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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主体形式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文学批评史角度而言，宋以来的诗学以传统诗话为主要体式，评点只是其中一脉分支，虽流传广远，但并不居于主导地位。明清曲学也以曲律、曲话为基本形式，戏曲评点虽十分兴盛，并出现了如金批《西厢》、毛批《琵琶》和“吴吴山三妇”评点《牡丹亭》等评点名作；但就总体而言，由于戏曲艺术独特的体制所限，专注于文学赏评的戏曲评点与戏曲艺术的自身特性还颇多间隔，因而常常遭人讥评。而小说评点则不然，小说评点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主体形态，不仅数量繁多，且名家名作不绝，可以说，小说评点中的理论思想是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主体。那评点何以能成为小说批评的主体形式？或者说，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家为何选择评点作为其主要批评形式呢？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源远流长，而文学批评之形式也是不断变更、丰富多样的。一般认为，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蕴含于诸子思想之中，两汉文学批评则大多为经学之附庸，而魏晋南北朝乃文学批评之自觉时期，这“自觉”实则也包含着批评形式之独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提要》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产生和文学批评主要体式的概括基本成立。但无视南宋以来业已流行的文学评点形式则令人遗憾
，实际上，文学评点一方面在两宋以来已涉及诗、文、小说和戏曲等多种重要文体，且各自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评点论著。如文学评点中的诗文评点一脉就有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和谭元春、钟惺的《古诗归》《唐诗归》等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选评著作。同时，在宋以来的文学批评中，“评点”与“话”实际已成为两种运用最普遍、影响最深广的批评形式。如果说，“话”是在传统的“诗论”“诗品”“诗格”的基础上，借鉴“笔记”的写作方法而形成的一种批评形式，那“评点”则是以“经注”“史评”和“文学选评”为基础形成的一种批评体式。两者均产生于宋代，而在后世绵延不绝。
如果对中国文学批评形式史稍作梳理，我们便不难看到，在《提要》所涉及的五种文学批评体式中，像《文心雕龙》这种“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的文论著作实际上是古今无二、孤标独立的，这种成体系的著述方式并未受到后世文学批评家的普遍认可和采用，故以孤立之“一种”概括推演为文学批评之一种“体式”其实并不符合实际。而钟嵘《诗品》“思深而意远”，融“评论”“品第”和“溯源”为一体的撰述方式在后世亦不普遍；
尤其是“溯流别”一端，章学诚认为“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
后世诗论著作多汲取其论诗一端而非形式上的全面继承，故一般将钟嵘《诗品》视为后世诗话之远源。至于偏于诗法的皎然《诗式》及其他“诗格”类著作乃流行于唐五代，宋以后已呈式微之势；而重于纪事的《本事诗》虽在后世衍为“纪事”一类诗评之作，但此种形式亦不普遍。随着“诗话”的兴起，“诗法”“纪事”等内涵均被融入“诗话”一“体”之中。故一般将《诗式》《本事诗》等引为“诗话”形式之近源。由此可见，在宋以降的文学批评史上，自魏晋以来业已形成的文学批评形式并没得到全面的继承和普遍的采用，而是将其中的基本内涵包容到“诗话”体式之中，诗、词、曲等的文学批评均以“话”为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形式。故以“评点”和“话”作为宋以来文学批评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形式是符合文学批评实际的。那在古代小说批评中，小说批评家为何不以“话”而以“评点”为其主要批评形式呢？概而言之，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话”这一批评形式自宋以来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批评个性和形式特性，而这种特性与中国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的文体特性并不相吻合。关于“话”的批评特性，清代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诗话》中作了这样的分析：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
章学诚以“诗话”“通于史部之传记”“经部之小学”“子部之杂家”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概言“诗话”之特色，颇有见地。郭绍虞先生即以“醉翁曾著《归田录》，迂叟亦题《涑水闻》。偶出绪余撰诗话，论辞论事两难分”
概括北宋诗话的基本特色。就诗话的演变历史而言，“大抵宋人诗话，自六一创始以来，率多取资闲谈，其态度本不甚严正。迨其后由述事而转为论辞，已在南宋之际，张戒、姜夔始发其绪，至沧浪而臻于完成”。
