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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东南亚地区共有 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和东帝汶。由于地理位置相近，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很早就有人员和物质的往来。在 19世纪中后期至 20世纪中期，大量的华人前往东南亚地区，使东南亚成为海外华人最主要的聚居地区。至 2007年，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 3 348.6万。其中 20世纪 80年代以后进入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及其眷属至少在 250万以上。东南亚华侨华人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 73.5％（庄国土，2009）。东南亚国家在近代沦为西方殖民地，几乎所有殖民者都确立了以宗主国语言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政策，如荷兰治下的印尼、西班牙治下的菲律宾、英国治下的新加坡等。对当地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殖民国家基本放任不管，这为华语保留了生存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民族独立和去殖民化浪潮下，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逐渐重视本国主要民族的语言，实行单一语言政策。华语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力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日益密切，而东南亚国家也逐渐将语言政策的重点由突出政治性转变为强调文化交流性，多元化的语言政策逐渐形成。华语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逐步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借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东南亚是我国政治、经贸、文化交往的重要区域，在实施“一带一路”规划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东南亚地区是华人的聚集区，也是华商力量最强的区域。对东南亚华人来说，“一带一路”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李宇明（2015）提出“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陆俭明（2016）也呼吁国家应尽快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着手制定总体的“一带一路”语言规划。“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沿线国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的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华语在连接祖籍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面向东南亚的华语资源建设和监测工作亦亟需重视。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运用、学习和研究是语言生活的三维度，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包括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方面。这三维度和三方面纵横构成了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李宇明，2016）。语言生活研究是围绕以上九个范畴进行的深入研究。大规模的语言生活调查伴随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而兴起。尽管大规模语言生活调查的方法源于北美，但是真正“落地”展开全方位研究的还是在语言状况复杂多变的其他洲别。语言生活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和针对性似乎与该地区语言问题的战略地位呈现一定的相关性（郭熙，2015）。
