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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文艺与价值观的关系，为研究新时代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工作等的论述，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工作的重要思想。
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价值观又是文化的内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众文化日渐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显文化，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等领域。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发展，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时代特征交织作用，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也日渐复杂，集中表现为：文化繁荣与大众文化乱象并存，承载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形态交融交锋更加明显，网络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对人们的影响力度日益加大。因此，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如何在繁荣和发展大众文化的进程中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如何利用大众文化这个载体培育人的价值观，实现文以载道与以文化人的辩证统一？这些成为亟须回答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繁荣和发展大众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众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含了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大众文化日益成为一种显力量，对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是客观要求。文化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成为产业，纳入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之内。文化产业在现代产业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反过来推动了文化市场化的进程。由此，文化不仅成了产品，也成了商品。作为产品和商品的文化，其质量如何，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行了客观论述，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大众文化在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出现了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现象，存在着只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等问题，为了保证文化产品和文化商品不至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就需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市场的问题。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大众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重要文化载体和文化场域。
文以载道，是文化的基本职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德，是凝聚人心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进程需要大众文化的承载，进而内化为个体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需要采用社会动员等方式获得认知，也需要以大众文化为载体进行渗透。日常生活的主导价值观渗透可以通过大众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途径和渠道进行，反过来，大众文化通过日常生活对人产生教育作用、熏陶作用、感染作用，人在受到大众文化的价值冲击与洗礼的同时，也影响和改造大众文化的价值内核，人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调节、规范、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因此，这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面对西方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西方话语体系的强势地位，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需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维护我国的传统文化安全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演变成核心价值观的竞争。日常生活中的核心价值观寓于大众文化之中，因此，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众文化，使大众文化在满足社会效益的基础上不断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把握大众文化的一元价值主导和多元价值整合是研究的主要任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发展的方式、方法则是研究的难点和重点。“建设当代中国主导价值观、先进价值观，也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它包含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统一；二是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合；三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相吻合；四是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并把这四个方面创造性地结合和融会在一起。”
因此，需要从大众文化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维度，从大众文化的现实问题出发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实施路径。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和合格建设者需要实现文以载道与以文化人的辩证统一，大众文化是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文化形态。
文化是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晶，核心就是人的价值观念。“价值观重要，在于它们如何引导社会行动。它们起这种作用的方式，是让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现状，让人们知道为什么要在其中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指引人们的注意力评估过程（例如判断我们应当照料的是什么？）；给人们的行动提供社会认可的理由，可以按照大家共有的价值观向自己和旁人证明行动是有理的；还给人们提供一种社会认同的依据——例如，相信我自己是有精神价值的人，而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人则不是（邓德拉德1991年）。”
“价值观决定了‘好’与‘坏’的标准，因而与一定历史时期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关系密切。它要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是人的活动取向、导向问题。”
随着社会的开放发展，各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交融，即使同一社会由于不同历史阶段、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和国家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价值公约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增强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石。主导是指占主要地位，起主要作用，引领事物发展方向。核心价值观主导是指发挥价值体系中核心价值的主要作用和引领作用。不同的文化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之魂，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具有广泛的感召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大众文化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们通过消费大众文化，自觉达成价值共识，从而实现以文化人和文化育人的效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兴国之魂，是我们党和国家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价值公约数，是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动权、话语权和主导权，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障。因此，研究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是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本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理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文化的重要形态，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弥合状态，一定程度上又相互促进。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需要结合具体国情加强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其中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大众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解决好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对于明确大众文化的历史方位有重要借鉴意义。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问题，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道德和伦理的主要资源，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从大众文化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入手，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的价值乱象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理论，可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提升我国的文化话语权和领导权。
其次，本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理论。核心价值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处于核心地位，具有引领和规范其他价值观念的作用，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集中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深入日常生活，转化成百姓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话语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而大众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反映方式，在满足人们的日常精神文化需要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大众文化的发展在宏观层面受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受到西方多元价值思潮的冲击，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宏观上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策略之一。在中观层面上，大众文化的发展需要法律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等的约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内在要求。由此，在中观层面上规范大众文化的价值导向，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策略之二。在微观层面上，大众文化的创作、生产、传播、消费过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大众化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嵌入大众文化的具体环节中，才能体现文化育人的功能，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重要举措。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微观层面嵌入大众文化的创作、生产、传播、消费过程是其主导策略之三，在体现主导性的同时也接地气。
