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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由意义构成。只有借助意义，我们存储和交流的信息才能超越关于此时此地的最简单事实。意义对于在大体系中实施组织行为也很有价值。意义还有其他用途。人们使用语言来获取意义，语言可能被认为是人类文化最伟大的发明，没有语言，文化的其他成就可能就不会出现。因此，我们先来考虑意义是什么以及人们是如何使用它的。
文化相对论最有力、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是语言决定思维。它因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和他的学生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的研究而出名，后来被称为萨皮尔-沃尔夫（Sapir-Whorf hypothesis）假说。其核心论述是，不同的文化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概念，因此，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会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思考，在他们如何体验自我和世界的方式上会存在着深层的根本差异。为了说明这一点，沃尔夫和萨皮尔举了几个经典的例子。据报道，爱斯基摩人有17个描述不同种类的雪（或3种、或50种、甚至400种之多）的不同词语，
这表明他们在雪这个概念上做出了一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我们却视而不见的区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最有冲击力和令人激动的论证，即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使他们能够思考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无法理解的思想。
区分颜色是沃尔夫和萨皮尔的支持者使用的另一个例子。根据物理学家的说法，光谱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体，从物理学角度来看，把光划分成特定的颜色有点武断——所以不同的文化对光谱的划分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红、蓝、黄、绿是天然不同的颜色，而浅蓝和深蓝是同一颜色的不同变体，但这都只是我们的文化随意强化在它们身上的结果。
最奇特的是，沃尔夫和萨皮尔说霍皮人（Hopi，一个美洲土著部落）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概念，这由他们的语言揭示出来。受限于他们的语言，霍皮人不能像现代美国人那样思考过去、未来或时间的其他方面。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时间观念就是基于文化建构的，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认为时间就存在于世界上，我们都受制于它，但我们错了：时间是我们自己建构的，文化正是通过所建构的时间教给我们如何体验这个世界。
这些还仅仅是语言之间无数差异之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沃尔夫和萨皮尔的假说完全正确的话，那么许多想法——也许是大多数想法——都是文化条件作用的产物，人们几乎不能用另一种文化或另一种语言来加以思考。如果思维都是完全相对分离的，那么我们就很难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类本性。相反，我们必须假定，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与我们之间存在着无数难以理解的不同之处。
因此，沃尔夫和萨皮尔理论是文化相对主义信徒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似乎证明了人类的经验是由语言强有力加以塑造的，在某些特定文化中成长的偶然经历，使某些想法对你而言显而易见，而对另外一些人则晦涩难懂。现代美国人无法了解苏里南、尼日利亚或缅甸人的生活，即使美国人试图去了解这些地方。一顿美餐或一次性高潮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无法想象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人对此会有怎样的感受。
然而，沃尔夫和萨皮尔假说存在着更多的错误。后续的研究已经一点一点地削弱了它的可信性。
