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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南巡至韶石奏韶乐的传说是不是历史事实？其关键在于舜帝是否有“南巡”之举，清代著名学者胡渭对此有精辟之论：“九嶷之葬，二妃之溺，韶石之奏，斑竹之痕皆以南巡为根柢，南巡之事虚，则其余皆不足辨矣。”
此语反过来讲，南巡若是史实，则“九嶷之葬，二妃之溺，韶石之奏，斑竹之痕”都有历史“根柢”。就“南抚交趾”“南巡狩”之说作一详细考察，对弄清舜帝韶石奏韶乐传说有没有历史根据，十分必要；进一步讲，对厘清岭南早期历史、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在韶关地区最早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也十分必要。
司马迁《史记》以前，可靠的古籍所记舜帝往南方之事有二种，一是南巡狩，到过南岳；二是“南抚”，到了交趾。
南巡狩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
汉孔安国传：“南岳，衡山。”司马迁《史记》也说“五月南巡狩”，未言巡狩所到之地，但在《五帝本纪》中记载了舜帝南巡狩于苍梧之事：“（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
南抚交趾
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虞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但“宅南交”是否南抚交趾，说法不一，到了先秦诸子才明确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
。
五帝时代“南抚交趾”的历史真实性，被古今学者聚讼不已，几乎成了先秦史学界的一段公案。学者们信者疑者都颇多，信者如清著名学者阎若璩，其《潜邱札记》卷二云：“息慎既为营州，如是其远则扬州之有交趾亦复何疑，且不独舜抚，颛顼已南至于交趾矣。”
疑者如清著名学者胡渭，其《禹贡锥指》卷十九云：“《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属扬州，为虞之南极，真妄谈，不足信。’《史记》言：‘四海咸戴帝舜之功’，曰‘南抚交址，北发息慎’。遂有据此文以证交州为虞之南极者，不知此特言声教之所讫耳。”
现代学者多数都疑此条史料，认为颛顼、尧舜乃传说人物，且交趾远在南疆数千公里，设置交趾在西汉武帝时代，西周以前各代疆域从不及岭南，五帝时不可能至交趾而抚之。
这段公案牵涉到先秦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我国文明起源时的中原与南方的政治关系，部族迁徙，各部族间的文化交流、融合等等。我们认为，对于《尚书》《史记》等可靠古籍的记载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简单听之信之。欲从中探究历史真实因素，关键不在于颛顼、尧舜是否到过交趾，而是五帝时代中原部族是否到过交趾；南北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是否从那时已开始并见于文献记录。因此本书对“宅南交”“抚交趾”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着重探讨交趾在先秦到底是部族文化概念还是地域概念；根据考古资料探讨五帝时代中原部族是否有知道极南数千公里以外的交趾部族情况的可能性，其目的在于合理解释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恢复《尚书》《史记》等文献关于这一事件记录的史料价值，对岭南早期文明状态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1.宅南交
“宅南交”载于《尚书·虞书·尧典》，原文为：“（舜）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
这是“南抚交趾”最早的文献记载。但古人对“宅南交”有着不同的解释。
一是夏官与春官交说。汉孔安国《传》曰：“申，重也。南交，言夏与春交，举一隅以见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讹敬致’传：讹，化也。掌夏之官，平叙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时同之，亦举一隅。”
南方主夏，东方主春，夏与春交，即指气候在春、夏交替时的变化。用此解释“南交”，殊难理解。宋代著名经学家刘敞就指出此说没有道理，其在《公是七经小传》卷上说：“《尚书·尧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说者曰‘春与夏交’，非也。冬与秋交、秋与夏交、春与冬交，亦何不曰西交、北交、东交乎？且春曰嵎夷、曰旸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曰朔方、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当至于夏独以气言也。”
