吃饭也成为了一个社交的场景。分享食物的符号意义包括了对社交关系的认可、性活动之前的气氛酝酿以及宗教典礼，等等。
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在身体受到伤害时会感到疼痛，碰到好事情时会感到愉悦。但是这些反应不仅是为了提醒人们刚刚发生了什么，它们肯定有更多的功用。人和动物都具有趋利与避害的动机，并围绕着这两类动机组织自己的行为。与“坏事总比好事更强大”的原则相一致，避免痛苦的动机优先于寻找愉悦的动机，但两者都真实地存在着。
痛苦和愉悦的反应增加了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你可能会认为，没有痛苦地活着会更好，但实际上，如果人对痛苦不再敏感，最后的结局可能很惨。比如麻风病人可能会失去手指和脚趾，但他们却误认为造成这些伤残的罪魁祸首是麻风病本身。事实却并非如此，麻风病导致病人身体不再能感知和定位疼痛；而失去疼痛感觉后，人们才无法意识到石头砸在脚上、或者手碰到了一个危险而滚热的煎锅。
在文化性动物的日常生活中，作为躯体感觉的疼痛和愉悦所发挥的作用相对弱化了。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它们，人们的日常生活由避免情绪苦恼和寻求积极情绪体验所引导。第5章将更全面地展开这一主题。
诚然，文化性动物必要时仍然能感受到疼痛和愉悦。但文化的作用之一就是减少疼痛的数量和强度，现代医药、住宅、牙医以及其他技术的进步，都极大地减轻了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疼痛。
双重思维将愉悦重塑为幸福感和其他的积极情绪体验。毋庸置疑，对于“人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最简单和最为普遍的答案就是获得幸福。有时人们用幸福来形容当下的感觉很好，但对很多人来说，相较于生命总体满意感而言，幸福并非只是一个短时的感觉。术语“主观幸福”被用于描述这种幸福体验状态，它本质上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人对自己当下处境的主观评估，二是将这一评估与某种标准或理想状态进行比较。一个人的期望值越高，达到或超越这一标准越困难，感觉到幸福的可能性越低，至少理论上就是如此。
主观幸福和生活满意感可能是文化性动物所特有的，它们不像愉悦以及疼痛感那样，几乎在所有动物身上都存在。判断一个人对生活的总体满意感需要对其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有意义的评估，包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评估；而且上述评估结果还需要与不同的标准（比如，可能的那些预期）进行比较。如果不是生活在意义和文化之中，幸福感也就相当于此刻感觉良好而已，而不可能包含更多的内容。但文化性动物则不同，他们会将多种不同的体验整合到单一反应之中，并将其与某些标准进行比较。文化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调控这些标准和人们的预期，并且改变人们实现这些预期的可能性。
人们的标准和预期实际上会跟随当前结果上下变化。
适应性水平理论
为理解人类（以及动物）心理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它强调，人们总是先对变化做出反应，随后开始适应新的环境。比如，工资增加会让大多数人短时内感觉到幸福，但之后他们便习惯于这个新增加了的工资单，对之便不再有更多的感觉了。有些专家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比喻为“快乐的踏步车”，
因为人们每向前踏一步，都会迅速调整一下自己，最终还会在“自我幸福度”评估上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在一个为说明该原理的著名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在伊利诺伊州（Illinois）彩票开奖时中了几十万美元的人，一年后并没有比那些什么奖也没中的人们更具幸福感。
当然，他们在获得那笔钱的最初时刻确实感到兴高采烈，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狂喜的状态之中。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殆尽，比预想还要快。
“坏事比好事更强大”的原理同样也适用于适应水平理论。对彩票中奖者的研究同时也调查了那些经历过可怕事件（比如因意外事故而受到惊吓）的人。这些受惊的人与控制组相比，他们的幸福感确实有些不同，在某些指标上的幸福感偏低。但这一差异并没有预想得那么大，有证据表明这是因为适应过程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而且，研究结果还显示，积极事件的影响相较消极事件更容易消退。伍迪·艾伦（Woody Allen）在《爱情与死亡》一书中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他就是个差等生”，指的可能正是这样的结果。若人类心智能够更快地忘掉坏事情，而让好心情萦绕良久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更加令人愉快。但现实生活中，事实却正好相反。
因此，幸福感取决于一个人现状的变化。提升幸福感的最佳方式是，不断获取小步的改善和不断累积小幅的成功，而不是一下子得到全方位的更好生活。一步到位的成功无疑会带来良好的感受，但它们也会很快消失，而不断向上的小步成功则会给人带来更长久的享受。
如果我们从动机的角度来看，追求幸福会让人们持续地寻求改进生活。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人类生活何以不断进步，因为它为持续创新和努力奋斗提供了激励因素。去年带给你幸福感的事情（也许是找到一处足够干燥、可以栖身的洞穴，也许是薪金达到了六位数）在今年都会变得不重要了，为了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你不得不去获取更好的成绩。这或许就回答了伍迪·艾伦对上帝所作的抱怨。好事情所带来的愉悦会很快消退的事实，大概就是人类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
现状并不是人们用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并确定自己幸福感的唯一标尺。社会比较是另外一个标尺：人们常将自己与特定的他人或者周围人的平均状态进行比较。杰出的英国心理学家迈克尔·阿盖尔（Michael Argyle）注意到，在金钱和幸福感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
虽然如今大多数人比几十年前的人们有更多的钱（平均水平），但社会总体的幸福感水平却并没有提升。人们并没有因得到更多的钱而变得开心幸福，这正是因为这种良好感受会迅速消失。相对他人的富有似乎会带来幸福感，但每个人自己的财富的增长却并不会增加幸福感。阿盖尔总结道：“人们真正想要的，是要比其他人有更多（钱）！”
