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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栋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盐城224002）
摘 要： 唐代应制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对律诗的定型以及对唐代诗歌的整体繁荣起到重要作用。但其因绮靡奢华的诗风和浓郁的宫廷气息，长期不被研究者所重视。本文通过对唐代应制诗相关研究资料进行梳理，提出新的研究视角，以推动对唐代诗歌研究的总体深入。
关键词： 唐代应制诗；述评；新视角
唐代应制诗繁荣，更因其创作场域的特殊，影响一代诗风。根据对《文苑英华》《唐雅》《历朝应制诗选》和《全唐诗补编》进行初步统计，发现仅是以“奉和”“应制”“应诏”字样为标题的唐代应制诗就达七百八十多首，涉及作家两百多人，以至于明·杨慎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
应制诗创作主体多为唐诗名家，而且诗人群体延绵相继。仅以唐初秦府十八学士至中宗朝的景云学士为例，近百年间就出现了诸如龙朔宫廷诗人群、珠英学士、“文章四友”、沈宋、神龙诸臣等诗人群体，形成了多个顺时代绵延的应制诗创作群落。在这些诗人群体中，不乏著名人物以其特殊的地位与诗歌成就吸引众多诗人追奉聚纳，从而影响唐代诗风。“宫体诗（主要是应制诗）还提供了同等价值的、宫廷诗时代之前大部分诗歌所缺乏的某种东西：它给了诗人控制力，这种与艺术保持距离的感觉使他得以将它看成艺术。只有保持这种距离，诗人才能避免简单地陈述诗意，学会将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蕴含在诗篇中”
，“避免了对事件的简单‘陈述’，使诗人懂得了诗歌重在‘表现’而非‘再现’、重在‘修辞’而非‘直白’，推动了对诗歌艺术的探究和对诗意、诗境的提纯锤炼”
。唐代应制诗推进了诗歌美感形式建设，为唐诗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制”本为一种文体，属于天子敕命之文。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制》引颜师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书，谓为制度之命也。”秦·李斯在其《群臣上帝号议》中曰：“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东汉·蔡邕《独断》亦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诏书者，诏诰也。”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二曰：“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为制，汉因之。”宋·黄震《古今纪要》卷一曰：“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兼号皇帝，命为制，令为诏。”不难看出，自秦始皇开始，“制”“诏”就已成为帝王命令的专称。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签注》卷七曰：“魏晋以来，人臣于文字间，有属和于天子，曰应诏；于太子，曰应令；于诸王，曰应教。”《中国诗学大辞典》给应制诗下的定义为：“应帝王之命而作的诗歌。应帝王曰应制，应太子曰应令，应诸王曰应教，名虽不同，其体则一。内容多为歌功颂德，形式多为五、七言律诗。唐、宋诗人，多有应制之作……”由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应制诗，顾名思义，就是应帝王（包括太子、公主及王侯）之命而作的诗歌。因此，此类诗歌多在诗题后面附上“应制”“应诏”“应令”或“应教”等字样，附有“应制”二字的如张说的《奉和圣制春日幸望春宫应制》、马怀素的《奉和人日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附有“应诏”二字的如杨师道的《赋终南山用风字韵应诏》、许敬宗的《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附有“应令”二字的如褚亮的《奉和禁苑饯别应令》、许敬宗的《四言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附有“应教”二字的如虞世南的《初晴应教》等。“应制”“应诏”原本无区别，只因武则天下令废“诏”用“制”，而后皆称“应制”。应制诗是宫体诗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奉帝王（包括太子、公主及王侯）之命或为了附和皇帝及皇室的需要而作的赞颂型诗歌。奉帝王之命进行创作，必然要投帝王之所好，以歌功颂德为其旨归。因此，讴歌盛世太平和皇帝的丰功伟绩就构成了应制诗歌的基本基调，其本质是一种赞美诗。应制诗多采用五七言的律体形式，偶有杂言，辞藻华美，注重表现外在形式美，具有程式化特征，即“三段式”。下面分国内、国外两个部分，对前人有关唐代应制诗的研究简作评述。
明·杨慎在其《升庵诗话》中指出应制诗“命题既同，体制复一，其绮绘有余，而微乏韵度”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应制诗的“软肋”——体式单一，用词华丽，意蕴不足。概由于此，唐代应制诗很少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
国内有关唐代应制诗研究的期刊论文有两类。一类是就具体应制诗作者、应制诗群体或具体应制诗作品进行的研究，如陆平的《“谁道鲇鱼上竹竿？老年恩遇海天宽”：沈德潜奉和应制绝句论略》（2019），胡文俊的《“文章四友”应制诗的继承与革新》（2016），岳德虎的《李峤应制诗引领初唐诗风考论》（2016）、《张说应制诗之于“声律风骨始备”》（2012）、《诗家之射雕手：宋之问的应制诗》（2009）、《试论苏