二是交趾说。刘敞认为，“宅南交”原文当作“宅南，曰交趾”，即宅南方，其地曰交趾。他在《公是七经小传》卷上继续说：“本盖言：宅南，曰交趾。后人传写脱两字故尔，非真也。春云宅嵎夷；秋云宅西，推秋之西，而知嵎夷为东也。夏云宅南，冬云宅朔方，推夏之南而知朔方为北也。此盖尧舜时四境所至、四岳所统也。故举以言尔。”
宋代刘敞据句式特征认为宅嵎夷、宅西、宅朔方均指地域，宅南交也当指地域，“不当至于夏独以气言也”。因此他认为“宅南交”原文当作“宅南，曰交趾”，即宅南方，其地曰交趾。此说把“交”释为交趾，使上下文义全部贯通，为宋代以后多数学者承认。如宋苏轼的《书传》卷一，宋林之奇的《尚书全解》卷一，宋夏？的《尚书详解》卷一，宋黄伦的《尚书精义》卷一，清阎若璩撰《潜邱札记》卷二等均持“南交为交趾”之说。此一成果，也被后代志书采用，如《广东通志》卷六《编年志一》首列事件为：“颛顼创制九州岛，南至于交趾。尧命羲叔宅南交。舜巡狩至衡之南。”
此说显然认为尧舜时代已有作为地域概念的交趾。果真如此，从考据史学角度讲，至少在《尧典》成书以前（春秋战国以前）交趾就存在了，但当时专门的地理著作《禹贡》没有交趾，春秋战国以前的古籍也全未提到交趾，不免令人生疑。
三是“非谓居是地也，特使之定其方隅”说。宋夏？撰《尚书详解》卷一：“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谓定方隅也。宅者，李校《书》训为奠，盖谓嵎夷在正东，交趾在正南，陇西之县在正西，幽都在正北。作历之法，必先准定四面方隅以为表识，然后地中可求。即地中，然后候日月之出没，星辰之转运。故尧所以使四子各宅一方者，非谓居是地也，特使之定其方隅耳。”
此说从《尧典》用“四中星”以定二分二至的原意出发，认为四宅皆表示“方隅”，即“嵎夷在正东，交趾在正南，陇西之县在正西，幽都在正北”，宅训作“奠”，宅四方隅，即确定四方而立“表识”，因此“宅南交”是确定南方交趾为正南标志，并非尧已经到达交趾“居是地也”。此说否定尧曾居交趾，是合乎情理的推测，较前两说进了一步。
2.南抚交趾的记载与考证
即使“宅南交”不指“南抚交趾”，南抚交趾之说也载于大量可靠文献。《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有两处记载：“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正义］曰：‘趾，音止，交州也。’”“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岛。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按《史记》的说法，颛顼已“南至于交趾”，舜朝廷的大禹已“南抚交阯”。《史记》向不妄说，当有所据。比《史记》更早的有下列文献：
《墨子·节用》：“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
《韩非子·十过》：“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
《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曰：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
《大戴礼记·少闲》：“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
《吕氏春秋·求人》：“禹东至？木之地……南至交趾、孙朴、续㲈之国。”
《水经注》卷三十七引《尚书大传》曰：“尧南抚交趾。于《禹贡》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礼·南八蛮》：“雕题、交趾，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见于传，不通于华夏，在海岛，人民鸟语。秦始皇开越岭南，立苍梧、南海、交趾、象郡。”
《楚辞·大招》：“德誉配天，万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肠，东穷海只。”
《淮南子·修务训》：“尧立……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
《淮南子·泰族训》：“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
《淮南子·主术训》：“其（神农）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
观上述文献，可知《史记》两条所本。《大戴礼记》《吕氏春秋》以颛顼至交趾，禹“南抚交趾”为说，但《墨子》《韩非子》《尚书大传》《淮南子·修务训》均说是尧抚交趾，《淮南子·主术训》则说神农的地域“南至交趾”，《淮南子·泰族训》则说纣之地域南到交趾。《史记》以后的汉代文献又有舜抚交趾之说：
刘向《说苑》卷十九：“南抚交趾……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也。”卷二十：“臣闻尧有天下，饭于土簋，啜于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
