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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力是企业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国内外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竞争力进行了研究。但迄今为止，对于企业竞争力概念的界定在学界中仍未达成一致。本书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展开述评。
企业竞争力体现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是需要进行比较而产生的相对概念。部分学者指出可以从竞争对手的角度研究企业竞争力问题。世界经济论坛（1994）将企业竞争力定义为“一个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的财富”。Peter Roberts （2002）对企业信誉进行研究，发现通过对不同商业机构的竞争力进行横向匹配，可以把企业拥有的能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归纳为企业的竞争力。金碚（2008）在主持对中国企业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时，就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意义的思路。但是，如果只从竞争对手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竞争力，只侧重企业外部竞争环境的分析，往往会忽略企业内部组织的重要作用，该定义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企业竞争力可以看作在市场模式下企业将自身资源和能力进行整合的能力，故而有学者尝试从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的角度对企业竞争力进行定义。Prahalad （2000）和G.Hamel （1990）将企业竞争力界定为“组织中的积累性学习，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能的知识”。蔡宏明（2001）在对台资企业全球竞争力进行研究时，指出企业的竞争力侧重企业内部环境分析，致使部分台资企业缺乏对外部竞争环境的认识，容易导致企业盲目扩张。由此可知，这种从自身资源和能力出发的视角对竞争力的分析仍然有些欠妥。
资源是企业竞争力形成的基础条件，能力是企业竞争力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影响着企业资源、能力的发挥。Igor Arenkov、Iana Salikhova和Dinara Yaburova （2019）在对全球零售企业的竞争力问题研究中发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面向市场和顾客时，合理地运用企业内部的经营资源，向市场和顾客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在与竞争对手的角逐中建立竞争优势的能力。邓新明（2018）指出，企业竞争力是企业通过自身要素的优化及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在有限的市场资源配置中占有相对优势，进而处于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状态的能力。
还有其他国内外的学者从企业人力资本、产业经济、管理战略、成本定价、信息掌控等角度对企业竞争力进行了不同视角下的定义。通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竞争力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企业自身资源、市场环境、企业能力、外部环境都可以对企业的竞争力产生一定影响。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多层次的现代企业制度，现在已经很难有单一的因素直接控制企业竞争力。由此，本书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竞争力进行如下界定：企业竞争力是企业通过整合自身资源和内在能力，在与外部市场竞争环境的交互作用下，最终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比竞争对手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
竞争力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理论，其代表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马歇尔的集群优势理论，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才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揭示竞争力的形成和演变规律。关于企业竞争力理论，学术界主要围绕产业分析、资源及能力等因素来阐述观点。
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种理论将产业看作同质企业的集合，从而以进入壁垒等市场分析而不是企业内部因素差异来解释不同的市场优势、超额利润及持续竞争优势。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将产业组织分析法引入战略管理领域，基于他的“五力模型”，提出成本领先、差异化、目标集聚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三种主要战略。我国对竞争力的研究初期受以波特为主的结构学派的影响，主要以产业分析为主，如李维安和马超（2014）以企业所在的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盈利潜力为关注目标，通过研究分析竞争力的来源及作用方式，提出了波特模型的改进模型。薄湘平和易银飞（2007）在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和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需要采用完整有效的方法并结合最新产业国际竞争力内容来构建经济分析框架。
