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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是劳伦·勃朗特（Lauren Berlant）于2011年出版的《残酷的乐观主义》（ Cruel Optimism ）一书中提出的。她对于残酷乐观主义的定义为：当你渴望的某样东西实际上阻碍了你的发展时，残酷的乐观主义就出现了。它或许是某种食物，或者是某一种爱；它或许是对美好生活的幻想，或许是一个政治项目。它也可能建立在一些更简单的东西上，比如一个引导你改善生活方式的新的生活习惯。这种乐观的关系并不是天生残酷的，只有当吸引你依恋的对象阻碍了你最初的目标时，它们才会变得残酷。
国外对残酷乐观主义的研究相对于国内较多，主要集中在教育研究、文学、女性研究、传播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研究数量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大多数文章基本都是引用了劳伦·勃朗特在《残酷的乐观主义》一书中发表的概念，对众多不同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如Rasmussen用这一理论分析澳大利亚的教育现状，他认为，人们寄希望于“我的学校”这一网站提供的相关数据能够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从残酷乐观主义角度来说，这类技术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转移了人们对真正重要的伦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注意力。
另外，在刻板印象中，电子游戏领域长期以来主要面向男性受众且游戏玩家主要是男性。在这种情况下，Cote等人关注到了由女演员、作家和游戏玩家Felicia Day创作游戏的电视剧
The Guild
，它通过提供不同性别的演员阵容、相等的男女主角数量、对女主人公Sherman在现实生活需求方面的集中关注等设定，似乎试图打破行业中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但研究发现，该剧对游戏玩家身份的描绘同样是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它虽然承诺游戏玩家拥有亚文化和归属感，但最终仍让他们陷入了狭隘的角色和身份建构之中。
有一项研究把关注点放在了残障群体上：Runswick-Cole等认为，英国“大社会”的叙事给有学习障碍的残障人士提供了一系列承诺：公民身份、赋权、社区、社会行动和摆脱贫困的途径等，但是在实践中，这些承诺一再被提出，又一再被拒绝，最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体现了劳伦·勃朗特认为的一种残酷的乐观。
目前，我国对残酷乐观主义这一概念的引用较少，从学科分布来看，相关的论文主要分布在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以及外国语言文学三个学科。如罗小茗在研究中国科幻小说对于“希望”的设定中发现，平衡个人私欲与善和正义之间出现了难以协调的窘境，因此出现了将计算机系统设定为与市场文明相抗衡的力量的方式，这种无奈的做法也被作者称为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
在传播学领域，有学者在剖析“霸道总裁文”这一流行的网络小说类型时也提到了这一概念，认为“霸道总裁文”的乐观之处体现在，其故事情节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个体间的“纯粹关系”这一形式上，进行异性恋亲密关系的重构；而其残酷之处则在于，小说叙事依旧是在悄然之间复刻包括性别劳动分工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小说中对平等、自由的纯粹关系的追求只是一种残酷的乐观。
概言之，目前国内对于残酷乐观主义这一理论的运用，多存在于对中外文学作品的分析当中。而本章研究的发展发现残障群体的互联网浪漫关系实践也显现出一种残酷的乐观，按照劳伦·勃朗特的说法，在残障群体的这一实践过程中，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偌大的陌生人空间，给予残障群体无限的对于浪漫关系的美好幻想，使得残障群体对网络浪漫关系这一形式充满期待，却又在具体的实践中获得痛苦的结果。
亲密关系（intimacy relationship）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提出。凯利认为，亲密关系是恋爱双方彼此相互依赖和互相影响的一种关系。
从所指代的关系层面来讲，亲密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亲密关系对年龄和性别没有区分，涵盖了个体和他人的大部分人际交往关系，比如亲情关系、朋友关系等。狭义层面上亲密关系则主要用来解释伴侣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和恋爱关系，这种关系是基于爱的结合而具有一定隐私性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排他性的。本章所研究和指代的亲密关系，是指后者具有排他性的情侣之间的亲密关系。
国内关于网恋的早期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性特点，研究者多是从个人主观感受和刻板印象出发进行分析，对网恋这一行为进行单向的批判。