《新序·杂事》：“北发渠搜，南抚交趾，莫不慕义，麟凤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座。’舜之谓也。”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文献所讲的南抚交趾之人，有神农、颛顼、尧、舜、禹，附会成分颇大，不能当作史实，但都概言在五帝时代，不能排除五帝传说时代中原与岭南发生交往的可能，《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是战国中晚期文献，故南抚交趾之说当始自战国中晚期，交趾作为地域概念至少始自战国。交趾与幽陵、流沙、蟠木等三地对举，虽是地域概念，但更多的是表示笼统的方位概念，即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四地合起来指“四海之内”，用来说明“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的大一统思想。至于实指交趾地，似乎应是西汉武帝时设交趾郡以后的事。
以上文献的交趾，都是指的地域、方位概念，四五千年前传说中五帝到过距其数千公里以外的岭南交趾，实在难以想象。但是，如果“南抚交趾”的交趾指某一部族名，则尧舜等五帝未必亲到交趾，像胡渭所说，只要“声教之所讫”就是“南抚”，这样《尚书》《史记》中尧舜亲到交趾的不合情理的记载就可能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古籍中关于交趾还有一种指部族体格特征和文化习俗的说法，最早的见于战国时成书的《礼记·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汉郑元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向然，浴则同川，卧则僢。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孔颖达疏：“卧则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向。”
《礼记·王制》此处说的是南方蛮部族中一个称为“交趾”的部族，按汉郑元注，其体格特征是“足相向”，其习俗是“浴则同川，卧则僢。不火食”，其环境是“地气暖，不为病”。
所谓“足相向”“卧则僢”，按孔颖达的解释二者同义，即“言首在外而足相向”。这种姿势《中华大辞典·僢》据《集韵·线韵》“僢，蛮夷卧以足相向也”解释成“两人抵足相对而卧”，有悖原义，因为，其一，古人未讲是两人；其二，“首在外”没有解释。
这种“足相向”的交趾人在《山海经·海外经·海外南经》中被称作“交胫”人，所谓“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晋郭璞注云：“言脚胫曲戾相交，所谓雕题、交趾者也。”郝懿行注云：“《广韵》引刘欣期《交州记》云：‘交趾之人，出南定县，足骨无节，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又《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引《外国图》曰：“交胫民长四尺。”《淮南子·坠形训》“自西南至东南方”有交股民，高诱注云：“交股民脚相交切。”
可见，交胫民指的就是交趾民，交胫民的“脚胫曲戾相交”和交股民的“脚相交切”也是同义，故指的都是同一部族。《山海经》对“脚胫曲戾相交”附有形象，为一人站立，小腿交叉，形成外脚背相对状况。观其画中形象，如果小腿不交叉，则双膝间的空隙很大，因此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对“膝内翻”的一种描述。只有四尺的矮小交趾民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且以渔捞为主的食品没有庄稼营养丰富，故出现较普遍的双膝内翻，站立时双膝间的空隙颇大，而侧卧时两腿必相交。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二就有这种看法：“雕题、交趾者……趾，足也，言蛮卧时头向外，足在内而相交，故曰交趾。”此处的“外”指的是侧卧时头必然向外，“内”指这种膝内翻侧卧时两小腿必然交叉才能舒服，结果是足心与头必然“相向”，于是乎就有了“足相向”“卧则僢”“脚胫曲戾相交”“脚相交切”的形象描述，而非“两人抵足相对而卧”。换句话说，岭南古越人的一支因为膝内翻，盛行着一种站立时两腿横向弯曲好像交叉，卧时多侧向（面向上仰卧对膝内翻者很不舒服），头向外、两腿弯曲交叉、足心向内的文化习俗，这种习俗可在广西顶狮山文化、广东韶关石峡文化中盛行各种屈肢葬，特别是侧身屈肢葬中得到证实。
我们认为所谓交趾，最早是古代中原人对岭南越部族形体上的一种印象概念。根据《礼记·王制》和《山海经·海外经·海外南经》的记录，这种概念应当在战国以前就已形成了，同时由这种形体概念衍生为对当时极南的岭南越人的一种称呼，是对“地气暖，不为病”的南方荒服之外民族的一种泛指。
因此，《尚书》“宅南交”的交趾和先秦诸子的“南抚交趾”的交趾，都当指文化习俗意义上的交趾，而非地名意义上的交趾。这样，因秦代才设交趾郡而否定五帝时“南抚交趾”可能性的观点就失去了根据。
交趾显然是他称，是中原部族对南方具有“足相向”特征的交趾部族的称呼，以后这一部族的所居地被认为是在极南的正南方，就把其所居地也称为交趾，这个地名源于他称的部族名。同时，由于《尚书》《墨子》《韩非子》等古籍均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而这一时代的华夏“大一统”思想占统治地位，诸子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把夏商以来口耳相传的关于交趾部族在中原最南边的正南方位的知识应用于春秋战国时代尧舜“大一统”思想的政治需要，于是就有了宅南交、南抚交趾之说。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宅南交、南抚交趾的记载起码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原文明初期，中原人已经知道了其极南边有一个以膝内翻为特征、卧时两足交叉相向的交趾民族。这一知识的取得，必然与当时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甚至是民族迁徙、融合分不开的。反过来讲，宅南交、南抚交趾记载的价值，就在于其反映了我国文明初期南北方的部族文化交流、部族迁徙融合的历史事实。
