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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明末清初”在本书中主要是指明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四朝的一百来年，这百来年是古代小说评点最为繁盛的时期。在这百来年中，小说评点不仅数量庞大，已然在小说传播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且评点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可以说，小说评点史上有质量、有价值的评点著作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并公开出版的。
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接万历小说评点之绪而呈发展壮大之势，这是小说评点由萌兴走向繁盛的百年，同时，小说评点也在此时期度过了它的黄金岁月。这一时期小说评点的繁盛有如下标志。
首先，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小说有着较大发展的时期，而此时期的小说评点正是以这一小说创作背景为依托共同参与了古代小说的传播和推动着小说艺术的发展。
明末清初的新创小说虽然没有像“四大奇书”那样出色，那么有影响，但小说创作数量庞大，门类齐全，传播久远。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等传统小说形式进一步延续，而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主体的人情小说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在小说传播中反响强烈。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小说传播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明代“四大奇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最终定型并在有清一代成为最流行的小说读本的。与这一繁盛的小说创作现象相一致，此时期的小说评点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且评点质量也有根本性的提高，在金圣叹评《水浒》到张竹坡评《金瓶梅》的这一评点系列中，中国小说评点史上的重要评本几乎囊括殆尽。
其次，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接续万历时期之传统，小说评点的商业性和文人性同步发展，且呈逐步趋于合流之态势。
小说评点在经历了万历时期的尝试，尤其是“容本”“袁本”《水浒》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后，得到了小说刊行者和小说读者的普遍认可，故评点作为一种商业手段已完全进入了小说的传播过程之中。这种小说评点的商业性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此时期小说评点受书坊主商业考虑的影响还比较强烈，故大多数的评点者对于评点对象有意识、有目的的选择较少，小说作品自身的思想艺术价值在大量的小说评本中并未成为重要的选择之依据和评判之准绳。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良莠不齐，呈两极分化状态，“四大奇书”的进一步改造定型，使之登上古代小说之峰巅，冯梦龙的“三言”也达到了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但大量小说仍是平庸之作，对于这一部分作品，小说评点并未完全履行批评的职责，而是一味地以评点来推动这些小说的传播。在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中，这一类评本占最大多数，从而明显地体现出了小说评点的商业意味。二是小说评点的商业手段越来越丰富。除冒用名人之举仍层出不穷外
，一些正当的商业手段也在不断地引入评点领域，如“批点系列丛书”“集评”等手段在小说评点中被广泛使用，这说明小说评点也在逐步走向成熟和规范，从而在小说流通中体现重要的传播作用。
小说评点的文人性在此时期也有了明显增强，一方面表现在大量的文人加入了小说评点行列，大大改变了万历时期主要由书坊控制的格局，使小说评点的理论性和思想性都有明显提高。同时，评点者也逐步将小说评点视为其立身之事业和情感表现之载体，这是小说评点进一步走向繁荣和提高其思想理论品位的重要因素。此时期的小说评点接续李卓吾小说评点之传统，以评点来表达自身的思想情感，这在金圣叹的《水浒》评点中就有充分体现，他将自身的现实感慨、政治理想和忧患意识一并诉之于笔端，从而使评点成了他情感表现的载体。这种批评内涵随着金批《水浒》的广泛流播，得到了多数评点者的认同，在毛氏父子、张竹坡等的评点作品中得以发扬光大。张竹坡在谈到其评点动机时就明确指出，他“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本欲自撰一书，又恐“前后结构甚费经营”，故借评点《金瓶梅》“以排遣闷怀”，且明确申明：“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
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这一特色使得此时期的评点体现了较高的思想理论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人评点家虽然接续了李卓吾的评点传统，但并未一味沉迷于个体情感的抒写之中，他们的评点笔触更多地伸向了对作品情感内涵的把握和作品艺术技巧的揭示，从而起到一种导读的作用。故在这一些小说评点中，情感的认同和艺术的激赏是其从事小说评点的两大基本动机。于是小说评点的商业传播性又在更高层次上得到了提升，小说评点的文人性与商业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趋于融合。
第三，此时期小说评点的繁荣还体现在小说评点整体价值的提高，小说评点价值的三大层面“文本价值”“传播价值”和“理论价值”在此时期的小说评点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就“传播价值”而言，评点本的大量增加，评点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推动了古代小说的传播。此时期小说评点者对作品的修订增饰也提高了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除明代“四大奇书”得到评点者的广泛修订外，其他一些小说也程度不同地获得了增补修订。如崇祯四年（1631）人瑞堂刊刻《隋炀帝艳史》、崇祯六年（1633）剑啸阁刊刻《隋史遗文》，一直到康熙年间四雪堂刊出褚人获改编自评本《隋唐演义》，这一题材的作品经过不断的修订，思想艺术都有一定的提高，而《隋唐演义》遂成该题材在后世最为流行的读本。此时期评点的理论价值更是达到了古代小说评点史上的高峰。冯梦龙的“三言”评本在形态上为“一序一眉”，其中眉批甚简约，但三篇序言均是颇有价值的小说论文。金批《水浒》的英雄传奇小说批评、毛批《三国》的历史演义小说批评和张批《金瓶梅》的人情小说批评都是同类型小说批评中的代表作品，同时又体现了小说理论的普泛性，理论内涵丰富深刻。《西游证道书》的评点虽以阐明《西游》主旨为归趋，在理论上不能与上述三书相比，但也表达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其他如署为钟伯敬的《水浒》《三国》评点、杜濬的李渔小说《无声戏》《十二楼》评点、托名“贯华堂批评”的《金云翘》评点、《女仙外史》评点中的刘廷玑“品题”、褚人获的《隋唐演义》评点等都是此时期值得重视的富有理论思想的评点之作。