最后，本研究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思想政治教育由主体、客体、中介和环境要素构成。载体是中介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就是将大众文化作为载体，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大众文化的价值观考量可从三个角度加以合理解释：社会主义、大众、资本，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具体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如何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中被广大群众所认同、达成价值共识，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大众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场域和文化载体，大众文化自身内蕴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价值矛盾，这就需要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众文化的价值导向，保障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人们在消费大众文化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同时用自身的价值需要促进大众文化的发展，二者的互动关系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
首先，本研究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建设有筋骨、有温度的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面对大众文化市场化、世俗化等现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其中，有利于创作和生产更多有灵魂的文化产品，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和文化市场品质。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大众化的现实，将大众文化作为重要载体，研究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细化、实化价值观教育，从而避免、防止文化发展的物质化和抽象化两种片面倾向。
其次，本研究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从国际视野来看，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越来越多地采用文化渗透方式进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通过芯片、薯片和好莱坞大片实施渗透。研究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有利于抵制西方多元文化思潮的侵蚀，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从国内视野来看有利于国家从宏观层面加强党的领导，从顶层制度设计上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法律；从微观层面加强宣传教育，管理和规范大众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等。大众文化消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消费的盲目性、趋利性等价值取向，对于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长远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规范和引导，对于文化市场的规范、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意识形态的安全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保障作用。
最后，本研究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又对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大众文化的创造主体、销售主体、传播主体、消费主体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因此，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研究，有利于提升人们的价值自觉，增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自信，对于提升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公民的道德素质也有重要的作用，从而最终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大众文化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西方研究大众文化的理论派别繁多，不同的理论派别持有不同的立场，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理论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国内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兴起的，而且随着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增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的理论热点，尤其是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国内的学者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目前，学者们研究大众文化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理论具体的代表人物、大众文化的具体类型、大众文化的具体现象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的系统把握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引导大众文化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尚且不够深入，因此，研究大众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主导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时空背景下，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和现实关注点。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理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予以了不同层面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一时间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哲学、文学、文化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理论视角展开了大众文化的研究。经查阅文献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代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发生转变，新时代孕育新理论，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新时代的划分依据的研究、关于新时代孕育新理论的研究、关于新时代的基本矛盾的研究、关于新时代产生新发展理念的研究等。丁文阁从时代分析的理论途径入手，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观察，发现社会发展时代或时期的划分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矛盾主要方面的阶段性标志。
这样就产生了三种时代划分方法，一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作为划分依据，如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划分为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时代四个时代或四种类型的文明。二是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体即社会形态，特别是生产关系，作为划分依据，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三是以变革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内容作为划分依据。全方位理解新时代的复杂性需要整合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改革战略三种途径：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矛盾阶段性转换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的改革战略。秦宣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指出划分依据：一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三是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四是党的理论创新取得新成果。五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有了新布局。
2020年10月，学术界召开了唯物史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们主要聚焦以下六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述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认识：一是时代变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深刻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重要前提。二是唯物史观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开创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形态，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新特征和中国新国情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三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精神与国家治理的理论探索，关于开展伟大斗争、孕育伟大精神的理论探索，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四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思考与展望。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六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一是面对新形势，提出新方法，二是新时代理论背景下政治哲学的发展。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学者们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各领域的深度合作研究也在不断加强。
关于大众文化的内涵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金元浦在《定义大众文化》中指出：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