Jay Barney （1991）在基于产业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所占有资源的质量或者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使用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并且当这种资源难以被模仿和替代时，企业就获得了持续的竞争优势。从2000年开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把注意力投向资源学派的某些观点，并对企业内部资源特别是关键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了研究，如方润生、李恒（2000）等特别强调技术创新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企业能力理论兴起。该理论认为，企业的专有能力、资产和独特机制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基本因素。企业能力理论主要有C.K.Prahalad和G.Hamel （1990）的核心能力论、Alfred D.Chandler （1992）的组织能力论。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内部独有、能为消费者带来特殊效用、使企业在某一市场上长期具有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额利润的内在能力。如康容平和柯银斌（2000）根据C.K.Prahalad和G.Hamel的核心能力论的局限性，提出了企业战略能力矩阵。滕光进和叶焕庭（2000）根据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将契约理论与能力理论有效地融合，构建了企业竞争力能力体系。陈晓萍、徐淑英和樊景立（2011）从组织管理学角度对企业竞争力问题进行分析。Justine Falciola （2020）等学者对企业竞争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多维度框架下企业竞争力开发与提升问题。虽然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推演不同的观点，但总体上都是从企业自身资源、内在能力以及企业竞争环境等方面来解释企业的竞争优势的。
企业竞争力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竞争力的形成取决于相互联系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金碚（2008）认为，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有四个：企业面临的各种“关系”和环境、企业拥有的各种资源、企业特有的能力及企业的文化理念。而世界经济论坛（WEF）认为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五个，即变革因素、变革过程、环境、企业自信心和工业序位结构。Howard Thomas（1999）认为快速反应能力、产出加快能力和资源效果能力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三个因素。柴小青（2002）则认为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共同作用决定着企业竞争力。
通过以上的统计、分类，我们发现目前对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企业文化、信息化管理、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从不同方面总结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但若能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则会更完整。而且构成企业竞争力的各影响因素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已有的研究并没有揭示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企业竞争行为包括市场行为（如调整价格、促销活动）和非市场行为（如公关），许多学者针对其主要特征进行研究，并将这些特征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竞争行为的整合性。这是指企业对其市场与非市场行为的整合程度。Pierre Chandon等（2009）指出，高效率的市场行为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绩效，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利用非市场行为来加以辅助。产品和服务作为支撑非市场行为的关键点，使得非市场行为的价值得以体现。一般来说，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其市场与非市场行为要具有一致的价值走向和发展目标，这也恰好是确保企业在竞争中达成利益最大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第二，竞争行为的创新性。创新性表明了一个企业的自主行为与行业内其他企业行为的差异程度，而这种不同来源于新颖的行动组合或者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极少被竞争对手所采用的行动。研究表明不符合常规的竞争行为可能会使得企业绩效大大提升，其原因在于它使得企业形成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并且竞争对手很难预见、模仿或复制。
第三，竞争行为的复杂性。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企业采取竞争行为需要的所有资源数量，其具体表现为两种——战略性行为和战术性行为。学者Pandian J.T.和Mahoney R.（1992）认为，随着企业应对竞争采取的战略性行为的复杂程度的提高，投入的资源随之增多，竞争者在较短时间内找出应对策略进而做出有效反馈的难度非常之大。而对于宣传或促销类的战术性行为而言，竞争者则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到资源整合，从而迅速地做出回应与反馈。
在对企业竞争行为的特点进行研究后，相关学者深入地对竞争行为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实际商业环境中，企业采取竞争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先行采取行动来最大限度地弱化其他企业的负面效应，降低其对自身的威胁，保证自身的盈利能力不受影响，继续维持原有的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推动业绩的提升。
企业竞争优势指的是企业在产出规模、组织结构、劳动效率、品牌、产品质量、信誉、新产品开发以及管理和营销技术等方面所具有的各种有利条件。企业竞争优势是由这些有利条件构成的整体，是企业竞争力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总体上，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成本优势、增值优势、聚焦优势、速度优势以及机动优势。
而市场地位则指某一企业主营产品在其所有渗透区域内的综合市场占有率，或企业在其主营产业中的排名次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以通过对自身竞争力进行详细评估，抓住主要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其产品的市场地位得到提升，来进一步有效促进企业的发展。
资源与能力是企业决策的基本依据，资源、能力连同市场是决定企业发展前景的三大要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由企业拥有的资源以及运用资源的能力构成的。