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大学生群体，研究网恋的可能性与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从伦理学角度提倡对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进行正确的爱情观教育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除了对网恋的批判性解读，更客观和多元的研究视角认为，网恋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感情方式，能够满足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以网恋为代表的虚拟社会关系的形成动机是克服孤独与获得社会支持。
除此之外，社会流动引发的性缺乏、婚姻问题纠纷和职业竞争压力过大都会将人们引向网恋的道路，而网恋能带给人们新鲜感、神秘感，并且能满足人们寻求情感安慰、重塑自我完美形象的需求。
网恋更关注和放大个人的情感需求，并且不仅仅是恋爱，互联网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性”空间，人们通过“身体不在场”的方式进行互动，参与者能体会到无限的刺激和新鲜感，这种情况下的网恋往往会产生更强烈的亲密感和热情。
但是，尽管网恋被视为一种恋爱的新渠道，但一旦涉及现实的相处甚至婚姻，网恋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并且，互联网技术虽然为人类的情爱实践开拓了新的途径，但人类极度渴望的真情实爱依旧很难实现。
除了对网恋缘起原因的探究，网恋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研究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目前的研究认为：网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行的择偶规则，扩展了青年的择偶空间，对现行的婚姻制度和两性关系形成了冲击，也补充了现有婚恋的形式和渠道，但同时也使得青年人“在获得婚恋自由的同时反而加剧了寻求爱情幸福的困难”。
不仅如此，在网恋从虚拟世界转向现实世界的过程中，网恋的参与者也将自己置入了风险当中，这是由于当网恋“奔现”时两人必须考虑到经济、地域、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传统恋爱择偶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在国外，网恋一词的翻译方式包括online love、internet romance relationship、digital dating、online dating、cyber romance等。在研究取向上，国外研究与国内研究的相同点在于同样重视青少年群体在网恋中的行为研究。有研究指出，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近24％的青少年几乎经常上网，92％的青少年每天都上网；因此，青少年对恋爱关系的探索正在实现网络化的转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网络建立浪漫关系和性体验。
研究者通过焦点访谈等方法发现，青少年在网络上建立浪漫关系时不可避免会出现如嫉妒、与他人发生冲突以及监视和控制等负面行为。
除了青少年群体，Rosenfeld等通过2017年对美国成年人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发现，在2013年时，对于美国的异性恋情侣来说，网上约会首次超过了朋友作为中介的恋爱方式成为最受欢迎的情侣约会方式。
线上约会中的自我信息披露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Hall等通过对5020个参与过线上约会的成员的量化研究发现，在个人资产、关系目标、个人兴趣、个人属性、过去的关系、体重和年龄七项个人信息的披露中，男性更有可能谎报个人资产、关系目标、个人兴趣和个人属性，而女性则更有可能谎报体重。
此外，国外研究关注到了少数群体在网恋这一新型恋爱方式当中的行为。Darragh等以智障人士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探究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如何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性取向，访谈数据显示，智障人士会利用社交媒体建立新的友谊、维持现有的友谊、探索和表达性欲。
还有研究关注到了自闭症群体，认为对于自闭症群体来说，传统线下约会的频繁失败使他们更多通过在线约会寻求另一半，研究调查了异性恋女性对自闭症男性在线约会档案的感知吸引力、可信度和可取性的态度，结果显示，相对于具有典型属性的在线约会资料展示，具有自闭症属性的在线约会资料目前并不太受欢迎，即使在描述时用积极的语言策略增强了感知吸引力和可信度，仍然没有激起他人约会的欲望。
“残障”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本章采取建构主义对残障的概念界定：“残疾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一个无障碍设施健全和具有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环境中，不会因生理缺陷或机体功能丧失而产生不同。”“残”指的是残障者在身体与心理上与他人不同的特质，正如非残障者的高矮胖瘦；“障”是障碍，指社会对于残障者的不公平态度和环境障碍，正是这些障碍阻止了残障者平等、充分、切实地参与社会生活。