金民卿在《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中指出：大众文化是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意义生成和流通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它具有社会大众性、日常生活性、复杂多样性、商业盈利性、强烈渗透性、娱乐消遣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
范玉刚在《当下语境中的“大众”与“大众文化”》中指出：“大众文化”是新质文化形态。当下语境中的“大众文化”之“大众”，并非通常意义的“民众或群众”，而是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化生活中推涌出的特定消费群体。“大众文化”以价值平面化、复制化、肉身化和动态化等追逐和定位于当下的时尚。“大众文化”是契合高技术的文化现象。文学、艺术在“大众”的消费中转换成视像的快感和欲望的满足。
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的特点、主要问题、发展现状的代表性研究有：范玉刚的《“大众”概念的流动性与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宗立华的《大众文化的本质、作用与建设策略》、邹广文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李凤亮的《大众文化：概念、语境与问题》、徐辉与张贞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与发展现状》、赵勇的《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演变轨迹和研究走向》、金民卿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简论》、周中之与张娜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价值导向》、王珂的《为大众文化辩护》、贾明的《对大众文化批评及大众文化特征的思考》、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陶东风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蒋述卓与陶东风的《大众文化研究——从审美批评到价值观视野》、任玲的《大众文化功能性研究——以动漫文化为案例》、贾雪丽的《大众文化价值论：以伦理学为视角》、郑祥福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王小平的《众神狂欢：后现代美学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徐海波的《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等。
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学派及不同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性观点、代表性著作的研究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是个舶来品，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开始研究大众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流派有英国伯明翰学派、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霍加特、霍尔、威廉斯、汤普逊等，代表作有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与《漫长的革命》（1961年），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该学派强调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阿多诺、本雅明、葛兰西、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作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理论与实践》等，该学派强调文化批判、文化霸权。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费斯克、詹姆逊等，主要代表作有约翰·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该学派强调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式文本”，将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结合在一起。国内学者研究西方大众文化流派主要有三种研究范式：第一种研究范式是系统梳理大众文化的主要流派，如陆扬的《大众文化理论》、姜华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赵勇的《大众文化理论新编》、莫林虎等的《大众文化新论》、周志强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陶东风的《大众文化教程》。第二种研究范式是深入研究某一流派或某一代表人物的大众文化理论，如陆道夫的《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述评》、代海燕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反思——一个基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杨东篱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陈立旭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约翰·费斯克文化哲学理论研究》、王小岩的《评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赵勇的《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王晓德的《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欧洲的“美国化”——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例》、朱永良的《鲍曼论现代性、后现代性及流动的现代性》、曹顺庆与黄宗喜的《文化的生产力视角——詹姆逊的文化意识形态观及反思》、尤战生的《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邹威华的《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甄红菊的《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等。第三种研究范式是不同学派、不同人物的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如王海娜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陈李君的《从大众文化理论看阿多诺、威廉斯和费斯克的大众传播观》、肖建华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与辩护——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述评》、张贞的《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资源反思》、郑祥福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
学术界在研究我国大众文化发展时，首先注意到大众文化的内涵与西方大众文化的区别，强调本土化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其产业化、商品化、符号化特征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日常生活、审美情趣、意识形态主导性、国家文化安全等形成冲击，对策主要是规范文化市场，提升大众文化的审美品位，不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等。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活的文化，它不是在封闭、僵化的环境中，而是在开放的、充满生机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它随同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是在同当代多元文化的互动中得到提升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应起到引导而非限制的作用。清华大学王宁认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在两个方面呈现出解构的作用，一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作用，使其从“领地化”走向“非领地化”；二是对精英式的现代主义意识进行了消解，使得后现代主义的平民意识浮出水面。陕西师范大学李西建认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权力在文化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引导性与辐射力，主要体现在审美意识形态层面、消费意识形态层面以及媒介意识形态领域内。辽宁大学高楠认为需要注意大众文化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区分精英文化中以大众文化为旗号的自我兜售，要将批评的锋芒指向那些并不代表大众文化的所谓“精英分子”。陶东风以一些广告和其他大众文化作品为例，表达了对公共话语空间中人类普遍价值丧失、伦理底线崩溃的深深忧虑。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以批判的眼光分析了诸多当代中国电影案例，认为许多电影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叙事贫乏，失去了作为一门艺术应该承担的精神导向作用。他从叙事和道德、文化的关联性入手，认为诗意的叙事与人性深度的结合，是传世电影精品的生命核心。
胡国胜在《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中指出运用革命领袖象征进行革命符号装点的做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果马克思主义化。“符号为统治提供合法化游说，符号系统鼓励被统治者相信既定的社会体系。换句话说，为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水泥、黏合剂。”
万资姿的《符号与文化创造》认为文化创造失控，信息时代是符号急剧扩张的时代，过去被理解为实在性的现实，现在已然为符号加速传播所遮蔽。现在所理解的各种现实，被各种话语、各种叙事、各种指称所代替。消费时代把一切变成商品，把一切商品变成符号，商品有时甚至只有变成符号才能被消费。这造成了价值迷失：人们似乎越来越屈从于符号的价值，在主体与符号的接触中，很少有征服、控制、超越的追求。主体被置于迎合和盲目追随符号价值的境地。个性缺失：符号文化因意义的碎片和自我拼凑而往往容易缺乏创造主体自我所特有的那种表现的能量和个性。目标迷茫：各个符号元素的相互牵扯中，人类文化创造正经历着艰难的精神跋涉，同时又陷入从未有过的目标迷茫当中。
金民卿的《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指出：大众文化对我国社会发展、日常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提供了人民娱乐消遣的广阔空间。第二，开辟了大众启蒙教育的有效渠道。第三，造就了我国经济领域的新型产业。第四，开创了国家政府管理社会的崭新途径。第五，产生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第六，构成了维护我国文化主权的有效屏障。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首先，西方大众文化在影响渗透中国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把它所隐含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传递到中国，形成强大的文化殖民力量。其次，大众文化在主导取向上和以意识形态为意义负载的主导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再次，大众文化在基本的文化精神上和精英文化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此外还有徐亮的《爱与谦卑：当下大众文化最缺失的道德价值》、金民卿的《大众文化：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金元浦的《大众文化兴起后的再思考》、邹广文的《社会转型期的大众文化定位》、张伟的《消费语境下大众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张贞的《中国大众文化之“日常生活”研究》、徐勇的《大众文化政治研究》、李涛的《文化产业背景下的文化艺术生产问题研究》、周兴杰的《文化霸权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的话语重构》、苗元华的《当下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及其影响》等。