语言生活监测，指的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时地、不间断地对能够代表某一社团或某一领域语言使用状况的语料样本进行调查、统计、分析、描写，目的是及时反映语言生活状况，描述语言变化实态，向人们提供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以便对语言这种资源进行更好的开发和利用，达到保护语言生态、创建和谐语言生活的期望，实现语言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侯敏，2010）。语言资源建设和监测则是建立在语言生活监测其上的主要方法。语言资源建设和监测始于20世纪，主要关注语言的多样性，重视非强势族群语言及方言土语的调查、整理，以及各种语言或方言使用变化的动态监测，以实现抢救、保护、开发语言资源的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世纪 90年代编制的《世界语言报告》，可以看作对语言资源进行监测、开发的开始。随后成立的相关研究机构有语言数据联盟（LDC）、欧洲语言资源学会（ELRA）、跨欧洲语言资源基础建设学会（TELRI）、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语界”（Terralingua）、全球语言监测网（GLM）等。国内的语言资源问题直到 21世纪初才受到关注，张普等（2003）指出：“国家要像对待人力资源、地矿资源、国土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一样对待语言资源，语言资源是国家最重要的信息资源……”随后，教育部语信司成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形成了领域齐全的国家语言资源建设和监测的体系，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建设和监测工作开始启动。该中心对中国的语言生活状况进行了系统、连续的研究，从 2006年开始，每年都会发布前一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
华语是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郭熙认为华语研究是汉语研究的拓展，是标准语研究，应该积极开展海外华人社会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郭熙，2006、2015）。目前，海外华语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语的界定、性质研究”（张从兴，2003；郭熙，2004、2006；陆俭明，2005）、“华语语言特点研究”（陆俭明，1996；周清海，2002；徐杰，2004）、“华语区域词语、特色词语及变异研究”（周清海，2002；曾晓舸，2004；汤志祥，2005；刘文辉，2006）、“华语和现代汉语对比研究”（周烈婷，1999；邢福义，2005；贾益民，2005）、“华语规划与华语规范研究”（谢世涯，2000；林万菁，2001；郭熙，2002、2006）、“华语推广与华语文教学研究”（郭熙，2007）等几大块。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已初步建成海外华语书面语语料库。《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每年发布海外华语传播、华文教育及港澳台地区语文生活状况，华人语言生活也引起境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如董琨、周荐（2008）《海峡两岸语言与语言生活研究》、田小琳（2012）《香港语言生活研究论集》等。然而，在东南亚华语区，郭熙（2005）对马来西亚的观察和华文教育史的梳理发现，华语作为该地区华人母语正走向弱势；洪丽芬（2010）调查发现，新一代华人家庭方言向英语转移；郭熙（2010）对新加坡的调查则表明，中学生使用华语的词汇系统大幅度萎缩；黄明（2010，2013）调查也证实了新加坡第三代华人使用语言由华语转向英语；鲜丽霞（2008，2014）、刘瑜（2013）对缅甸、泰国华人社会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华语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外圈华语区的语言生活调查亦逐渐增多。例如周刚（2005）对日本的考察发现，新华人社会汉语使用明显退步，语言忠诚日渐削弱，子女的汉语水平令人担忧，日语同化现象十分严重；张东波、李柳（2010）调查美国华人社团发现，一代和二代华人移民对本族语族活力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一代移民的中文使用频率及能力保持高于二代；魏岩军等（2013）调查也发现，美国华裔母语保持水平总体偏低，二、三代之间语言转用现象非常明显。但总体上，由于缺乏第一手的海外华语分布的详细调查资料，现状的描写多偏重理论分析，所用语料大多来自作者自身的体验和总结，多从经验出发，比较单薄，尚未见到概括整个东南亚华语的语言生活状况研究。另外，在方法上大多是卡片式、个案式、专家经验式的研究，尚未进行基于大规模真实语料库的统计研究。
如今，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令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都得到了空前发展，热词热语现象也就应运而生，这一现象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是反映人们语言生活和社会重大事件的标志之一。汉语热词热语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语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众知晓度和华文媒体关注度是对当地社会语言生活状况一种动态的、具有强烈时效性的直接反映，对于“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国内关于热词的研究在短短 15年间发展迅猛，研究范围涉及众多学科的多个方面。目前国内外关于热词热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热词的成因、传播特征，热词的语言学特征，热词的社会学研究，热词英汉互译研究，热词与语言教育及语言规范五个方面。