爱斯基摩人确有很多表示雪的词语，但是美国人也有（例如，slush、sleet、flurries）。更重要的是，当美国人需要做出更细微的区分时——比如当他们开始滑雪并想谈论不同的雪况时——他们会迅速发展出所需要的单词（例如，powder、corn）。这个事实上是对沃尔夫和萨皮尔的有力反驳，因为它表明思想不受语言的限制。美国人的语言并不妨碍他们识别各种雪的区别，也不妨碍他们思考这些雪。当需要一种思想时，语言就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霍皮人似乎和我们一样地了解时间，他们能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谈论过去和未来。至于色轮，尽管从光的物理角度来看，它可能是一个连续体，但人类的眼睛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颜色感受器，因此，所有能区分颜色的文化都会得到相同的列表。有些语言显然不能像我们一样区分所有不同的色度，但是新的颜色命名总会以相同的顺序被添加进来。也就是说，只有两个颜色词的文化，总是会描述浅色（白色）和深色（黑色）。若文化中有了第三种颜色词，那基本都是红色；第四种颜色词一般是黄色或绿色；第五种是黄色或绿色两者中的另一个；第六种总是蓝色，等等。
大多数文化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识别出了11种基本颜色。也许就光波而言，颜色光谱是连续的，但人眼中的感受器则不是，它可以让我们识别出特定的颜色。任何眼睛正常的人（即非色盲的人）都能分辨出红色和绿色，且不受文化和语言的影响。
最近，出现了一种试图找出一些语言之中的细微差异的趋势，比如，人们认为用某些语言比用另一些语言更容易表达某些观点，并使它们更容易被记住。然而，这应该被认为是在寻找语言学相对性的细枝末节，而不是对下述观点的再次论证。即来自一种文化的人无法理解来自另一种文化的思想或概念。
语言的相似性远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要大得多，这种普遍性表明人类大脑的设计就是要以某种特定方式来理解世界，而这种理解与现实的结构或许是相对应的。因此，所有的语言都有名词和动词、修饰语（副词和形容词）、名称和代词。
对于不同语言来说，句子中词语的顺序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动词在中间或结尾），但总是要使用句子，甚至连单词的顺序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说，一个句子的主要部分有128种可能的顺序，但是大多数语言只使用其中的两种。
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语言似乎都有一个几乎相同的概念列表，因此，几乎所有的单词和句子都能有效地从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在我看来，最严峻的考验是翻译。如果思想依赖于语言，语言又是根本不同的，那么许多想法就只能用一种语言思考，而无法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因此，翻译就是不可能的。然而，翻译可以做到极其精确，有时可能只丢失了大约1%的意思（通常是一些俏皮话，如引申义和内涵）。相对于英语原著，用西班牙语或日语阅读《哈利波特》或《呼啸山庄》的人可能并不会错过什么。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沃尔夫和萨皮尔假说，重点不在于它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是那么疯狂和离谱地误导了整个观点。而真正深刻的重要见解恰好与之完全相反。让人惊叹于不同语言和由此产生的不同思想的地方，正是语言之间的相同之处，而不是差异之处。几乎任何思想都可以用任何主要语言来表达。这就是其神奇的地方。
这意味着所有的语言在本质上都使用了相同的概念。它应该被称为反沃尔夫（Anti-Whorf）假设：存在着一个所有语言都在使用的基本概念体系。人们只是给同一个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发音，所以dog、Hund和chien都指同一个物体（分别在英语、德语和法语中）。这个概念集是人类思考的一个重要共同基础，除了一些细微的差别外，它在任何方面几乎都是一样的。
概念的共同集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它表明存在着一套特殊的思想——也许是非常大的集，但无论如何只有一个这样的集——被大多数文化和语言所利用。不能够思考这些概念的大脑，就不能对物理现实产生任何影响，但当大脑开始使用这些概念时，思想就会对物理现实产生影响。在此之前，它们只是作为尚未被思考的可能想法而存在着，但它们仍然是概念集中的一部分。
因此，也许存在着一个充满可能想法、可能意义的概念集，但它尚未被人类利用，正等待着被发现。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过程：大脑进化，语言被发明，意义被发现。也就是说，大脑是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法则被创造出来的。语言的发明是为了让大脑（或拥有类似想法的大脑）使用意义。各种可能的想法都在等待大脑的出现，等待着被利用，从而产生出巨大的影响——就像人类最终所做的那样。
