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由于利益驱动、政治利好、文化认同与亲缘关系等原因，台资企业较早进入大陆市场。台资企业经历过早期来料加工的简单制造业阶段，后来把握多次技术革命升级机遇，不少企业在经营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其他地方的企业相比，台资企业各项资源禀赋并不具有绝对优势，但是能够在如此多变的全球化进程中取得重大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它们具备一定的特质与文化基因。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台资企业进行研究时，发现其具有明显的核心特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颜莉虹（2019）对大量的台资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台资企业普遍具有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特色管理制度。陈嘉等学者（2020）在对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两岸同胞都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集体主义，两岸企业都具备这种企业文化。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台资企业具有中西方企业文化兼顾的优势。于铁山（2020）在对台资企业转型升级进行研究时，发现台资企业在秉承现代管理制度理念的同时，融进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管理模式。最典型的便是“叠罗汉”式的台资企业，其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管理制度，其中台湾鸿海精密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公司就颇具代表性。这种“家长式”的管理理念对于加强台资企业内部团结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石正方（2015）在对台资企业竞争力优势进行问卷调查研究时，发现在严厉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台资企业积极地融进中国的家庭文化，并努力给员工营造“公司就是家”的企业氛围，以此要求员工对公司表现高度的忠诚，并将这种忠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的观念相融合。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使台资企业在全球企业之中独具特色，效果显著，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凝聚力，还打造出了一批高素质、高效率、高忠诚度的员工，从而提升台资企业整体的竞争力。
但是，张滨、刘小军、李永健（2017）等指出，这种台资企业在进入中国大陆时，与大陆民众所拥有的人人平等价值观有部分的冲突。社会主义制度下强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这种过于严厉的公司制度在缺乏相应福利保障的情况下，使这部分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面临着高离职率与投诉不断的问题。
李臻和耿曙（2020）通过对大量台资企业发展问题的实证研究，发现台资企业的人力资源因素是台资企业的核心特质，是台资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磊（2019）通过研究台资企业外部压力升级的问题，发现台资企业受日韩和欧美影响较大，会积极应对压力，采取有力措施，建立起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以抵御风险。其实，台资企业中的不少台籍员工都有服兵役的经历，这些员工具有来自军队的等级秩序感、忠诚度、执行力，相较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员工具有更强的优势。正是这种理念也使得台资企业更愿意雇佣台籍同胞作为公司的核心成员。同时，这种平台机会也使得台籍员工得到更好的锻炼，使其能比其他地域同龄的员工更快速地成长。这种正向的螺旋式关系使得台资企业与掌握核心技能的台籍人才彼此抱团，更好地促进双方的发展。陈嘉（2016）对台资企业福利进行大量数据研究调研，采用扎根理论进行分类，发现台资企业的福利制度受到日韩两国影响较大，更加注重工作机会的稳定和员工收入的调节，特别是对掌握核心技能的人才，公司会尽力地提高其工作的满意度，为这些员工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林晓峰和陈丽丽（2015）在研究台资企业转型时，发现台资企业花费巨额的培训费用来提升企业核心技能人才的技术水平，企业更注重的是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正是台资企业这种对核心人才的高待遇，使其获得了核心骨干人才的奉献与忠诚，再加上高福利政策和广阔的成长提升空间，使得台资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具备较强的优势。
然而，范旭和刘伟（2020）发现台资企业的这种核心人才高标准待遇存在与普通员工不同酬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部分非台籍员工，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这种区别化对待员工的企业行为会对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产生很大的影响。
陈蓉和吴凤娇（2019）通过对台商投资区域进行研究，发现台资企业受到台湾岛内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加注重技术驱动，企业通过应用高新技术，减少资源的使用，技术创新已成为台资企业发展的传统。伍湘陵和邓启明（2019）通过对大陆台资企业转型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台资企业历来都重视技术因素，20世纪80—90 年代从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并在台湾进行应用，使得台湾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一度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领头羊。随后，台资企业技术迁移至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更加明显。苏美祥（2018）在研究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支持体系后，提出大陆应提升服务精准度，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引导台资企业转型发展。从宏观来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需求结构的升级、产业组织结构的改革和创新、全球经济梯度发展效应、国家战略的积极推动。刘金山和文丰安（2018）在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成果进行研究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便利，同时，对部分传统行业的企业进行淘汰。在此背景之下，多数台资企业及时调整策略，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多数转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在这个升级过程之中，企业自身的技术得到升级。陈艳华等学者（2017）发现台资企业在全球进行扩张，将早期的资本转化为技术，通过对新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新材料与新工艺的使用、新产品研发等措施使其能够获得市场认可，并迅速发展。但是，张晓磊（2017）通过对外资企业与中国台资企业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台资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由于过于重视台籍人才而忽视了其他群体员工，使得科研人才储备不足，台资企业普遍存在后续人才乏力的问题。
大陆与台湾人民同根同源，都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所以，台资企业与其他投资者相比，能够更好适应大陆的社会环境，并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杨洋（2020）通过对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构建多功能交易平台进行研究，发现随着大陆对台商投资政策不断放宽，台资企业的投资动机逐渐从成本推动型向市场扩张型转变。关于大陆相关政策，尤其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对台资企业的影响，Daniel H． Rosen和Zhi Wang （2011）认为，ECFA改变了两岸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的不对称情况。对台湾而言，将两岸“不正常”经济关系“正常化”比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关系自由化更具有价值，尤其是ECFA中的特定条款——“联合产业合作”，可为大陆台资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杨宜等学者（2016）在研究台资企业与社会关系问题时，发现台资企业善于处理社会关系，让企业处于一种较好的社会环境中，但也指出过分重视社会关系的台资企业优势不明显。许志桦等学者（2019）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战略进行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对支持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采取支持的态度，多数来中国大陆投资的企业家支持两岸统一。为此，各级政府也贯彻中央政府对待台胞的政策，对其进行合规优待。张雨迪（2016）在研究了两岸政治、经济等关系后，指出台资企业要融入大陆经济发展趋势，实现创新转型发展。但是，畅秀平等（2015）在对台资企业税收问题进行研究时，发现台资企业因为在中国大陆不同地域政策的选择较多，所以在处理不同地方政策待遇问题上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化的对待策略，极易引起当地政府和企业的不满；部分台资企业社会关系处理不当，反而对其发展不利。范越龙（2015）对多地市引进的台资企业进行分析，发现虽然两岸的传统文化相同，但是两岸的发展有所不同，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部分台资企业家在中国大陆按照资本主义制度的处理方式会产生不良影响。谢国娥（2018）在对台资企业社会关系维护进行研究时，发现部分台商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存在不当的言行，影响了台资企业与当地社会的关系。众多学者对大陆台资企业竞争力、企业发展、台资企业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常规和宏观的经验分析，但这些研究由于数据获得途径以及研究角度的差异，未能对大陆台资企业生产和经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即使有个别研究利用了问卷调查方法，但是调查内容和区域范围相对狭窄。例如，徐宗玲和王聪（2008）采用汕头市纺织业台资企业市场调研数据，通过扎根理论分析了台资企业的网络形态；吴德进和严谨（2010）分析了福建省台资集群网络下，内外资企业协同升级的困境与出路；王鹏（2009）基于珠三角台资企业问卷调查分析了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赵春兰（2011）通过对宁波台资企业进行调查，分析了涉台纠纷仲裁调解的现状与对策；周忠菲（2011）基于上海台资企业问卷调查，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大陆台资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