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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在中国古代延续长久，而“评点”作为语词也已成为一个常用语。我们对于小说评点的研究和阐释便以对“评点”一词的释义作为起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在其自身的发展中所使用的语词并非划一，自宋以来，这种批评形式有大量的名称。其中较为主要的有：“评点”“批点”“批评”“评林”“评释”“评品”“评定”“评订”“评”“评阅”“批”“评次”“评较”“评论”“阅评”“批阅”“点评”“品题”“参评”“批较”“加评”“点阅”“评选”“批选”“评钞”等。这些语词或用于题目，或在题署中说明。其中内涵约略相同，但在具体使用和使用的时间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兹择其要者做一申述。
中国古代文学评点中最常用的是“评点”和“批点”。“批点”一词或许是使用最早的一个词汇，在南宋的古文选本中就运用得较为普遍，如《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刘将孙编）、《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魏天应编）等。南宋以后的文学评点中，“批点”一词也普遍运用，在使用的频率上甚至超过“评点”一词。文学评点中的一些其他用语基本上都是从“批点”一词化出，如“批抹”“眉批”“旁批”“夹批”“总批”等。按“批点”一词，“批”即指评论，“点”即为圈点。“批”字从语源上来看有多重义项，其中除“评论”一项的后出义与“批点”之“批”相关外，“批郤导窾”之“批”，“批风抹月”之“批”或与“批点”一词的来源不无关联。“批郤导窾”一词语出《庄子·养生主》：“批大郤，导大窾。”《注》谓：“有际之处，因而批之令离。”
即击开骨节衔接之处，其他部分即随之分解。“批风抹月”为文人家贫无可待客的戏言，苏轼《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之五曰：“贫家何以娱客，但知抹月批风。”
“抹”为细切，“批”为薄切。可见“批”字历来就有指动作的精细之义。文学批点着重于词句精细处的分析，“批点”一词的来源或与此有关。故“总批”可易为“总评”，因其往往从大处评析，而专从细微处分析的“眉批”“夹批”“旁批”则较少有“眉评”“夹评”“旁评”等称谓。“评点”一词虽已成为这种文学批评形式的通用语，然这一语词的普遍使用要晚于“批点”一词，宋元时期的文学评点著作很少用“评点”命名的，入明以后，“评点”一词的使用见多，如《诸名家评点庄子辑注》（卢复辑，明刊本）、《评点荀子》（孙矿评，明万历刊本）等用于书名，而在具体评论中也常常见到，如“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
但在总体上，“评点”一词犹未成为这一批评形式使用最广泛的语词，一直到清代，这一语词才真正地得到了普遍的运用。总之，“批点”“评点”是古代文学评点中最常见的两个语词，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古人在使用上也是比较自由的。
在文学评点中较有特殊性的一个语词是“评林”。作为对文学评点的一个特殊称呼，“评林”一词较多出现在明代，尤其是在明代万历以后的文学评本中使用较为普遍，如《史记评林》（凌稚隆辑，明万历刊本）、《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李廷机辑，明万历刊本）、《老子评林》（翁正春辑评，明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余象斗评，明万历刊本）、《三国志传评林》（余象斗评，明万历刊本）、《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周挺辑，明崇祯刊本）等。一般地说，所谓“评林”乃集评之意，如万历初年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即然，徐中行《史记评林序》曰：“凌以栋之为评林何为哉……推本乎世业，凌氏以史学显著，自季墨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所录，殊致而未同归，以栋按其义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马之后。”
因此所谓“评林”是将评语“集之若林”，即集评。作为一种集评形式，“评林”主要见于诗文评选，白话小说评本中以“评林”命名者仅有余象斗评本，但余氏仅取“评林”之名而无集评之实，戏曲评点则反是，有集评之实，而不用“评林”之名，如起凤馆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题王凤洲、李贽评，乌程闵氏明天启刊本《西厢会真传》题沈璟、汤显祖评，汇锦堂明崇祯刊本《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题汤显祖、李贽、徐渭评等。
至于“评释”“评品”“评订”“评较”“评阅”“评论”等语词则一般无特殊内涵，而“参评”“加评”等则是指称在原评本基础上的评点。
古人对评点这种批评形式的直接阐释并不见多，尤其是对于“评点”的名实、义界问题探讨得更少，加上对评点的一些零星阐释大多出自文学评点的实践家之手，故以经验之谈为多，着重探讨的是文学评点的由来、功能、方法等问题。倒是今人对“评点”颇多界定，他们对“评点”的理解和阐释出自于研究的需要，是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定范围。近年来，随着评点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对于“评点”定义的阐释渐多，歧义也不断出现。兹略加梳理和辨证，在此基础上确定本书的“评点”义界。
今人对于“评点”的理解大多持一种传统的观念即“评点”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式，其中“评”是一种与文学作品连在一起的批评文字，“点”即为圈点。但也有一些研究者为“评点”做出了新的界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评点的含义有广、狭之分，狭义的评点专指批点结合的形式，离开作品的评论不包括在内。广义的评点是开放的概念，凡是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都可以纳入评点学的范畴。”故“评点”的“常用语则有‘批’‘评’之分，‘批’也是‘评’，但在形式上必须与被批作品结合，离开原作则无从批，而‘评’在形式上是可以脱离原作的”。