故从欧阳修到严沧浪，诗话这一形式的基本表现内涵已经奠定，即“辞”与“事”，“论辞”由“诠释名物”到“摘句批评”再到完整的诗论，“论事”则以考订诗歌本事和叙述作家轶事为主。其中更以“摘句批评”和“本事批评”最能体现“话”这一批评形式的特性。
“摘句批评”并不始于诗话，它发端于先秦时期“用诗”和“赋诗”中的“断章取义”。魏晋以来，“摘句批评”在文学批评中已成为一种风气，《世说新语·文学》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南齐书·丘灵鞠传》亦云：“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诗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
同书《文学传论》称“张视摘句褒贬”，并将其与陆机《文赋》、李充《翰林》等相比并，称：“各任怀抱，共为权衡。”
而在钟嵘《诗品》中，摘句批评更为成熟。降及唐代，摘句批评亦非常风行，一方面，批评家们沿用“摘句”这一批评方法评论诗歌，同时，更出现了大量的摘取古今佳句并裒而成集的秀句集书籍，如元兢《古今诗人秀句》等。这类书籍或为读者提供鉴赏之精品，或为作者展示创作之模板，创作者还可作为“随身卷子”以作“发兴”之材料。
宋以来，“话”这一形式便继承了“摘句批评”这一传统，在“诗话”“词话”“赋话”乃至“曲话”中均成为一种重要的批评方法。
“本事批评”亦非由“话”这一批评形式所创立，这种由读诗而及本事，由本事推知诗意的方法诚由来已久。如《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
而《毛诗序》可谓是对《诗经》本事的记录，钟嵘《诗品》亦颇多诗人轶事的记载。至唐孟棨《本事诗》出，“本事批评”乃蔚为大观。孟棨自言“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列“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题，“各以其类聚之”。
宋人诗话既以《本事诗》为近源，则“本事批评”乃其题中应有之意。诚如罗根泽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云，“我们知道了‘诗话’出于《本事诗》，《本事诗》出于笔记小说，则‘诗话’的偏于探求诗本事，毫不奇怪了”。
一般认为，“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起始，该书乃“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所谓“资闲谈”之功能即“记事”之谓也。以后司马光作《温公续诗话》，其《自题》作谦辞曰：“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
后世之“诗话”内容虽富有变化，但“记事”一项仍为“诗话”之大宗，中国古代文学之创作本事、作家轶事大多赖此得以保存。
由此可见，“摘句批评”和“本事批评”是古代“话”这一批评形式最为基本而又最为重要的批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适合中国古典诗歌（广义），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则难以契合。何以言之？缘由约有二端。一是“摘句批评”是以古代诗歌追求佳句妙语的艺术传统为基础的。陆机《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又云：“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所指称的均是佳句妙语在诗文中的重要性。晋以后，追求佳句妙语在诗歌创作中已成传统
，人们“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甚而认为江淹之所谓“才尽”，乃在于“为诗绝无美句”。
至唐代，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和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所强化的也是这一创作传统，这一传统在诗歌史上可谓弥久而不绝。“摘句批评”在“诗话”中之所以成为最为重要的批评方法，正是以这一创作传统为基础的，故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我们以这一创作传统衡之以中国白话小说，那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艺术创作上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作为叙事文学，白话小说所追求的已不是个别词句的警策和局部语言的精妙，而是整体艺术结构的完善和人物形象的鲜明。故追求“摘句批评”的“话”的形式显然与白话小说不相契合。二是“本事批评”是以作家的可考性和文坛上流传着大量创作轶事为前提的，而这恰恰是白话小说最为薄弱的。古代白话小说由于文体地位的低下，大量作家无可考求，甚至一些名篇巨作的作者是谁至今仍是疑案。许多作家创作白话小说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或以随意之名号，或干脆无署。作家尚且难考，更遑论创作轶事的传播了，故对于小说批评家而言，最直接、最真切的唯有文本自身。“本事批评”在白话小说领域真可谓无“用武之地”。
明确了“话”这一批评形式的基本特性和白话小说的文体特性，那我们不难看到，古代小说批评家不以“话”为其批评方式是十分自然的。
其“抛弃”“话”这一形式或许是一种明智的行为。