东南亚华语基本面貌如何，如何监测和引导华语的发展，如何利用华语研究成果更有效地制定适用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语言政策和进行语言规划，这些都和华语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密不可分。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的主要聚居地，至 2007年，东南亚华人占全球华侨华人数量的 73.5％。但东南亚地区地域辽阔，国家与国家之间人口组成、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各不相同，华人在不同的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也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对东南亚华人华语语言生活的调查应该充分考虑到历史、地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从华人社区语言使用、华文媒体语言生活、华语风貌和汉语热点等多角度进行调查和剖析。东南亚华语语言生活状况包括：
（1）东南亚华人社区语言使用现状调查。通过问卷调查，从东南亚华人个人情况、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倾向、媒体使用、语言教育等方面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
（2）海外华文媒体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基于华文媒体语料库，进行华文网络、报刊、教材等书面语形式的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如用词用语的调查研究。
（3）海外华语口语语言生活状况及华语风貌调查。包括海外华语录音记音，对海外华语语言调查场景录音录像；对华语日常交际场景、带有当地文化特色的重大华语节假日语言生活场景录音录像；对海外含有汉字的路牌、招牌、楹联、广告、标语、墓志等日常生活中的华语媒介进行录像照相，以期全方位、多角度、生动真实地反映鲜活的海外华语语言生活实况。
（4）汉语热词热语海外华语传播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频数标准化、差异检验等语料库统计方法对汉语热词热语海外留学生认知状况和汉语热词热语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求客观反映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相关华语热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在地化情况。
全书主体部分分为四篇：
（1）总论。介绍研究缘由、方法、意义，概述全文主要内容和成果。
（2）全貌。详细介绍东南亚各主要国家的国别化的华语生活状况。
（3）案例。以印度尼西亚为例，以其五大城市为代表，全方位、详细描述印度尼西亚的华语生活状况。
（4）热点。研究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对汉语热词热语的知晓度，和东南亚汉语热词热语在华文媒体的使用情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1）华语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包括：海外华文媒体语料库（部分语料为前期积累，部分为 2010—2014年语料和印度尼西亚四份报纸的语料）、华语有声（音视频）数据库、华语风貌资源库。由于多媒体语言资源库非常庞大，无法全部展示，本报告将在案例篇中，以实录或者图例的方式部分展示。读者也可在“全球华语网”（huayu.jnu.edu.cn）查找语料。
（2）各国的调查城市都已经完成其独立的城市华语生活状况报告，如《马来西亚槟城华语语言生活调查及研究》《老挝万象华语生活状况调查与研究》。限于篇幅，本书只汇总了每个国家各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在全貌篇中按国别描述每个国家的总体华语生活状况。同时，重点以印度尼西亚为例，从华语使用情况问卷调查数据、个人华语生活、家庭华语生活、社区华语生活、华文载体风貌、媒体用词用语几个方面，全方位详细描述了印度尼西亚华语生活状况。
（3）本书案例篇中有部分章节，如第二、三、五章的内容由印度尼西亚当地华侨华人撰写，作者及编校人员仅作部分必要修改，尽量保留其原汁原味，这些文字内容本身就是华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4）本书热点篇中的热词热语海外留学生认知情况的调查是面向“一带一路”沿线 29个国家（以东南亚主要国家为主）留学生的，以期获得最客观的二语习得意义上的认知反应。在海外华文媒体传播情况的调查统计中，我们将视线转回东南亚主要国家，并作了深入分析。
在地理位置上东南亚分为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中南半岛与中国陆地相连，人员往来相对密切；马来群岛分布在太平洋西南部与印度洋之间，人员的迁徙和交往相对困难，容易形成单一岛屿／地区的独有语言生态。同时，为了实现长期的语言生活状态监测，我们在选择调查国家和地区时充分考虑了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留学生和海外教学点的资源，尽量选择能建立长期稳定调查点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最终我们选择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老挝 5国 15个地区的华人社区作为调查对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位于马来群岛，除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外，其余三国都是岛屿众多的国家。