这种意见将文学评点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在用词上亦将“批”与“评”分开，貌似对“评点”的内涵做出了精细的界定，实则混乱了文学评点的实际内涵，将评点这一特殊的文学批评形式做了无限制的扩大。按照这种意见，所谓“评点”实际等同于一般的文学批评，这种界定也就“抽去”了评点作为文学批评一种形式的特殊性。这样，评点史研究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取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故这种观念显然不尽合理。
另一种意见则对文学评点的研究做了反思，指出对于评点的研究，“我们过去常强调其批评的一面，即认为它是对文学进行批评和评议的一种形式，表达自己文学观念的一种方式”，认为这种研究“并不完整”，并将文学评点这一概念在语序上做了调整，以“评点文学”替代了以往的“文学评点”。那什么是“评点文学”呢？研究者做了这样的界定，“评点文学是一种由批评和文学作品组合而成又同时并存的特殊现象，具有批评和文学的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批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文学形式；既是一种与文学形式密切相关、结合在一起的文学批评形式，同时又是一种含有批评成分、与批评形式连为一体的文学形式。因为通常来说，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尽管都属文学领域之内，但却是两种属性，两种文本……所以，评点文学是一种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双重属性的特殊文学形态”，并认为在“评点文学”这一概念中，“评点”与“文学”二词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偏正关系，也不是动宾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兼有批评方式和文学形式相结合的双重含义”。
以“评点文学”取代“文学评点”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词的调整问题，涉及对评点这一形式的性质界定。对这一界定我们也不能苟同，因为在中国文学中，并不存在“评点文学”这一“特殊文学形态”，而所谓“评点文学”实际只是“带有评点的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散文、戏曲、小说等众多文体。这不能说是一种“文学形态”，而是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本形态”。至于说“评点文学”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双重属性”则更易混淆评点的特殊性质。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确有兼具双重属性的文学批评形式，但不是评点，而是那些以文学形式表达创作思想的批评文字，如陆机《文赋》、杜甫《戏为六绝句》等。故把评点与作品视为一体，一方面混淆了两者的性质，同时也不利于对评点做出深入的研究。
还有一种意见是对评点这一形式做了望文生义的阐释和推演，认为：“所谓‘评点’，‘评’是指评议，‘点’是指‘一语点破’的意思——这个‘破’，如‘读书破万卷’之‘破’，禅语的‘悟破’之‘破’。中国的诗论、文论，向来有以禅议诗、以禅议文的论法，‘一点即破’，即有这种‘一棒喝破如灌醐醍’的意味。评点的‘点’，正有这个经‘点破’而‘妙悟’的意思，也是论禅之法在小说领域的借用。”
这种界定只能说是一家之言，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缺乏相应的文献依据，因为在中国文学评点史上，“点”的义界是固定的，即圈点。
本书对“评点”做出如下界定：
（1）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与“话”“品”等一起共同构成古代文学批评的形式体系。这种批评形式有其独特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批评文字与所评作品融为一体，故只有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才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指评点本之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
（2） 正因为评点与所评作品融为一体，故带有评点的文学作品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这种文本可称之为“评本”（或“评点本”）。“评本”是文学作品在其传播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文本形态，而非“文学形态”，这种文本形态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中国文学传播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3） 评点在总体上属于文学批评范畴，是一种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判断和分析；但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文学评点尤其是俗文学（如戏曲和小说）评点则越出了文学批评的疆界，介入了对作品本身的修订和润色，这是一个不应忽视的现象。
小说评点萌生于明代万历年间，兴盛于明末清初，是中国传统的评点形式在小说领域的延伸，而古代的文学评点形式又是以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为基础的。从总体而言，小说评点得以在形式上成熟，其形式源于三方面的因素，即注释、史著之体例和文学之选评。
与所评作品勾连在一起的评点方式源于对典籍的注释，而在中国古代，最早得以注释的一批典籍是儒家的经典，即“六经”：《易》《书》《诗》《春秋》《礼》《乐》。“经”在中国古代有着崇高的地位，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故中国古代的注释是由注经开始的，而经学也成了古代最为显赫的学问，并形成了系统的方法和术语。清顾炎武云：“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其后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
其实名称还远不止于此，如“章句”“章指”“音义”“校”“证”“订”“诠”“诂”“训”等。
经注正式开始于西汉时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的经注已有一定的规模，而随着儒家典籍逐渐成为国家的法定经典，一方面所谓“经”的领域在不断扩大，同时经注也成了传统的显学，在中国古代延续了数千年历史；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著录的经学著作就有一千七百多种，这还不包括未著录或散佚的著作以及《四库全书》以后的经学著作。