这一推测，否定了宅南交、南抚交趾记载中的五帝本人曾亲到交趾的春秋战国人的臆测之说，因为它有悖常理；同时肯定了五帝时代的中原人已经掌握了交趾部族的人体特征和其在极南方居住的相关知识的合理成分的记录。
只有解决这一推测的前提，才能解决上述推测成立与否。这一推测的前提是：五帝时代有没有可能知道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交趾部族的情况和方位，中原和岭南部族可不可能在四千多年以前发生交流、迁徙融合等种种形式的接触。
作为一家之言，我们已经证明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原丹朱部族和南方苗蛮部族的一支？兜部族曾因共同抵御舜部族而联合起来，在丹水失败后，被放之“丹渊”“崇山”而逐步南迁，“历经河南丹水，湖南澧水、大庸，广西崇善等地，最后沿左江、郁水东徙，“其子居南海而祠之”，成为岭南先秦时期的较早古国。
丹朱——驩兜部族迁徙所经的广西崇善地区（太平府）在左江，属交趾。先秦时为古百越人所居。既然五帝时代有中原人已迁至交趾部族居地，那么当时中原知道交趾部族情况不足为奇。
上述乃一家之言，即使其不成立，关于交趾部族情况还可从互相接触和文化交流中得到，目前的考古数据可以证明我国文明初期直至上古三代，中原与岭南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
（1）韶关曲江区的石峡文化下层大型墓随葬品较为丰富，多达60～110件，其中有不少精美的装饰品，如琮、瑗、璧、璜、环、玦、珠、管等，遗址三期则又出玉钺、玉璧等。玉琮、玉璧等在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等文化中都有发现，对比二者器型，有些显然是中原传入的，如M105出土的大玉琮和江苏吴县草鞋山上层出土的大玉琮，从玉料的选择、内圆孔的对钻到浅雕的花纹几乎一模一样，显然是传入的。这种源于中原地区的礼器在岭南出现，说明岭南与中原的交流早就开始了。
（2）广西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第一期，6 000—6 500；第二期，4 000—6 000；第三期，3 000—4 000年）出现了湖南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湖北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元素，有的甚至雷同，如“在大溪文化中还存在个别器型与晓锦有诸多共性，如丁家岗遗址第二期的Ⅸ式罐与晓锦遗址第二期的C型直领罐雷同；湖南华容刘卜台遗址第二期CI陶釜与晓锦遗址第二期出现的折腹罐器型风格相近，而大溪文化所见的束腰状器座以及支脚也见于晓锦遗址第二期”，“晓锦遗址作为处于长江和珠江水系中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遗址……为我们认识岭南与岭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路线提供佐证，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洞庭湖地区原始人类中至少有一支古人类是通过资江逆流而上进入越城岭腹地，在这里生息繁衍，最后影响珠江流域本土文化，两地在相互往来过程中，珠江流域先民的先进文化也通过这个交通要道影响岭北，从而形成晓锦文化的多样性”。
（3）以石峡上层、博罗铁墟场遗址、广州萝岗遗址为代表的两广200余处夔纹硬陶遗址（几何印纹陶的鼎盛阶段），出土了大量印有夔纹、云雷纹、回纹、勾连回纹、圆点纹等中原夏商时期盛行元素的陶器，这显然是当时南北文化互动的结果。黄崇岳认为：“几何印纹陶……曾给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商周文化以有力的影响。”何成轩先生则认为：“在（广西）桂东地区出土大量的几何印纹硬陶文化遗存，其中一些陶器纹饰是仿中原商代青铜器的。”
（4）岭南商周青铜文化以中原传入的为主。“广东清远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和工具，其中有些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相同。”
（5）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遗物最丰富的墓葬群，共出土商周青铜器 110件，多数为兵器，有戈、矛、钺、斧、匕首、刀、簇，容器有铜卣、铜盘等，“马头方国与商王朝的文化交往已为考古学所证实，全苏勉岭出土的铜卣、铜戈以及那堤敢猪岩出土的铜戈皆系北方器物，元龙坡墓葬出土的铜卣、铜盘以及部分矛的实物，如柳叶形的Ⅰ式矛；骹下部有对称的两个半环钮的Ⅳ矛应当都是来源于中原地区。这些器物应当是马头方国与商王朝高层次交往所获的赠送品”。
