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中叶以后，小说评点仍然呈持续发展之态势，但已失去了前一时期的勃勃生机和广泛影响。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小说评点在金批《水浒》到张批《金瓶梅》的半个世纪中“已过完了自己的好时光，后来评点派就成为多少带有贬义的名号”了。
从小说评点的历史地位而言，此说有一定道理，然从小说评点史角度来看，清中叶以后的小说评点仍不容忽视。所谓清中叶在本书中是指清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时间也约一百来年。
清中叶的小说评点主要集中在乾隆和嘉庆时期。雍正年间仅有《二刻醒世恒言》等少数几部，且内容简略，无甚可观。乾隆以来，小说评点又复兴盛，各种评本层出不穷，保持着相当的数量。其中大致可分为两大评点系列：小说名著评点系列和其他小说评点系列。
小说名著的评点经明末清初“四大奇书”的广泛评点之后，至此出现了新的迹象：《水浒传》的金批、《三国演义》的毛批和《金瓶梅》的张批已深得读者之喜爱，故此时期仅是对这些评本的重复刊印。“四大奇书”中唯有《西游记》一书仍评本纷出，出现了多种新的《西游》评本，这就是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乾隆十三年，1748）、蔡元放重订增评的《西游证道书》（乾隆十五年，1750）、悟一子陈士斌评点的《西游真诠》（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刘一明评点的《西游原旨》（嘉庆十三年，1808）等。
但这些评本由于其评点思路基本延续《西游证道书》的路数，以阐释《西游记》之主旨为目的，而忽略了作为小说的《西游记》所应有的艺术价值的分析，评点质量不尽如人意，故仍未出现与金、毛、张批本相比肩的评点定本。此时期新出的白话经典小说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名篇巨著。但《红楼梦》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才有刊本出现，《儒林外史》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刊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故此二书在当时社会上还未引起广泛影响，评点随之相对沉寂。乾隆时期对这两部小说名著的评点现在能看到的唯有《红楼梦》钞本的“脂批”，《儒林外史》未见乾隆刊本，虽然“卧本”闲斋老人序署“乾隆元年春二月”，但实际评点时间和评点流传情况迄无定论。故这两部名著的评点唯“脂批”有一定影响，但由于《红楼梦》钞本流传面的相对狭窄，终究未能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相对而言，此时期其他小说的评本系列倒颇引人注目。在这一系列之中，尤以蔡元放评点的《东周列国志》、董孟汾评点的《雪月梅》、水箬散人评阅的《驻春园小史》、许宝善为杜纲小说《娱目醒心编》《北史演义》《南史演义》所作的系列评点最为出色。如果说，小说名著的评点更重视文人思想意趣的表现，那这一系列的小说评点则在保持文人性的基础上，更强调与小说评点商业传播性的结合。
嘉庆时期的小说评点以《儒林外史》的卧评本为翘楚，这是以后《儒林外史》评点中的唯一祖本。在《儒林外史》的流传史上，卧评几乎已与小说文本融为一体，尤其是卧评对《儒林外史》思想主旨的分析、讽刺特性的揭示和人物形象的赏析在后来的评点者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另外，何晴川评点的《白圭志》、素轩评点的《合锦回文传》等，对白话小说的艺术特性颇多揭示，也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综观清中叶的小说评点，我们不难看到，小说评点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繁盛之后，此时期虽评本繁多，但已难脱前人之阴影而出现与之相比肩的评点家和评点著作，往往表现为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局部延续，小说评点的模仿痕迹也日益明显。脂砚斋、闲斋老人、蔡元放等是此时期小说评点的佼佼者，但影响已难与金圣叹等相比了。
清中叶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特色表现为在评点内涵上文人趣味的不断提升，甚至片面发展。这是小说评点在延续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也可视为小说评点逐步走向衰微的一个重要表征。
小说评点文人性的增强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李卓吾在《水浒》评点中灌注的狂傲之性和现实情感开启了小说评点文人性的端绪，这一传统在“容本”和“袁本”《水浒》评点中得到了延续，并与商业导读性相结合，确立了小说评点的一个基本格局。这种格局经金批《水浒》、毛批《三国》和张批《金瓶梅》得以加强、固定并推向极致。这是古代小说评点中最富生命力的一脉线索，也是小说评点得以广泛流传，并深得文人和普通读者共同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金圣叹、毛氏父子和张竹坡的成功对后世的小说评点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文人心目中确立了小说评点的重要地位。在康熙以后的小说评点中，一些文人评点者片面接受了小说评点中表现文人意趣的传统，但在这种传统的延续中却又逐步抛弃了小说评点所固有的商业导读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小说评点的生命血脉。小说评点于是就在这种文人性的片面提升中逐步走向衰微。
清中叶小说评点文人性的增强约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表现为小说评点缘于评点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个人关系。如“脂批”《红楼梦》，这是一种带有个体自赏性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建立在评点者与作者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的基础之上，于是“一芹一脂”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就古代小说评点史角度而言，评点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或表现为评点者以自身的情感和审美意趣择取作家作品，从而做出主体性的评判；或表现为在商业杠杆的制约下，根本无视作家的存在而纯为旨在推动小说商业流通的鼓吹。清中叶以来的小说评点在这基础上出现的这一新格局无疑是小说评点走向文人自赏性和私人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二是表现为评点者通过一己之阅读纯主观地阐明小说之义理，此举较早见于汪憺漪、黄周星评点的《西游证道书》，而在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和陈士斌的《西游真诠》中达到极致。张书绅曰：“此书由来已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虽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妙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益之谭，良可叹也。”
于是他们注明旨趣，为之破其迷茫。张书绅认为《西游记》一言以蔽之，“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
而刘一明批注《西游记》则认为该书乃“三教一家之理，性命双修之道”。
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而离作品之实际内涵越来越远，几乎将评点成为他们炫耀才学、呈露学说的工具。
清中叶小说评点文人性的增强从正面来看说明了文人对小说的重视，这是小说发展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明末清初以来小说评点的文人化传统有关，同时，它也与清中叶小说创作的整体背景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条由民间性向文人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一演化过程非常缓慢。元末明初《水浒》《三国》的出现是古代白话小说在宋元话本基础上的第一次文人化提升，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嘉靖以后《三国》《水浒》的重新修订出版以及《西游记》《金瓶梅》的出现标志了白话小说文人化的相对成熟。而至明末清初，一方面是颇富文人色彩的人情小说逐步占据了重要地位，使得白话小说的创作由“世代累积型”逐渐向“个人独创型”方向演化，同时，小说评点家也对白话小说做了整体性的修订整理，尤其是明代“四大奇书”的评点更为白话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艺术范例。故白话小说的文人化在明末清初又推进了一大步，它为清中叶迎来文人小说的创作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中叶小说的文人性程度是空前绝后的，文人独创小说已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红楼梦》《儒林外史》，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最富文人意味的小说杰作。清中叶小说评点的文人性正是以这种创作背景为依托，同时也以自身的观念和理论批评参与到这一整体性的小说文人化进程之中。
然而清中叶小说评点的文人性对小说评点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强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清中叶小说评点文人性的片面发展局部中断了小说评点业已形成的那种文人性与商业向导性相结合的批评传统。小说评点就其本原而言，它的活泼泼的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民间性和通俗性，而文人性的提升只是提高小说评点整体品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而非终极目的。否则，它给小说评点所带来的只能是生命的枯萎并逐渐趋于衰竭。如《西游记》在清中叶虽评本纷出，但终未出现像金批《水浒》等那样的评点定本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