所谓“经注”乃对于经典“文本”的诠释，但不仅仅是对于经典词语的解释，它包括释词义、句义，揭示义理乃至概括文本主旨。这在《春秋》“三传”中已有表现，如《左传》重史实的叙述，《公羊传》《穀梁传》则旨在微言大义之探求，这可视为后世经注的渊源。而在《毛诗》中，这种体例已基本完备，毛亨传《诗》有释词、释句，并通过释词句阐明诗歌的主旨，虽在具体的阐释中颇多牵强附会之处，但阐释方法和体例已颇为完整。东汉以后，由于政府的倡导，经注有了蓬勃的发展，注释范围扩大，“六经”之外，《论语》《孟子》《楚辞》《国语》《战国策》等的注本先后出现。经注中的派别论争还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如古文经注重视名物训诂，以阐释语言文字为根本，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义理，成为后世注释之正宗。而今文经注追求“微言大义”，借经典的阐释表现其政治思想，这种经注理念与方式亦为后世所重视。魏晋以来，以经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典籍注释进展迅速，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释、郦道元《水经》注释、李善等的《文选》注释等都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阐释经典表现自身思想乃至形成哲学流派者也代不乏人，如魏晋时期援老庄入儒，阐发玄理而形成玄学，由初唐开疑经之风，至宋发展为疑经改经，形成直接从经文寻求义理的“性理之学”，直至康有为作《孟子微》《中庸注》，更从阐释儒家经典入手来宣扬变法维新。
注释对后世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尤其是注文与正文的融为一体是后世小说评点的直接之源。这一形式最早来源于经注，“经注一体”的格局是评点附丽于文本的直接之源。如汉赵岐注《孟子》，即于每章之末，概括其要旨。西汉以后，经学家每每将传注附于经文之下，有的将传注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有的则将传注附于各篇、各章之后，而像郑玄《毛诗笺》《礼记注》，更是传注与经文句句相附。这种附注于经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于是注文与正文的一体遂成为后世注释在体例上的定制。而小说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即源于此。
史著之体例对小说评点的影响亦甚大，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史著的“论赞”。“论赞”作为史著的一种独特评论方式，是史学家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直接评述，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已成为一种常规形式。这种方式最早来自《左传》，《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形式上是一部《春秋经》的传，它是以《春秋》为纲、博采史实而加以编订的编年体史籍。在《左传》中，作者不仅详记史实，还记录了古人对史实的评价，一般泛称“君子曰”。在司马迁《史记》中，这种形式有了明显发展，《史记》每篇篇末均有署为“太史公曰”的一段评语，表达作者对篇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以后这一形式成为定制，如班固作《汉书》，仿《史记》体例在每篇末加“赞曰”一段；范晔撰《后汉书》，除“赞曰”外，另加“论曰”，且“赞曰”用骈文，“论曰”用散文；陈寿《三国志》亦然，“评曰”即作者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后出史书大多沿用这一体例。值得一提的是汉末荀悦所撰的《前汉纪》，此书乃作者奉旨对班固《汉书》的缩写，有“词约事详”之美誉。全书20万字中，竟有30余则作者评论，直署为“荀悦曰”，字数达万余言，阐明作者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对后世影响颇大。范晔评其“论辩多美”
，刘知幾谓其深得“义理”
，唐太宗更称其“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可见其影响之大。从《左传》以来所形成的这一史著传统对中国古代史学影响甚巨，《左传》《汉纪》等编年体史书，其史论偏于论事，而《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其史论则重在论人。同时，这一传统又使中国古代的史论更趋丰富，成为古代史学中的一份重要遗产。
中国古代史著体例的这一传统对后世文学评点有很多影响，特别是史书中对文学家传记的篇末论赞，即可视为颇有价值的文学评论。如《史记》对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的评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彩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等的篇末评论都是在文学史上有着广泛影响的批评文字。就小说评点而言，史著的篇末论赞无论是论事还是论人，都是小说评点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尤其在历史小说的评点中，这种影响更为明显，明万历年间的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都有史著体例的明显痕迹。而史著论赞评断事理的思路也深深地影响了小说评点，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评点就明言：“只是批其事耳，不论文也。”