（6）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第二期文化后段地层中（距今3 800—3 000年）出土牙璋 1件，系用动物角体或肢骨的密质部分切割琢磨而成。广东虎门村头遗址出土三件牙璋，石质两件残长 18.3厘米，骨质一件残长 5.5厘米（年代为 3 920±90，贝壳样品）。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出土用高岭岩制成的牙璋一件，通长 21.8厘米，年代在晚商。越南冯原文化出土有 4件牙璋，其中一件狭长多齿歧尖的牙璋与偃师二里头的 48.1厘米的典型牙璋非常接近。其有锯齿五排，阑上一处带小齿饰若干阴线小纹，与二里头、二里岗和三星堆出土的牙璋也是一脉相承的，时代与中原商代同。牙璋最早见于山东龙山文化，至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相当发达，以后分别传入我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以及广东、广西、香港地区和越南。牙璋是祭山川、天地、占神的礼器，也是“王使之瑞节”“以起军礼，以治兵守”的符节。从岭南出土的这些牙璋，可以看出中原和岭南在夏、商、周时的互相往来和交流，看出中原文化在商周时期对岭南文化的深刻影响。
考古数据证明，在我国中原文明初期以及商周时期，中原华夏部族和南方苗蛮部族已有很多接触，他们的文化交流，甚至是民族迁徙融合也已发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文明初期的中原人掌握了其极南方有一个以膝内翻为特征、卧时两足交叉相向的交趾民族是很自然的事。《尚书》《史记》及先秦诸子所记的“宅南交”“南抚交趾”绝非空穴来风，它是对尧舜时代关于交趾部族知识的一种忠实记录，尽管这种记录在春秋战国时被加工处理成“尧舜曾到过交趾”的臆测之论，但并不影响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那就是：交趾作为中原极南方的一个特征突出的部族，已被尧舜部族认识；中原部族和岭南部族的文化交往、交流、民族迁徙、融合绝不像现在认识的那样至春秋以后才开始，而是自五帝传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它不仅肇始了岭南文明的萌芽，而且催生了像？兜、阳禺、缚娄等一批岭南的“无君长”的部族小国。
综上所述，“舜帝南巡”实际上代表着中原部族向南方“荒服”地区的扩张。所谓“九嶷之葬，二妃之溺，韶石之奏，斑竹之痕”都有历史根柢；舜韶乐发祥地在南方地区，绝不是无稽之谈，而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柢。
上述结论所据都是魏晋隋唐及其以后的文献，而舜的韶乐至少当是此前 2 000多年以前的乐舞，所以不能盲目地把它作为信史，必须根据更早的文献来说明这一问题。另外，与舜奏韶乐有联系的地区不仅限于韶关市，我们必须全面地掌握资料，方能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接近历史真实。根据文献记载，传说中舜奏韶乐的地区至少有下列几个：
1.湖南九嶷山区
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九疑山）二十六日……转出箫韶峰之北。盖箫韶自南而北，屏峙于斜岩之前，上分两岐，北尽即为舜陵矣。”“东与箫韶水合。其西一溪，又自应龙桥来会，三水合而胜舟，过下观，始与箫韶水别，路转东南向。”
湖南九嶷山古为苍梧，乃舜葬之地，自古以来有许多舜的传说和故事。这些故事传说往往是山水命名的源头。九嶷山九峰之一被命名为“箫韶峰”；而峰下之水也被命名为“箫韶水”，当源于此地远古的舜奏韶乐的传说。
2.广西桂林虞山地区
《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游虞山）是为熏风亭。亭四旁多镌石留题，拂而读之，始知是为虞山，乃帝舜南游之地。其下大殿为舜祠，祠后即韶音洞，其东临江即熏风亭。”
今熏风亭刻诗有明正德藩臬王骥与同僚九日登虞山一律颇可观。诗曰：“帝德重华亘古今，虞山好景乐登临。峰连大岭芙蓉秀，水接三湘苦竹深。雨过殊方沾圣泽，风来古洞想韶音。同游正值清秋节，更把茱萸酒满斟。”
韶音洞、大舜祠、虞山都与此地舜的传说和舜奏韶乐有关。“风来古洞想韶音”，是说风吹洞中发出的音响像韶乐一样。可能正因为如此，才命名为“韶音洞”。
3.粤北韶关地区
其实，粤北的韶石得名也与这种神秘的自然声响大有关系，如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石语》云：“韶石皆空心，窍穴相通，风入其中，大小声一时响应，箫韶遗音，犹可仿佛其一二也。”这种声响，始动于风，终成于窍，风大则余韵长鸣，风小则微微动听。变化万千，令人遐思无限。此时把这种美妙的自然音乐想象为我国文化中最突出的尽善尽美的韶乐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中国大地上的“响石”不在少数，为何独南岭周边地区的“响石”与舜奏韶乐相连？其关键在于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流传（或记录）的关于舜的传说。
这一地区舜的传说和遗迹很多。突出的有下列数事：
