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把所有的事告诉了母亲,也许我早该告诉她了。我们当即发现我们处境艰险。船长的钱——如果他有的话——一部分应该用来还欠我们的账,但是船长的伙伴们,尤其是我看到的那两个“样本”,黑狗和瞎乞丐,肯定不会把他们的战利品拿出来替死人还债。船长曾让我立即去找李伏西大夫,但那样的话我就要离开母亲,留下她一个人孤立无援,所以不可行。实际上,我们两个都不能在这房子里待下去——厨房炉格里碎煤块的掉落声,钟的嘀嗒声,都让我们心惊肉跳。在我们听来,周围总像是有脚步声在走近。旁边是客厅地板上船长的尸体,再想想可怕的瞎乞丐在不远的地方走动,等下就要回来,我好几次像俗话说的那样,浑身泛起鸡皮疙瘩。得当机立断了,最后我们决定一起去邻近的村庄寻求帮助。说走就走,连帽子也没戴,我们就冲进了渐浓的夜色和霜雾之中。
那个村子虽然望不见,但是也就几百码远,在小海湾的另一边。让我宽慰的是,村子在那个瞎乞丐来的那条路的反方向;他离开大概也会原路返回。我们在路上没走多久,虽然我们有时会停下来,互相拉住,侧耳倾听,但什么异常的声响都没有,只有海浪轻轻拍岸,还有树林里乌鸦呱呱的叫声。
我们到的时候,村子里已经点起了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看见门窗里的暖黄色光时有多高兴,但结果却是,这片灯光已是我们从那里得到的最好的帮助。你或许觉得村里人该为他们自己感到羞愧——没有人愿意和我们一起回本葆将军客栈。我们越是诉说我们的麻烦,他们——男女老少——就越往他们的房子里躲。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但他们中间有人对他很熟悉,这个名字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之前有些人在离本葆将军客栈稍远一点儿的田地里干活,看到路上有些陌生人,他们以为是走私者就远远地避开了。至少有一个人看见被我们称为“猫洞”的小海湾里有只小帆船。事实上,任何老弗林特船长的人都能把他们吓得半死。反正,有人愿意骑马去找另一个方向上的李伏西大夫,但没人愿意帮我们保卫客栈。
人们常说怯懦会相互传染,但反过来,争论也能使人勇气倍增。等大家说完了,我母亲讲了一番话,说她不会让她没父亲的儿子失去应该属于他的钱。“如果你们都不敢,”她说,“吉姆和我敢。我们要回去,就沿着我们来的路回,谢谢你们这些体壮如牛、胆小如鼠的人。我们要去开箱子,就算死也要。谢谢克劳斯利夫人借我包,去装回依法属于我们的钱。”
我当然要和我母亲一起走。他们当然也是纷纷大呼说我们逞强,即使这样仍没人愿意跟我们走。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给了我一把装好弹药的手枪,以防我们被袭击;承诺为我们备两匹马,以防我们返回时被人追赶;还有一个小伙儿骑马去大夫那里找救兵。
当我们再次踏上寒夜中的险途,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轮满月开始上升,发红的光芒从雾气上方探出,这使我们加快了步伐——因为很显然,在我们再次返回前,月光会亮如白昼,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任何人都会看见我们。我们沿着树篱疾走,不发出一点儿声响,也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让我们更惊惶的东西。直到进了本葆将军客栈,关上门,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我立即插上了门闩。我们在黑暗里站着喘了一会儿,房子里只有我们和船长的尸体。母亲从酒柜里摸出一根蜡烛,我们手拉着手进入客厅。他还像我们走的时候那样仰面朝天躺着,睁着眼睛,一只胳膊伸在外面。
“把百叶窗合上,吉姆,”母亲轻声说,“他们来了会从外面看的。”我关好窗后她又说:“现在我们要去拿那把钥匙,我真不知道谁敢去碰它!”她说这话时带着哭腔。
在他手边的地板上有一张小圆纸片,一面涂着黑色,我想这就是黑券。我赶紧跪下,把它捡起来,看到另一面用非常工整清楚的笔迹写着:你的期限是今晚十点。
“他们十点来,妈妈。”话音刚落,我家的钟就敲了起来,这突然的响声把我们两个吓得够呛。不过好消息是,它只响了六下。
“吉姆,”她说,“钥匙。”
我一只只去摸他的口袋,有一些小硬币,一枚顶针,线和几根大的缝衣针,一卷一头咬过的烟草,他的弯柄小刀,一只袖珍罗盘,一个打火匣,全部的东西就是这些,我有点儿失望。
“可能挂在他脖子上。”母亲提醒说。
我克服着强烈的恶心,扯开他的衬衫领子,发现他脖子上果然系着一条油腻腻的绳子。我用他的小刀割断绳子,拿到了钥匙。这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我们马上上楼,到他住了许久的小房间。从他到这里的第一天起,箱子就摆在那里。