应制诗的审美特征及对盛唐诗歌的贡献》（2009），邓无瑕、李建国的《论虞世南应制诗的隋唐之变》（2015），高萍的《王维应制诗的因革及其模式意义》（2013），卜瑶的《许敬宗与其〈奉和登陕州城楼应制〉诗》（2012），陈建森的《从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2009），陈淑娅的《论王维的应制诗》（2009），王志清的《王维：应制七律第一人》（2009），苗富强、高志的《李峤应制诗赏析》（2008），林善雨的《沈
期、宋之问应制诗艺术特色》（2007），顾建国的《论张九龄应制、酬赠诗的因变特征与启示意义》（2005），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多重视对个别作者或某个群体的应制诗作品进行研究，缺乏对唐代应制诗的整体观照。如岳德虎的《李峤应制诗引领初唐诗风考论》，作者将李峤的应制诗创作置于初唐诗风的形成层面进行系统研究，认为李峤的应制诗在“初唐之渐盛”的发展进程中，不仅充分表达了作者自身的“事功”追求，形象地描述了唐高宗、武则天和唐中宗三朝的士人风貌、民族关系等“国事”活动，同时也对初唐时期近体诗的写作技巧、审美取向和声律运用等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文章宿老”以其“对近体诗抒情内质的进一步充实及其美学格调的进一步提升”
，成为引领“初唐之渐盛”的典型标志之一。又如高萍的《王维应制诗的因革及其模式意义》，作者对王维的应制诗进行了历时梳理和模式意义研究，认为王维的应制诗在唐诗诗风从初唐到盛唐的转变以及诗人自身诗歌的发展两个维度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完成了应制诗从绮错婉媚到雄浑雅正、从骨气都尽到文质兼备的转变，对盛唐诗坛美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王维应制诗在结构、立意、用语等方面形成的固有模式为其山水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其山水诗独具特色，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清远之外理趣盎然。
另一类是对唐代不同时期的应制诗或对唐代不同文人群体创作的应制诗进行的研究，如李芸华的《盛唐集贤学士的应制诗研究》（2019），岳德虎的《解读初唐应制诗的时空设计》（2014）、《试论初唐应制诗对后世诗歌的影响》（2009）、《争构纤微，竞为雕刻：评龙朔宫廷诗人的应制诗及人文审视》（2008），郭佩姝的《武则天时期宫廷应制诗研究》（2014），殷海卫的《论唐代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2014），程建虎的《文化地理学视域中的长安气质：以唐长安应制诗中的“地方感”和“秩序感”为考察视角》（2013）、《应制诗与长安气质：性别、格调与风俗》（2013）、《应制诗的区别及成因探析》（2009）、《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换：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初唐应制诗的嬗变》（2006），丁燕的《略论初唐应制诗》（2007），徐保峰的《“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评贞观诗坛的应制诗》（2007），等等。其中，李芸华的《盛唐集贤学士的应制诗研究》，以唐开元中期以张说为中心的集贤殿学士的应制诗为研究对象，认为集贤殿学士的应制诗延续了初唐宫廷诗的“三部式”样式，但在诗境的构建上却别开生面，文治武功、贤主盛世、道教神仙等意象大量涌现，这不仅是时代风气在文学作品上的投射，而且反过来促进了盛唐风貌在当时社会场域中的传播。集贤殿学士中，风格不同的两代人在继承中谋新变，他们的创作不仅为唐代应制诗带来一种刚健、灵动的新气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律诗的发展。岳德虎的《“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评贞观诗坛的应制诗》一文结合唐王朝建立时的史实，认为唐在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贞观臣子刚刚经过隋末战乱，其中多数人还曾追随李氏父子征战多年，因而生活经历与梁、陈宫体诗人们完全不同，精神状态昂扬振奋，这就催生了新的审美风尚和文学品位。在创作应制诗的过程中，贞观臣子将太平盛世和开国气象进行有机结合，把自身的经历感受融入理想的实现之中，不是只用空虚华美的辞藻去阿谀奉承，言语华丽但不过分雕琢，并且言归雅正，表现了昂扬奋发的积极精神风貌。相比第一类研究，此类研究在考察范围上有一定拓展，深化了对唐代应制诗的研究。
截至2021年，国内以唐代应制诗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共有7篇，分别为余思源的《唐代应制诗研究》（2018）、黎慧冉的《初唐四帝（太宗至中宗）时期应制诗研究》（2016）、王思浩的《盛中唐应制诗研究》（2014）、李玲的《唐代应制诗研究》（2008）、谢凤杨的《初盛唐应制诗研究》（2008）、鞠丹凤的《初、盛唐代应制诗研究》（2007）、岳德虎的《初唐应制诗研究》（2006）。其中，岳德虎的硕士学位论文《初唐应制诗研究》，把初唐应制诗的发展分成“贞观诗坛”“龙朔诗坛”“武后中宗诗坛”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别从文人集团、文化的整合、社会的主导风气和社会背景等方面切入，结合文化学、文艺学、人类学等学术成果进行研究，较系统地阐释了初唐应制诗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李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唐代应制诗研究》以整个唐代的应制诗为研究对象，审视应制诗从初唐到晚唐的整个流变过程，并根据需要，对其中应制诗创作的重点时期、重点作家进行了详尽剖析，力求解决应制诗的分期、分类问题，对应制诗在唐代繁荣与衰败的原因也作了尝试性探讨，创获颇多。