其二，宋以来盛行的“话”这一形式不适合白话小说，而同样发端于宋代且亦非常风行的“评点”形式则在批评旨趣和传播形式上与白话小说颇相契合。就传播形式而言，文学评点之兴起是以多种传统学术文化因素为其根底的，这是一种在传统“注释学”和“文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自身个性的批评形式。传统注释学对文学评点影响最大的是经注和史注，经注在形式上奠定了评点的基本格局——附注于经、经注一体，史注体例亦然。这种以阅读为归趋的评注方式是以后文学评点的形态之源，小说评点即由此发展而来。当然，无论是经注还是史注，其与文学评点相比还是有较大差异的，它们虽然都是以对“文本”的阅读为旨归，然并不以“鉴赏”为目的，与文学评点之功用相差甚远。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先秦以降之诗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录标准，编成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选》名重一时，注释继之蜂起，“选学”遂极一时之盛，其中又以李善注影响最大，流播最广。“文选学”的兴盛将注释学引入文学领域，对文学之传播有深刻影响。但李善等注《文选》仍未脱文字训诂、校勘辑佚之范围，《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谓：“《文选》为文章渊薮，善注又考证之资粮。”
所谓的评，释事训义乃其重心，而文意之解析和文法之赏评仍付阙如。故从文学批评而言，以李善为代表的“选学”仅资诗文之阅读，而乏诗文之赏鉴，还难以真正进入文学批评的范畴。南宋以来，融“文选”与“注评”为一体的书籍渐次流行，一般认为，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是现存最早的融“选”“评”为一体的古文选评本，该书选评了唐宋古文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七家文六十余篇。《古文关键》问世后，社会反响较大，踵武者不绝，如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和刘辰翁《班马异同评》等，可谓一时称盛。由此，文学评点脱离了传统注释学之框范，确立了在文学批评中的自身地位。尤其是署名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虽仅有少量眉批，但在三言两语的评说中已能注意人物的神态和语言特性，实开古代小说评点之先河。故文学评点以传统经注、史注评为源，“文选学”又将注释引入文学领域，对文学评点之影响推进一步，而南宋以来的文学选评则基本奠定了文学评点之格局。
从批评旨趣和功能来看，评点的兴起是文学批评走向世俗化、通俗化，并追求功利性、实用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文学批评所开辟的新域。我们且看几则评论：
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古文关键》）
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而下，至于本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当，学者便之。（《迂斋古文标注》）
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唐宋八大家文钞》）
南宋以来的文学评点以选评为一体，以实用性、通俗性为归趋，在宋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可谓别开生面，赢得了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注目。尤其在白话小说领域，这种批评方式和批评特性深深地契合于白话小说的文体特性和传播方式。从整体而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是一种最能体现“文学商品化”的文体，这是白话小说区别于古代其他文体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推进小说文本的商业性传播无疑也成了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南宋以来的文学评点以通俗性和实用性为其主要特性，正与白话小说的这种文体特性深深契合。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上，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当白话小说在明代万历年间走向兴盛时，小说的创作、刊刻和批评常常是融为一体的，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又往往是书坊和书坊主，这无疑是白话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极富个性的现象。我们且不说明末那些人们已经熟知的现象和史料，就是入清以后，当白话小说的文人评点有所发展的时候，书坊的控制依然故我，如烟水散人的《赛花铃》评点即由书坊主敦请，“忽今岁仲秋，书林氏以《赛花铃》属余点阅”。
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评点亦然，“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嘱予者屡矣。寅卯之岁，予家居多暇，稍为评骘，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
由此可见，在白话小说的发展史上，书坊对于白话小说的控制是十分强烈的，故对于小说批评体式的选择无疑也会受到商业传播性的制约。而评点能与小说文本一起同时进入传播渠道，其传播价值和“促销”功能的优越性十分显著，故一开始就受到了批评者的“青睐”，以后便相沿成习，成了小说批评的主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