即便在贫困人群中，比邻居更有钱都会令人感到非常开心，同理，在富有人群中那些最不富裕的人，也会为自己相对的劣势地位而体验到一定程度的不开心。
社会比较也是构成人类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性动物会根据社群中其他人的需求设定自己的目标。如果自然将我们设定为，生存仅仅是为了寻求食宿和在一起睡觉的人，那么一旦这些自然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就不再会有驱力去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但文化性动物需要与自己的社群保持同步，社群标准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发生着变化，每个人都要学习掌握当下会使生活变得更好的事情。在上一代人那里是奢侈品的东西（如有线电视或家庭第二辆车），在下一代人那里或许就便成为必需品了。所以，幸福的标准的变化有赖于人类动机的可塑性，而其可塑性又根植于个人与群体保持一致的社会比较之中。这里不变的因素是，文化性动物总想跟上群体同伴的脚步。
大多数动物都希望感到愉悦并且避开疼痛。人类也具有同样的动机，但该动机在作为文化性动物的人类那里又被转型为追求幸福感。幸福取决于意义，故而它需要对现状和期望情境之间的差异进行比对评估（这与疼痛感不同，痛觉只是神经系统的反应，人们并不需要对其意义进行思考）。幸福感出现于意识经验而非瞬间感觉之中。
自我保护包含着一类动机。自我保护动机的地位和重要性仍具有争议性，特别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一般人极少可能处于饥荒或其他威胁生命的环境之中。但我们至少可以很放心地假定：当个体生命真的处于危险之中时，自我保护本能会显著影响人的行为。假设你在开车，收音机正在播放着某种与你主要动机（比如性或者人际关系）相关的内容，这时如果另一辆车冲进了你的车道，马上就要狠狠地撞到你的车时，自我保护动机就会超越其他动机而取得优先权，你的心智也会迅速从聆听收音机切换到如何避免致命撞击的行动上。
自我保护动机与文化之间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非文化性动物甚至非群居动物也都有此类动机。自我保护动机在进化的早期就出现了，因其直接关乎动物的生存。那些小心翼翼地最大化生存可能性的生命，较之对伤害和死亡毫无反应的生命，将会有更多的基因遗传下去。但是，文化又的确帮助满足了自我保护动机。实际上，文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人类个体学会维持生命的手段，从而提高人类个体的生存率。文化按劳动分工将社群组织起来，我一直以来都高度赞誉人类的劳动分工。它使人们能够做出更多的创造、取得更大的成就，也使劳动更有实际效果，也更为高效。对此进行考察的一项关键指标就是人的预期寿命。若干世纪以来，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了两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文化，文化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食物和住所，帮助我们抵御灾难，给予我们更好的医疗以及其他方面的进步。
那么具体来讲，自我保护动机的目标到底指向什么呢？我们一直强调，当下的致命威胁就是人们需要付出全部努力、不计代价地去保护生命的典型（虽然并非一成不变）情景。落水的女子会拼命地挣扎浮在水面、游向岸边或者船只；在被野兽袭击时，人们会寻机反击或者逃离；饥饿的人会去偷吃食物，等等。这里需要再次强调，对于生活在工业化民主社会中产阶级的人来说，上述自我保护行为或许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联，然而，一旦出现令人感到绝望的情境时，所有人一般都会以生存为先。
一些理论家主张，自我保护和人类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更深层的联系。其中最具雄心的理论是人类学家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提出的。他在1973年出版的《死亡否认》一书中指出，人对于自己生死的认知，是人类所独有的特质，常常使人们对死亡充满生存恐惧，这导致人类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行为都被用来掩盖自己将死亡的事实（他的书名由此而来）。贝克尔的思想被一组社会心理学家继承下来，他们同样主张，自我保护是支撑着所有其他人类动机的“主控动机”。
特别地，贝克尔及其追随者坚信，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对死亡的抵御，因而人们会寻求成为集体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并以此方式来减少死亡的威胁，因为集体事业在他们个人死亡之后还会继续下去。人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寻找和追求象征性的永生和不朽，以使自己死后仍继续存在。（对此，伍迪·艾伦（Woody Allen）曾做过一番评论，部分原因是他成年后很长时间里都处于惧怕死亡的痛苦之中。他吐槽所谓的象征性永生，“如果能在观众们心里和大脑中永生，这对我来说当然很好，但我宁愿活在自己的公寓里”。）
类似地，这些研究者还提出，追求自尊其实也是一种对抗死亡的反应。意识到自己的死亡，还导致人们出现了焦虑这样一个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后果。
受贝克尔关于死亡的观点激发，研究者做了一系列实验室研究，以考察当人们的死亡思考（比如，想象死亡后自己肉身很快腐烂的情况）被启动时，他们的思维、感受和行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研究没能发现焦虑情绪的变化，但发现了行为上的一些改变，这正是这些研究工作的价值所在。这些研究的发现主要显示出，死亡思考是一个很强的生存线索，它会改变人们关注事务的优先顺序和视角。特别是，对死亡的思考让人们更强烈地认同自己的文化及其世界观。在对死亡思考一阵子之后，人们会对叛国者和破坏社会价值体系的罪犯做出更严厉的刑狱判罚。
但几乎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上述研究结果还不足证明贝克尔的下述理论是正确的，即死亡恐惧以及自我保护是全部人类动机和社会活动的基础动机。这些研究仅表明，死亡恐惧会使人们与自己文化的联结更为紧密，但很难证明人们总是在担心着死亡，或者文化是（甚至最主要是）对抗死亡焦虑的唯一的防御机制。
我认为，事实也不支持这样的推论，即任何动机都有可能成为其他所有动机的主控动机，规避死亡动机当然也不是这样的动机。虽然人们会采取很多行动以延续生命，比如饮食行为，但当他们被其他动机控制时，却仍然会有冒险行为，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如很多人会为宗教或政治原因，或为金钱、权利和美色，而不惜冒生命危险或者牺牲生命。