企业的竞争资源，是可以被利用以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客观存在。广义上竞争资源存在的形式包括以下五种：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知识、情报、技术、管理经验、品牌等）、资本（实物与货币）、社会资源（关系）。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竞争资源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而企业的能力主要包括战略能力和企业家能力。战略能力是指企业实现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匹配的能力，它是企业的累积性学识（如技术、设备、管理、营销等方面知识），同时也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能指导企业未来的发展；企业家能力不是指具体个人的能力，而是对一种功能的描述，强调对资源的整合能力。无论是企业的决策层，还是战略管理者，当他们在识别和完成新的资产整合时，其行为就体现为一种企业家能力。
从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起，关于竞争力的描述就已经产生，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比如，Throsby （2001）认为有一种能力能够体现一个企业的竞争力，这种能力就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在竞争上获得优势的能力，至于该如何评价这个能力，却并未给予有效解释。对于台资企业发展评价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台资企业的竞争力需要进一步的考量：什么样的台资企业才能说是有竞争力的企业？至今学术界都没有准确答案。本书将对企业技术效率的研究主要分为对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技术效率的研究，并从中量化相应指标以找出企业竞争力问题。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有很多，本书主要参考了模糊物元法、综合指数评价法、多元统计评价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在此就这四种方法进行如下述评。
夏淼等（2018）利用模糊物元法，对中国上市汽车企业的财务数据和汽车的销量、研发等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国上市汽车企业的竞争力排名，并提出中国的汽车企业应该进行兼并重组，实现规模化生产。汽车企业还应注重研发，以实现中国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跨越。吴祖军、彭勃（2019）以宁波舟山港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模糊物元法对宁波港、上海港、广州港等十大港口的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结合分析结果找出宁波舟山港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并提出提高宁波舟山港竞争力的对策建议。鞠炼等（2019）为解决风险评估体系中各个指标之间的矛盾性与不相容性的问题，运用模糊物元分析模型对“西气东输”开发项目的风险进行测度，进而提出对天然气开发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的方法论。陈兆荣（2019）通过构建中国各省份绿色经济发展的模糊物元测度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度量。其研究一方面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另一方面表明模糊物元法是对省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的有效方法。胡颖、刘营营（2020）以债务率、偿债率以及负债率等指标为基础，以“一带一路”沿线31 个国家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外债风险评估体系，同时运用模糊物元法测度了31 个国家的外债风险并进行了相应的成因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理融资、规避债务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孙步忠等（2017）以2009—2013 年江西省11 个地市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等5 个方面构建了生态经济的综合指数评价体系，再结合熵权法进行客观赋权并运用系统聚类方法对11 个地市的生态经济动态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徐德顺等（2018）融合了多层视角，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以及综合指数法构造了区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测度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该综合指数评价法能够较为全面地评估一个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何菊莲等（2018）运用主成分分析与熵权法相结合的综合指数评价法对湖南省2001—2014年间的经济发展转变进程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经济发展呈现向好趋势，同时该综合指数评价法能够较好地应用于对经济发展转变的评价。曾福生等（2019）基于综合指数评价法，以农业的碳排放及其污染排放为基本指标，对农业的非期望产出进行测度，同时结合DEA模型对国内31个省份2000—2016 年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度，还进一步运用了前沿距离，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分别测度了国内各省份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关建议。孔晴（2019）借鉴了综合指数编制的相关方法，运用等权设计法确定绿色金融综合指数各个指标的权重，并进一步运用变异系数法进行修正，从而构建绿色金融综合评价指数，对甘肃省2014—2017年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