我们尽量选取每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华人聚居城市作为调查点，例如在马来西亚选择位于马来半岛的首都吉隆坡和位于东马的沙巴州；在菲律宾选择位于吕宋岛的首都马尼拉和位于棉兰老岛北部的鄢市；在印度尼西亚选择位于爪哇岛的首都雅加达、东爪哇省省会泗水、苏门答腊岛的第一大城市棉兰、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以及望嘉丽岛、加里曼丹岛的西加里曼丹省省会坤甸、邦加—勿里洞省的邦加岛、廖内群岛省的巴淡岛；而老挝位处中南半岛，北部与我国相邻，因此选择老挝的首都万象和南部的沙湾拿吉作为调查地点。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而且新移民数量相对较多；华人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当地华文教育保存良好；菲律宾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程度较高，当地有华人血统的人口比例也较大；老挝华人数量较少，但融入当地社会程度较高；印度尼西亚国土面积大，岛屿众多，不同地区之间华人交流相对较少，华语原始风貌保存比较完整，华文教育经历 30年禁锢后，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本书选取多个城市作为调查点，全面展示印尼华语生活状况。
在确定了调查地的基础上，调查员采集当地华人在华人社区中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倾向、媒体使用、语言教育等方面的数据，调查东南亚华人的华语使用情况。
华侨华人社区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问卷以个人情况、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倾向、媒体使用、语言教育等方面为维度设计。该问卷由课题组多次讨论设计，广泛征求了海内外相关专家的意见，共设 30道题目。
（1）个人情况。包括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学历信息，以及调查对象为第几代华人和祖籍方言为何。在此基础上，了解调查对象现在所使用的方言，分析东南亚不同地区华人所用方言的演变情况。
（2）华语习得。包括调查对象学习华语的时间、方式以及在小学阶段同学的来源。
（3）华语交流和使用。包括调查对象华语交流的流利程度，和平辈、晚辈、长辈交流时各说什么话，主要在什么场合使用华语，与当地华人和中国人交流时主要用什么语言等。
（4）语言倾向。包括调查对象认为说华语有什么好处、华语有哪些优点、希望子女说什么语言等。
（5）华文媒体使用。包括调查对象听广播、看电影电视、看报刊书籍、上网浏览时，是否经常浏览华文的媒体和内容；这些华文媒体和内容主要来自中国还是别的国家等。
（6）华文教育。包括调查对象觉得华语最难学的内容和最需要提高的华语方面的能力。
根据每个调查城市华侨华人社区语言使用的情况，再按照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方言背景等分层取样，然后进行问卷调查，以保证调查对象来源的多样性。详细调查地点和受访人数见表 1－1。
表 1－1 详细调查地点和受访人数
选取调查对象时，建议能按年龄（老、中、青各三分之一）、性别（男、女各二分之一）、文化程度（小学、中学、大学各三分之一）、职业（学生、老师、公务员、商业从业人员、家庭主妇、其他按比例抽样）、方言背景（如某地有两种或以上主要方言，各方言人群按比例抽样）、分布地域（如各主要华人居住区）等分层取样。
各调查的时间如下：对菲律宾华人的调查时间是 2013年；对新加坡华人的调查时间是 2014年；对老挝华人的调查时间是 2015年；对马来西亚华人的调查时间是 2016年；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调查因调查点设置比较多，所以调查时间跨度也比较长，调查时间是 2013至 2016年。
（1）必须会说华语，建议各发音人之间的华语水平有一定的区分度，参差不齐，例如，有的发音人华语非常流利，有的一般，有的比较差，但是最低水平者应达到能用华语进行基本交流的目的，这里的华语不包括方言。
（2）老年发音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青年发音人无限制。
（3）老年、中年和青年发音人之间的年龄间隔应不小于 20岁。
每个调查点调查 6名华语发音人，年龄段分别为老年、中年和青年，各 2人。老年发音人如很难找到，可以放宽条件，不一定必须达到小学文化程度。
了解发音人的基本信息，包括是第几代移民、学历、职业、居住地等。
任选一个话题，或自拟话题，6名发音人分别用华语讲述，每人不少于 3分钟。
可选话题包括：个人经历、当地情况、风俗习惯、传统节日、故事传说、工作情况、兴趣爱好、家庭情况、时事热点、其他话题，等等。
任选一个或多个话题（参照上文可选话题），或自拟话题，多人对话（调查人也可以作为其中一人，每次四人或四人以上，不少于两次，每个发音人起码参加一次）。如多人对话有困难，可代之以三人对话（调查人也可以作为其中一人，不少于三次，每个发音人起码参加一次）。总对话时间不少于 60分钟。
对上述口语场景进行录音录像。
当地华人家庭。