特别是，归属需求在很多情况下都会优先于自我保护动机，例如，尽管可能患上皮肤癌，人们还是要去进行日光浴（甚至在罹患一次皮肤癌后，有些人还依旧不改），因为他们相信，深肤色会让自己更具有吸引力。人们甘愿承担严重的风险（比如不戴头盔骑摩托车），就是为了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为了避免造成短暂的尴尬或给伴侣留下不良印象，人们常常在性生活中不使用安全套。近期的研究结果显示，让人们考虑死亡的风险，反而增加了他们进行伴随HIV高感染风险的性生活的意愿。
人们通过吸烟讨好同事，做各种存在风险且很麻烦的美容手术，有些人甚至为了追寻时髦的苗条身材，而把自己饿到要死。而且，人们有时候还会自杀，这就很难用自我保护是终极的、全覆盖的动机理论来加以解释了。自我保护只是一种与其他动机竞争的动机，其他动机有时也会胜出。
上述论证不是质疑人们乐生怕死、努力延寿的观点，而只是要指出，自我保护应该被视作人类动机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它与其他动机之间还必然存在着竞争。此外，贝克尔关于文化和死亡的观点，正好将两者的关系颠倒了。人们是在自己的文化中知晓死亡的。如果文化不存在，人们是否能够知道自己会死，这还是一个问题呢。文化必定先于此存在。
当然，上述研究发现又的确表明了，思考死亡和永生会改变人们思维的视角以及优先排序。启动死亡思考之后，人们倾向于更为接纳自己文化的世界观，这个结果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提示，即生物规律将我们创造成为了一种需要依赖文化而生存的生物。比如，人越接近死亡，就越不再渴望去建立新的友谊，甚至会失去与熟人交往的兴趣，但他们会更强烈地表达出对挚爱亲朋、特别是对家人的依赖和求助。
当人们战胜重大疾病，与死亡擦肩而过时，人们便会对重新安排生活中的事情的优先排序，他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来日不多，所以就会放下琐碎思念，而更加关注他们最看重的事情。
很多动物会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表现出好奇，在年幼无知时更是如此。好奇心是对信息的渴望，它有利于生存，可以帮助年轻的生物认识机会和危险。好奇心是一种信息搜寻的本能，它推动生物自己要求去发现某些信息。
信息是构成文化的基础，因而，与独居动物相比，信息搜寻驱力对文化性动物更具重要的意义和关键的适应价值。小猫可能会由好奇心驱动掌握一些周围世界的信息，从而活得更好，但文化的世界蕴涵着更加大量的信息，因此，人类的进化极有可能也受到好奇心动机力量的有力推动。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说，这造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结果：人们终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搜寻着信息。
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搜寻信息动机的一个重大跃进，应该和我关于人类心智发展的理论相一致。一方面，我们已经知道，对于自然选择来说，增加或者扩展现有的结构要比建构一个全新结构容易得多。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新的信息的态度常常是开放的，很多人几乎每天都要用部分时间来获取新的信息。（比如，没有任何其他物种办过报纸、开设过科学课堂、口述过历史或享受过“推理小说”娱乐等。）此外，好奇心和动物青春期的关系更具有启迪性，因为人类进化的一个推力，就是在全部生命中尽可能延长儿童与青少年期的各种特质。小猫在长成老猫的过程中可能会失去一部分的好奇心，但人类却会一直到老年都保持着好奇心。再作个补充，老年狗可能再也无法学习新的技能，但老年人却还能学习在网上冲浪。
语言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认识，本章后面我们还将回答关于“语言本能”的问题。语言具有纯粹的文化属性，其他动物世界中很少有可类比的特性。人们对语言的痴迷很可能并非是新出现的独立本能，而是一种由探索理解驱力和社会归属驱力组合而成的本能（因为语言交流会帮助人们寻找归属以及探索理解）。到目前为止所论述的关键就在于，人类心智的特点就是毕生都在搜寻和获得信息。人们力求以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去理解身边的世界。好奇心当然并非人类所独有，但它对进步的驱动力、它贯穿人一生的持续力，以及其促使人使用抽象原则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的作用，却都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特征。
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各种动物所能达到的水平，特别是人能够以抽象的方式形成系统知识。追求对世界进行抽象而深入的理解，这在动物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利用推理找出背后隐藏的原因，并依据所找到的原因去理解各种事件，这的确超出了动物的能力界限，并因而成为人类的特性之一。
或许这不只关乎唯一的动机，更反映了该动机（或许增强了驱动力）与强力的思维工具——人类智能的共同作用。也许，如果好奇的小猫能够做到的话，它也想要以抽象原则和隐藏原因去理解周边世界，然而它们并不具有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大脑功能。即便它们具有了这样的脑力，没有语言的帮助，它们也未必能进行抽象的推理（比如：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理解驱力可能是原始产生的，因为它能更有效地帮助简单生物应对物理世界，而进化则极大地扩大了理解驱力的作用强度和作用范围，从而导致了文化性动物的出现。在文化性动物的进化中，很可能存在一次重大的跳跃，其导致了理解驱力的快速增加。社会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互相理解，因此，社群动物至少应该对彼此充满好奇。值得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理解的动力就因此而稳定地增加着，从最初简单的对物理环境的好奇，发展到对伙伴及其复杂特质和习惯保有更深层而持久的好奇，最后进化为文化性动物所具有的成熟的理解驱动力。
追求控制也深深根植于人类心智之中，值得我们为它在人类动机理论中安置一个突出的位置。人们希望拥有控制力，喜欢获得控制力，拒绝失去控制力；一旦拥有控制力，人们就会感觉良好。这种驱力最终很可能会表现在一组内在倾向性而非单一的驱力之中。也就是说，控制动机各有不同，且相互之间彼此独立；若只满足其中之一是无法同时满足其他的控制动机的。人类共有的动机，比如权威、掌控、金钱、技能、财产、领地、自我效能、自由等，从根本上讲都与控制有关。
理解驱力可能与控制驱力紧密相连。理解能够提高人们对事物的控制能力。甚至好奇心都可被解释为一种形式的控制驱力，因为好奇心驱动人们获取信息，从而进一步帮助人们控制世界。