我们来思考一个不寻常的数字，比如342945518204337.41297436831。可以合理地假设，在人类出现之前，这个数字从未在我们的星球上被使用过，而且最早的人类可能也没有使用过它。假设第一次有人说出或想到这个确切数字的时间是在1755年。当时，人们用它来决定出售物品的数量，根据这个数字，一个人付给另一个人一笔钱换取一定数量的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物质分子在1755那年因为这个数字而发生了移动，而在此之前，这个数字（这个想法）从未对物理现实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该数字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想法存在着。数字一定在那里存在着，等待着被人使用。数字不是被发明或发现的：所有的数字都在那里等待着，等待着某人理解数字的概念（如上面例子中带有小数点的数字）。所有使用数字和数学的文化都将数字理解为表示相同的数量（尽管他们可能书写方式不同、发音方式也不同）的符号。这个数字的价值不受文化的偏见、扭曲或改变的影响。
再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思考一下4乘以7等于28这个等式。它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没有任何特殊的文化影响可以规定4乘以7等于804，或者等于28以外的任何数字。如果文化的重要性在文化差异中被发现，那么4乘以7在希腊可能等于25，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等于26，在中国和尼日利亚等于28，在巴西和新西兰等于30，在以色列和加拿大等于32。但事实并非如此，正确答案都是28。至少，每一个使用乘法的文化都得到了相同的答案。
4乘以7等于28这个想法始终都是正确的，但它并不总是重要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影响。它只有在足够聪明的大脑了解了数字和乘法之后，才能影响物理事件，所以上述这个算数等式在人类出现之前可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况且早期的人类也都没能发现或使用4×7=28。然而，4乘以7等于28这个等式是存在于意义的本质之中的，一旦人类大脑能够思考和使用它时，这个事实就开始影响事件了。
一些理论家利用语言的相似性推论说，语言是人类大脑构建的结果。根据这个推理，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来自于进化，实际上是进化将大脑联结整合在一起的。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我不认为大脑结构的进化是偶然的。具有各种概念和概念联结的可能想法集就在那里存在着。大脑并没有创造意义的结构；相反，大脑的进化是为了能够识别和使用它们。4乘以7等于28并非大脑结构进化的一种偶然结果；它是真理。大脑只是进化到能够利用这个真理。如果有一天我们穿越宇宙寻找到其他独立于人类进化的智能生物，而且如果他们有数学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4乘以7也会等于28。
语言是我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它是世界各地的人们用来处理世界事务的工具，世界各地大多都呈现出了相同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大多数语言都使用着相同的概念。母爱、争吵、好听的歌、男孩和女孩、好吃的、不公平、坏天气以及无数其他的想法在所有语言中指的都是相同的现象。
不同文化之间人类思维的相似之处要远多于不同之处。当然，在思维方式上确实存在一些重要的文化差异，我将在第4章中加以介绍。但总的来说，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使是坚定相信文化差异的人类学家也会不时提到，世界各地的日常对话在话题和内容上都十分相似。
每种语言都能表达出同样的基本思想和想法，例如：我饿了；这里下雨了；我此时和你结婚；太冷了；你输了比赛；我的孩子病了；这不公平；帮帮我；我想和你做爱；她的父亲去世；他撒了个谎；坐在贵宾席上；请停止战斗，等等。这些重要想法是所有文化下的人们都需要的，因此每一种语言都为它们找到了相应的词汇。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探索了能够使用意义的很多巨大的优势，文化的优势确实主要依赖于对意义的处理过程。世界上每一种已知的文化都有一种语言，这并非偶然。我以为，大脑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到了能够使用语言的阶段，因为语言为人们提供了进入可能想法集的工具，从而可以使用意义进行思考和交流。人类大脑结构的形成遵循着物理世界中的因果关系规律，但意义的世界则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分子可以被用来代表意义并因而可以被加以使用，但意义却不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
意义和物理过程之间的区别是社会因果和物理因果间重要区别背后的基础。这种区别让许多现代思想家感到不安，因为他们通常会否认它的存在，但却在实践中继续使用这种区别。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因果关系。
在我们开始探究人类心智这个奇特角落之前，我们必须对一件事如何影响另一件事有所了解。我不准备对所有争论的技术细节进行深入的讨论，相反，我认为给出一个所有人都能相对容易理解的简单概述就足够了。然而，我承认，领域内的专家们可能会因此而指责我掩盖了因果的复杂性。但本书并不是关于因果关系的书，读者所需要做的就是理解事物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便可以继续阅读本书。
