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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儿童学习自己的母语是生活与交际的基本需求，也是接受教育与文化的主要手段。儿童语言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经典的研究课题。这不仅反映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进程，也为语言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证据。儿童在自然语言环境下接触并逐渐掌握自己的母语。通常，3岁左右的儿童就已经基本掌握了母语的主要语法，并且具备了初步的语言交际能力（Ingram 1989；Fletcher＆ MacWhinney，1995；Foster-Cohen，1999）。有学者认为儿童在习得母语时是很迅速、很顺利、很成功的［此观点尤见于持语言天赋论的学者的著作中，如Chomsky（1986a、1986b）等］。关于语言早期习得的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成果，在汉语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鹤琴，1933；Erbaugh，1982；朱曼殊，1986；李宇明、唐志东，1991等）。
动词早期习得研究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动词是汉语的主要词类之一，是汉语组词成句的主要言语成分（朱德熙，1997；等）。动词不仅可直接承担表述功能，而且还直接影响着动词的宾语、主语等名词成分的选择与使用，这些都在汉语早期动词习得研究中有所体现。有学者发现汉语动词在儿童言语中担负着核心的句法功能（郭小朝、许政援，1991；Tardif，1996；孔令达等，2004；彭小红，2004b；张云秋等，2014；等），也有研究发现动词还直接决定着动词的论元配置及相关句法过程（周国光，1997a、1997b、2016；肖丹，2004；Lee＆ Naigles，2005、2008等）。由此可知，汉语动词早期习得研究在普遍语言理论、跨语言对比研究等领域都具有相当的影响。
鉴于汉语在句法、形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征，尤其是与以英语为代表的形态较为丰富的语言相比，语序、虚词是最主要的句法手段（朱德熙，1997；吕叔湘，1986等）。这些语法特征在早期语言习得中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也直接影响着儿童早期语言习得的进程与机制。就动词与名词这两类最重要的词类而言，有研究（Tardif，1996；Tardif et al.，1997；等）发现，较之英语动词，汉语动词在儿童早期习得中更为凸显，这应与汉语动词的核心地位与形态相对简明的特征有莫大关系。还有研究（Xiao、Cai＆Lee，2006；宋刚，2011；等）发现汉语动词结构虽遵循主导语序，但还是会因语篇表达的需要而输出不同形式的较为复杂的话语。所以，加强动词早期习得研究有助于强化对汉语语法体系的认知，也有助于发掘儿童语言发展的内在机制等。
研究方法在汉语早期习得中的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嵇红英，2006；曾涛等，2013；等）。汉语早期动词习得研究也面临一些句法、形态等方面的困难。由于汉语词语的构词形态与构形形态都相对较为有限（吕叔湘，1984），在设置动词习得指标、确定动词结构属性等具体操作中都需要将更多的因素纳入进来，以便更加科学地进行测试与评估。对于CHILDES汉语语料的使用、MLU测试方法的本土化等问题（周兢，2009；等），要切实结合汉语语言事实，并努力寻找适合汉语习得的科学而实用的测试指标。再者，汉语句法也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吕叔湘，1986），尤其是在语篇层面的日常口语交际中，这都直接影响着动词早期习得研究［Lee（李行德），2004；宋刚，2013；张云秋等，2014；等］。对于不符合汉语主导语序的儿童话语，应该尝试从多个角度去探究，而不能简单地借鉴其他语言早期习得研究的模式或者测试指标（Brown，1973；Slobin＆Bever，1982；Lee＆Naigles，2005、2008；等）。
早期语言习得研究方式主要包括两大类，即自然跟踪研究与实验测试研究。基于自然语料的早期动词习得研究一直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周国光，1997a、1997b；肖丹、杨小璐，2003；孔令达等，2004；Lee＆Naigles，2005；Xiao et al.，2006；等）。范莉、宋刚（2012）对此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自然跟踪研究是最基本的语言研究方式之一。其基础是，在科学、规范的第一手习得语料收集并且进行专业、严格的转写的基础上，建立严谨、实用的语料库系统。语言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只有通过完整地、科学地记录儿童早期语言发展过程，才能发现语言如何产生、语言又如何为幼儿所掌握，并且在此基础上去验证语言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比如行为主义的语言习得观、生成语法的天赋论、功能主义的语言习得观等。众所周知的CHILDES就是基于这一思想建立起来的，它是基于自然跟踪研究所做的儿童语言研究，其语料库历史最悠久、成果最丰富。（Weissenborn，1988；Fenson et al.，1996；温志军、胡瑰玲，2001等）它最大的特色是开放性，容纳了包括汉语普通话在内的诸多世界主要语言的习得资源，其中也包括中文语料部分。
