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陈之昭之面子心理学实证分析

中国台湾大学的陈之昭“对脸面的研究完全是在心理学中国化的推动下进行的，他的出发点是选择一个具有中国文化心理特征的题目来研究，进而成为本土化中较先涉足脸面的学者” 。他在其论文《面子心理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开篇对胡先晋、何友晖、戈夫曼等过往中外学者的面子定义进行了点评，其中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陈之昭指出“胡氏的看法着重在社会中较普遍的价值系统，而忽视了次团体的价值体系。从她的定义里，我们无法了解何以不良少年帮派会以好勇斗狠为有面子之事，这是因为她的定义偏向于秀异分子所着重之客观的、普遍的社会价值” 。显然，我们在前文讨论胡先晋的定义的缺陷时已经间接地讲到这一点，在上文批判何友晖的观点时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脸”是在特定的文化圈或者社交圈里具有规范意义的中性概念，而不应该把亚文化圈的人排除出去。

随后，陈之昭从现象心理的角度将“面子”界定为“在自我或自我涉入的对象所具有且为自我所重视的属性上，当事人认知到重要他人对该属性之评价后，所形成之具有社会意义或人际意义的自我心像” 。

对于这个定义的评议，我们留待后续介绍翟学伟的定义时一起联系起来讲。在这里，我们沿着陈之昭论文的思路继续往前走。应该说，陈之昭这篇论文的重心主要是放在对其提出的上述概念性假设进行实证研究。他在一些台湾大学生中进行针对“争面子、爱面子和丢脸、失面子”等面子“主要类型、现象和程度等”的问卷调查，“由于他使用的实证方法较为恰当，因此他的研究基本上是成功的” 。在我们看来，他使用的实证方法在心理学实验中应该是非常规范的，各方面得出的数据都有严格的计算公式，从这一点上说，他的研究“成功”地按照他的设想进行操作，通过“规范”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他的理论假设。至于是否真正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面子运作就如同他实验中所测出来的那样，笔者坚信，绝对会有偏差，而且这种偏差的程度是无法估量的。问题就出在他的实验方法——问卷调查上。其实，这个问题涉及的是问卷调查这个方法本身的缺陷。下面，我们结合陈之昭在论文中制定与使用的、旨在“测量大学生面子需要强度”的“面子需求量表”，以及旨在测量“大学生做‘虚’面子的行为”的“面子行为量表”进行剖析：

首先，陈之昭说被试者在面子需求量表上的作答方式是“采用Likert量表法，每一题分成五个强度等级。在有关正性事件的项目上，受试者必须依该事件使他感到有面子的程度区分：‘谈不上面子’‘稍有面子’‘相当有面子’‘非常有面子’‘极端有面子’；对负性事件则须依该事件使他感到难堪的程度分为：‘不在乎’‘有些难堪’‘很难堪’‘非常难堪’‘极端难堪’” 。

应该说这个量表的制作显然考虑到了人们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误差绝对无法避免，或者说偏差有可能会非常大。对受试者来说，“相当有面子”“非常有面子”和“极端有面子”并不都是界限分明的，这三者的区别完全不同于老虎、鸵鸟和长颈鹿这三种动物的差异。对笔者来说，有面子就只有两种情况，“有点面子”和“很有面子”，若要笔者再区分出“稍有面子”和“极端有面子”是非常困难的。而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可能和笔者一样，不得不在测试者的“勉强”下再仔细分出两种情况，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根本说不出其中两者的区别是什么。连我们受试者都没法分清楚的东西，测试者却硬要通过受试者本已分不清，而且完全可能被弄糊涂了的东西测试出他要的结果，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

其次，陈之昭在介绍他的面子需求量表“对负性事件的指导语”时做了如下的特别交代：“下面所陈述的语句，都是‘假设’的情况，您可能碰到过也可能没有。不论您是否经验过，我们希望：首先，请您‘想象’，当您处于那种情况下，您是习惯用‘没面子’还是用‘丢脸’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呢？请用以下量表，在每一句前填入适当的数字：A．没面子；B．丢脸；C．两种皆有可能使用，或不确定用哪一种；D．并非没面子或丢脸的事。”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想质疑的是，这种测量出来的结果是否能谈得上是真实。且就其中一个问题来分析：“某一学科成绩被死当了。”（台湾方言“死当”是指低于不及格线10分以上，失去补考机会，只能重修）如果是笔者受测试，那么笔者会很为难，笔者可能会选择A，可能会选择B，可能会选择C，还可能会选择D。原因是笔者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只能“想象”，这不想还好，一想就觉得头疼：