“价值热”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凸显，开始从哲学研究中分化出价值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李德顺、李连科、王玉睴、王克千、袁贵仁等。国内学界关于价值问题的哲学思考，始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其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的政治意义和理论学术意义并存。随着讨论的深入，哲学界开始深入思考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实践中主体的价值目的性等问题，价值论应运而生。通常，学界认为中国政法大学杜汝楫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是第一篇提出和研究价值问题的文章。1985年，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出版，这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价值哲学专著。1987年，李德顺主编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学术影响。1989年，李德顺主编的《价值论译丛》出版，分别选取了欧美、苏联和日本的价值论著作。同年出版的还有王玉睴的《价值哲学》、王克千的《价值之探求——现代西方哲学文化价值观》等。1991年后，价值论著作出版渐呈规模。从1995年至今，学者们围绕价值观和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结构、价值观念与文化的关系、价值观的多元性与统一性、价值观念冲突和普世价值、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变革等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价值观念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研究价值观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关于价值研究通论性的成果主要有：李连科的《哲学价值论》、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马志政的《哲学价值论纲要》、王克千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哲学引论》、王玉睴的《价值哲学新探》、门忠民的《价值学概论》、李德顺的《价值新论》、李德顺与马俊峰的《价值论原理》等。关于价值研究专论性的成果主要有：评价论方面有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冯平的《评价论》、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社会评价论》、何萍的《生存与评价》、张理海的《社会评价论》等；价值思想史方面主要有赵馥洁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江畅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江畅与戴茂堂的《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张书琛的《西方价值哲学思想简史》等；价值观方面有冯景源的《西方价值观透视》、李嗣水与刘森林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追求》、漆玲与赵兴的《价值观导论》、胡振平的《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兰久富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等；价值基础理论方面主要有孙伟平的《事实与价值》、牟永生的《走向价值的深处》、刘永富的《价值哲学的新视野》、邬琨与李建群的《价值哲学问题研究》、江畅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袁银传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樊改霞的《价值观教育的现代困境与出路》、郑伟的《从主体的变迁到价值观启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张学森的《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构建》、李仁涵等的《人工智能与价值观》、晏辉的《现代性语境下的价值与价值观》、雷浩伟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宣兆凯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研究》、蒋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和国际传播》、汪信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江畅的《论价值观与价值文化》、孟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认同问题研究》等；审美价值方面主要有黄海澄的《艺术价值论》、杨曾宪的《审美价值系统》等；邓小平价值思想方面主要有王玉睴的《邓小平的价值观》、袁贵仁与方军的《邓小平价值观研究》、李德顺的《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研究》等。除上述个人专著之外，还有多部论文集和系列丛书。
关于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的含义、本质，价值与价值体系，价值与人的价值，价值冲突与价值认同等方面。宋希仁、陈劳志、赵仁光主编的《伦理学大辞典》认为：价值原意是指事物的用途和积极作用，表示人与各种对象之间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关系。价值具有社会性，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
刘炳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它是商品的一种属性。价值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伦理学原理卷》认为：价值是反映主体和客体间基本关系的哲学概念，体现的是社会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及人的需要是价值的主体与主观前提，而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则是价值关系的客体与客观前提，主体与客体、主观前提与客观前提的统一，构成价值的要素。
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认为：价值最初是经济学概念，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为商品基本属性之一。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后来这一概念泛化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各学科。韩震在《中西方核心价值观有何不同》中指出：哲学范畴的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变化对于一定的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而价值观则是一种价值意识，是对价值关系的反映，是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根本准则。它所表达的是人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判断、评价、取向和选择，所反映的是价值主体的根本地位、需要、利益以及主体实现自己利益、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和活动方式等。
关于价值主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冲突与价值主导、思想政治教育与价值主导、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价值主导、价值认同与价值主导等方面。阮智富、郭忠新编著的《现代汉语大词典》认为：主导的第一个含义是指主要的并且引导事物向某方面发展的，第二个含义是指起主导作用的事物。
价值主导的含义主要是指在价值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或者是价值如何发挥主导作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价值观”为关键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检索，所得著作超过2800条，论文超过17万条。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成为主流趋势，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关键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检索，所得著作超过1700条，论文超过4. 7万条。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综合起来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理论的研究。郑永廷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等著作从理论上廓清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地位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和方法，深化和拓展了价值观研究的视野。侯惠勤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解读出发，全面驳斥了当前社会思潮中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虚假论”“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论”等论调，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扫清了思想障碍。直接以价值观作为研究对象的典型论著有袁贵仁的《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观若干问题的思考》，其指出当前需要研究各种文化形式在构建和改变人们价值观中的作用，研究各种文化形式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规律和特点；研究价值观教育中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研究个人价值中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个人价值观变革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从中揭示价值观教育不同于科学知识教育的特殊规律性。
这些论著及其观点为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好了理论铺垫和前提准备。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①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研究。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刘苍劲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唯物史观》等从唯物史观角度界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陈新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高静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及其功能》、李崇富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观念到现实的思考》等从价值哲学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了阐述；吴潜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从伦理学视角出发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郑杭生的《关于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的几点思考——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周和义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学解读》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界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石开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释学建构》从解释学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了介绍。②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背景与意义的研究。秋石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李国华的《进一步深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韩庆祥的《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意义》、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许志功的《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背景与意义；王联斌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郑国玺的《简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郭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成条件论析》等从实践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背景与意义。