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华人家庭（家庭成员不少于 3人，最好是老中青年都有，尽量不要和前述个人口语调查中的发音人重复），其主要家庭成员的日常会话以华语为主。
表 1－2 华人家庭 1主要发音人概况例子
表 1－3 华人家庭 1其他发音人概况例子（可加行）
选择一天中具有代表性的生活场景进行录音录像，如吃饭、聊天、家人聚会、购物、看电视等日常生活中的说话场景（都讲华语），不少于 5个场景，每个场景不少于 10分钟。
华人社会公共场合，例如华文课堂、华人社团等。
当地重大华人节假日和大型华人聚会。活动以华语为主要交流语言，如调查确有困难，汉语方言的活动也可以。
选择华人社区典型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重大节假日、大型聚会的语言生活场景，如春节、元旦、端午节、中秋节、鬼节、教堂活动、聚会、娱乐活动、结婚、丧事等，进行录音录像。要求录制两个活动，一个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重大节假日，另一个是节假日之外的大型聚会活动。
预先了解活动相关的信息，如发起者、主持者、主要参与者，主要交流语言，活动主题，活动流程等。可以预先选好摄录的几个主要对话人（该活动的活跃分子或主要发言人）。
录像时，先进行全景式、扫描式摄录，将活动的整个场景录像；再集中镜头摄录主要发言人，或者几个主要对话人的对话场景片段；也包括对活动流程的摄录，如节假日的主要仪式。
每个活动总的摄录时间不少于 1小时，可片段节选式摄录，不必从头到尾地连续摄录。
录像完后，将录像中的语音材料转写为文字材料。每个活动节选片段需要标记其发音人和起止时间（如 00：23：45—00：24：32），例如：
主持人（00：23：45—00：24：02）：下面，我宣布讨论开始。
发音人 1（00：24：05—00：24：12）：好的，我先说吧。
发音人 1（00：24：14—00：24：22）：我觉得我们教堂还需要投入资金进行修整。
发音人 2（00：24：24—00：24：29）：还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
以表格和文字形式，记录下节假日或聚会的背景，如时间、地点、主要参与人、主题、过程；如有可能，记录下该活动的仪式流程、特色（与中国对应节假日相比）等信息。
表 1－4 社区语言生活场景调查概况例子（可加行）
表 1－5 活动 1摄录的节选式片段例子（可加行）
对当地含有华文（汉字，包括繁简体，或含汉字的双语）的路牌、招牌、楹联、广告、标语、门牌、牌匾、墓碑、店名等日常语言生活风貌书面载体进行照相。同时记录其对应的文字（转写为文字）和当地华语的发音（可请当地华人按华语朗读，录音），并记录该书面载体所处环境的语言背景（如，该地主要说客家话，载体主人如店主，说粤语）。
表 1－6 华文载体风貌例子（可加行）
经作者统计，2005—2014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收录的热词热语数量为 1 180个（不同年份和类别中有个别重复词语）。考虑到调查的篇幅及可行性，本书参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词语被收录的分类及年份，尽量兼顾到不同种类、时间的词语，抽取一定数量进行调查：
（1）尽量选择使用频率较高且使用状况和意义较为稳定的词语。
（2）秉承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原则，选择大众熟知、影响力大、生活中常见的词语进行调查。
（3）考虑到此次调查涉及海外人员，为了减少由于政治、国别等因素对调查可能造成的不利因素，所以避免选择政治色彩太强烈或国别地域色彩太明显的词语。例如有关科技类的词语、人名等，其涉及不同语言的翻译，国别地域色彩明显。
（4）综合考虑词义所涉及的社会领域、构词特点、来源等因素来进行选词，以增强代表性和覆盖面，且各领域高频词各占一定比重。
以此为基准，对语料进行筛选，最终选择 36个目标词语进行调查：
高铁、给力、正能量、土豪、雾霾、一带一路、留守儿童、海选、山寨、被×× （被就业等）、蜗居、团购、纠结、高富帅、屌丝、双十一、广场舞、点赞、微信红包、“和谐号”、中国大妈、超级女声、潜规则、恶搞、草根文化、微博、“穿越”、hold住、中国好声音、莫言、女汉子、高大上、任性、萌萌哒、鸟巢、“幸福感”。
其中，依据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所出现的时间，我们将这 36个目标词语分类统计如表 1－7所示：
表 1－7 36个目标词语年份统计
依据目标词语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所属的分类，统计如表 1－8所示：
表 1－8 36个目标词语类别统计
从 1 180个词语中仅选择 36个词语作为代表，必然难以面面俱到，但为兼顾调查的可操作性，故我们作此取舍。
汉语热词热语海外留学生认知调查问卷包括背景和调查词语表两个部分，一共 19道题、36个调查词语表：
（1）背景项，第 1～19题，主要目的在于调查留学生的背景资料，包括国籍、学习汉语的时长、家庭语言使用情况等，第 11～19题就留学生的平时阅读习惯、对汉语热词的熟悉程度和学习态度进行了初步调查。
（2）调查词语表，词语共计 36个，学生依据自己对该词语的认识，选择符合自己的单一选项。考虑到被调查者对词语的理解，以及参考前人有关知晓度调查的问卷设计，我们共划分了 5个不同的知晓度等级：A.非常清楚该词语的意思，经常使用；B.知道该词语的意思，有时使用；C.不确定该词语的意思，偶尔使用；D.见过或听过，但不太懂意思；E.没有见过或听过。对A、B、C、D、E各等级的赋值分别为 2、1.5、1、0.5、0。为方便计算，单个词语的总得分即视为该词语的知晓度。将单份问卷中 36个词语的总得分相加，即可得出单个学生对所有热词的知晓度，其理论最大值为 72。将每个词语的总得分加以统计，可以得出该词语的得分总值，所得到的数据可以视为该词语的知晓度的衡量标准。例如，此次共调查了 161名学生，那么每个词语的总得分最大值应为 322。除知晓度的概念以外，本书还参考了范慧琴（2013）的研究成果，引入“知晓率”的概念：用平均知晓度除以理论最高值，作为参考。