控制驱力并不只局限于文化性动物，对控制的追求甚至也可能给那些独居物种带来效益。对物理环境中发生事件进行控制，有利于个体的生存与繁殖；反之，缺乏对周边世界的控制，会让个体在生存和繁殖上都变得脆弱甚至遭遇失败。控制驱动的作用可以在甲虫或者其他生物面朝天后挣扎翻过来的行为中观察到，也可在它们筑巢的行为中看到，总之，生物在改变自己以更好适应周边环境的行为中都表现出了控制驱动力。
但是，社会化行为无疑增加了因控制而获得的回报，因为个体可以寻求控制他人，并利用他人（或利用社会系统）来大大改善自己的境遇。人类的控制欲多聚焦在社交情景之中：人们期望获得人际权威，对他人施以影响，预测彼此的行为，有意去维持某些关系、改变另一些关系，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社会环境的管控之上。所有这些都与这样的观点相一致，即社会互动实质上也是一种与物理环境打交道的策略。
大多数动物都需要食物。因此，提高食物供给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强对物理世界的控制，以便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另外一种提高食物供应的方法，是加强对其他生物的控制，特别要强化对人类成员本身的控制，以令他们为自己生产出更多的食物。
文化为人类提供了深入控制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大量机会，文化也可以利用人们的控制驱力，即便人类可能并非是专门为文化而发展出控制欲望的。人们或许会说，如果要提及任何事情的话，那正是获得控制的驱力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力量，它推动人类发展出了文化，而文化又会极大地提高人们对物理和社会环境的控制能力。但是，人类的控制驱力也可能是在人类进化进程中被进一步扩展和加强了的，以便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以文化的手段实施对环境的控制。
如第一章所提及的那样，文化性动物与社会性动物之间存在着的一个关键区别，就是文化允许更多的进步。当某个动物解决了一个问题、或者发明了一个达到目标的更好办法时，这样的进步就会被文化吸收采纳，文化中的其他成员、甚至下几代人都会享受到该发明所带来的益处。因此，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人们对物理环境的控制能力。如果动物不寻求和享受控制，那么他们就无法受益于这种控制带来的进步。因此，文化性动物的进化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控制驱力。
控制驱力的最基本形式就是人希望对自己周围环境产生影响，他想要做一些能让环境给出某种可靠反响的事情。研究控制的学者认为，这种动机在人类婴儿以及非人类动物的行为中都很常见。即使环境的响应并没有任何明显的收益，但能引起这种响应本身就是令人感到愉快和刺激的。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愉悦来自对环境的影响”这一观念，与我几年前养育的一只狗沃伦（Warren）的习惯建立起了联系。（我知道，宠物主人，就像父母一样，对此会产生本能的怀疑，因此，我的故事仅作为举例说明，而不为证明任何事情。）它是一只可爱而温柔的狗，喜欢奔跑，但绝不喜欢打架。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工作时，我们家住在乡下，我经常带沃伦去午后慢跑。我们沿着泥土路，经过几个农场和空旷的地方。离我们家大约一英里外，有一个小型的几近衰败的拖车停放园区，在它和马路之间排列着八到十个狗窝，大概是为拖车停放园区居民的宠物提供的。所有那些狗都被拴着一条长链，长链的长度仅允许它们在狗窝附近活动。当然，狗屋之间相距得也足够远，以免狗被链子纠缠在一起。大多数情况下，在弗吉尼亚州午后的酷热中，这些狗都会躲进狗窝的阴凉下小憩。
因为我们在乡村深处，所以我放开了沃伦的牵绳。它跑来跑去，并发现了狗窝村。尽管按照标准的狗的领地原则，它们不喜欢任何入侵者（并且可能会憎恨沃伦的自由）。沃伦并没有像平时它所喜好的那样去结交朋友，而是形成了个新的习惯。当沃伦和我沿着弯路走向拖车园区时，它会无声而矫健地迅速飞奔到狗屋村的中心。到那里后，它会猛然发出几声响亮的吠声（这对他而言是反常的）。即刻，所有的狗都醒了，冲出狗窝不停疯狂地狂吠，仿佛它们受到了所有邪恶力量的攻击。但那时，沃伦早已设法跑回我所在的弯道上了，群狗混乱的吠叫声随后便慢慢消失在我们身后。它似乎从中获得了快乐——它一定获得了某种满足感，因为它后来仍会继续这么做。显然这只可能是因为它的行为引起了群狗的喧嚣，它显然没有获得其他任何明确的好处（没有食物、没有战斗、没有领地、没有性趣等）。从对环境产生了明显影响的基本意义上讲，引起噪音的那种爆发也是一种形式的控制，仅此一项响应效果就足以令沃伦满足了。
对于控制欲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我一直认为，建立在自然选择理论上的先天说，是合理的且其可能性确实很大。寻求控制具有极大的适应意义，它有助于生物有机体的生存与繁殖，从这个意义上讲，控制欲便是很有用的。生物学家已充分意识到，各种形式的控制对许多生物意味着生与死，如是否能繁殖成功：“人类及所有其他复杂生物的根本动机，是实现对社群（例如其他人）、生物（例如食物）和物理（例如领地）资源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这些资源维持着生物的生存、支持着生物的繁殖。”
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控制驱力是一种可普遍使用的习得手段，会使生物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为了获得食物、安全、温暖、性和归属感，进行控制是起帮助作用的。人们（及其他动物）发现，获得控制并利用控制会带来很多的回报，它能带来他们想要的东西；反之，缺乏控制则常常使人们感到沮丧和失望。进一步的论证说法是，父母和老师会奖励那些逐步学会控制的孩子们，如学会系鞋带或用勺子吃饭等。因此，许多人认为，社会化和学习经验就足以解释人们对控制的广泛需求，而无须假定任何先天性。
尽管存在争论，但控制欲究竟是天生的还是习得的问题，其实在生活中并没有那么重要。反对的声音认为，通过经验获得控制驱力的说法，只是表达了众人的普遍经验而已，因为即使人类没有生来具有的控制欲，最终所有人也都会产生对控制的欲望。（因此，如果控制是每个人获得生活中大部分物品的欲望的组成部分，那么若要一个人放弃控制欲，也只有要求他不再去奢望获得任何东西了。）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即便控制欲不是天生的，它也像那些天生而有普遍影响的驱力一样发挥着作用。
如果控制欲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它可能就是习得的。一些专家肯定地对我说，其他的文化、甚至我们社会中的亚文化的人们并不渴望进行控制。他们提到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西方儿童与亚洲儿童之间就存在着差异：西方孩子在自己选择的任务上最努力，而亚洲孩子则在母亲为他们选择的任务上最勤奋。
