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郭豫适读了谭帆同志的《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我很高兴在近年来多有研究成果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又增添了一部认真写成的有学术价值的新著。

这部专著有哪些特点，或者说有哪些地方值得注意呢？

我觉得首先是，它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研究向谭帆所说的“综合融通研究”推进了一步。大家知道，在近现代的古代小说研究中，先后有一些学者对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的小说评点，对《儒林外史》《石头记》上的评点颇加注意。但“五四”时期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脂砚斋评以外，小说评点的研究似乎有点沉寂。这种状况到了当代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古代小说、对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兴趣日增，小说评点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爱好和重视，并已发表出版了不少有益的著述。但这些著述多着眼于个案研究，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视为一个完整的课题而对之做整体性的研究则很少。在这方面，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谭帆同样是下功夫为之做出努力并有显著创获的一个。他这部专著设立四章，即《小说评点之源流》《小说评点之形态》《小说评点之类型》《小说评点之价值》，对小说评点的历史演变、形态特征、基本类型、价值系统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考述和评论。著者设置的研究框架以及多方面论题的展开，使这部著作对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学术探讨呈现出整体性研究的面貌。对小说评点做多种多样的个案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必要的，但对之进行综合融通的研究有利于突破小说评点研究范围比较狭窄的现状，更不可少。谭帆此项研究，知难而进，选题确有其开拓性和必要性。

谭帆这部专著，是在其同题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增补完成的。作为在职攻博人员，他平时需要承担系里的教学任务，难以像其他脱产攻博的同志那样全力投入学位论文的撰写工作。为了保证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写好学位论文，他宁愿申请推迟论文答辩期限，而不愿削弱或降低既定的综合融通研究的要求。对他这种既从实际出发而又不肯马虎从事的坚毅的治学态度，我当即同意和支持，至今还觉得是一件值得回忆的往事。是的，学术研究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征服困难的过程，写博士论文，搞科学研究，就是要有勇气和毅力，就是要劳心费力、下苦功夫，因为学术研究没有快捷方式可走。在我看来，就谭帆这部著作本身而言，当然绝不能说已经很完整、很完备；但作者为促使小说评点研究格局之逐步趋于完整完备，他这部书以及为这部书所做出的辛勤和努力，人们当会给予肯定的评价。

其次，谭帆此书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对小说评点的内涵、意义和价值做出了新的阐释。谭帆此书的撰写，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整体性的思考和认识。他在“导言”中提出了一个贯穿本书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非单一的文学批评，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批评就可涵盖。”谭帆这个观点很重要，这使他自己对小说评点的研究，从单一的文学批评这一较为有限的研究范围拓展开来，使他对小说评点的现象和规律进行了更多方面的观察，也因此而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做出了具有新意的阐释。例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为何以评点为主体形式时，论者写道：

南宋以来的文学评点以选评为一体，以实用性、通俗性为归趋，在宋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可谓别开生面，赢得了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注目，尤其在白话小说领域，这种批评方式和批评特性深深地契合于白话小说的文体特性和传播方式。从整体而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是一种最能体现“文学商品化”的文体，这是白话小说区别中国古代其他文体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推进小说文本的商业性传播无疑也成了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南宋以来的文学评点以通俗性和实用性为其主要特性，正与白话小说的这种文体特性深深契合。

这里将明清小说评点与南宋以来的文学评点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以实用性、通俗性为归趋”的“这种批评方式和批评特性深深地契合于白话小说的文体特性和传播方式”，这反映了他对小说评点的功能和特性的研究和判断具有独到之见。此外，在研述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独特个性时，他指出，“小说评点融‘批’‘改’为一体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因为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式其实并不负有修改文本的功能”，然而这“在中国小说评点史上”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研述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研究格局时他又指出，对于那些并不具备理论价值的小说评点本的研究，“我们不能采用常规的以文学或者文学批评为本位的研究方法，而应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加以探究，采用思想史、文化史和传播史等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从发生、传播、接受等角度全面梳理其历史文化价值”。这些都是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见解，有益于拓宽和加深小说评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谭帆此书，一方面是注意研究的面要拓宽，另一方面也注意对所立论题研究要有深度。此书对小说评点的源流、形态、类型、价值这几个论题的展开，内容相当丰富，论述也颇为充分。以《小说评点之价值》一章而言，就写得既有广度也有深度。他提出，小说评点有三方面的价值，即文本价值、传播价值、理论价值。一般地说，人们只着重于小说评点的理论价值，对于它的文本价值、传播价值不甚注意，或已有所注意而未详加研述。而谭帆研讨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时，不但对文本价值进行了历史评估，还研述了文本价值的生成原因、文本价值的内在演化与表现形态。研讨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时，更是着力多方探讨，既研究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独特个性，又研述了小说评点作为一种商业手段，突出其对中国白话小说的“促销作用”，还探讨小说评点与小说鉴赏学的关系，并论及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本在域外的传播。谭帆曾将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先后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据我所知，这些论文颇受到同志们的关注，这都是作者对有关论题认真探索、深入开掘的结果。