汉语热词热语海外留学生认知调查的对象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2017年 12月底—2018年 1月的在校留学生，我们以班级和年级为单位，向留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包括华文学院汉语系非学历教育的初级班和中级班、汉语系本科生四个年级、华教系 14至 16级本科生和汉语国际教育 15级硕士外招生，汉语水平从零基础到高级均有分布。这些学生来自 29个不同的国家（空白部分不计），以东南亚的学生为主。
我们从印度尼西亚规模较大和影响力较强的三家报纸取材并建立语料库，总文本数为 61 660，词语总频次共计 12 783 256次，词种数 5 897 396个。
本书利用刘华教授开发的“汉语助研”语料库建设及统计一体化软件，进行用词用语统计分析，研究包括频次与词种数的关系、覆盖率、高频词语用字统计和成语的使用等。
为了更好地研究华语的特点，本书同时还进行了印度尼西亚华文语料与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语料（下文统称为“监测语料”）的比较调查。监测语料来自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平面媒体分中心和网络媒体分中心 2005—2008年的语料。对比研究包括频次与词种数的关系对比、词语的覆盖率对比、高频区段词语的共用独用调查、高频词的频序比、高频词语的词长分布对比、高频词语用字对比和成语对比分析。
最后，本书利用自动分词和人工干预的方法，提取出具有印尼华语特色的词语，同时对频次大于 10的特色词语进行了简要的提示性说明。
我们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8—2017年）的新词语、流行语、网络用语和《咬文嚼字》2008—2017年的“年度十大流行语”，以及互动百科自2009年起发布的“年度十大热词”中，筛选出各年度在四类盘点中重复率较高的选词 55个。
我们建设了大规模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主要包括 2015—2017年的东南亚华文报纸及中文网站，其中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的部分华文报纸及中文网站，约 7 000万字。
我们利用“汉语助研”软件对生语料进行处理，统计选词在华文媒体语料中的总使用频率、频次以及年度历时使用频率及频次，并发现特点，总结规律。
我们研究了汉语热词热语在海外华语中的使用和传播情况，总结了热词热语在海外华语中的使用特点和传播特点，选择了典型传播个案进行分析，进一步分析了热词热语在海外华语中使用和传播的动因。
通过在东南亚各国的调查，我们收集到了不少资料，以下是收集到的研究数据的分类统计：
表 1－9 研究数据列表
调查发现，东南亚地区华人主要是第三代及以上的移民。华人现在使用汉语方言的比例相对其祖籍方言呈现普遍下降趋势。在不同的国家，情况略有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1）新加坡开放性强，新移民比例较高，中国北方方言比例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
（2）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闽南语是华人使用的主要方言，其使用比例下降程度较低，维持强势地位。
（3）马来西亚华人的祖籍方言基本为中国南部方言，客家话的使用人数最多，其余还包括闽南语、粤语和潮汕话，但各种方言的使用基本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4）老挝的华人已经基本融入老挝当地社会，方言使用比例的下降主要是受到老挝语使用比例上升的影响。
东南亚各国华语教育政策差异较大，华人学习华语的方式也有明显差异。
（1）马来西亚有独立、完整的华语教育体系，新加坡华语教育作为双语教育的一部分进入了国家的国民教育系统，两国华人学习华语的时间大部分不少于9年。
（2）菲律宾的华语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私立教育部分发展成熟，近一半接受调查的华人有过 6～8年的华语学习经历。
（3）印度尼西亚经历了华文教育冰冻期，正在重新探索华文教育发展方向，华人学习华语的时间呈现两极化状况，老一代华人接受过长时间正规教育，而年青一代华人则较少接触华语教育，补习学校成为华语教育的主要形式。
（4）老挝华人融入当地程度较高，当地华语学校较少，华人学习华语基本集中在有限的华语学校中。
调查显示，东南亚华人日常语言使用情况呈现明显的国别化差异。
（1）马来西亚华人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是华语，华语的使用和传承得到有力的支持。汉语方言在马来西亚呈现代际衰退，地位受到华语和英语的双重压缩。
（2）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语言呈现汉语方言—华语—英语的转变趋势。
（3）汉语方言在菲律宾华人社区中得到较好的传承，而华语的使用率一直都低于本国语，英语在菲律宾华人中也有较高的使用率，菲律宾华人当地化程度也比较高。
