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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主体形式。在漫长的小说评点史上形成了哪些基本特性呢？概而言之，约有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非单一的文学批评。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批评就可涵盖。小说评点在中国小说史，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小说创作中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批评”的范围，形成了“批评鉴赏”“文本改订”和“理论阐释”等多种格局，尤其是融“评”“改”为一体的格局是小说评点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特性。
小说评点融“评”“改”为一体几乎贯串于中国小说评点史。在小说评点萌兴的明万历年间，批评家们就以“评”“改”作为其最为重要而又最为基本的功能。如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坊主周曰校就“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
虽着重于文字考订，但毕竟已表现出了对文本的修订。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则明确表现了对文本内容的修订，其《水浒辨》云：“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
尤其是容与堂本《水浒传》，该书之评者在对文本作赏评的同时，对作品情节做了较多的改定，但在正文中不直接删去，而是标出删节符号，再加上适当的评语。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接续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小说文本的修订，尤其是对明代“四大奇书”的评点，更体现了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并在对文本的修订中突出地表现了评点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个性风貌。如金圣叹对《水浒》的修订就体现了他的内心矛盾，他既忧虑天下纷乱、揭竿斩木者此起彼伏，又对社会黑暗、奸臣当道深恶痛绝，故其一方面突出“乱自上作”，另一方面却又腰斩《水浒》，并妄撰“惊恶梦”一节。这种批改体现了金氏独特的主体特性。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批改进一步强化了“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并将这一观念融入到对作品的删改和修订之中，从而使毛批本成了《三国演义》文本中最重正统、最文人化的版本。此时期小说评点对文本的“介入”还突出地表现在对白话小说艺术上的修订，从情节构架的调整、细节疏漏的补订到语言的润色、回目的加工等，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修订可谓整体上提高了白话小说的艺术品位，从而使明代“四大奇书”以明末清初的评点本为其定本在清以后广泛流行。乾隆以后，小说评点者对文本的修订已有所降温，但这一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突出者如“红学”史上的“脂批”，评点者对《红楼梦》稿本的批改是《红楼梦》流传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他如蔡元放对《东周列国志》的批改、王希廉对《红楼梦》的“摘误”、《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所作的“改订回目”“补正疏漏”“整理幽榜”“删润字句”的工作等，都体现了小说评点对小说文本的“介入”。
小说评点融“批”“改”为一体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因为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式其实并不负有修订文本的功能。然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小说评点史上的普遍出现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这原因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小说的文体地位。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地位卑下的文体，虽创作繁盛，影响深远，但始终处在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之边缘。一方面是流传的民间性、刊刻的商业性使小说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变异，故小说评点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种对小说文本重新修订和增饰的行为，而小说创作队伍的下层性又使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公开和“合法”。二是小说的编创方式。中国古代小说的编创方式体现了一条由“世代累积型”向“个人独创型”的发展轨迹，而其中以“世代累积型”的编创方式延续最长、影响最大。这一编创方式是指有很大一部分小说在故事题材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体现了一个不断累积、逐步完善的过程，故小说文本并不是一次定型和独立完成的。这种编创方式为小说评点“介入”小说文本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评点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文学批评的本性而言并不是正常的，但基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创作和传播的实际情况，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同时，从中国小说史的发展来看，评点对小说文本，尤其是明末清初小说评点家对明代“四大奇书”的文本修订，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可以说，它使古代小说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其次，小说评点就理论批评一端而言也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格局。如果以批评功能和批评旨趣为评判准则，则在总体上构成了三种基本格局：文人型、书商型和综合型。文人型的小说评点强化评点者的主体意识，注重在小说评点中通过小说的规定情境发抒自身的情感思想、现实感慨和政治理想；书商型的小说评点则以追求小说的商业传播为主要目的；而综合型的小说评点则试图融合上述两种思路并以“导读性”为其重要功能。
小说评点的这一格局是历史地形成的，因为小说评点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促使小说的流传，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这与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所特有的艺术商品化的特殊性有关，故小说评点在书坊主的控制下常常以注释疏导为其主体，其目的也主要是有利于读者尤其是下层读者的阅读。随着文人的参与，小说评点在理论批评的层次上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文人最初从事小说评点却是其在阅读过程中一种心得的记录，一种情感的投合，而并无有意于导读或授人以作法，这是小说评点走向成熟并获得发展的契机。而当将文人阅读过程中带有自赏性的阅读心得与带有功利性的导读结合起来时，小说评点才最终成了一种公众性的文学批评事业。这一过程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中就已完成，余象斗的小说评点开启了书商型小说评点的传统，李卓吾对《水浒传》的批读是文人型小说评点的源头，而在署为“李卓吾批点”的“容本”“袁本”《水浒传》公开出版时，综合型的小说评点便已奠定了它的基础。同时，小说评点的这一格局又是在评点史上始终同时并存的，三种类型在小说评点的发展中并不表现为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吸收、依存，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元的评点格局。
小说评点形成多元化的格局也有其内在的因素，而最为主要的在于小说评点者的队伍构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与其他文体的批评者相比，小说评点者的队伍构成最为独特，在总体上形成了三种主要人物。一是书坊主及其周围的下层文人。这一类批评者包括书坊主本身，如余象斗、夏履先、袁无涯、陆云龙等，更多的则是聚合在书坊主周围的下层文人，这一类人物很少署名，一般假托社会文化名流，如李卓吾、徐文长、汤显祖、钟伯敬等，这是小说评点者中的最大多数，从而形成了一脉以小说的商业传播为目的的评点线索。二是“文人”，亦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对小说有浓厚兴趣的文人士大夫，他们评点小说出自对小说的兴趣甚至痴迷，故其评点小说有强烈的文人色彩，对所评小说的选择也以小说的思想艺术品位为准则，这是小说评点中最富价值和最有理论色彩的一类评点本。另一种则是受朋友所托为其小说作评，如杜濬为李渔小说作评、许宝善为杜纲小说作评等。小说评点者中的第三类人物是小说家自身，这在小说评点史上也不绝如缕，如冯梦龙、袁于令、陆云龙、于华玉、顾石城、陈忱等。尤其是近代小说家，几乎所有著名的小说家多曾为自己的小说作评，如梁启超、吴趼人、刘鹗等。小说评点者由上述三类人组成，由于他们各自的批评目的、情感旨趣和思想内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而使小说评点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第三，小说评点在其自身的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富于民族特色的批评风格和形式特性。就形式特性而言，小说评点的最大特性是评点对小说文本的依附，这种源于中国传统注释方式的批评格局使得小说评点体现了强烈的传播性和批评的实用性。而就批评风格而言，小说评点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机动灵活，形式多样，它可以从小说的具体情节出发，或长或短，自由发挥，做到心之所欲，笔即随之，且思无限制，谈古论今。心中之块垒可以借人物故事而得以宣泄，思想议论亦可随作品情节得以阐发。这种自由的批评格局和灵活的形式特性无疑是小说评点吸引评点者和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小说评点长久以来深得读者之喜爱，而其之所以引人入胜，往往并不在于理论上的逻辑论证，更重要的是评点者独特的审美感悟和艺术情趣；尤其是运用生动灵活和富于情感的语言将这种感悟和情感传递给读者，对读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寓鉴赏于批评的特性也是小说评点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