关于汉语早期习得语料库，相对较为有影响力的是粤语儿童语料库（胡百华等，1997；Lee＆Wong，1998）、台湾的闽南语儿童语料库（嵇红英，2006；等）、李行德总负责的普通话儿童早期习得语料库（宋刚，2011；等）、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语料库（张云秋等，2014）等。依托这些语料库，相关研究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Hsu（许洪坤），1996；Lee（李行德），2004；肖丹，2004；肖玲，2006；张云秋等，2014；等］。
关于早期语言习得语料库的建设方法，综合性的习得研究著作或者专题性的习得研究方法著作都有所涉及，不过，其中的很多具体操作方法，尤其是语料的收集与转写、语料库的创建与开发等，都有很多经验性的内容。这些基础性的艰苦工作又是语料库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实用性的基本保证。宋刚（2011）对普通话儿童早期习得语料库有一定介绍，可以作为参考资料。
实验测试研究是动词早期习得研究的最主要的方式，特别是随着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的迅猛发展，相关研究技术与实验手段都出现了巨大的提升，比如优先注视范式（preferential looking paradigm）、基于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s）等，这些为更好地探究儿童语言习得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其中，基于Chomsky生成语法学说的普遍语法理论是我们在此所着重关注的，尤其是Crain＆Thornton（1998）所倡导的缜密设计的实验模式，近年国内不少从事普通话儿童早期习得研究的学者也常采用此种模式展开。
关于汉语儿童早期语言习得研究，有学者从不同的观察视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回顾与展望（李宇明，1995；李行德，1997；祁文慧，2009；周兢，2009；张云秋等，2014；等），其中都涉及汉语动词早期习得。早期习得研究更多的是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展开的（陈鹤琴，1933；朱曼殊，1986等；朱智贤，1993；许政援，1994；等），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后，基于语言学视角的早期习得研究逐渐发展起来（Erbaugh，1982；郭小朝、许政援，1991；李宇明、陈前瑞，1998；孔令达等，2004；等），尤其以台湾、香港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丰硕，并且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从研究者角度来看，汉语早期习得研究获得了较多的关注，研究者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相关研究中来。其中，最具影响力、最能获得较多成果的是以某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为基地的研究团队，他们在语料收集、资源共享、思想交流上具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的相关研究（朱曼殊，1986；朱智贤，1993；许政援，1994；李宇明，1995；等）。这一特征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也体现得最为突出，比如以李行德等为核心的香港粤语儿童语料库研究团队、以蔡素娟为核心的闽南语儿童语料库研究团队、以Tardif为核心的研究群体等（胡百华等，1997；嵇红英，2006；等）。
进入 21世纪，我国的汉语早期习得研究也呈现出可喜的发展态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也激发对儿童教育的更多关注和更大投入，学前教育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具有青少年语言与心理发展研究传统的学术机构之外，陆续又出现了一些专门面向早期语言发展研究的学术群体，并且广泛地开展海内外交流活动。
一方面，形成了若干个研究群体，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核心研究人员，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以周兢为核心成员在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处形成了以儿童语用习得研究为主的研究群体（周兢，1997、2006、2009；周兢、李晓燕，2006；等），其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语言障碍儿童研究（周兢、李晓燕，2006；等）、面向语言发展的脑科学研究（周兢等，2016；等）等，该群体在CHILDES平台上与海外研究者有较多的交流。