选择A：如果按照胡先晋的定义，面子是指社会声誉，确实是丢面子。选择B：如果笔者是尖子生，挂掉直接重修，那真的是没脸见人，简直是丢脸。选择C：结合A和B，笔者可能会选择C，因为测试者没有告诉笔者脸面是怎么定义的，根据陈之昭的上述面子定义，脸和面子没有分出来，他自己的定义都没分出之间的区别，却要通过测试来了解很少接触面子学术研究的普通大学生受试者是否能够区分“面子”和“脸”，这样确实很令普通大学生为难。选择D：如果笔者当时考试的时候生病了导致考试前没有复习，结果考试的时候发挥失常导致重修，那笔者会觉得“并非没面子或丢脸的事”。

笔者针对上述四种选择所做的阐述并无不理性的地方，这四种情况同时出现在自己身上，笔者会觉得特别难以取舍！当然，这四种情况还可能同时出现在其他人身上，如果他们也和笔者一样需要“想象”；即便不需要想象，也可能在四个人身上分别出现这四种情况，当然，最可怕的是，情况并不止以上四种，比如有些学生就是差生，挂科对他们来说再平常不过了，也可以选择D，其他情况的产生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更重要的是，“脸”和“面子”在普通大学生中的使用并没有像专门研究脸面问题的学者那样规范，对很多人（笔者曾经就“脸”和“面子”的区别问过笔者周围熟识的多名大学低年级本科生，结果有些人认为没有区别，有些人说可能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可能是习惯问题，更多的人直接回答“不知道”）来说，是很难清楚界定的，与胡先晋的清晰区分相去甚远，何况胡先晋的定义在陈之昭看来仍然不完美。而陈之昭却一定要区别开来，难免有些学生就凭自己的理解选择，实际上在学术上说很可能根本不准确。这样调查出来的结果，能真实地检验大学生的面子需求强度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

最后，陈之昭如此描述其“面子行为量表”的部分指导语：“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终将能有助于了解及处理您自己的‘面子问题’，但是否能达到这个目的，则有赖于各位的合作。您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料，希望您以冷静、客观、公正的态度，确实回答我们的问题，谢谢！”

显然，陈之昭在指导语中表达了自己的殷切希望，期望受试者能够严肃认真地对待量表的填写。但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陈之昭所能控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学生是否真正以公正的态度作答，是否说谎，哪一句话说谎。这样一来，测试结束后收集到的问卷中肯定有杜撰出来的答案，最大的问题在于测试者根本不知道哪一份是杜撰的。既然有人说谎，这样的测试就会出现偏差。更糟糕的是，测试者很难知道到底哪一份问卷是说谎的，多少人说了谎，在这种情况下，测试者只能通过主观判断，主观判断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只要主观判断存在误差，测试结果必然存在偏差。一旦主观判断没有十足把握，偏差度的范围就难以有效掌控。

综上所述，问卷调查这个方法本身的缺陷使其测试结果难以被进行定性分析，因为其不能较好地解决“为什么”受试者会选择这个选项的问题，换言之，无法切中个人的特殊情况。此问卷调查本身问题设置有限，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十分特殊，相同的问题虽然可能得出相同的答案，但原因可能根本不同，难以为调查者所察觉。也就是说，不同受试者做出同一个回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动机使然。至于具体是哪种动机和受试者当时在脑海里浮现的情景息息相关，这个是提问者所不能把握的。也许有人会说，测试者可以在问卷调查开展前事先做个调查，找出几个类型情形加入限制条件，这种愿望虽然很美好，可是操作起来难度依然不小：试问加入多少条件才能箍住受试者的思绪，这一点尚且难有标准，何况增加条件限制就能拴得住受试者吗？如果能限制住受试者，“逼”其只能有一两种答案选择，那还有调查的必要吗？要对受试者进行最有效的条件限制，当且仅当我们对每个受试者的个性进行泯灭，使其成为理想中的理性人，倘如此，调查的意义在哪里呢？或者说，我们的调查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呢？

所以，由于调查问卷的篇幅所限，测试者根本不可能长篇累牍地“合理”设计问题，那样的调查将不是问卷，而是一本厚厚的“问”本，这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问卷调查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如何保证受试者不说谎”的顽疾，所以调查问卷的先天不足导致很难进行有效的调查分析，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多问题的“度”是难以“问”出来的，更无法用一个量表考察出相应的指标。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在第二章第四节将结合现象学理论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 DjiSqoA5vZQMxElMG0utXxzopjBwo0QviMUeJ6DiVICMIFZb/V3dHDYDz4BZBl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