但是，这些例子是否能令人信服地表明，确有一些人不想控制自己的生活吗？亚洲儿童可能只是形成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代理人的概念，其中就包括了自己家人和权威人物。因而他们不会强烈反对其他一些人而不是自己本人，来为他们自己做出决定。至于东欧人，他们期待着调整自己去适应自由生活，但是，东欧社会仍然处在坚定不移地向赋予个体更大自由的方向转变进程之中。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反例，在某一社会革命中，人们坚定地要求减少个人的自由，虽然历史并没有提供任何此类明确的实例。（然而，讽刺电影制片人路易斯·布努埃尔（Lius Bunuel）在他的电影《自由的幻影》（ The Phantom of Liberty ）中却放大了这一想象的荒谬性。电影中一群暴民一边示威骚动，一边高喊“去他的吧，自由！”）如果我们从上述广泛定义的角度去理解控制欲——包括权力、金钱、所有权、知识、好奇心和自由——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被广泛而普遍渴望得到的东西，那么只有等到人们确信还有更好的东西（例如天堂的宗教救赎）将会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放弃想要控制这些事物的欲望。
通常人们的深层动机可以从他们的休闲活动中推断出来，因为人们只有在自由和闲暇期间里，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内心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时去观察他们的行为选择，就可以有效地确定他们的欲望。（相反，若在工作时进行观察，人们此时的行为大多是被外部要求和管制力量所约束了的。）很多电影都热衷于表现性爱、暴力和人际关系，这反映了人类生活的这些内容似乎具有无底线的吸引力。除去与这些主题关联的影片，大多数影像租赁商店并没有设置控制主题的影片货架。（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将对控制的理解范围扩大，将金钱、权力、领土和财产等也包括进来，那么控制就一定会成为许多电影和小说中经常涉及的主题。）但是，也许看电影并不是满足人们深层控制欲望的最佳方法，因为观看者毕竟还是无法控制影片中事件的进程。
控制欲在其他娱乐形式中也表现明显吗？是的，许多休闲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控制展开的。技能游戏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特别依赖于这样的理念，即让人获得控制感从根本上满足使用者。毕竟，视频游戏一般与现实生活无关，因而它不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有用的信息或改变；而且此类游戏的单机属性表明，人们并不是出于寻求陪伴的目的而玩游戏的。而且，我的感觉是，只要能在游戏里不断进步，这类游戏就会让人感兴趣，而使用者一旦完全掌握了游戏，游戏便会失去吸引力。这表明这种娱乐背后特殊吸引力就在于获得控制感。当然，视频游戏并非是基于控制感的唯一娱乐活动。网球、滑雪、国际象棋、台球、纸牌游戏和变戏法等都会在经历长期练习、逐渐掌握技能后，获得控制感的奖励。因此，似乎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满足控制欲是许多休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们即使在没有实用效果的情况下，也会寻求控制经验，例如玩技巧游戏。这也表明，控制驱力在某种程度上与环境无关，对控制的追求已经不仅仅是对“控制带来收益”的实用性情境所做出的反应了。
罗斯鲍姆、韦斯和斯奈德（Rothbaum，Weisz & Snyder）
在1982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机智地拓展了控制概念，他们将控制区分为主要形式和次要形式的控制。主要形式的控制对应着大家所熟知的传统概念，即更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控制；次要形式的控制则相反，是一种以改变自我来适应环境的控制。显然，两者之间的共性就在于通过控制实现自我与世界的和谐，从而获得安全感和满足感。罗斯鲍姆及其同事之所以选择“主要”和“次要”控制名称，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和其他动物）通常都会首先尝试改变环境，若这一尝试失败，人们才会转而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因此，这个命名便与实际发生情况的顺序相一致起来。然而，研究人员的想法又逐渐改变了，因为许多人在多数情况下会经常直接进行次要形式的控制，只有在调整自我的努力失败时，才将改变环境控制变成为次要的选择。（例如，只有在反复努力接受丈夫的过错，而反复失败后，妻子才诉诸离婚。）罗斯鲍姆和同事们可能还曾认为，主要和次要这两个词汇反映了适应性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改变环境要比改变自我更为可取；但是后来他们的这一观点也改变了。因为事实表明，次要形式的控制，一旦出现，对于促进个人的幸福和适应，更有决定意义。
次要形式控制还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某件事即使无法加以控制，但若能预测（预测性控制）到它的话，那么也会使人鼓励自己、或在以其他方式事先做好准备。解释性控制的概念代表了这样一种观察，即只要是人们觉得自己能够理解的事物，人们就会更能容忍它们，即便这种理解并不能帮助他们避免或预防问题。例如，对慢性疼痛患者的研究已经反复证实，只要医生能够为疼痛患者做出明确的诊断和病理解释，患者就更能忍受那些病痛，哪怕是尚无特效药物和治疗方法。得不到解释的神秘疼痛要比原因已明的疼痛显得痛苦得多。另一种形式则是认同有控制能力的外部力量，无论外部力量指的是强势配偶、强力统治者，还是神或其他超自然力量。尽管有时人们承认自己无法控制环境，但人们只要能将自己与具有必要能力的人关联起来，就可以获得很大的舒适感和满足感。这些次要形式的控制似乎特别适用于文化性动物，因为他们生活在对周边进行有意义的理解和各种人际关系之中。因此，成为文化性动物意味着，能够满足控制欲的方式方法会不断地扩大和扩充。
确实，学者们当初提出主要和次要这些命名时，可能高估了人们应对物理环境的重要性。在社会化的世界中，次要形式的控制反而可能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形式。为了与他人很好地相处，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控制，较之期望其他人改变以适合自己控制，要更为有效。用手指简单地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如果十个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得不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群体；若十个人全部都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那么这样的情况将是不可想象的。