孔令达、周国光等学者早期在安徽师范大学开展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语法习得和词汇习得方面（孔令达、李向农、周国光，1993；周国光，1996、1997a、1997b；孔令达、陈长辉，1999；周国光、王葆华，2001；孔令达、傅满义，2004；饶宏泉，2005；等）。其中，孔令达主要关注汉语实词的儿童习得情况，主要基于跟踪习得语料，考察了包括动词在内的实词的习得进程、习得机制与理论建构；周国光主要关注以动词为中心的汉语句法结构的儿童习得情况，基于跟踪习得语料，也结合横向取样语料，考察了述宾、双宾、述补、主谓、连谓、联合等句法结构以及定中结构、状中结构、“的”字结构、被动句等特殊结构，并且据此探讨了汉语习得的具体机制与理论架构。
由李行德担当总负责人的研究群体，历时十年之久，先后在香港、长沙、北京组织、开展了粤语、普通话儿童的早期语言习得研究。首先，在长期跟踪取样的基础上建立了大规模的早期习得语料库；其次，依托李行德、方立、杨小璐等核心成员，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并且通过培训研究生、举办专题研讨会等多种方式展开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为儿童习得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再次，该研究群体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动词论元结构、与动词相关的句法成分以及名词习得等相关研究上，并且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肖丹、杨小璐，2003；Xiao et al.，2006；曾涛，2009；曾涛、段妞妞，2014；曾涛等，2015；吴庄，2017；等）。总之，这个研究项目是基于在香港进行的香港儿童早期粤语习得研究的成功经验之上的，在培养早期语言习得研究人才、扩大早期语言习得影响等方面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以张云秋、邹立志等研究者为主要成员的早期习得研究群体，在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也建立了基于跟踪语料的儿童早期语言习得语料库，并且针对词汇发展、句法结构、时态体态等议题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邹立志，2008、2012；赵芳、张云秋，2009；张云秋等，2014；等）；更为可喜的是，张云秋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同样培养了一批相关研究人才，并且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都获得了一些收获（田玮玮，2008；李若凡，2014；梁咏现，2017；王琛，2017；等）
另一方面，还存在以某位学者为核心的研究小组集中围绕某个课题展开系列研究的现象，并且在该议题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发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曾涛等所做的词汇飞跃现象研究就涉及早期动词习得（曾涛，2009；曾涛、段妞妞，2014；曾涛等，2015；等），彭小红等所做的儿童词语习得研究不但涉及重要理论问题——儿向语研究（彭小红，2004a、2004b、2009；彭小红、刘思丹，2013；等），也涉及动词以及以动词为核心成分的句法结构等（彭小红、胡思饶，2011；彭小红、宋慧，2011；等）。这样的研究取向可以将某个议题在汉语早期习得中的发展情况做得比较深入、比较全面。
从研究内容来看，早期动词习得研究议题涉及词汇、句法、语义以及认知能力发展（许政援，1994；王岩，2013a、2013b；刘颖，2015；等）等诸方面，其中在句法方面的研究更为集中，研究成果也更为突出。
在词汇习得方面，就研究角度而言，有些研究是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出发去观察早期语言习得时涉及的动词发展情况（吴天敏、许政援，1979；郭小朝、许政援，1991；许政援、郭小朝，1992；许政援，1996；梁卫兰等，2002；等），也有些研究是基于语言学角度去发掘动词习得的理论意义（肖丹、杨小璐，2003；邹立志，2008；吴庄，2017；等）。
就研究内容的覆盖面而言，有综合性的词汇习得研究涉及动词习得情况。陈萍、许政援（1993）通过录音、录像以及亲友访谈等方式收集了 2名儿童在 11—36个月期间的最初词汇的发展情况，动词在最初词汇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梁卫兰等（2002）通过对中文早期语言与沟通发展量表的普通话版的再标准化，考察了北京地区幼儿语言某些词汇类型的发展规律；该研究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发展量表以便于进行跨语言对照，发现 16—30个月是幼儿词汇的快速发展期。