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最出色的无疑是对“四大奇书”的评点，这是“四大奇书”在中国小说史上出版最风行、评点最热门的时期，也是“四大奇书”的刊本由纷繁复杂逐步走向定型的时期。同时，除《西游记》外，《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都在此时期走完了各自评点的全过程，金、毛、张三家评本成了康熙以后的通行读本而广为流行。
“四大奇书”之名较早见于李渔在康熙十八年（1679）为《三国志演义》所作的序言之中：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
这四部小说在当时享有盛誉固然与其自身的思想艺术品格密切相关，但评点者的广泛注目和极力鼓吹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这百来年的评点，使得“四大奇书”的文本内涵和传播流通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四大奇书”在此时期的评点情况大致如下。
《三国演义》有评本七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明末建阳吴观明刊本，叶昼评点）、《李卓吾先生评新刊三国志》（明末宝翰楼刊本，无名氏评点）、《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明天启刊本）、《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明天启崇祯间建阳宝善堂刊本，无名氏评点）、《绘像三国志》（清初遗香堂刊本，无名氏评点）、《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清康熙十八年醉耕堂刊本，毛氏父子评点）、《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清芥子园刊本）。
《水浒传》主要有评本三种：《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明末四知馆刊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刊本）、《醉耕堂刊王仕云评论五才子水浒传》（清顺治十四年[1657]刊本）。
《金瓶梅》评本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第一奇书金瓶梅》（清康熙年间刊本、张竹坡评点）。
《西游记》评本两种：《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明末刊本，叶昼评点）、《西游证道书》（清初刊本，汪象旭、黄周星评点）。
在上述评本中，“四大奇书”各自形成了自身的评点系列，而从小说评点史角度来看则又体现了较多共性，这“共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四大奇书”的评点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对小说文本的修订，并在各自的评点系列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定型的小说文本。这也有两种形式。一是修订的文本与评点文字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成了以后的通行读本，《水浒传》的金批本、《三国演义》的毛批本、《金瓶梅》的张批本即然。二是修订的文本得到了后世读者和评点者的认可，但其评点文字没有连同小说文本一起广泛流传，如《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西游证道书》。如《西游证道书》以后的多数评点本基本上袭用该书文本，再各自评说批注，如嘉庆年间刊刻的刘一明《西游原旨》、道光年间刊刻的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光绪年间刊刻的含晶子《西游记评注》等。对小说文本加以修订，是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四大奇书”的评点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这一现象对古代小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就小说流传而言，“四大奇书”的文本修订是一种文人化的改造，它使小说文本更趋精致，从而扩大了白话小说的流通领域，成了文人和普通读者共同喜爱的小说文本。而就小说创作而言，改订的“四大奇书”在古代小说史上亦具有某种文本“范式”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以后的小说创作。
其次，“四大奇书”的评点在小说评点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白话小说的文人评点发端于李卓吾，而在“容本”“袁本”《水浒》评本中，小说评点的文人性与商业传播性得到了结合，这是以后小说评点一个最为重要的特性。“四大奇书”的评点正是继承了这一评点传统，并使这种“结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以评点形态而言，由金圣叹所确立的综合性的评点形态，即由“读法”“眉批”“夹批”“总批”等构成的评点形态是一种最能体现小说评点的文人性与商业导读性相结合的批评形式，这一形式经毛氏父子、张竹坡等人的进一步发展而成小说评点史上最为规整的形态类型。同时，“四大奇书”的评点从根本上抛弃了视白话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将小说与《庄子》《史记》等优秀文化典籍相提并论，以此为前提，他们探究作品的情感内涵，精研作品的形式技巧，从而使批点小说成了一件有价值和有一定文化品位的工作。清中叶以后的《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等小说的评点正是循着这一格局向前发展的。
“四大奇书”经历了百余年的评点历史，至康熙后期张评本《金瓶梅》出，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人们对众多评本的取舍也已逐步见出分晓。对此，刘廷玑的一段评述可作为代表，这位对白话小说情有独钟又颇富鉴赏力的官僚文人对“四大奇书”的评点做出了颇为精彩的分析，兹摘录如下：
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水浒传》）
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为之
，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三国演义》）
汪憺漪从而刻画美人，唐突西子，其批注处大半摸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哉。（《西游记》）
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金瓶梅》）
刘廷玑的这一评述带有总结性质，基本概括了“四大奇书”评点本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颇有先见地昭示了这些评点本在后世的流播态势。康熙以后，金、毛、张三家评点独领风骚，而《西游》评点则在《西游证道书》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次评点之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