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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点继承了经学、史评等注释学传统，又在诗文评点的影响下萌兴于明万历年间，它在中国古代绵延了数百年历史，对古代小说的传播和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综观古代小说评点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明万历年间，这是小说评点的萌生阶段；明末清初，这是小说评点最为繁盛的阶段；清中叶以后，小说评点之“热”有所降温，然仍平稳发展；而晚清的小说评点在形式与内涵上均呈“转型”之态势。
我们将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作为一个阶段加以描述基于这样的考虑：万历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重要阶段，它对小说评点的发展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小说评点之所以能在后世的小说理论批评和小说流传中起到重要作用乃是由万历时期小说评点的文人参与和评点的商业化所决定的。万历时期的小说评点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一方面，评点从万历时期引入白话小说领域，随即就形成了一个颇为兴盛的局面，它与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基本同步。如果说，万历时期是白话小说走向兴盛的起始，那这一时期同样也是小说评点的奠基阶段。同时，万历年间又是小说评点形态的定型时期，在小说评点的形态特性、宗旨目的等方面都逐步趋于稳定。
确切地说，小说评点在万历年间的萌兴实则是以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为起始的，故所谓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仅有二十七八年的历史。然而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小说评点却颇为兴盛。
万历二十年左右，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颇为重要的岁月，正是在这一时期，有两位中国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的重要人物开始了小说活动，这就是著名文人李卓吾和著名书坊主人余象斗。
这两位重要人物同时开始小说评点活动，仿佛向我们昭示了中国小说评点的两种基本特性：以书坊主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商业性和以文人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自赏性。而小说评点正是主要顺着这两种态势向前发展的。
就现有资料而言，万历年间小说评点的最早作品是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的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据该书封面《识语》所云，此书在校正上做了五项工作：圈点、音注、释义、考证和补注。其形式均为双行夹注，正文中标有的批注形式有七种：“释义”“补遗”“考证”“音释”“论曰”“补注”“断论”。其中前四种是比较单纯的注释，而后三种则已颇富评论性质。如“诸葛亮博望烧屯”节，徐庶评孔明：“某乃萤火之光，他如皓月之明，庶安能比哉！”《补注》：“此是徐庶惑军之计也。”故此书虽未标出“评点”字样，但实已具备评点的性质，可视为小说刊本由注本向评本的过渡。越一年，余象斗刊出《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首次明确标出了“批评”字样，且与“全像”并列，“全像与批评”是万历以来小说刊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目的是更有利于小说的传播。全书正文页面分三栏：上评、中图、下文，这是余氏刊刻小说的一个特殊形态，即所谓的“评林”体式。两年后，余氏又刊行了《水浒志传评林》，此书之外部形态悉同前书，并形成了如下三个基本特色：首先是余氏对原书做了有意的删改，这主要是文中的错讹和“不便观览”之内容；其次，余氏在原书上端添加了评语，对《水浒传》做出了赏评；第三，余氏删去了原书中的“失韵诗词”，但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仍将其置于上层并特为标出。可见，余象斗之“评林”乃是将“改”与“评”融为一体的，这一格局开启了古代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传统，它说明在中国小说史上，评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影响着古代小说创作的发展进程。而这种参与又使小说评本不仅是一种小说批评著作，同时也获得了小说个体发展中的文本价值。余氏《水浒志传评林》在理论批评上也颇有特色，该书评点均为眉批，置于上栏，每则批文均设标题，如“评宋江”“评李逵”“评诗句”等，紧扣每回局部之内容进行阐释和评判。
从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双峰堂本《水浒志传评林》，小说评点逐步由注释向评论过渡。但余象斗毕竟是以一个书坊主的身份从事小说评点的，受着自身艺术素养和商业性的制约，其评点的理论品位相对比较低下。因而小说评点要张扬自身的理论生命和求得发展，正期待着具有较高素质的文人的参与。对此，李卓吾醉心于《水浒传》并予批点是小说评点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李卓吾评点《水浒传》有一个过程，他最初接触该书大约在万历十六年（1588），“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
四年后，袁小修访李卓吾，见其“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
又四年，他犹然醉心于《水浒》的赏评，云：“《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
一部作品的评点经数年仍在进行，可见其评点是一种不求功利的、自娱的艺术赏评行为，而这正是文人评点小说的最初动机。李卓吾于万历三十年（1602）系狱自尽，其评点之作生前没有刊出，这在以后的小说评点史上成了最大的疑案。
作为早期的小说评点者，李卓吾和余象斗为小说评点确立了文人参与和书坊主控制这两个基本源头。同时，他们对于评点对象的选取也较有特色，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种流传既久且已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品，而没有将评点伸向新创的小说之中。这种现象的形成就文人一端而言固然表现了他们对作品的选择和挑剔，而从书坊主一端来说则是从商业性考虑的。因为此时期毕竟是小说评点的发端时期，带有尝试性质，能否有利于小说的传播，他们还心中无底，因此选取业已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且销路看好的作品相对而言比较保险。以后，随着小说评点的广泛流传及社会的逐步接受，小说评点便改变了这一格局。