③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的研究。侯惠勤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根本》、韩震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④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构的研究。吴潜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张利华的《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与内涵》、黄凯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责任主体、路径依赖和结构浅析》、戴木才与田海舰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荣开明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第一要义》、巩建华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石书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层次性及其把握》等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逻辑结构。⑤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功能的研究。张民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功能》、乔法容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田心铭的《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何颖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谐文化建设》、梁周敏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道德建设》、徐柏才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价值》、吴倬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理论思考》、张国献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功能》、包心鉴的《积极做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工作》、韩振峰的《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王虎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合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征的研究。金显跃的《简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辩证特性》、田海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韩振峰的《略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特征》、庄锡福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进行了不同的界定。⑦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研究。杨义芹的《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杨业华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韩庆祥的《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意义》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原则、基础、重点和路径进行了阐述。可见，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研究，学界力图从学理和实践上给出一个较为清晰的阐释，这些研究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研究。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本身就是培养和践行的过程，而且学理的分析也涉及建设路径的探索，如黄进的《论核心价值观》、袁银传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爱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季明的《核心价值观概论》、朱颖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维研究》、戴木才的《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现实与前景》、田海舰与邹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石刚与李丽娜的《核心价值面面观》等。这些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的研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是以戴木才、田海舰等学者为代表的内核和最高抽象说。戴木才、田海舰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
另一种观点是以张利华等学者为代表的整体部分说。张利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照从低级向高级的逻辑递升顺序排列为：社会生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伦理价值观及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其次是基于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状的分析，如龚群的《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调查研究》，李建华等的《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社会思潮有效引领研究》，宣兆凯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程恩富、郑一明、冯颜利、辛向阳等编著的《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张书琛的《体制转轨时期珠江三角洲人的价值观》等。这些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采取有效措施，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地对涉及政治、经济、人生、家庭、传统、道德品格等的价值观内容进行了全面调查，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当前社会价值观的总体态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再次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载体研究。这些研究集中于“怎么办”，有的放矢地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对策建议。在培育途径上，学者们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在基本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继承发展和创新传统价值资源、批判借鉴西方文明资源。在具体方式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日常生活和国民教育全过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党和政府的榜样示范作用、教育的培养教化作用和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政策法规、制度设计、社会管理之中，使其入脑、入耳、入心。此外，伦理学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相关学科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也是值得借鉴的学术资源。
近年来，大众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如刘自雄与闫玉刚的《大众文化通论》、赵勇的《透视大众文化》、莫林虎等的《大众文化新论》、李炜的《中国大众文化叙事研究》、陈立旭的《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叶虎的《大众文化与媒介传播》、姜华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金民卿的《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叶志良的《大众文化》、惠敏的《当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解读》、徐海波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尤战生的《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等。上述研究在介绍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同时，重点讨论通俗小说、电影、流行音乐、动漫文化、音乐剧、时尚文化等大众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途径等问题。
大众文化是当前的一种主要文化形态，而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因此，关注和研究大众文化就要关注大众文化内蕴的价值观，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联系。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司马云杰在《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一书中认为，文化构建价值意识的理论是“把人的心理生物机制和文化世界看作是不同次第的开放体系，研究它们的交互作用怎样在人的心理生物机制上积累、凝聚、内化、整合为不同价值心态，并对外部世界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一种学说”，“文化并不仅仅是符号、形式，而是包含着人的需要、目的、意义、价值的，是对人能够发生功能的特殊世界”。
何萍在《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一书中认为，“从文化发生方法论的视角强调文化是历史性生成的，考察人类的认识结构。文化发生方法强调符号功能的作用，符号功能的发挥和扩大，就是人的自我创造性的发挥与扩大”，“文化的创造性过程是人的价值实现过程，是人对美的追求和人的自由发展历史过程”。
叶虎在《大众文化与媒介传播》一书中认为，“从消费社会的语境来看，大众文化消费功能日益凸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意义的生产和流通。也就是说，使用价值的有效性在不断变换的大众文化产品面前逐渐淡化，在时尚消费中，消费品主要作为一种表征、一定社会意义的符号而存在，符号价值的凸显使得大众文化产品与消费者自身的个性、特征、身份、地位、声望、权利等联结起来”
。浙江大学徐亮提出，“当下大众文化最主流的价值取向是自私和骄傲，而爱与谦卑是它最缺失的道德价值。遗憾的是，许多大众文化产品的道德宣传恰恰与此相反”
。上海大学邓金明对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和文化产品的价值观进行了概念辨析。陈承新的《论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指出，优化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改善政治意识引导方法，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抵制商业侵袭；二是多元化增加文化公共品投入；三是均衡城乡供给和地区供给。
刘建军的《中国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探讨》认为文化产品评价体系由评价组织、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内容、评价制度等诸多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核心价值、社会效益、产品质量、市场水平、税利能力、生态环保、发展潜力等多方面科学系统地构建文化产品评价指标体系；应加快制订出台我国文化产品评价的国家标准，实行文化产品职业评价师制度，整顿规范文化产品评价秩序，不断完善我国文化产品评价体系。
齐仁庆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认为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参与者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诉求，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文化产业生产的内容、价值取向的发展方向形成不同的作用力。