闫奕荣（2016）从数据降维的视角对多元统计评价法进行了相关研究，主张采用主元分析方法将指标进行降维，具体是指基于多元统计评价法对原始变量构建线性组合模型，从而得到最终决策。刘子怡、郝红霞（2017）运用组合式多元统计模型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全国各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分地区而言，中国区域生态效率自东向西呈现阶梯状递减的不均衡趋势。王中等（2017）运用多元统计评价法对34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估，并进一步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基于城市的竞争力对城市进行聚类，最后基于综合评价结果对提高城市竞争力提出了合理建议。马军等（2018）以河北省金融行业的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统计评价法对河北省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并进一步挖掘河北省金融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张健华（2003）是我国较早采用DEA方法对我国企业效率进行分析的学者，该方法从传统意义上以企业分析研究为视角进行全面量化测算，对企业多年间的经营情况进行了数据测算。刘志新和刘琛（2004）则将DEA模型进行了扩展，在企业分析效率方面加入了参数，开创了DFA方法，研究范围也从4 家企业扩展至14家企业。大部分学者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DEA模型，而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采用的数据不同，有的采用政府提供的数据，有的则采用企业的财务数据。DEA方法被运用到企业效率分析领域后，徐康宁（2001）、陈红儿（2002）、焦国华（2007）和王坚强（2010）等多位学者在其基础上对模型加以拓展，目前利用DEA方法对企业效率的分析已经较为成熟。
通过上述对以往学者们研究的分析，可知理论界对企业竞争力的认识和研究是不断提高和深入的，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或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未来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
一是目前国内企业竞争力研究主要侧重于企业竞争力概念的研究，且实证的统计分析和评价多于理论研究，而国外比较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且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强化。
二是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和发挥不仅取决于有形资源的积累，也受到无形资源的影响。因此在考虑有形资源的同时，还应分析人力资本、聚合力、应变力和抗风险能力等无形资源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以及自然区位、经济区位、产业集群、地方文化、政府政策等环境要素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以此对企业竞争力进行综合系统的分析，避免因强调某一方面因素而导致出现认识上偏差的问题。
三是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了解最新研究动态，深入探索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不断地使企业竞争力理论研究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为接续前人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成果，并试图对该领域进行一定的开拓，本书将充分考虑企业竞争力理论的综合应用，选取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台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大湾区台资企业竞争力，提出企业竞争力提升策略，促进台资企业把握大湾区历史机遇，实现融合发展。
国外关于核心竞争力测量的指标体系，目前学术界有所区分的主要是著名的MD体系和WEF体系，其中MD体系由20 个硬指标、14个软指标组成；WEF体系由35个软指标组成，包括18个企业指标和17个微观环境指标。WEF体系主要应用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测量，随后许多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改并将之应用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测量。
国内的核心竞争力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核心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及量化的应用研究上，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由此构建出不同的核心竞争力的评价体系。王伯安（2010）、金怀玉（2010）和聂辰席（2002）等从不同角度建立了企业核心竞争力构成及其测量指标体系。
张春华（2006）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系统，随环境变化而不断演进，企业应根据竞争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和培养新的核心竞争力，并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国企业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系应采取实时变化的方式。张瑞敏（2010）认为，企业竞争力体系是一个创新体系，包括战略创新、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和流程再造六个方面，我们应以此来构建完整体系。张道玉（2013）指出企业竞争力体系将集中在如何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方法具体化、从战略决策层分解落实到部门操作层、如何克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刚性并保持竞争优势以及如何基于IT进行企业动态能力的培养以实现核心竞争力的重塑。赵健昌（2019）认为企业竞争力体系的建设途径可以从提高企业领导人核心竞争力的意识、加强企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塑造独特的企业文化、注重营销技术与加强营销网络建设、全力打造企业品牌和实施人才战略六个方面去实施。
通过对企业竞争力体系的理论和文献进行研究梳理，我们认为现有的企业竞争力体系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对于竞争力体系的研究主要以综合区域研究为主，某一具体区域研究相对较少；②应用研究大多是针对国内企业竞争力体系的研究，即探讨国内企业发展问题，然后建立评价体系，针对具体对象提出意见建议；③关于竞争力体系的实证研究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对于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比较少；④关于台资企业的竞争力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台资企业现状进行分析，并未就台资企业竞争力体系构建进行大样本实证研究。
因此，本书对粤港澳大湾区台资企业竞争力体系的研究，能够丰富关于台资企业竞争力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证研究样本，补充粤港澳大湾区台资企业竞争力体系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