控制到底有多重要？那就来看看当人们无法进行控制时，是否会出现负面结果。对控制的良性结果的研究兴趣，至少可以追溯到布雷迪（Brady）及其同事在1950年代进行的经典“高管猴”研究。
实验中两只猴子并排坐在桌边，每只前面都有一个按钮。其中一个被指定为“高管猴”，而其如果未能在5秒时间内按下面前的按钮，两只猴子就会同时遭到不舒服（但无害）的电击。另一只猴子被称为“马仔猴”，它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按下或者不按下按钮，但它的行动无关紧要，也不会产生任何后果。两只猴子在桌旁“工作”6个小时后，休息6个小时，然后再继续“工作”，如此日复一日。两只猴子都有很多食物，同时体重保持稳定。经过大约3周时间，马仔猴变得相当无聊，但其他方面尚好。但高管猴通常差不多会在这前后死亡，医学检查显示，溃疡是导致它死亡的原因。
这项研究首次发表时引起了轰动。这个研究结果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只是按按钮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足以导致一只猴子的死亡。电击不是造成死亡或溃疡的原因，因为马仔猴受到的电击次数与高管猴一样多，但却状态良好。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只猴子都不会受到很多电击，因为高管猴会非常有效地执行其任务。研究者之所以对该研究发现着迷，是因为它似乎表明了，高管生活的压力和责任可能会使人的生活紧张到致命的地步。
但且等等。毕竟，高管猴只是对局势进行控制的猴子。那么，布雷迪的发现表明了控制可能对个体健康有害吗？后续的研究又进一步梳理了高管猴研究惊人发现之下的复杂过程。
缺乏积极的反馈和要求进行各种反应的过高标准，才是给高管猴带来紧张压力的主要原因。进行控制本身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随后进行的许多研究都证实，缺乏控制权会带来许多负面的结果，这样的情景是最令人反感的，也是大家会选择逃避的。（马仔猴虽然对受到电击缺乏控制，但因为高管猴表现很好，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电击，所以在上述研究中，缺乏控制并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缺乏控制的不良影响已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证明。身处无法控制的恶劣事件中而得了溃疡，只是各种不良后果中的一种表现。遭遇无法控制事件而出现的习得性无助，则是另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结果。这种结果模式最早是在动物身上发现的。
比如，将一只狗放在以一个由屏障隔成两部分的笼子中。笼子地板由金属制造，在一束光闪烁之后，弱电流将流过笼子一侧的金属地板。这只狗在遇到电流时，会发出嘶哑的叫声，并在笼子里跑来跑去，最终越过屏障而跑到安全的一侧。经过多次试验后，实验狗就学会了在屏障旁边安静地站立，灯光一开始闪烁，它就会立即越过屏障，从而避免任何疼痛。但是，如果狗先被绑住，在遭受电击时无法逃脱，它就无法学习如何越过屏障跑到安全一侧。当电击开始时，它就只会躺下哀叫。因此，这似乎表明，聪明的动物知道这种情况令它绝望，试图进行控制是徒劳的；然后，它还会将这种糟糕的教训泛化到其他新的情境之中。
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提出，习得性无助是造成许多人失败背后的重要因素，
失败的例子包括有抑郁、巫术死亡综合征（知道某人向给你下了可致命的咒语后而去自我应验）、自杀和学业失败等。实际上，人们发现，习得性无助的模式在人类与非人类的动物那里并不具有一致性，虽然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学生（研究中最为常见的被试参与者）在参加实验时，通常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经验，知道他们自己是能够控制环境的。换句话说，他们参加实验时对自己能够进行控制有着强烈的预期。再比如，当你将钱投入自动售货机，而售货机它拒绝吐出一罐苏打水时，你一般也不会因而陷入习得性无助状态。相反，你会做出下面典型的反应，就是更努力地施加控制，再次按下按钮，或者尝试其他按钮，甚至敲打机器。（在美国，每年都会发生若干起因摇晃和推搡售货机而造成的人员被砸死的事件，这些行为愚蠢且会造成自我伤害，但它们并不是习得性无助行为。）
上述这些研究发现的一种解释是，人类从其他动物那里继承了控制欲，但是这种驱力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进化或许使人类在最初控制失败时，更倾向于寻找替代的途径去施加控制。或者，人类的控制模式既反映了他与其他社会物种相同的控制驱力，同时又结合了人类独有的更为复杂的认知和行为系统。正如人们可以用一种反应替换另一种那样，他们可以快速想出实现同一目标的不同方法，因此，当他们第一反应受到阻碍时，他们就会快速尝试另一反应。无论如何，人类对控制驱力的运用确实带有某些似于人类的特征，特别是，人们面对最初的失败时，会抗拒并变得灰心丧气或者绝望无助。
艾伦·兰格（Ellen Langer）和朱迪思·罗丁（Judith Rodin）的研究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控制驱力对人们的健康是有益处的。
他们注意到一种老年人死亡的模式，即生活在价格昂贵、看护条件很好的养老院的老年人，似乎反而比那些生活在看护条件不良的养老院的老人死得更早一些。他们认为问题可能在于，在条件良好的养老院，老人们的所有事都由别人帮助完成，从而被剥夺了对环境的直接控制。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实验者给养老院部分居民分配了一些可以控制环境的任务，而告诉其余的人，他们的一切均由养老院工作人员尽力来加以照顾。具体讲，任务组成员要去浇水和照料盆栽植物，而对照组成员房间的植物则由养老院工作人员负责照顾。被引导照顾自己和盆栽植物的老人们，确实变得更加活跃，并产生了更多的幸福和能动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养老院医疗评分记录显示，这些老人在健康方面的指标也更好。最戏剧性的发现是，研究结束后一年半的追踪结果显示，任务组的老人死亡的几率较对照组更小。因此，这一结果表明，进行控制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好的健康状态和更长的寿命。
甚至连控制幻想都会有益于健康。一些罹患乳腺癌的妇女相信自己可以控制疾病的复发，虽然这一理论并无事实根据，但护士和其他人对这些妇女的评估结果显示，她们的应对和康复情况都优于那些没有产生这种控制幻想的妇女。
“紧急按钮效应”实验结果已经证实，相信自己可以找到可能的逃生路径的被试，更能忍受所遇到的各种难题。在这些研究中，被试在完成某项工作时，首先会听到令人焦虑的巨大噪音。通过随机分配，实验者告知其中一半被试，如果他们认为噪音十分困扰，可以按下按钮将其关闭，但是同时又要求他们，除非真的觉得噪音很严重，否则尽量不要按下按钮。最后无一人按下按钮。结果显示，与忍受了相同程度噪音却没有紧急按钮进行控制的被试相比，可以进行控制的被试产生了更少的压力负面表现（如挫折耐受力减少、无法集中精神等）。