尽管现在几乎没有人玩撞球了，但它仍然是因果关系的标准象征之一。撞球有点像台球，使用的是同样的球，只是桌子的角落没有洞。因果关系的象征中有一个球安静地放在绿色的毡台上，还有另一个球被球员用球杆击打滚向第一个球。滚动的球撞到静止的球，使之滚动起来。这就是因果关系的呈现：滚动球的物理冲击导致第二个球也开始滚动。
这种因果关系在牛顿物理学中非常有效，但在心理学中，事情却很少如此简单和清晰。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山姆拒绝帮助杰各布，答案可能包含了诸如山姆当前的心情、他的童年经历、房间里的温度、山姆最近的想法、杰各布请求帮助时的措辞如何、山姆和杰各布的关系，以及一个星期前当山姆向杰各布寻求帮助时发生了什么，等等。所有的答案都可能是正确的。事实上，就山姆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帮忙这个问题而言，它们也可能同时都是正确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帮助行为。
当一个台球撞击另一个台球时，第二个球肯定会移动，除非它被粘在或被固定在那个点上了。这带来了另一个关键的区别。房间温度和当时情绪对山姆是否帮助杰各布的决定确实都有影响，但两者对帮助行为的决定程度，不可能像我们描述台球相撞的结果那样有100%的确定性。
关键点在于，心理学中的大多数原因都采取了反应发生时几率改变（而非确定结果）的形式来呈现。原因是概率性的，而不是确定性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的人类行为研究都是经过严格控制的，它们充满了一个又一个因果关系的证据，但其中大多数表明，即使在精心安排的实验室条件下，行为也只有5%到10%的变化。在实验室之外，各种因素可能相互干扰或消除，许多真正的原因对结果的影响都很难达到1%以上的程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信息都应该被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被放弃掉。（事实上，一场增加了1%销售额的广告竞争，可能会给广告商带来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从而使商店可以进行丰厚的打折和促销活动，而竞争对手则可能因此就不得不开除自己的员工。）山姆是否真的帮助了杰各布，可能取决于所有那些小原因的累积。例如，他当时的心情对他是否帮助杰各布只产生了3%的影响——但这3%仍旧是真正的原因。说不定这可能就是决定结果的关键因素。
社会因果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许多社会科学家可能也会这样说，但这却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但我是真心这样讲的。在本书中，我将假设物理因果关系和社会因果关系都会对行为产生真实的影响，虽然它们是不同的因果关系。
从技术上讲， 文化现实 这个概念比 社会现实 更为准确。意义仅存在于文化之中，如果不使用意义去理解世界，就有可能成为完完全全的社会性动物。但是社会现实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只能这么使用它。同样地，移民成为美国公民要经过一个被官方称为 归化 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与自然毫无关系，而 文化化 或许是一个更恰当的术语。
物理因果关系涉及原子和分子、化学物质和细胞的活动以及物理现实的其他方面。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定律足以解释这些现象。许多社会科学家都声称自己相信社会因果关系，但当他们被追问时，他们却说他们相信的是所有心理活动都可以最终还原为物理定律。
例如，他们相信思维最终不过是大脑内部发生的生物化学活动。大脑是一个物理实体，由神经细胞组成，通过清晰的物理和化学过程运作。如果思考只不过是脑细胞的放电，那么社会层面的分析也许最终都会被摒弃，一切都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规律来加以解释。
这个想法说好听点是奇怪的，说难听点是完全荒谬的。试想一本书试图从脑细胞活动的角度来描述美国内战，这将是一本冗长而又无聊的书，它将完全错过重要的内容，如内战为何而起，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事件等。内战的原因和事件是不能用脑细胞的活动、甚至肌肉的活动来加以适当描述和表达的。南北战争中的事件是有意义的，并由意义联结起来，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些意义，你就不可能理解南北战争，更不可能对它作出解释。这是反对把心理学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的极端例子。用纯粹物理术语讲述的南北战争故事不可能对它作出一个清楚的解释。