罗剑明的《“核心价值”如何主导大众文化》提出发展大众文化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同时也要具有自身发展的主体地位，要认真处理好这种“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既确保方向，又不断前进，为建设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服务。
冯立刚与邓建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众文化的方式与机制》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方式，并从五个方面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众文化的机制：一是优化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机制；二是建立预测大众文化发展趋势的机制；三是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的机制；四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众文化生产的机制；五是建立区分大众文化多样性需求的引领机制。
韩震的《大众传媒、大众文化与民族文化认同》认为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文化交往空间，任何民族、国家都不能不关注和思考其影响力。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而流通，它对国家的认同利弊共存：既可以促进新的文化认同，也可能动摇既定的文化基础。
其他代表作有刘永平的《大众文化：意义的生成与理论的张力》、熊黎明的《大众文化批评及其价值取向》、陶东风的《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黄汀的《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文化价值批判》、程代熙的《谈“大众文化”》、王迎新的《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傅守祥的《大众文化的现代性悖论：技术物性的固化与日常感性的想象》、徐海波与黄冬玲的《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大众文化》、冯昆的《从双重超越到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回顾》等。
自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方的媒体和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大众文化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流派繁多，学者的立场不同，研究的出发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理论、大众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等方面。
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外学者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的共产党、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等问题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并发表了相关论著。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新时代中国政党及政党制度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坦诚开放，充满自信；善于学习，勇于创新；执政为民，尚贤使能；从严治党，堪为榜样；胸怀天下，敢于担当；视野长远，行稳致远。代表人物如全球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拉什·多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助理校长劳里·皮尔西、欧洲左翼政党主席洛塔尔·比斯基、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埃列奥诺拉·皮沃瓦洛娃、意大利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姜·埃·瓦洛里等。国外许多政治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核心要素，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汲取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精髓，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范式和政治心理，代表性人物有郑永年、沈大伟、梅格里奥、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奈斯比特等。其次是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国外许多学者考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背景，聚焦于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强军思想、外交政策和政党建设等主要内容，并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探究了其海内外深远影响力，代表性人物有美国中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奇克（Timothy Cheek）、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克里·布朗（KerryBrown）、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沙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东亚问题专家吴本立（Brantly Womack）、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约翰·黄（John Wong）、澳大利亚中国政治专家格罗特（Gerry Groot）、比利时汉学家蓝露洁（Lutgard Lams）、日本学者铃木充（Suzuki Takashi）等。再次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注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次理论创新都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理论根基扎实，深受民众欢迎。代表性人物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芝加哥大学教授张大卫、德国埃森－杜伊斯堡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罗西塔·德利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柯岚安、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美籍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等。但也还有一些国外学者没能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吸纳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元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我们应重视认识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最后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国外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以研究中国共产党而著称的学术名家，如施拉姆、野村浩一、裴宜理、莫里斯·迈斯纳、温迪·吕贝全、傅高义等。公开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伊丽莎白·伊科诺米的《第三次革命：习近平与中国新国家》（2018年版）、约翰·加里克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改革》（2018年版）、艾格尼丝·安德瑞希的《习近平：红色中国及下一代》（2017年版）、罗斯·特里尔的《大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国领导人的国际视角》（2016年版）、林和立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复兴、改革还是倒退？》（2015年版）、玛诺拉扬·莫汉的《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2014年版）、威廉·荷尔斯泰因的《美国媒体误判中国了吗？》（2014年版）等。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伟大成就、未来布局与战略设计、国际政治经济意蕴等诸多问题进行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光辉历程、分析国外学者的立场和观点、研判这一重大历史节点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好地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体系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众文化的国外研究者众多，流派纷呈。主要表现在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等，主要代表人物有利维斯、威廉斯、葛兰西、费斯克、凯尔纳、鲍德里亚等。国外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大众文化”的内涵、大众文化的表现形态、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大众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先后出现了“文化工业”“文化霸权”“消费文化”等大众文化阶段。主要代表作有雷蒙·威廉斯的《出版业和大众文化：历史的透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与《合法化危机》、大卫·雷·格里芬的《后现代精神》、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约翰·斯道雷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迈克·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化转向》、特里·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等。
雷蒙·威廉斯的《出版业和大众文化：历史的透视》区分过大众的三层含义：第一，为民众；第二，反抗权威的大众欣赏趣味；第三，依赖市场。
在《解构“大众”笔记》中，霍尔分析了大众文化的不同含义：首先，事物被称为“大众”的，是因为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这是这个概念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其次，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接近大众的人类学定义。最后，用关系、影响、抗衡等延绵不断的张力来界定大众文化，集中讨论传统文化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戴维·英格利斯在《文化与日常生活》中指出：文化包含一个特定群体的观念、价值、信仰的模式以及他们“典型的”思考和感知方式；一个群体的文化有别于另一个群体的文化，即每一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包含诸多意义，且文化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一个群体的观念、价值、信仰深刻影响并共同促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一个群体的价值、信仰蕴含于各种符号和工艺品中；文化是习得的；文化是多变的；文化与社会权力机构紧密相连；通俗文化，即大众文化，是被大众生产的、无思想性的、不精致的并且是空洞的。
对大众文化批判得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广的是阿多诺。“文化工业”是阿多诺用得最多的术语。它基本上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理由是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大杂烩，它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所以是一种文化工业。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到，大多数流行于世的需要，如休闲、享乐、广告、消费等，都可以归入虚假的类型，其被当成真正的需要而无止境追逐的结果是造成个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趋成为畸形的单一维度的人。