国内对唐代应制诗研究较为深入的专著有程建虎的《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该专著是由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古应制诗研究》修改完善而成，该书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古应制诗的发展历程与固有特质，其中对唐代应制诗的研究最为深入。该书分上下编两个部分，上编从宏观的文化语境视角考察应制诗，详细地探讨了应制诗作为意识形态建构、象征符号和文化资本的不同特质，对其在思想史、社会政治史、文化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究，并由此生发，系统地考察了士人在封建专制君权下的人格嬗变及心路历程。该书的下编从历时角度出发，立足于诗学语境，系统考察了应制诗的起源、特点与审美价值，同时还将应制诗对唱和诗、咏物诗、诗歌律化及诗歌用典修辞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宽了应制诗的研究视野，初步厘清了应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下编的论述中，作者除以传统诗学理论探讨应制诗之外，还借用国外形式主义理论、舞美效果理论、装饰美学以及传播学等理论对应制诗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而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更具创新价值和启发性，深化了对应制诗的系统研究，特别是提升了对唐代应制诗的研究水平。
国内从事唐代应制诗的研究，除以上所引述的大陆学者外，台湾学者对其也多有涉及。如颜进雄的专著《初唐奉和应制诗歌研究》，作者在对初唐应制诗歌写作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和分期状况进行论述之后，重点从“时间表现”——四时意象与岁时节令以及“空间展现”——公主宅第与庄阁名景雅宴两个维度，对初唐应制诗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创获。
对唐代应制诗开展研究的国外学者主要有两位，一位是美国的汉学家宇文所安，另一位是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入谷仙介。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的汉学著作《初唐诗》（2014）中，对初唐应制诗的发展背景、形式、诗体、题材、影响，以及应制诗的主要作家均有涉及，研究结论较有启发性。日本学者入谷仙介在其论文《论王维的应制诗》（2003）中，对王维的两首应制诗《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进行了详细研究，从微观角度对两首应制诗的语词进行了语源学层面的梳理，并对诗中所选用典故的流传及应用作了详尽分析。
唐代应制诗因其创作场域的不同，十分重视修辞。宇文所安在其著作《初唐诗》中指出：“宫廷诗（主要是应制诗）对技巧的热切关注仍然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一时期里，诗歌语言被改造得精练而灵巧，成为八九世纪伟大诗人所用的工具。从宫廷诗人对新奇表现的追求中，演化出后来中国诗歌的句法自由和词类转换的能力。从他们对结构和声律的认识中，产生出律诗和绝句。”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唐代应制诗进行广义修辞学层面的系统研究。通过对唐代应制诗辞格进行穷尽性梳理，归并出所选用的“常式”修辞手法，可以完整展现唐代应制诗的固有修辞特质，厘清唐代应制诗所用“常式”修辞手法及相应修辞心理对诗歌律化及唐诗繁荣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能够拓展汉语修辞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中国诗学的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1．杨慎．升庵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宇文所安．初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J］．中州学刊，1994（6）．
Abstract： The Yingzhi Poetry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and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poetry of the Lvshi and the overall prosperity of Tang poetry．However，due to its gorgeous and luxurious poetic style and strong court atmosphere，it has not been valued by researchers for a long time．By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mater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is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overall in-depth study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Key Words： The Yingzhi Poetry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comment；new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