思想不能被还原为大脑活动，（更一般而言）心理学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和神经科学，这也许有些偏激。然而，如果我们想把任何真正的现实归因于社会和文化过程，那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理解，它们不仅仅是生物化学或分子过程发生的奇异之事，它恰是文化产生之处。文化不是一种物质现实。它根植于人们组成的网络或系统体系之中。它不存在于单一的大脑中，而存在于大脑之间的网络联结之中。事实上，个体的大脑是可替换的，但文化依然会持续存在下去，即使特定的大脑从该网络中被清除了（比如死亡），又会有新的大脑加入。文化由意义组成。一个句子、一个行为或一个事件的意义并不是具有化学或分子结构的东西。
意义可以用物理结构来表征。大脑活动是表征意义的必要条件，但意义并不存在于大脑活动中。相反，意义存在于社会与文化网络中。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一些大脑停止运作、新的大脑取而代之，意义却仍然存在。如果意义仅包含在个别大脑的神经细胞放电活动时，那么当大脑死亡之时，意义也将不复存在。
因此，只有当意义被物理世界的生物使用和理解时，它才能开始影响物理世界。对圣经中“道成肉身”（Word become flesh）
的典故最好的理解应该指向文化生活的起源，而不是指向物质世界的诞生。“道成肉身”从某种意义上是指，人类可以在大脑中加工处理意义，然后根据这些意义改变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
表面上，语言之间的差别很大。这些差异，再加上语言必须学习这一事实，促使许多专家把语言视为文化的本质和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来源。然而，更现代的学者们却发现，语言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两个词不一样，但其代表的想法和意义却是相同的。不同语言的词序各不相同，但基本语法却是相同的——名词和动词、主语和宾语、形容词修饰名词等。在地域分布和经验大相径庭的文化中，学者们都发现了这些语言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语言是独立发展出来的。
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的一种观点认为，语法和句法的基本要素是先天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当然，这并不一定能解决大脑结构是否导致了特定的语言这个问题。大脑本身可能以某种方式发展，因为那是最好的或唯一的使人进行思考的方式。例如，也许所有语言都有动词的原因在于人类大脑具有某种特殊的结构，可以自然地形成含有动词的句子。但开始拥有这种特殊的大脑结构本身可能并非巧合。大脑那时可能已经学会用动词来思考，因为没有其他方式，或者至少没有其他有效的方式能像动词一样，在任何地方都能表征现实生活。动词能够表达动作、变化、运动和存在，如果我们不依赖于这些动作、运动和存在的词汇的话，我们简直就没法用其他的方式去描述现实。所有的语言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表达行为，因为行为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这实质上就是上一节中关于乘法解释观点的扩展版。所有能做乘法的文化都同意4乘以7等于28，这绝不是大脑结构的偶然结果。相反，大脑只是进化到了能够利用4乘以7等于28这样外在真理的阶段。大脑以同样的方式进化，直到它能够连接不同种类的概念，例如名词和动词，从而去表达行动、运动和存在等的外部现实。语法的普遍特征可能是意义结构本身所固有的，而大脑只是进化到了能够使用它们的阶段。
对一个人是否真正相信社会现实，或许可以进行这样的测验：你相信观念可以运动分子吗？换句话说，宇宙中物质的分布是否曾因意义或其他非物质现实，发生过哪怕是轻微的改变吗？
我认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尽管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观念确实可以使分子运动，前提是人能够理解观念（即在他们的大脑中加工处理思想观念），并根据对观念的理解改变自己的行为。当然，这些观念中的现实是独立于任何特定大脑的。因为这些观念植根于一群人共同持有的文化中。如果这群人中一个人死了或者离开了，这些观念思想还会继续存在，由存留下来的人保持下去。
正如我们所见，所有语言和文化都依赖于一个根本性的概念集。这个观念集一直是一个毫无关联、抽象的可能性，直到有一天出现了能够处理它的大脑。之前所举的4×7=28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算数计算超出了恐龙的能力，所以它在恐龙时代没能对世界产生任何影响，但如今人类有能力进行计算以及处理类似的想法，那么算术真理就会发生作用了，比如，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人也知道了需要给另一个人支付多少钱了。
许多人出于某些不明原因坚信，社会现实能用纯粹的物理术语来解释，这里我就不赘述了。不过，让我来说明一下社会现实和因果关系意味着什么。首先，我要补充一点，我不认为人类的行为违反了物理、化学或生物学规律。相反，人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符合这些规律。我的观点只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额外的、非物理的因素也可以影响人类的行为。物理学是不够的，社会原因也必须得到重视。人类行为对意义做出反应，而意义不是一个物理现实，意义存在于文化群体的共同理解之中。