葛兰西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利用霸权，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他们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倘使统治阶级在这方面做得成功，就无须使用强制和武力手段。
葛兰西强调，霸权的生产、再生产以及转化都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反之国家采用的是强制和压迫的手段。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是通过市民社会涵盖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种种机制，来为霸权的生产、再生产和转化服务的。
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指出：大众的辨识力所关注的是文本的功能性，而不是文本的特质，因为它所关注的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主要有三个标准：相关性、符号生产力、消费模式的灵活性。大众文化是在资本主义与日常生活提供的文化资源的交接处形成的，这就决定了相关性是核心的批判标准。他还提出了重要的“两个经济的理论”——金融经济、文化经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以大众文化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的特点是从现代主义的语言中心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视觉中心文化。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将艺术降格为商品世界的符号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终结旧的文化形式，而将符号和消费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
哈德罗·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指出，在每个社会里，价值都根据特色鲜明的模式（制度）来塑形和分布。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中提到，在当代媒体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与娱乐媒体是一种深刻而又常常被误解了的文化教育学资源：它对教育我们怎样举手投足，思考什么、感受什么、信仰什么、恐惧什么、渴求什么，以及什么不能做等，有很大的作用。文化研究阐明文化产品如何表达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等的再现，揭示这些现象是怎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综观历史，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理念到近代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资产阶级价值观都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自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确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等价值观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逐渐成形，并逐渐融合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精神。这一资本主义精神在后来被不同的思想家佐证和完善：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里，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个人追逐利益和财富的正当性、合法性，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资本主义精神则表现为个人追求自利过程中对他利和社会公共规则的尊重；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将其定义为“天职劳动观”，即资本主义逐利精神和宗教禁欲精神的统一；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期望改革和追求解放与自由，两者可以和谐地结合并相互促进，当资本主义获得独立的发展之后，它放弃了新教伦理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和通过劳动实现救赎的天命观，这便意味着社会凝聚力的消解，意味着个人生活意义的失落。因此，通过复兴宗教精神来拯救资本主义便是必然之举。后来英格尔斯、亨廷顿、福山、罗尔斯、麦金太尔等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内蕴价值观，以下是对20世纪以来的研究进行的简单梳理和剖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卢卡奇（Ceorg Lukacs）等分析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价值理性的退场和丧失，批判了失去价值导引后“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阿尔都塞阐释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问题。以“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为契机，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完结，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向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与此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等西方社会主义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他们重视平等、效率、自由、民主、自治、人权、博爱、福利、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并努力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主要目标上取得更大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来，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对反马克思思潮进行了逐一驳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
概括而言，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上存在颇多局限，但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追求的分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显力量，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力量一起参与。国内关于大众文化、价值的研究都经历了由冷到热、由隐性到显性的过程，研究著述日渐丰富、研究范围日渐宽广、研究内容日渐深入，尤其是文化产业兴起以来，关于大众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呈现出繁荣的趋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性的理论和对策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和细化。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自身的概念、定义、认同、政治功能、实现路径及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等几个维度，而没有从理论根源上解决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主导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个系统工程，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载体。大众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反映方式，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众文化多元多样的价值取向，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作用，必须要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加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泉和沃土，需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前对于国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有待深入发掘，而不是停留在表层的介绍，要从西方国家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上、理论上寻求解决的办法和经验的借鉴。
第二，关于我国大众文化理论与现实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加强。国内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文学、新闻学、传播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而且多侧重于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梳理和比较，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是“谁创造了谁”的问题还未达成共识，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定位、历史功能等还需要重新形成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大众文化理论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大众文化的历史分期、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及发展趋势等都是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需要从历史视角给予科学合理的定位。
第三，关于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和深化。目前关于大众文化主导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精英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立场等视角进行的，对大众文化经常持批判、怀疑的态度。由于大众文化的发展受到西方多元社会思潮的影响，多数研究局限于批判其市场化、功利化的功能，而忽视了其对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各种价值观念在交流互动中产生的，对其他价值观念具有引领和规范作用，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大众文化一方面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需要从大众文化的理论变迁、发展轨迹、内涵的价值观入手，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促进大众文化健康、持续发展，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同时，需要结合我国社会的现实、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加强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的框架设计与研究方法。问题提出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需要大众文化作为文化载体进行普及、宣传和教育，大众文化承载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实现以文化人的目的。研究意义分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主要包括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研究、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理论研究，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研究；现实意义包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文献综述主要包括梳理国内外大众文化理论与现状的研究，核心价值观理论与现状的研究，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经验研究等，在此基础上为本书的写作和研究提供理论与现实的支撑。研究框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基础性理论、现实问题与国外经验借鉴、主导路径、结语。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创新点主要包括研究主导路径、经验借鉴、现实问题的研究视角比较新。