小说评点之形式当然还得益于评点这一批评形态的内部发展。文学选评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从评论与文本一体而言，《毛诗》和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实开其端，尤其是《毛诗》和《楚辞章句》中每一篇的小序可视为后世文学选评的源头。如果说，《毛诗》小序尚多以经立义的痕迹，与文学批评还相差甚远，那《楚辞章句》的小序则已然是纯粹的文学批评了。如《九歌序》：“《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这种言论无疑有极高的文学批评价值，并直接开启了唐以后诗歌评点的先声，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点乃是从南宋开始的，尤其是古文评点，在体式和功能上都奠定了后世文学评点的基本格局。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得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刘辰翁《班马异同评》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宋以来，评点一直在诗文领域有较大发展，明中叶以后，此风复炽，唐顺之、茅坤评点唐宋八大家，杨慎选评《风》《雅》，钟惺、谭元春编撰《古诗归》《唐诗归》，与此同时，评点也逐步延伸到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领域。
小说评点的产生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相对繁盛。自明嘉靖元年（1522）《三国演义》结束了长期以钞本流传的形式而公开出版之后，白话小说的创作和流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后不久，同样产生于明初的《水浒传》等也得以刊出。从“钞本”到刊行，古代小说就其传播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同时也为小说创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在嘉靖元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近百年中，白话小说的创作逐渐兴盛并平稳发展，据现存资料考知，此时期共出版白话小说五六十种，这虽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但在白话小说的初创期这已是一个不容轻视的现象。且在这一时期，白话小说的四种基本类型即“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都已完备，并各自出现了一部名垂千古的作品，这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四部被时人称为“四大奇书”的作品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不难想见，这些小说的问世对小说的发展和读者对小说的接受具有何等重要的影响，而这无疑也为小说评点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的小说创作者除少数文人外，有较多的书坊主也参与其间，这一现象一方面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但也使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朝商业化方向发展。故在这百来年的小说史上，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百来年的小说创作中，“四大奇书”可谓孤标独立，余者创作成就殊不足观；而在白话小说的四种基本类型中，以题材来源较为现成的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最为发达，而相对来说个体创造成分较重的英雄传奇和世情小说的创作则显得比较冷寂。前者除《水浒传》“坊间梓者纷纷”被不断刊行外，相类似者唯有《杨家将通俗演义》《于少保萃忠全传》等有限几部历史内涵较重的作品。而后者除《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专以表现情色内容的小说外，《金瓶梅》几乎是一枝独秀。这种现象的形成我们不能不归结于此时期小说创作的商业特征，这是当时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性，也是评点作为小说传播的商业手段而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
其次，小说评点在万历年间的萌兴与此时期文人对白话小说的逐渐注目密切相关。一种批评形态的萌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人的参与，如果此种批评形态始终处于民间状态，则难以真正进入艺术理论批评的殿堂。那从嘉靖至万历时期，小说评点的文人参与具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呢？
自嘉靖以来，白话小说在文人中间渐次流行，而在阅读欣赏的同时，人们对小说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其中一个突出的迹象是对小说地位的鼓吹。袁宏道即谓：“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
而李卓吾将《水浒传》称为“古今至文”更为人们所熟知。这种对小说地位的鼓吹无疑为文人参与小说评点廓清了观念和心理上的障碍。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学，其独特的叙事方法自嘉靖以来也开始得到文人的注意，人们在与正史叙事法的比照中，逐步认识到了优秀的小说在叙事方法上亦有不少出色的地方值得借鉴。嘉靖时的李开先在《一笑散·时调》中就引述了这样一段话：
《水浒传》委屈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
胡应麟亦谓：
第此书（指《水浒传》）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世但知其形容曲尽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
注意小说的叙事法则和人物塑造是将小说作为一个独特艺术品种加以认识的开端，也是小说得以艺术性赏鉴的前提，这种认识为文人对小说作出艺术评点开启了先路。当然，文人对小说的接受是有所选择的，他们对小说的欣赏除了小说的文学内涵外，更注重在小说的赏鉴中求得自身情感的契合。袁宏道赞美《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而细味其所以取《七发》为比较对象并赞《金瓶梅》远胜于《七发》，或正在于袁氏在《金瓶梅》中读出了作品如《七发》那样对社会人生的批评和讽刺。而李卓吾对《水浒传》的阅读和评点也在于他在《水浒传》的情感内核中获得了某种心灵和情感的契合。这种文人对小说的有意选择使得小说鉴赏在文人与民众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分途，同时这也是中国小说评点从一开始就形成商业评点与文人评点双向分渠的重要因素。小说评点的产生还与小说“市场”的形成密切相关，我们甚至可以说，明中晚期小说评点的产生和发展是小说形成商业化“市场”的一个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