（1）舜和其子叔均（又称商均）、尧子丹朱葬于苍梧（九嶷）。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山海经·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泛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至今九嶷山仍有舜帝的众多遗迹。
（2）舜弟象在始兴（今韶关始兴）。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舜弟象封于有鼻。”
《路史·发挥五·辨帝舜冢》：“泌尝考之，象封有鼻，故墓在于始兴。”罗泌子罗革注引《幽明录》云：“始兴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即《南康记》南康县鼻天子城者，亦见《虞宾录》。盖地后贯南康，昔人不明为何，乃象冢也。”
《广东新语·坟语》：“始兴县南二十里，有鼻天子冢，或以为象。”
舜之二妃在今湖南，《楚辞》《山海经》《史记》等都有记载，从略。
舜作为中华文化的突出代表之一，其故事和传说遍布于大江南北，但关于韶乐一事，却集中在南岭周边地区，包括今湘南、粤北和广西东部。而在其他地区不可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如果再向前追溯早期文献，晋代及其以前南岭周边地区已有关于韶乐的传说：
《艺文类聚》卷九十引晋枣据诗曰：“有凤适南中，终日无欢娱；自怨梧桐远，行飞栖桑榆。奋迅振长翼，俯仰向天衢；箫韶逝无闻；朝阳不可须。”
此诗说“南中”的“箫韶”之音已逝，说明南中原有“箫韶”。据有关文献，南中或指云贵，或指岭南，或泛指南方地区（《中华大辞典·南中》）。既然如此，南岭地区至少在晋代就有关于“箫韶”的传说了。如果再上溯，先秦文献也有记载：
《楚辞·远游》：“泛容与而遐举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南疑”，汉王逸注：“过衡山而观九疑也。”“二女御《九韶》歌”，二女即舜妃娥皇、女英，《九韶》即韶乐；二女奏韶乐时“使湘灵鼓瑟”，王逸注：“百川之神，皆谣歌也。”由此可见，在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楚之南国（今南岭周边地区，见《通典·州郡·古南越》：“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韶州，春秋、战国时，皆楚地。”）已有舜奏韶乐的传说。
还有的先秦文献，直接记载了舜（或启）舞九韶的地方：
《今本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袁珂注：“郭璞云：‘大荒经云：大穆之野。’”郝懿行云：“大荒西经作天穆之野，此注云大穆之野，竹书天穆、大穆二文并见。此经文又云大遗之野、大乐之野，诸文皆异，所未详。”珂案：“天、大古本一字，穆、遗、乐音皆相近。”
以上三种文献，都直接提到了舜（或启）舞九韶（或称“九招”）的地方，但所言名称不一，据袁珂按语，则“天”“大”本为一字，大穆之野即天穆之野，又“穆、遗、乐音皆相近”，则大乐之野、大遗之野也即天穆之野。
天穆之野在哪里，史无载，清代学者郝懿行也云“所未详”。但《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是在“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据《山海经·大荒南经》云“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可知，湖南的苍梧（九嶷山）在赤水之东，则赤水之南必然指九嶷山南或西南一带地区，也即今粤北、粤西、云贵以东一带。经文“西南海之外”的“西南海”，一般认为，当指古洞庭湖西南一带地区，也与这种推测不谋而合。因此，舜（或启）“舞九韶”的地方当在今湖南九嶷山（或古洞庭湖）以南或西南一带，正值南岭周边地区。
至于“流沙之西”，我们认为，流沙的方位在《山海经》中较乱，如《海内东经》：“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苍梧指九嶷，前引文献言之凿凿，则此流沙必然在湖南的东面。然而，《海内西经》又云：“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郝懿行注云：“高诱注《吕氏春秋·本味篇》云：‘流沙在敦煌郡西，八百里。’《水经注》（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注云：‘流沙，沙与水流行也。’亦言出钟山，西行，积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今青海东北湟河之源地区）。”这样，流沙又应在湖南西北数千里之遥的青海地区。既然流沙方位较紊乱，证明其不能作为方位判断的根据。
广东、湖南及其西南地区的居民，古代统称为“蛮夷”，其部族在上古时主要有三苗和百越，如唐杜佑《通典》：
《州郡·古荆州》：“荆，强也，言其气躁强；亦言荆，惊也。或取名于荆山焉。盖蛮夷之国，盘瓠之种。”注云：“昔高辛氏有畜犬，曰盘瓠，帝妻以少女。其子孙滋蔓，号曰蛮夷，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州郡·古荆州》：“潭州今理长沙县。古三苗国之地。”
《州郡·古荆州》：“岳州今理巴陵县。古苍梧之野，苍梧野不止于此郡界，侧近之地皆是。亦三苗国之地，凡今长沙、衡阳诸郡，皆古三苗之地。青草、洞庭湖在焉。”