再一点是，谭帆此项研究观点与史料结合得好，理论阐释具有坚实的史料基础。此书有关小说评点的研究框架以及重要的论题或观点，并非心血来潮、凭空设置，而是建立在对200余种评点本以及大量相关材料的浏览、摘录、梳理、考辨和分析的基础上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观点和材料的结合或者说论和史的结合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够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是，观点和材料的结合其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基本倾向，一种是研究者率先列出若干论题、子题，然后依这些论题、子题的需要，去寻找有关的材料来作填充式的论述，这就是“以论带史”；另一种是研究者首先搜集、浏览大量的史料，对之进行排比、梳理、考辨、思索，从中归纳、提升出若干学术论题，论题和史料之间的关系处于自然形成的状态，这就是“论从史出”。不用说，前一种办法比较轻便省事，后一种办法比较繁重笨拙，但从遵循学术研究规律、追求科研结论的可靠性而言，后者明显地优于前者。谭帆此项研究符合“论从史出”的路子，他这本书，“小说评点总体研究”是上编，“小说评点编年叙录”是下编，其实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编年叙录主要是前期的工作，而总体研究则基本上是后期的工作。《小说评点编年叙录》的编撰，得益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诸书甚多，但平心而论，谭帆的工作并不轻松，他这个编年史，将明清两代近四百年间小说评点的发展历程划分为“萌兴”“繁盛”“延续”“转型”四个时期，对二百多种小说评点本的题署、版本、作者、评者、评点形态和主要内容、评点之价值和影响，逐一做了介绍和评述，内容丰富，叙次井然，其间史料的辨识和取舍，落笔的轻重和详略，都见出执笔者费去许多心力。谭帆希望这一部分工作能够“给读者一个相对完整的小说评点本总目”，同时使它“亦具小说理论批评之史料价值”，应当说这个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此书下编的编年叙录，并非只是对于上编总体研究的注释，它本身具有独立的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对人们了解小说评点史乃至进一步的查询和研究均会有所帮助。

如上所述，谭帆这部专著选题有开拓性，且有不少优点。但因为过去小说评点的综合融通研究毕竟进行得少，这方面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有些论题还需大家共同探讨，使研究继续深化、更加成熟。譬如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形态，情况非常复杂，很不容易做出总结评析。谭帆在此书有关章节中已经做出自己的努力，评述相当详细，不过如何将古代小说评点生动活泼的原生形态，将其巧妙的运思和笔意，勾勒展示得更细致、更真切，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假如结合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性，结合古人文学欣赏的爱好和习惯，以及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及其特点，对之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和评析，当会更受读者欢迎。又譬如，小说评点作为一种评论方式，固然有它的特点、优点，但这并不等于说旧时那些评点本身都是很好的评论，其实是鱼龙混杂，精彩优美的和庸俗无聊的同时存在。除已指出应当区别对待之外，可否设立一个专节，对古代那些优秀的评点择其佳例，进行评论和总结，归纳和分析其所以成功的原因和经验，那也会对今人有所启发。我想这些工作做得更多一些，必将有助于更好地揭示和弘扬古代小说评点这一富有民族特性的批评方式的意义和价值。

谭帆勤奋好学，长于理论思考。他不仅对古代小说评点很感兴趣，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学都很有兴趣。目前他正在撰写《中国小说学史》，很希望他继续保持踏实认真的态度，潜心研究，争取在学术上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