（4）受印尼政府禁用华语政策影响，印尼华人使用印尼语已占主流，汉语方言出现明显的代际衰退，华语使用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5）老挝的华人大多以老挝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华语的使用率比例较低。
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华人华语水平不同，华语态度也有所不同。华语水平高的国家，华人视华语为维持身份认同和社群关系的主要纽带，根源意识和身份认同对华语态度影响较大；而华语水平较低的国家，华语态度与实际利益更紧密相关，华人视华语为增强自身发展机会和提升经济水平的手段。
华文媒体使用情况与华人的华语水平密切相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华语水平相对较高，华文媒体使用情况相对较好，主要以收看华语影视节目为主，广播、报刊书籍和网站则较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老挝华人华语水平较低，对华文媒体的使用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东南亚华人在使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选择华语的情况普遍偏少。华语水平越高的国家，华人群体对华文媒体的选择越多元，当地华文媒体越繁荣；而华语水平越低，其华文媒体就相对弱势，华人对华文媒体的选择越依赖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的华文媒体在东南亚遇到了其他华语区媒体的强有力竞争，尤其在华语水平较高的地区，内地华文媒体的声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概括，我们总结得出热词的概念，并探究出影响热词热语知晓率的主要因素：从词语本身而言，语义的透明度对词语的知晓度影响最大；从调查对象背景而言，华裔身份、家庭有华语语言环境的、HSK水平较高的、汉语学习和及来华时间长的、年轻的留学生普遍对汉语热词热语的知晓度高于其他类别的学生。总体而言，留学生对于汉语热词热语不敏感、不熟悉，但是保持着开放接纳的态度。
近十年来热词热语在海外华语中有广泛的传播和使用，尽管在使用频次上存在着差距较大、分布不均的状况，但 2008—2017年的大量热词热语都在华文媒体语料中有所体现。在内容分类使用上，综合类热词热语在海外华文媒体中的使用频次最多，而综合类热词热语是媒体中关注度最高、最具年度代表性的词语，涵盖国际时政、国内时政、经济和科技等多个领域，在使用频次最高的综合类热词热语中，政治类新词语使用频次最高，其次是经济类新词语，这与国家层面的政治话语权具有一定关系。在构词分类使用中，名词性热词热语使用频次最高，这与名词性热词热语的“强开放性”有关。同时，三音节名词性热词热语使用频次最高，这依赖于三音节词自身结构特征与功能。从各年度热词热语的使用状况上看，年度内热词热语与各年度热词热语的使用差距都较大，这可能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热词热语自身与海外华语生活实际的“映射”
程度，外部因素包括国家间外交关系、海外华人所在国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是在一个语言社团内对语言及其变体的功能、结构和获得进行的有意识的尝试活动。李宇明（2012）指出，语言规划涉及语言及其变体的社会地位、适用场合，语言文字的改革、规范和完善，语言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等方面。郭熙（2009）指出语言规划曾经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做出过历史性贡献，但也付出了不同的代价。在华语语言规划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语言规划的类型，完成从“问题”到“资源”，从管理到服务，从单一国家或地区到跨国、跨境以及从强制性到市场调节的转变，自觉地加强华语声望规划。声望规划是指在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活动中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有关的规划活动（陈章太等，2015）。声望规划刻意营造一种有利的心理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语言规划的持续成功。语言声望的心理环境反映在规划接受者的语言态度上。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具有适用范围广泛、多语言区合作、一体与多样并存、华语资源共享、短线与长线规划并存、规划的层次性差异等特点（郭熙，2006）。面向“一带一路”华语语言规划成功与否，与能否深入了解海外华人对华语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而范围广、多语言区、一体与多样并存等特点注定了海外华人对华语的语言态度必然是多样而复杂的。
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在语言生活中对待某种语言的基本意见、主张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倾向和言语行为（劳允栋，2005）。语言倾向主要表现在对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在与不同人群交流时的使用情况。言语行为亦常常通过语言使用来体现。由于语言态度是人内心的一种心理活动，语言态度的实证研究只能建立在人的言行、观点、意见、情趣和倾向等外在表现的间接测量上。语言态度调查应反映人的语言生活客观情况，包括调查对象的背景情况、语言文字学习途径、掌握程度和使用情况。语言态度的研究对了解一个群体的社会心理特点及语言规划的理论探索和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张娟，2010）。刘华提出可通过海外华侨华人社区语言使用情况开展研究，从个人情况、语言运用、语言能力、语言倾向、媒体使用、语言教育等方面全面调查研究海外华侨华人语言使用的基本状况，为面向海外的华语语言规划提供客观的依据（刘华，2015）。