《州郡·古南越》：“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
既然舜舞九韶的天穆之野在今湖南九嶷山以南或西南一带南岭周边地区，而这一地区在上古时又分布着蛮夷部族的三苗和百越，则舜韶乐的发明当与这一地区的蛮夷有很大关系。这种关系在古籍中有清晰的记载，表现为舜舞韶乐，“三苗来格”，如：
《清史稿·乐一》：“盖三苗格而《韶》舞，十一税而《颂》讴。”格，至也。“三苗格而《韶》舞”，是说三苗族到舜廷朝拜而献上了韶舞。《清史稿》的这一说法来源于秦汉以前的文献记载：
《尚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战国策·赵二》：“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
《天禄阁外史·巡幸》：“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闻其干羽矣。”“干羽格苗，凤凰仪《韶》。”
干，即盾牌；羽，是韶舞必用的道具。又称翟，翟是雉羽，树之以杆，执之而舞，故亦称为羽。如《汉书·礼乐志》：“礼乐殷殷钟石羽籥鸣。”师古注曰：“羽龠，《韶舞》所持者也。”因此，干羽乃韶舞的突出特征，“舞干羽”，即舞韶舞。以上三条文献是说舜舞了韶舞，导致三苗的顺从而来朝拜。
三苗即苗民，苗民的一支即羽民，《淮南子·原道训》：“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是说舜能用乐使三苗、羽民同化。“朝羽民”，即羽民朝于舜廷，与“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同义，因此疑羽民当是苗民的一支。羽民的特征是：《山海经·海外南经》：“羽民国，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吕氏春秋·求人篇》注：“羽人，鸟喙，背上有羽翼。”其居地在：《淮南子·坠形训》：“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据此，居于南海的羽民，身着带羽翅的服装，入于舜廷而朝，其舞必被命名为“羽舞”，故曰：“三苗格而《韶》舞”，“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由此可见，以扮相为鸟兽的“羽舞”为突出特征的韶舞，当是三苗羽民的乐舞风格。不是舜舞了韶舞使得苗民来朝，而可能是舜征服了苗民，苗民以本部族的舞蹈去朝舜，表示臣服和拥戴。《尚书·益稷》所示韶乐的主题“鸟兽跄跄”围绕着凤凰起舞，也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韶乐当是南方苗蛮部族的发明与创造。
或许有人会问，中原华夏族祭祀天地、四望、宗庙的韶乐怎么可能起源于南方的苗蛮地区？其实这不足为奇，因为古人原本就是这么认识的：
《宋书》卷十九《乐志一》：“又《周官》：‘
师掌教
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飨亦如之。’㲈，东夷之乐也。又：‘鞮
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乐，乃入宗庙；先代之典，独不得用。大飨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乐，皆主之于宗庙，而后播及其余也。夫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也，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
《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
纳“夷蛮”“四夷”之乐用于祭祀之大礼，是为了“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也，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因此把苗蛮的韶乐作为华夏族的祭祀之乐，是古人有意为之，也是当时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结果。
南岭周边地区作为韶乐的起源地，除有文献记载外，还有考古数据的支持。据《曲江县志》
载：“1985年 6月，广东省考古工作者于石峡文化层之下发现一层数十厘米厚的另一种文化遗存层，出土的陶片以泥质黄陶为主，饰以粗细绳纹、刻画纹、刺点纹、小圆镂孔为特点。可归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称前石峡文化层。前石峡文化层还出土了一块陶片，拍印有曲尺纹，纹下方有 6个手牵手舞蹈人像浮雕图案，此陶片为研究石峡先民的人物形象及广东舞蹈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数据。”
若据此，前石峡文化层在石峡文化层之下，石峡文化层年代在距今4 000—5 000年，则此层年代当在距今 5 000年以前。但是，在 1988年版的《曲江县文物志》中却把带有舞蹈纹陶片的这一文化层归于“石峡文化中层”来叙述。若此，则其年代当在距今 3 500—4 000年。作者曾专程到曲江马坝博物馆，看到该陶片被陈列于“早期铜器文化”序列中，认为其文化年代与后者一致。由于公开发表的资料只上述两项，而正式的考古报告至今未见，所以该陶片的年代仍是一个疑问。但是，据笔者的实物观察，该陶片年代不会晚于西周，因此，它是继青海大通县舞蹈彩陶盆之后的我国早期舞蹈场面的又一重大发现，说明这一地区的先民早在 3 500年以前就擅长舞蹈，这一地区作为韶乐起源地也是顺理成章的。