也有专门性的动词等特定词类的研究，孔令达等（2004）则结合横向取样与跟踪取样两种方式考察了动词、形容词等主要实词大类的组合能力、造句功能、语义内容等多个方面，并且讨论了动词等的习得进程与内在机制，呈现了汉语早期词汇发展的宏观特征。
此外，还出现以单个研究者为主要语料收集人的纵向跟踪习得研究，相关成果主要体现为学位论文（刘颖，2009、2015；张廷香，2010；等），这些研究力图全面考察儿童早期词汇、句法等多方面的发展进程与习得机制，其中动词早期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可以反映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情况，也可以揭示儿童语义、词汇等认知能力的发展情况。
在句法习得方面，由于动词在言语中举足轻重的句法功能与表意作用，加之汉语在句法形态和构词形态上缺少明显的句法特征，面向动词的时态、时体研究也是早期语言习得中的重要议题。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汉语时态助词的早期习得问题。孔令达、李向农和周国光（1993）采用观察法与话题法相结合的取样方法对 1—5岁九个年龄段的 90名普通话儿童使用动态助词“过”的句法结构、语义特点与发展阶段进行了详尽考察，其中涉及作为谓语的动词性成分的发展情况。另外，宋刚（2010）利用普通话儿童自然跟踪习得语料考察了作为体标记的动词重叠形式的发展进程与习得机制，研究发现支持早期动词习得是基于规则的。
也有学者综合性地考察了表达时体的句法手段（Chow，2002；孔令达等，2004；Shu，2004；饶宏泉，2005；等）。Chow（2002）运用粤语儿童语料库的自然习得语料考察了 8个粤语儿童习得体标记的进程与次序，并且发现外部输入对儿童习得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再者，Shu（2004）主要考察了汉语体标记“了”“在”“着”“过”等的习得顺序与发展特征，研究语料既有来自CHILDES的 10个普通话儿童的 16 688个话语，也包括通过图片描述与陈述任务获得的、四组年龄为 3、4、5与 9岁的、共 48名儿童的 6 207个话语；研究发现体标记的习得顺序是“了”＞“着”＞“在”，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体标记在陈述话语中的使用频率会出现增长。
在语义习得方面，动词是早期语言习得研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也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欧阳俊林，1999；杜映，2003；魏锦虹，2003、2005a、2005b；孔令达等，2004；邹立志，2008；祁文慧，2011；等），在过去二十年中从零星出现的语义习得研究发展到出现了较为系统的相关研究，也慢慢地获得了一定的成果。魏锦虹（2003）运用自然习得语料论证了幼儿词义发展的五个阶段，即被动感知、体态回应、独词应对、语境依赖与功能辅助；其中，也涉及动词的发展情况。之后，魏锦虹（2005a、2005b）又深入发掘了幼儿词义理解的发展规律，并总结出语境套用、属性联想、语素相加与语义偏指等词义理解策略。此外，杜映（2003）利用自然跟踪语料考察了一个普通话儿童在 8月—16个月期间的最初词汇习得的途径、特征与机制，尤其是对词义的发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在一定数量的具体语义习得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开始注重研究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的提升。在全面、深入总结、反思过往研究的基础上，祁文慧（2009、2011）通过建立专门的语料库对三岁幼儿语言的语义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展开了详尽的研究。另外，郝美玲（2015）运用实验测试方式全面考察了包括幼儿在内的儿童的词素意识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并进一步考察了儿童词素意识与词汇量、阅读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汉语词汇早期习得研究的深化与理论建设，尤其是汉语动词早期习得研究。
在语言要素习得研究之外，学者们也针对若干重大的习得理论议题展开专门研究，试图从汉语早期习得研究方面为语言习得研究提供跨语言的语言事实与论证支持。词汇飞跃现象在汉语动词习得中就是很受关注的理论问题（曾涛，2009；曾涛、段妞妞，2014；曾涛等，2015；等）。
名词与动词在早期词汇习得中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位？二者的相互关系如何？这是早期语言习得中的一个颇有争议而又备受关注的议题（祁文慧，2011；等）。其中，Tardif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果（Tardif，1996；Tardif et al.，1997；陈杰等，2007；陈杰等，2009）。由于汉语的特定句法、语用特征，加之早期语言发展的环境因素，动词在汉语早期习得中占据着比名词更为凸显的地位，并直接影响着儿童的词汇学习。汉语动词是否占据优势地位，直接关系到早期词汇习得的重大理论问题，也为跨语言的习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事实。彭小红（2004b、2009）对这个议题持续关注，她不但利用自然跟踪语料考察了儿童在 0；8—1；8期间最初产出的 50个词语，而且利用横向比较研究方式考察了汉语儿童在 1；6；16