人们对于自己能够施加控制的虚假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压力。
“紧急按钮效应”具有广泛的意义。它表明，在压力下造成伤害的不是负面事件本身，而是此事可能会持续并变得更糟的威胁。紧急按钮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噪音，但是它却消除了威胁。被试可能会想：“反正，如果情况变得更糟，我总可以按一下按钮。”十分相似的是，在许多糟糕的生活情境（如疲劳、贫穷、饥饿、性挫折、牙科手术等）之中，同样的动力机制也很可能在发挥着作用。如果人们相信必要时他们能够施加控制，那么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忍受负面生活事件。
因而，控制更像是一种需求，而不仅是一种需要：缺乏控制驱力的人会遭遇消极的后果。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也需要控制，并会在无法获得控制时感到沮丧或不快乐。特别是，当一个人以前曾拥有控制、而后又失去控制时，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抵制和痛苦，有时甚至会出现攻击行为。杰克·布雷姆（Jack Brehm）的“
反抗理论
”提出，人们在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方面有广泛而深层的动机。
许多研究表明，人们不愿被剥夺各种选择，即使是那些他们原本并没有打算采用的选择。例如，在一个标准的实验范式中，实验者要求被试浏览一组海报，并根据自身的喜好为每张海报评分。实验者其实之前已承诺，被试可以保留其中的一张海报。但在评分完成后，实验者告诉被试说，他们评分排名第三的海报已经没了，并找借口要求被试再次对这些海报进行喜好评分。在这种情况下，被试通常会给予那张自己已经知道无法获得的海报更高的评分。
人们对于自己无法进行控制的另一种反应，是树立虚假的、甚至近乎迷信的控制信念。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真的进行控制，人们就会倾向于想象自己可以进行控制。毫无疑问，大量的迷信、魔术甚至宗教行为都是由一种感受所驱动，即人们感到可通过迎合或操纵这些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而控制某些重要事件的结果。例如，少数的神学家相信祈祷者真可以引导神去改变球的轨迹，而大家所熟知的情境是，众多运动员和球迷会在比赛进行中祈求获得神的帮助。
控制有很多不同种类和范围。正如已讲过的，与环境和谐是一个首要目标，改变自我或改变环境是实现这种和谐的重要手段。具体来说，人类的生活是自我内部（包括生物的和心理）的改变以及在环境之中（物理的和社会的）不断变化的过程。然而，变化通常会带来压力，部分原因是它会带来新的问题、威胁和困难。改变生活是为了祈求稳定，许多人类活动似乎都旨在使环境更加稳定。而且，如果不能客观地改变环境以增加其稳定性的话，那么学会预测环境就是个很好的替代方法，因为人们可以预见变化、并为变化做好准备。
如果生物为未来做好了准备，那么其对稳定、可预测环境的祈求就会得到满足。比如，今天已经有食物和干燥的地方睡觉了，下个月又会是怎样的呢？如果人们可以做些事，使现在所拥有的这些好处还能延续到未来，那么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目标就能更好地得以实现。大多数动物单单通过完成一些固定的序列动作（如筑巢），是无法有效地完成上述目标的。但是，寻求意义的文化性动物就能做到，人们可以思考未来，并作出灵活的、个性化的计划，不断改善行动，这样的行动具有极大的适应性。
让我们简要地梳理一下控制驱力的几种主要形式，特别是文化性动物的控制形式。
对金钱的渴望是一种人们常见而熟知的控制驱力的形式。几乎没必要堆砌统计数据或研究结果就可以证明，人们喜欢赚得金钱而不喜欢失去金钱。的确，整个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正是建立在人们寻求最大化经济结果的观点之上，经济学家似乎常常都不愿承认，还存在着一些为了追求其他目标而忽略利润、或弃之于不顾的人。
我青年时恰逢1960年代和1970年代青年逆反和嬉皮运动，那场运动对抗的一个特指对象即物质主义，以及资本家对金钱的追求。我的父母企图向我解释，他们并非仅为富裕这一浅层理由而追求金钱。我母亲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告诉我说：“金钱带给你自由。”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穷学生，我当时不愿理解或关注这样的教育，但大多数成年人或许迟早会认识到它的真实性。面对工作、住房、医疗保健、恋人伴侣、汽车、休闲活动和其他许多的实际问题，有钱人要比没钱的人有更多的选择，而且他们很少被那些真心不喜欢的东西、并且还不得不去忍受它们的情况所困扰。
因此，金钱最终常被人们作为一种控制的形式索取。当你没有钱时，就会受到事件的支配，还可能必须听命他人而行动。相反，当你有钱时，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可以拒绝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可以让别人做你想要做的事；还能够去应付多数的不幸和难题。当然，这些事情并不一定总会发生，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保你无忧的情形。大众智慧长期以来都在老生常谈地讲，“金钱买不到爱情或幸福”，试图以此来削弱人类对金钱的追求。但事实是，金钱确实提高了人们获得爱情和幸福的机会。许多研究发现，更富有的或薪水更高的人确实比贫穷的人更幸福，尽管影响程度大小取决于其他因素；研究结论还暗示，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两个极端人群（换句话说，在中产阶级人群中，收入的差异与幸福仅有微弱的关系；但是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人都认为，金钱对幸福具有实质性影响）。
至于爱情，哈哈，金钱当然可以复制出一种（性的）信息，有钱男人会比贫穷男人更容易吸引女人。对女性而言，金钱与爱情吸引力没有直接关系，但研究确实显示，与靠丈夫挣钱相比，如果妇女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那么她们更愿意选择离婚，从而摆脱无爱的婚姻。
金钱具有典型的文化属性，因此，对金钱的追求是文化性动物特有的一种控制形式。我论证过，金钱是一种影响强大而深入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形式，因为它建立在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假设、信念和隐含共识之上。金钱是文化存在的一个标志，也是控制驱力的一种文化中介变量。