图 6 韶关石峡的舞蹈浮雕图案
（1）韶乐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礼乐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从先秦直到明清，对中国的政治、教育教化曾起过重大作用。特别是对古代以民本主义为基础的“文治”思想体系形成有重大影响。但学界对韶乐起源及其文化影响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究其原因，乃年代久远、史阙有间所致。我们所考，也只是凤毛麟角，是诸种可能中最有可能的一种而已。
（2）就目前的材料而言，从先秦到明清，关于韶乐起源的传说都是集中在湘南、粤北、桂东一带，中原地区虽有许多关于舜、禹、启的传说，但关于韶乐起源的传说没有记录。根据目前的这种材料，我们也只能说对中原古代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韶乐，可能原来不是中原地区的乐舞，而是南岭及其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乐舞。随着中原华夏族与南方百越、苗蛮各民族的文化接触和融合，它逐渐进入中原，并融会于中原文化。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原文化与苗蛮文化的接触与融合自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了，换句话说，韶乐作为苗蛮文化，在传说的五帝时代就融入中原文化是完全有可能的，不然的话，无以解释韶乐起源的传说集中在苗蛮地区而其又是中原礼乐制度的核心之间的矛盾。
（3）舜时南北文化接触和融合的时代和途径，在史籍中并无明确的记载，但尧子丹朱在南方建立“驩头国”的传说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线索。
《山海经·海外南经》：“驩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或曰欢朱国。”郭璞注云：“驩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画亦似仙人也。”袁珂注：“据近人研究，驩头、驩兜及欢朱，皆丹朱一名之异称。郭注所谓‘驩兜，尧臣’者，实丹朱尧子也，所谓‘有罪，自投南海而死’者，丹朱兵败，自以为‘有罪’，因‘自投南海而死’，盖丹朱结局之另一传说也。‘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者，丹朱妻子本随丹朱败逃南海，丹朱死后，亦居南海勿去，其后子孙繁衍成国，遂为此？头国或？朱国，盖赦而勿究之意也。”
尧子丹朱联络三苗，与舜争位，结果战败南逃，在南方建立了？头国。“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说明中原部族和南方部族在战后的和平共处。史籍所记的舜帝南巡、“南抚交趾”并非都是空穴来风。正是在这种又战又和的形势下，加速了南北双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苗蛮部族的韶乐在帝舜时融入中原部族文明之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必然性。正如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谈及始兴“有鼻天子冢”时所说：“其葬始兴也，或当舜南巡狩，象尝朝见于南岳，因从舜以至曲江、始兴之间，象薨，即葬于其地欤？……舜放？兜（即？头）崇山以变南蛮。《考书疏》：崇山在衡岭（衡山、南岭）之间，与有鼻不远。南蛮风俗于变为中华，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为之建祠庙、守丘墓，必不偶然。”
（4）目前的几处与舜奏韶乐有关的地区，一是韶关地区，二是湖南九嶷山地区，三是广西桂林虞山地区。虞山地区的舜奏韶乐传说与汉代所置的苍梧郡有关，比较晚起，后人附会的程度较大；湖南九嶷山地区乃古苍梧，可靠文献记录了这一地区的许多关于舜的传说，包括奏韶乐的传说。但《山海经·大荒西经》明言奏韶乐在“赤水之南”，而《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说苍梧（九嶷）在“赤水之东”，显然苍梧非奏韶乐之地。奏韶乐之地当在赤水之东的苍梧以南或西南，才符合在“赤水之南”的方位条件，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南岭的粤、湘、桂交界的南岭周边地区，而粤北韶关，地处南岭，连接湘南、桂东，正是这一地区的中心，且魏晋学者认为“南中”有箫韶遗音，唐代以来的学者都言之凿凿地说舜在粤北的韶石奏韶乐。再者韶关众多古迹与舜奏韶乐有关（如韶石、九成台等），更重要的是，韶州在1 400多年以前的得名就是取自韶乐，说明了韶乐的传说在韶关地区源远流长，是古人对此地发明韶乐的朦胧记忆。韶关曲江马坝又发现了西周的舞蹈陶片，雄辩地证明了韶关地区的乐舞起源早、流传广，因此，韶关地区作为最有可能、最重要的韶乐起源地，是极其有利于开发韶乐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