回到大脑问题，我同意，思维与脑细胞活动紧密相连，且不能违背支配大脑的神经和生化原则。在极端的情况下，你可以用高尔夫球棒猛击一个人的大脑来阻止他思考。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个人思想的内容部分地取决于非大脑组成部分的非物质现实。
共享性是社会的本质：两个或更多（通常是更多）的人有了一些共同的理解，他们的大脑就可能通过脑细胞放电（可能是各自大脑中的不同细胞）的特殊组合来表征着这些相同的观念，但共享性本身不具有物质属性。共同想到某事，尤其是共同理解了某事，这是物理因果关系中所没有的。
货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货币不是一个物理现实。当然，有些货币以实物的形式存在，如纸币和硬币，但这些纸币和硬币的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共同理解。就在我写本书时，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货币，开始使用一种新的共同货币（欧元）。荷兰盾和德国马克不再有任何价值了。最近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家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25荷兰盾的钞票，这是我上次去荷兰旅行时留下的。多年来它一直是同样的实物，但此时即使我回到荷兰，也不能用它来买啤酒或牙膏了。这张纸币有相同的原子和分子，我们的大脑可以像以前一样识别它，但它的社会现实意义却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们也利用到了货币所具有的其他非物质特性。如，10个10美分硬币相加等于1美元，但这种等价性在金属硬币和纸币的分子结构中是永远找不到的。此外，大多数人经常使用货币，但实际上并没有交换硬币或纸币——他们使用信用卡购物，将工资直接存入银行账户，给电力公司开支票，等等。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硬币和钞票都找到并加和起来，它们将只有货币总额的大约三分之一，这是因为大多数的货币是以抽象数字的形式存在于银行账户等类似的地方，而从未以钞票和硬币的物理形式存在过。
社会现实的争论因此可以用货币的例子来说明。钱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常常（有时会花很长的时间）会想到钱。但对货币的想法不能完全还原为单个大脑的放电活动，因为这些想法依赖于对什么是货币的共同理解。货币本质上不是一种物理介质，它是作为一种共同的理解而存在的。事实上，只有当大量的人对货币有相同的默认和理解时，货币才有可能存在。毕竟，你为什么可以用一美元钞票换一根香蕉呢？这种交易不能用美元的分子结构来解释，甚至也不能用你大脑中的神经活动来解释。但它们又都是相关的，比如，如果你的大脑不再工作了，或者美元钞票由错误的分子（如铝或泥煤苔）制造出来，那么你的交易就无法进行。这个交易只有在你和香蕉供应商对钱币的价值都有共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正是因为有了相同的系统，即文化，你才可以用一张美元钞票换一根香蕉。美元钞票是否具有意义取决于集体共享的预设和符号思维，这就是一美元钞票能换到香蕉的原因。
另一个说明社会现实的很好的例子是法律。法律并不存在于个人的大脑中，而是存在于社会系统中。法律并非不可或缺的：有些国家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生活会很糟糕。人们会遵循着他们甚至不知道的法律：例如，当你买股票时，你会期望有各种法律（例如，你投资到股市的钱不会通过内幕交易被偷走）来保护你，否则你不会去买它。你的行为被你甚至不知道的法律影响着。更普遍的是，更为庞大的人群网络要设法创造、维持和遵守法律。个人的大脑使人能够恰当地运用和遵守法律，但大脑并不含有法律。
另一个例子是波士顿倾茶事件
。在英国，一位国王的脑细胞指示他的肺部和声带做运动，从而产生特定的（话语）声波，并从他的嘴里发出来。结果，在几千英里之外，茶的分子和盐水发生了混合，而不是与它们宿命中的淡水相混合。如果物理因果关系足以解释一连串原因的话，那么从国王口中出来的空气分子要能够产生物理和化学效应，从而影响波士顿港的茶叶。但是这些空气分子没有任何特殊的物理性质。即使这些茶叶被现代化学家截获，他或她也不会发现任何下面的信息，为什么这些茶叶会与海盐水而不是淡水相混合。
事实上，同样的空气分子在英国同一间屋子里也做了运动，但却没有对任何东西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这些话语是由一位扫地工人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说出时，它就不会引起之后导致波士顿倾茶事件的一系列事件。人们的共识在这里至关重要。这些声波（国王指示）在英国人的话语中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意义由国王的下属处理和执行，这便对波士顿的殖民者造成了实际的和象征性的影响。殖民者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使他们认为（国王的）这项政策不公平；因此，他们决定把茶叶倒入港口，象征性地表达他们的抗议，等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件中没有一个与物理定律相矛盾，但是它们需要一个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学的复杂社会系统。从国王口中发出声波中的空气分子本身，并没有携带造成大洋彼岸很久以后将要发生事情的原因。社会原因才是至关重要的。