本书调查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东南亚多地进行系统的海外华语分布调查，通过大量第一手数据概括整个东南亚的华语使用情况，从华语使用态度、华语运用情况、华语媒体使用情况等多方面分析东南亚地区华人对华语的态度。在掌握东南亚各国华人对华语态度的基础上，华语语言规划才能根据市场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一国一策。
根据调查结果可见，以华语水平和身份认同为标准，东南亚各国华人华语态度层级明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属于第一层级，华语能力自我评价高、根源意识和身份认同意识强、华语亲切感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属于第二层级，华语使用虽然经历了低谷，但近期处于上升的状态，华语自我评价较高、有一定根源意识、对华语的实际利益需求高；老挝属于第三层级，华语能力弱，华人已融入当地社会，华语使用率低、实际利益驱动明显。身份认同和现实利益是影响华人华语态度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层级之间国家的影响力存在明显差异，即使在同一层级的国家，表现也有所不同。第一层级的马来西亚华语水平高，华人在重视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十分注重华语的实用价值。而在新加坡，英语对华语的地位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虽然华人的身份认同感较高，但在下一代的语言规划上则更多地考虑实际利益因素而将英语视为首选语言。第二层级的印度尼西亚本国语使用比率攀升，菲律宾对于华语的经济利益和实用价值非常注重。第三层级的老挝华人虽然已基本融入当地社会，但仍考虑现实利益希望子女说华语。
东南亚华人华语态度和使用情况随着时间呈现明显代际变化。语言使用上普遍出现汉语普通话和英语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汉语方言的使用则出现逐渐萎缩的现象。华人与长辈交流使用方言较多，与同辈和晚辈的交流中使用普通话和英语的比例在上升。华人对下一代的语言规划也基本以普通话和英语为主。调查结果可以清晰反映华语在东南亚需要面对的竞争因素很多，尤其是利益因素对华语使用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传播工具的日新月异，互联网已成为主要的媒体工具，而传统的文字媒体使用率一直在下降。文字媒体使用与语言能力相关，语言能力弱的华人使用文字媒体自然相对较少，而音像相结合的电视媒体形式相对更容易被东南亚华人接受。我们在华语语言规划和华语传播上应注意新媒体工具和华语媒体内容相结合，采用更容易被接受的音像内容和互联网传播方式来推动华语的传播。
华文媒体是华语语言规划，尤其是声望规划的聚焦点。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中国内地的华文媒体受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华文媒体的挑战。在华语态度第一层级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最受欢迎的华文媒体来源地区分别是台湾和香港，而本地华文媒体的受欢迎程度也高于内地的华文媒体。反之，在华语态度第二、三层级的国家中，内地华文媒体的受欢迎程度均高于其他地区的华文媒体。这些数据揭示了在面向东南亚国家的语言声望规划中，来自内地的华文媒体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态度的华人的语言服务需求，了解语言环境中存在的市场竞争关系，为所在国的华人定制出优秀的媒体内容，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来维护华语声望规划。例如，新加坡歌手向洋参加浙江卫视《中国新歌声》节目并获得第二名，在中新两国中获得广泛的认可。新加坡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任他为新加坡推广华文学习大使，这对于提升华语在新加坡的声望有明显的帮助。
汉语热词热语代表中国语言生活的快速发展与活泼面貌，是现代汉语中新颖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热词热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侧面。将汉语热词热语传播到海外华语社区去，是当前华语传播的重要内涵。汉语热词热语在海外华语中的使用，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对祖籍国的认识和了解，有利于海外华人华侨建立对中华语言文化更深层次的认同感，进一步有利于海外华语的代际保持。汉语热词热语在海外华语社区中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海外华文媒体，海外华文媒体是海外华人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