有关残障群体的国内研究，目前研究话题多集中在对残障人士的特殊教育、信息无障碍、无障碍环境建设、康复训练等方面。在社会学研究当中，对残障群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学的残障观念研究、残障群体的社会支持、自我认同、社会融合以及互联网新技术与残障群体等领域。对于残障群体来说，长期的污名化使他们受到普遍的社会排斥，继而无论是在心理或者现实层面都难以融入社会。因此，许多研究关注如何促进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入并提高他们的自我认同和个人价值感。目前，对于互联网新技术与残障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无障碍发展和残障群体的数字化就业两个方面。
以“残障婚恋”为主题进行搜索发现，国内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较为有限，部分文献较为陈旧，与社会发展略微脱节。但总体来看，对残障群体婚恋问题的探究多集中在残障群体婚恋困难的原因分析和方法应对两方面。首先是原因探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残障群体社会交往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其交往的被动性、封闭性、同质性和单一性。
另外，残障群体婚配困难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负担重、结识配偶途径单一、自身心态差等。残障群体在婚配过程中会时刻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在主观上对自我形态形成了消极的意识，思想保守，对婚姻持企求态度甚至不敢面对婚姻的想法。
在对策方面，残障群体的婚恋问题可以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分别通过直接（改变残障群体及其家庭）与间接（外环境的改变）的介入方法来干预。
目前的国内研究尚未关注到残障群体的互联网亲密关系实践情况。
由于国内外的残障文化发展背景差异较大，因此二者在研究取向上也略有不同，国外关于残障群体在爱情方面的研究要多于国内，研究议题亦涉及比较广泛。有女权主义者的分析发现性别、损伤类型和严重程度、经济状况和城乡出身
都会影响残障妇女的社会权力，以及获取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机会。
例如，对柬埔寨农村残障妇女的访谈发现，由于性别和残障特定的社会规范，残障妇女感觉不到吸引力和自信，她们的社会参与度和决策权受到了高度的限制，甚至不拥有选择配偶的权利。
但是爱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污名化导致了其个体内化无性恋的概念，并对其信心、欲望和寻找伴侣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扭曲一个人的整体性自我概念。
但好处是，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方式，互联网给残障人士寻找和培养恋爱关系的方式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在一个以非实体互动为特征的数字环境中，在线约会为残障人士提供了隐藏损伤并匿名与他人交往的选择。
关于网上约会的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建立信任和自我表露，在数字空间发展亲密关系是有促进作用的。
Seymour和Lupton发现，在网络环境的交往中也存在对身体和外表的重视，部分残障人士没有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匿名性，而是选择在网上明确展示自己的身体缺陷
，这是由于考虑到可能的将来的线下互动。而对于残障人士对在线约会的评价，有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尽管会遇到成本、地理距离和缺乏面对面交流等障碍，但在线约会仍有几个优势，包括隐私管理可控性强、残障人士的自我坦诚度更高、以一种更舒服的方式暴露自己的缺陷以及在网络上人们更容易接受残障人士的缺陷等。
笔者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特点：①目前关于网络恋爱的研究更多关注了西方的现实实践，并且倾向于关注大都市环境和城市中产阶级社区，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人（如残障群体）的网络亲密关系的实践和经历少有关注。②在中国，网络恋爱自21世纪初便成为一个新兴和充满活力的恋爱模式，但国内研究仅在这一形式兴起之初对该现象加以研究，之后的研究便出现连年递减的趋势，并且国内的研究多关注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对包括残障群体在内的弱势群体的关注稍显空白。③国内大多数关注网络恋爱的研究倾向多是负面的，且对这一形式持批判态度。④目前国内有关残障群体婚恋问题的研究稀少且研究时间较早，而国外有关残障群体网络恋爱的研究大多使用量化的方法，研究残障群体的使用动机和自我披露情况等，相对缺乏使用质性方法对残障群体网络恋爱的探究。综合来看，本章希望聚焦残障群体，从其个人故事入手，探究其在互联网上的恋爱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