第二部分介绍研究大众文化的基础性理论，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
第一章从理论上厘清新时代、文化、大众文化、核心价值观、主导等基本概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前提和基础。从新时代背景出发，阐释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大众文化内蕴一定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大众文化的承载。这章内容为本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章介绍新时代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的理论基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核是核心价值观，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是核心价值观的竞争，国家文化软实力理论构成核心价值观主导的理论前提；大众文化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体现出价值取向、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越是多元多样，越是要凸显出主导性，主导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指导。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理论贡献很大，例如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本书主要选取文化工业理论、文化话语权理论、两种经济理论、消费社会理论加以研究，为我国大众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主导提供有益借鉴。本章主要探讨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为后面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做理论铺垫。
第三部分分析新时代大众文化的现实问题和国外经验借鉴，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
第三章介绍新时代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必要性。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文化发展趋向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嬗变，分析其背后存在的价值困惑，以期更好地推动新时代大众文化的健康良性发展。结合最新的实证调研和典型案例分析，指出颠倒是非曲直的虚无主义价值取向、刻意追求经济效益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注重符号消费的形式主义价值取向对新时代大众文化的健康良性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
第四章为美日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经验借鉴。大众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大众文化与各国核心价值观之间的互动经验比较丰富，基于文化的代表性，本书选择美国和日本作为研究对象。梳理美国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日本整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两种不同类型的核心价值观，及其与大众文化的耦合关系、主导大众文化发展的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历史参考。
第四部分研究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可行性，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和研究重点，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发展的不同维度：宏观层面的引领路径、中观层面的规范路径、微观层面的嵌入路径。
第五章介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众文化发展的路径。引领路径可以分为精神引领、思想引领、创新引领。精神引领主要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引领，凸显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和时代最强音；思想引领主要是坚持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引领多元文化思潮，坚持一元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繁荣发展；创新引领是指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引领大众文化走向开放的世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第六章介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大众文化发展的路径。规范路径可以分为制度体制规范、法律法规规范、道德行为规范。制度体制规范主要是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从顶层制度设计上规范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法律法规规范主要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思维方式等，发挥法律法规蕴含的价值属性和价值目标导引作用；道德行为规范主要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道德榜样的示范引导、节日仪式的涵化渗透等，进行日常行为规范和约束。
第七章介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大众文化的路径。嵌入路径分为创作、生产、传播、消费过程的融入。首先，培养德艺双馨的文艺创作者；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和人的个性化差异，不断创作出满足人们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的文化作品。其次，从文化作品到文化产品的转变是大众文化价值实现的基础，在生产过程中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品牌意识、资金投入都是增加文化产品附加值的重要因素，要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再次，大众文化传播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文化产品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就是要对其进行重新编码，不断创造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符号，通过符号传播，使人们自觉达成价值共识、形成价值认同。最后，营造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提升大众的审美品位、培养科学合理的消费意识。
第五部分是结语。结语主要总结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疏漏，然后展望今后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这是对本书的深化和总结。
本书在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寻找研究的切入点和创新点，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展开论述，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三种：
利用文献研究法搜集与大众文化、核心价值观、主导性等相关的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从而为本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资料。从图书系统了解相关的理论观点，从期刊、报纸、官方网站等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从博士、硕士论文资料库了解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从而为本书的撰写提供前期的资料准备和新的研究视角。
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国际化发展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经验、规律，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迅速，衍生出诸多研究流派，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书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比较这两个国家大众文化发展与核心价值观的互动关系，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西方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引导大众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众文化的要素构成与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大众文化与文化系统的关系研究，大众文化内蕴的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研究都要采取系统研究方法，从文化学、价值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诸多学科加以系统的分析，从大众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境遇出发，结合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把握。
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已经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本书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视角出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为历史背景，分析当下大众文化价值乱象的主要根源，从而寻求有力的突破口。受个人精力所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实践路径是创新点。从宏观层面引领多元文化思潮，包括精神引领、思想引领和创新引领；从中观层面规范大众文化的发展，包括制度体制规范、法律法规规范、道德行为规范；从微观层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大众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
（2）美国和日本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经验借鉴是本研究的第二个创新点。美日两国分别代表了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观类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大众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互动耦合关系，总结出两个国家核心价值观主导大众文化的历史经验，这个视角是本研究的创新点。
（3）中国大众文化价值取向的历史嬗变是本研究的第三个创新点。本书根据世俗化、市场化、自由化三个不同的价值取向来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期，研究每个历史阶段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标志性事件，是历史与价值相统一的研究方法。
大众文化是个开放的文化场域和文化空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挖掘和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凝聚社会力量、达成社会共识，最终形成价值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的维护和主导性的发挥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大众文化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承载了多元多样的价值观念，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众文化进行规范和引领。但是，受时间和精力所限，未能采取实证研究、个案分析，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加强理论的深入和实证、个案的细化，使研究能够更加具有理论解释力和现实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