行为的物理原因和社会原因或多或少地可以分开运作。虽然它们在实践中可能经常交织在一起，但它们仍然是可以区分的。行为不仅受到大脑活动的影响，还会受到荷尔蒙、肌肉疲劳、身体疼痛和快乐等类似因素的影响。人的身体会因疼痛而退缩，这是一种自然反应。不需要借助语言或概念化的意义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因疼痛而退缩。因此，某些行为可以用纯粹的物理原因来解释。
然而，社会原因是基于语言和意义的。规范和价值观指导人们的行为。对某些问题的反应可能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它们，比如说谁应该受到责备，或者面对选择时应该被当作是机会、还是风险。社会因果关系并不单独起作用，因为它需要物理过程——至少大脑必须处理信息，以使行为受到这些意义的影响。
物理和社会因果关系的交织过程可以在足球赛的例子中呈现出来。踢球当然包括物理过程。眼睛把光感传送到大脑，大脑决定球的位置，等等。脑细胞按一定的模式运动以调节腿的运动，使脚尖与球接触，使球沿一定的轨道飞出去。没有这些物理过程，什么也不会发生。然而，物理过程并不能完全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踢球者和球的位置关系只有在比赛中才能被理解——而因为双方几十名球员，加上教练和裁判，以及一些观众都有相同的理解，足球比赛就因此而存在了。理解比赛规则的人们比想象中得更为广泛，比赛如果被电视转播，就会有人在世界的另一面打开电视观看，这个观众可以很快就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球员要这样踢球（我们假设该观众理解比赛规则）。同样地，球的轨迹是物理过程的结果，如动力、方向（矢量）、风的阻力，等等，这些都决定了球会在哪里落地，但人们的共同理解则可以导致每个人因为球的某些落点（如球落在球门边，或在界外线上）而出现巨大的行为差异，而球的其他落点（如越过边界半米或10米）带来的行为差异则非常小。足球规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分子或化学物质。所以自然科学和物理因果关系绝对不能完整地解释一场足球比赛。
上述论证都不是要否认物理定律的真实性，甚至也不是要否认物理因果关系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基因和激素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在独立于意义之外影响着人类的行为。但是，要充分理解人类行为和心理，就需要同时理解生理的和社会的原因。人们对意义的反应和对荷尔蒙的反应一样多，甚至更多。大脑中的分子和放电过程使得个体可以理解和处理意义，因此，他们的行为也会受到社会原因的影响。
我们周围真实的世界是肉眼可见的，毫无疑问，它对人们的行为有着强烈的影响。事实上，进化而来的人类主要生活在感官所接触的世界里，就像今天几乎所有的非文化性动物一样。然而，人类也可以对无形的现象作出反应，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功能。
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可能想法集就是一种看不见的无形现实。意义的世界，如数学原理和逻辑规则，并不作为物理事实而存在，但对那些足够聪明的物理生物却是可用的，因为他们能够在心理上表征并利用这些规则。人类使用意义的范围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更为广泛，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已经是与众不同的了。
意义可以让人们表征出他们当前环境之外的可能性和情况，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因此可以为遥远的未来目标而努力，人们可以与那些看不见甚至距离很远的人协调行动。例如，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在这次行动中，分散在伊拉克各地的数千名男女的行动就得到了军事指挥官和政治家的协调，而后者中的一些人远在世界的另一端（远在华盛顿特区）。不仅无形的意义对执行行动至关重要，而且其他无形的现实也塑造了行动。入侵行动是否符合道德和国际法是由国际性的辩论决定的。联合国是由居住在美国的一群人构成的，他们（无形地）代表着不同国家（被无形的边界和其他象征性的决定所定义）。联合国针对入侵展开辩论，决定是反对或阻止入侵还是不介入。入侵伊拉克的最大推动力是联合国核查人员无法在伊拉克找到某些类型的武器。这些看不见的武器受到无形法律的禁止（当然其中一些法律是印在纸上的）。尽管如此，那些敦促入侵伊拉克的人还是认为这些武器就存在于伊拉克的某个地方。