—2；2；7期间与英语儿童在 1；8；0—2；4；12期间的名词与动词的产出情况，尤其关注到语言结构的影响、语言语境对话语产出的影响等。
动词是汉语实现表达功能时进行组词造句的核心句法成分之一，既决定着包括施事、受事等论元成分的配置，也受到相关论元成分的反向制约。它是处于句法与语义接口层面的主要成分，以动词为核心的论元结构习得是早期动词习得的主要部分之一。当前研究的争议焦点是论元结构习得的内在机制是天赋论（Chomsky，1986 b；Pinker，1984、1989；Lee，2004；等）还是功能主义习得观（Tomasello，1992、2000；等）。普通话儿童的相关研究也对此有很多关注（肖丹、杨小璐，2003；Lee，2004；Lee＆Naigles，2005、2008；肖玲，2006；Xiao et al.，2006；李行德、宋刚，2009；宋刚，2011；等），这些研究的主要理论来自句法启动思想，汉语儿童在早期动词习得中可以从外部输入语料中获得关于动词的论元配置、句法结构等句法方面的信息，从而有助于促进儿童对动词论元结构的认知与掌握（Naigles，1990、1996；等）。
就儿童语言习得观而言，在 1957年Chomsky批驳了行为主义的语言习得观之后，生成主义的语言习得观逐渐成为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说。Pinker（1984、1989）论证了包括动词在内的句法习得受到与生俱来的先天语言机制的制约，儿童早期语言习得是基于内在的规则的。与此相对的是以Piaget为代表的基于认知的建构主义语言习得观。Tomasello（1992）通过考察儿童早期语言习得中的动词习得进程发现儿童习得动词是基于对一个个动词实例的接触、模仿，并基于实例进行总结、归纳，最后习得句法规则、掌握一定语言的，外部输入对儿童的语言习得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针对汉语儿童早期动词习得，有学者（Lee，2004；等）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验证单纯依靠一般认知机制（general cognitive mechanism）是无法完全解释早期儿童习得句法结构的。Lee（2004）通过考察粤语儿童习得包含动词在内的多词联组的句法能产性，发现固定词组只占粤语儿童多词联组的不到四分之一，这一事实并不支持仅以词汇位置分布为习得机制的语言习得理论。与此同时，有学者（Lee＆Naigles，2005、2008；宋刚，2011；等）直接利用汉语早期习得语料来考察儿童动词习得的进程与机制。Lee＆Naigles（2005）运用CHILDES中文语料验证早期动词习得中存在句法框架的积极作用，从而支持句法启动观点；之后，Lee＆Naigles（2008）采用诱导实验方式考察了论元成分在汉语儿童早期动词习得中是否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句子中的NP数量在汉语动词习得中具有积极作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李行德、宋刚（2009）和宋刚（2011）等利用大规模的、规范的普通话早期自然习得语料库对若干动词小类的论元结构、主导语序等多种句法、语义现象进行了详尽、全面、深入的考察，动词小类主要涉及“有”“在”等存现动词、“是”等判断动词、“给”等给予义或致使义动词、包含“来”“去”的趋向动词结构，研究结果支持汉语动词早期习得是基于规则的，主导语序、句法框架等句法特征能成为儿童习得的句法线索。
与此相关的是以动词为核心的汉语早期语序习得研究，它与论元结构习得直接相关，同样是早期句法习得的主要议题之一（Erbaugh，1982；肖丹、杨小璐，2003；Lee，2010；李洁琼，2010；宋刚，2013；等）。事实上，来自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很早就关注到语序在句法习得中的积极作用（缪小春，1982；缪小春、陈国鹏、应厚昌，1984；等）。缪小春（1982）通过听后表演（act out）任务验证了语序对儿童理解句法结构中的论元关系具有积极作用；之后，缪小春等（1984）进一步对此进行了验证，并获得了一致的结论。
在汉语早期习得领域，相关研究也是不断深化的，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Erbaugh（1982）利用在台湾收集的儿童自然习得语料论证了儿童早期动词习得主要使用严格语序，即汉语的主导语序“主语—动词—宾语”。李洁琼（2010）通过三岁普通话儿童的动词习得实验考察了儿童习得汉语基本语序的情况，实验结果支持生成主义语言习得观的“参数设定理论”。宋刚（2013）则运用普通话自然习得语料通过考察早期动词论元结构的习得情况，发现与汉语主导语序一致的句法表现形式较早为儿童所掌握、也使用得较多。由此可知，包含动词在内的汉语语序习得研究是跨语言动词习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语言习得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证据。