从万历三十年左右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除了继续刊刻《三国演义》和将李卓吾评本《水浒传》公开出版外，十余年中出版的小说评本几乎都是新创的小说。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新创小说的评本有十余种，其中除《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和《绣榻野史》外，余者均为历史演义，如《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东西两晋志传》《春秋列国志传》《隋唐两朝史传》《片璧列国志》《全汉志传》等，而评点者的身份仍以书坊主为主。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评点已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冒用名人评点之举也开始风行。如《春秋列国志传》冒用陈继儒，《绣榻野史》冒用李卓吾，《片璧列国志》亦署“李卓吾先生评阅”，但实际并无评语。此风之盛行说明此时期的小说评点仍然控制在书坊主之手。由于上述原因，也因为评点之小说本身并无太高的艺术价值，故此时期的小说评点除了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水浒》外，整个评点的理论批评成就不高，“注释”仍是评点之主要内容。如《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于每回末分别列有“释疑”“地考”“评断”“附记”“答辩”等名目，这些注解文字虽数量较多，但几乎与文学批评了无关涉。
万历年间最有价值的小说评本当推分别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和三十九年左右的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水浒传》。此时距李贽系狱自尽已过八九年时间，故真伪难辨。自明末迄今，对此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或认“容本”为真，或定“袁本”为真，其理由均凿凿有据而又难以彻底辩倒对方。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存的材料已基本穷尽，但仍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妨拟设这样一个“假想”：我们设定李贽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左右完成了《水浒传》的评点，以后便在朋友之间传阅。卓吾死后，流传渐广，或全本，或部分，或直接以评点文字流传。故在万历三十八年以前，李卓吾之《水浒传》评点已流散在外，于是书坊主假借其盛名，在其评点之基础上聘请文人加以模仿、增改、扩充、定型，使其成为完整的《水浒传》评点本。“容本”或由叶昼所为，“袁本”或由袁无涯、冯梦龙等所为。因此我们的假设结论是：“容本”“袁本”均非李卓吾之真评本，但又都以李卓吾之《水浒传》评点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中之精神血脉犹然是李卓吾的。
从小说评点史角度而言，“容本”“袁本”其实不会因是否真出自李氏之手而贬其价值，视其为万历小说评点之双璧亦不为过。这种地位的确认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万历年间小说评点的主导线索是在书坊主的控制下沿着商业性和功利性的道路向前发展，李卓吾加入小说评点行列突破了这一格局；但由于李氏没有可靠的评本传世，人们还无以从整体上得见李卓吾评点的精神风貌。“容本”“袁本”以李氏评点为基础，作模仿、生发和延伸，从而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小说评点史上。这是一种强化主体创造和情感投入的批评精神，开启了小说评点的一条新路，后世之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评点大家均缘此而发展了小说评点，并由此壮大了小说评点的声威。
其次，“容本”和“袁本”是小说评点形态的实际奠定者。小说评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形式，有其自身的形态特征，这一形态特征又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容本”“袁本”所奠定的小说评点的基本形态为：开首有序，序后有总纲文字数篇，如“容本”有署“小沙弥怀林”文章四篇，“袁本”有杨定见《引》和袁无涯《发凡》，正文部分有眉批、夹批和总批三部分组成，这一形态遂成后世小说评点之定制。
第三，“容本”和“袁本”完成了古代小说评点在批评内涵上的转型。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一般不脱训诂章句和对历史事实的疏证，真正对小说做出艺术的、情感的赏评还并不多见。而“容本”“袁本”则在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格局，从整体倾向而言，“容本”的理论批评价值要高于“袁本”，往往能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见解。而“袁本”则在对小说的具体赏析上颇见功力，尤可注意者，“袁本”是小说评点史上较早借用八股文法总结归纳小说文法的批评著作，其提出的诸如“叙事养题”“逆法”“离法”等虽价值不高，但可视为小说评点史上文法论之开端。
如前所述，小说评点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促进小说的传播，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这与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所特有的艺术商品这一特殊性质有关。故小说评点在书坊主的控制下常常以注释疏导为其主体，其目的也主要是有利于读者尤其是下层读者的阅读，这是万历年间小说评点的主流。随着文人的参与，小说评点在理论批评的层次上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文人最初从事小说评点却是其在阅读过程中一种心得的记录，一种情感的投合，而非有意于导读或授人以作法，这是小说评点走向成熟并获得发展的契机。而当将文人阅读过程中带有自赏性的阅读心得与带有商业功利性的导读结合起来时，小说评点才最终成了一种公众性的文学批评行为。这一结合在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中，就是由李卓吾评点《水浒》到“容本”“袁本”《水浒》评点的公开出版而得以完成的。
作为小说评点萌兴期的万历小说评点，虽然其理论批评成就并不非常突出，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很深远，尤其是李卓吾等著名文人的参与，对小说评点的发展更具号召力和影响力。万历以后，小说评点进一步呈发展壮大之势，作为一种批评形态逐渐占据了中国小说批评的主导地位，而奠定这一地位的无疑是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