它的外表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水手的箱子没什么两样,盖子上用烙铁烫着他姓氏的首字母“B”,四角因为长年粗暴地使用而破破烂烂的。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虽然那把锁很紧,她还是一眨眼就开了锁并掀开箱子盖。
一股很浓的烟草和柏油的味道冒了出来,但箱子的上层只有一套认真刷过、叠放整齐的很好的衣服。母亲说它们从来没被穿过。下面大杂烩来了——一架四分仪 、一只小铁皮罐、几支烟草、两把很帅的手枪、一块银锭、一只老旧的西班牙表、几件不值钱的小饰品(大都是外国做的)、一副黄铜镶嵌的罗盘、五六枚稀奇的西印度洋贝壳。后来我常常想,他在他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犯罪生涯里,为什么要带着这些贝壳。
当时,除了银锭和小饰品,我们没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但银锭和小饰品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箱底有一件历经风霜、被海盐染成白色的旧航海斗篷,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扯出来,于是箱子里的最后两件东西躺在我们眼前:一个用油布裹着的小包,像是纸;一个帆布袋,触碰时会发出金币的叮当声。
“我要让这帮流氓看看,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我母亲说,“我只收欠我的钱,一个子儿都不会多拿。拿着克劳斯利夫人的包。”她从船长的袋子里数出他欠的数目,放进我拿着的包里。
这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因为钱币是各个国家的,大小不一,有西班牙金币、法国金币、英国畿尼,还有西班牙银币,还有我不认识的,全部混在一起。英国畿尼最少,却是我母亲唯一知道怎么计算的。
我们大约数了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按住了她的胳膊,因为我听见寂静寒冷的空气中有一个声音,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就是那个瞎子的拐杖在冻得硬邦邦的路上敲击的嗒嗒声。那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着,气也不敢出。接着它猛地敲在了客栈门上,我们听见门把手被转动,门闩嘎嘎作响——那个坏蛋想要进来。之后过了蛮长一段时间,屋里屋外都没有声音。最后嗒嗒声又响起来,让我们感到难以形容的开心和谢天谢地的是,它渐渐远去直到听不见了。
“妈妈,”我说,“全拿了,走吧。”我知道闩上的门一定会引起怀疑,会让海盗们倾巢而来,但我还是很庆幸自己闩上了门——没见过那个可怕瞎子的人,根本无法体会到我恐惧的心情。
但我母亲虽然很害怕,还是不肯多拿一分钱,也固执地不肯少拿。她说还没到七点,还早,她知道她的权利,不想放弃它。她还在跟我争执,远远的山上传来一声低低的哨声。我们立刻意识到,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我带上已经拿了的。”她赶紧站了起来。
“我要拿这个抵账。”我捡起了油布包。
我们把蜡烛留在空箱子旁边,摸索着很快下了楼,开了门就往外跑。时间已经不多了。雾正在迅速散开,皎洁的月光已经照耀在整个高地上,只有谷底和客栈门口一点点地方还悬聚着纱似的薄雾,掩护了我们出逃的最初一小段路。在距离村子不到一半路的地方,我们出了山谷,走到了月光下。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一阵奔跑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一束光摇来摇去很快地往这边来,想必来人中有人提着灯笼。
“好儿子,”母亲突然说,“拿着钱跑吧。我跑不动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完了。我想骂邻人怯懦,又怪可怜的母亲既诚实又贪心,先前愚勇而眼下虚弱!幸而我们正好到了小桥边,我扶着脚步踉跄的她走到岸边。在那儿她叹了口气就倒在了我肩膀上。我不知道我哪儿来的力气,动作很粗鲁地把她拖下河岸,放在桥洞边。桥太矮了,我没办法再挪动她,只能在底下爬。我们只能那样待着——母亲的身体几乎全露在外面。我们刚好听得见客栈那边传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