作为句法的重要载体，以动词为核心的句法结构是儿童语言早期习得中的重要表现，也是动词习得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一些特殊句式。李宇明（1995）对此有综述性译介，之后此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周国光（1997b、2016），周国光、王葆华（2001）主要运用横向取样语料对汉语句法结构早期习得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并深入探讨了发展进程与习得机制。孔令达等（2004）利用自然语料与横向语料结合的方式从动词的组合角度出发对多种句法结构均有所涉及，将词汇习得与句法习得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助于全面地考察语言早期习得的发展进程与习得特征。
正是在这样的研究氛围中，更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句法结构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汉语的主要句法结构都有所涉及，使我们能更加真切地认识动词及其形成的句法结构的发展过程与习得特征。其中，有些研究涉及多种不同的句法结构，包括述宾结构（周国光，1996；周国光，1997b；等）、述补结构（孔令达，1994；Deng，2010；周国光，2016；周国光，1997b；等）、双宾结构（周国光，1997a、1997b；等）、主谓结构（周国光，1997b；赵芳，2008；赵芳、张云秋，2009；张云秋等，2014；等）、连谓结构（周国光，1997b；等）、状中结构（周国光，2016；等）等。不过，相关语法结构更多的是从语言本体角度出发进行区分的，未能更多地从把儿童所习得的语言作为一个独立语言系统存在这一事实出发展开相关考察，所以很有可能失去对儿童语言系统的微妙变化进行发掘的机会。
此外，还有些研究涉及汉语的多种不同的特殊句式，比如把字句（李向农等，1990；Cheung Hin-tat（张显达），1992；肖丹，2004；刘颖，2015）、被动句（周国光，1997b；田玮玮，2008；徐婷，2008；彭小红、胡思饶，2011；段妞妞，2014；张云秋等，2014；等）、在字句（张云秋等，2014；张云秋、郭婷，2014；等）、给字句（代英、邹立志，2010；邹立志，2012；周国光，2016；张云秋等，2018；等）、比较句（周国光，2016；等）。这些句式的早期习得研究都极大地拓延了汉语句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以周国光为核心的研究群体（周国光，1997b、2016；周国光、王葆华，2001；等）主要运用横向取样方式收集了 1—5岁年龄段汉语儿童习得不同句法结构的进程、策略与机制，还详尽地呈现了儿童掌握以动词为主的句法结构的发展情况，其中涉及述宾结构、述补结构、状中结构、连谓结构、主谓结构、被动结构等多种句法结构。就语料的取样方式（周国光，1997b：2－4）而言，该研究采用观察法和话题法相结合的方式，儿童年龄涵盖 9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 10个人，但是，这样每个年龄段的取样人数还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受到话题局限性的影响而很可能出现失去获得更多儿童实际话语的情况。就语料的呈现方式而言，该研究主要是以零星举例的形式呈现儿童实际产出的话语，未能呈现儿童言语输出的完全面貌，对于整体掌握儿童习得句法结构及其动词习得进程都有很大的影响，也不便于其他研究者针对相关语料进行横向对照。
近年来，以张云秋为核心的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团队（邹立志，2012；张云秋等，2014；等）也建立了自己的儿童早期习得语料库，并且十分注意与国内外的儿童习得研究者进行交流，这些研究涉及被动句、在字句、给字句等不同特殊句式。从研究语料看，张云秋团队采用了长期跟踪的自然语料作为研究基本事实，基于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相互关系对语料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且运用这些基本习得语料去验证相关的习得理论，解释具体的习得进程，发掘儿童的内在习得机制，进而综合各种理论展开习得现象的阐释。张云秋、高亮、王琛（2018）基于详尽的儿童早期语言习得事实综合地评判了多种理论派别对语言习得过程与机制的解释，并且采用了一种折中式的实用主义立场。
一方面，这些研究呈现了汉语早期动词习得的具体语言事实，特别是一些具有一定汉语特点的句法结构更是受到习得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普遍关注，比如把字句、被动句、给字句等，为跨语言的习得研究提供了来自普通话的第一手语料。另一方面，相关的分析与讨论也为词汇、句法、语义的习得奠定了语言基础，为在更广泛的层次上构建语言习得理论创造了先决条件。
不过，由于语料取样方法、转写规范等研究方式上的信息不够充分，也由于欠缺语料实例呈现方式、观点论证方式等论文撰写上的规范性，汉语相关研究在向海外推广中遇到了很多困扰，这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事实上，只有将我们的研究与国外的通行做法接轨，才能更好地把汉语习得事实与其他语言事实相比较、相借鉴，从而创建更有概括性、更有代表性的习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