权力是控制驱力的另一种常见形式。与金钱类似，社会科学、政治科学都在致力于研究权力，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标志，表明权力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基础。权力本质上就是控制他人。研究者大卫·温特（David G.Winter）将其定义为，权力是对他人行为或情感产生预期影响的能力。
有些人将权力作为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例如，假设一旦当选，就可以去实现某些他们非常想要的变革。也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寻求权力，他们因能改变他人的行为方式而获得直接满足。实际上，高度渴望权力的人的具体目标，就是要影响到他人的生活，而不一定意味着要让他人做事。去影响他人可能出于善意也可出于恶意，比如，对权力有高渴求的人会乐于给贫困家庭捐钱，仅仅因为当他看到这个贫困家庭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变后就会感到满足。
权力至少以两种方式使个人受益。首先，如同金钱一样，权力能使人得到想要的东西。没有权力时，某些人的欲望也可以得到满足，但如果有其他人挡在前面成为障碍或造成困难，这时权力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第二，很多人们想要的东西都涉及他人，权力会让别人更有可能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对待我们。因此，我们已经看到，性和归属感是人类两个与生俱来的欲望，都有赖于与他人合作。但有权力的男人则更容易获得性。（美国外交官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有句名言，权力是“终极壮阳药”。这大概表述了某些个人经验，尽管长相并不非常出众，但他位于权力顶峰时总能找到投怀送抱的性伴侣。）权力动机得分高的年轻男性也报告说，他们的性生活开始得更早一些。
同样地，权力也可以增加一个人拥有归属感的机会，降低自己被抛弃的风险。与权力相对较弱的成员相比，权力较高成员对保住自己在团体和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会感到更有把握，他们知道自己不可或缺。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有权势的人通常就是那些能够决定谁必须离开以及谁能留下的人。
尽管权力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在许多情况下，追求权力本身却成为了最终的目的。无论如何，它影响了许多其他的行动。权利动机得分高的年轻人倾向于加入影响力更大的组织，例如报纸等媒体机构。他们愿意在组织中担任正式的、有权力的职务。他们常常被竞争双方争夺胜负的运动（而不是高尔夫、游泳或田径等单人运动）所吸引，而且在运动中更容易骨折（这是剧烈竞争的标志）。他们倾向于炫耀自己，以威胁他人或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喜欢拉帮结伙，特别青睐那些并不寻求权力、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或者竞争的盟友。
权力具有内在的社会属性，但并不必然具有文化属性。对独居生物而言，权力大小没有意义，而社会性动物则通常具有某种形式的权力。由于社会性需要人们相互依存，权力便在这种相互依存造成了一种不平衡：我比你具有更大权力，所以我对你生活的影响要大于你对我生活的影响。存在于许多役畜中的支配等级，就是权力分配的一种形式。
确实，有人可能会说，对权力的追求和动力机制在纯粹的社会物种中达到了顶峰，文化则使权力成为了问题。只有傻子才会否认，有些人总是被驱动着去获得权力，但是这种驱力是我们作为社会动物继承下来的遗留物。文化的某些方面增加了权力的范围和影响的深度，文化也倾向于给权力设限。文化发展成最高级形式的特征是，它对权力的使用不断加强限制和约束。第七章将通过讨论文化是如何改变互动的对这一主题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占有行为也被认为是一种对控制的追求。动物和人类都表现出领地模式，他们宣称对某些土地（或其他空间）有所有权，并强力地维护其所有权。狗用尿液和一些定向咆哮来标记自己的领地，而人类则用法律文件进行标示，但背后的主题都是相同的：保持对特定区域的控制具有深度吸引力并令人感到安慰。
占有欲除拥有领地之外，还包括了对物质的占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如在某些宗教传统社会或者集权社会中，人们都被劝告不要去过物质奢侈的生活，但是这些理想主义的理想并没能吸引大量想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相反，研究多表明，即使是相当琐碎的物品，一旦人们拥有它们，其价值也会突然提升。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着所谓“天赋效应”，对该效应所做的研究要求被试对某些物品（例如带有某特别设计或徽标的咖啡杯）的价格进行评估，或者说让他们评估自己愿意将为该物品付出多少钱，以便确定下对照基线。另外一些被试（或有是完成了首轮评估的同一组被试）被要求把上述物品作为礼物赠给其他人，同时说出现在他们愿意将其出售的价格是多少。几乎没有例外，当被试拥有该物品时，就会赋予该物品更高的价值。
如果您曾经购买过二手家具，您就会知道家具拥有者是如何高抬他们所出售的物品价格的。
自我和身份的概念在当今社会心理学中地位突出，因为人们经常性地被鼓励去发现自己是谁，以及去捍卫自己的好名声不被各种威胁和危险所影响。自我概念的起源通常可追溯到反思意识（即意识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在），以及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具有一个身份。另一个不那么明显但仍很重要的根源是人们的占有欲。所有权是要指定某个所有者的，如果没有自我或一个身份，人就无法真正拥有任何东西，也就不懂得别人是否尊重“你的”财产和权利了。在动物之中，占有可能是形成“自我”概念的最早出现的阶梯之一。
因此，拥有领地和拥有物品的驱力可能出自于应对自然环境的动机，它们在社会性生物中发展得更为完善和成熟，它们在文化性动物那里则发展成为更为复杂精致的所有权意识。拥有自己的领地或财产具有的社会性意义就在于，通常人们所有权的主张是针对族群其他成员的，因为其他人也可能声言同样的主张。如果你在世界上独自生存，甚至生活在一个无人岛上，那么你就无须主张对空间或物品的所有权。在一群动物或人中主张所有权才有意义，因为所有成员可能都想拥有同样的东西。文化生产了更多东西，也催生了更为细致复杂的所有权制度——实际上，大多数文化都将所有权编码进诸多复杂的规则系统中。房屋或汽车购买便是一个十分依赖法律文件的过程，它巧妙地利用了已有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当一个人必须贷款购物时。我们已经讲过，货币制度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