无形现象甚至可能是意识运作的根本。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将意识与非存在联系在了一起，他指出人类可以意识到缺失或者不存在。
例如，计算机可以“看到”那里有什么，但不能真正直接意识到那里缺少了什么。充其量，它只能比较两种形式：一种有某样东西，一种没有某样东西，从而确认它们的不同。相反，一个人可以查看桌面，并可以立刻看到他的钥匙不在桌子上。如果他很专心致志地找钥匙，他甚至可能都认不出桌面上到底有哪些东西，而只知道他要找的钥匙不在那里。
甚至当一个人看到那里有些什么时，他的意识也会被无形的现实信息所影响。例如，人们听到的高音很高，但 高 是一个相对的形容词，只有在与低音对比时才有意义。要听到被认为高的音调，意识必须以某种方式获知它听不到的低音。同样地，人们在看到一个工具时可以想象如何使用它，看到一个雇员时就希望他/她或许会更适合做这份工作，看到一个无赖的邻居或屋顶漏水就想到它们对自己财产价值的威胁。可能只有很少的意识体验是对某些物理事实的简单感知。相反，感知浸透充满了意义，其中包括了暗示、可能性和选择。
此外，人们能够通过看不见的力量和事实来理解他们的世界。即使是其他最聪明的动物似乎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当原因与结果都可见时，它们可以理解因果关系，但当理解世界是由看不见的力量所塑造的时候，这似乎就完全超出了它们的能力。
人类对物质世界中的一些事件的理解，是认为它们受到了人们所看不见事物的影响，例如：重力、电、细菌、加速度等，更不用说所谓的鬼魂、神、咒语和业力了。人们还将这种能力应用在社会中，用无形的力量解释他人外显和可见的行为，如个性特征、意图、常模、法律，等等。
时间是另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和建构远大于对其他动物的影响。大多数证据表明，动物仅生活在当下，几乎不具备回忆过去的能力（除了拥有由之前的奖励和惩罚经验所塑造的即时反应倾向外），也不具备规划未来的能力。
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不能提前20分钟思考。一些动物的活动（比如松鼠埋坚果）看起来像是在计划未来，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都是人们的幻觉。松鼠埋藏坚果是出于某种当前的内在激励。例如，如果地上的许多坚果突然被清除，它们的计划就会被打乱，它们需要花费几个月时间去寻找更多坚果，以达到与原来相同水平的坚果储量，但它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
然而，人类确实能够将过去和未来融入他们现在的行为。这些有影响的事件可能很遥远，甚至超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的长度。例如，每年12月都会有数百万基督徒庆祝2000多年前耶稣的诞生。许多基督徒也会根据教义所预测的人们死后、甚至世界末日将发生的事情，来调整他们自己现在的行为。
动物被困在当下的另一种表现是，它们只能在行动及其结果之间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学习。因此，如果老鼠做出某种反应后立即受到惩罚，它们很快就能有效地学习；如果延迟5秒钟，它们就需要练习更长的时间；如果惩罚延迟10秒钟，它们干脆就什么也学不会。
相比之下，人类可以在效果延长很长时间后还能学习。例如，一个人终于学会避免购买科技股票了，但这是他从第一次投资到意识到自己损失了很多钱的5年时间里才学会的。这种跨越时间的连接经验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类的学习能力，特别是在那些基于时间理解的部分文化中。
事实上，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看不见的现实。你不能要求得到一箱子文化，就像有形物品可以把握和测量那样。文化存在于人们对意义理解的共识之中。它所产生的行动及其结果可能是可见的，但文化本身却是无形的。然而，它的影响力却是强大的。人们会纳税、会在选举中投票，并且会因为超出他们感知和本不可见的无形事件而去打仗。文化创造的组织也是无形的。例如，经济和法律体系并不以实物的形式存在于肉眼可见的地方。它们是无形的现实，但它们却是可以影响数百万人行动的强大力量。
社会性动物确实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但可能不是基于对无形现实的明确理解。雄性领袖可以让其他雄性服从自己的命令，因为他比其他雄性肌肉更多、更强壮。然而，人类却会听从比他们身体弱小得多的人的命令，仅仅因为那个人穿着警察制服，或者因为那个发号施令的小老太太恰好是你的老板。人类可以超越可见的事物，对不可见的合法权威体系做出反应。
简而言之，如果不了解人类心智与无形现实的关系，就无法理解人类的心智。我们不像地球上的任何其他生物，因为据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知识，这些生物都生活在自己的物理世界中，仅此而已。对无形现实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控制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能力，而这只有借助于语言和意义的使用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