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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罗维茨在戈夫曼的“前区”与“后区”的理论基础上针对混合场景出现的新行为提出了“中区”的理论。“中区”既是新的“前区”，同时又具备“后区”的特点，人可以在二者之间自由转换。
电子媒介促成了许多旧情境的合并，使得“前区”“中区”“后区”代表的行为系统有了更加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三者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更为模糊，在扮演“前区”就业角色的同时也可以兼顾“中区”“后区”私人关系互动的进行。
囿于教育程度等问题，残障人士往往在理解网络互动、电商运营等环节存在较大障碍，电商运营过程中，残障群体面临的最大问题为如何在后台操作中“与正常人无异”地与客户进行流程对话及互动。据此，网课讲师T1让每一个参与运营课的学员每天扮演“买家”的身份，任选一名店铺客服进行对话，并收集其运营的话术与文本以供个体在前期练习中进行“身份模拟”“角色扮演”，锻炼对话的语气、语速，为从事电商客服就业做充分准备。具体包括根据不同店铺特点设置快捷短语并分类、学习客服惯用语言。
残疾人讲师T2：我告诉残友们，要自己去做收集，自己去做分类。比如说收钱的、问质量的。然后自己去做分组，自己把它给分类出来。这些对他们以后要去就业都是有一个好处的。
在该环节，残疾数字工作者主要扮演了“客户”的形象，一对一与现实客服进行互动，获取对方在聊天场中反馈的文本材料，例如针对关键字设定机器人自动回复“你好”“请核对”等语句。诸如此类的互动文本被教师定义为“话术”，对残障群体而言，数字化就业的前期工作便是收集齐一整套“话术”，生成一套模板化的沟通方式，而不只停留于理论知识的输入。完成“模拟”环节后，讲师T3则会为学员讲解另外的实战技巧，包括如何制作产品样机图、如何做页面美工等，以保障“不适合或不愿意社交”但审美天分较高的残障学员有机会从事另一个工种——电商美工。在“角色扮演”的实验环节中，每一次模拟身份与不同电商客服进行互动对话以获得“随机话语”，都相当于数字化就业的“进场”，学员群体在电商聊天场中获取话术并完成“客服”与“用户”两个不同角色的双重模拟。
对于残障就业者来说，网络造就的新情境也必然带来一定的行为变化。本章将“中区”行为的基础定义为平台的助力，平台化的出现给残障就业者造就了一个新的“中区系统”，就业中的形象整饰行为可以视为前台表演，他们表演的是后台演练好的工作角色，从而造就自身符合既定惯例的形象。网络媒体是一个个性化的、互动性强的平台，残障就业者在网络社会中的自我宣传，除了要展示自身的就业形象之外，还要表演适合于“中区系统”的行为，既不能是完全属于后台的私人行为，也不等同于前台的公开行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区”行为。而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化为“中区系统”打下了基础，借助平台积累的人脉、商家、广告推广资源，残障就业者得以更好地在“中区系统”中模拟话术、扮演身份、创造人设，进而在互联网平台中整饰出一个与正常人无异的数字工作者角色形象，在平台的指导下的误规避区，完成互联网人际节点链接与变现。
“人设”是指人物形象的设定，是网络主播的标志性身份，它要求主播通过数字化表演劳动对此进行塑造与维护。如果说戈夫曼意义上的“角色”有前、后台之分，那么，“人设”则往往呈现出线上线下模糊的“人戏合一”状态。
进一步看，带货主播的人设不仅是“人戏合一”，更是“人货合一”。从“养号”到正式直播，主播通过数字化表演劳动完成了人设的塑形。这些人设成为主播的个人品牌，并让主播原本私密的自我得以公开、可见且具有市场价值。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表演，每个人就像演员一样，在某种特定的场景下，按照一定的角色要求在舞台上表演给观众看。
以残疾人X7为例，他的身份是一名茶农，在数字化就业“进场”之前，为了让残疾工作者在直播中讲好品牌故事，讲师T3给出的建议是鼓励该群体上网查找软文，并结合自己的经历来介绍产品，并结合茶农的经历将其变为个人符号与产品卖点相衔接的故事。另外，X7也有意展示“坚毅自强”的个人形象和人物设定。例如茶业直播之余，X7 也在2019 年汕头国际马拉松赛事中参加了“残障赛道”，并使用此前直播采茶的账号进行全程直播，单场直播观众超过5000人次。由此可见，X7的直播是将日常生活直接搬到直播间的泛生活化表演以达到为直播间观众“创造体验”的目的，也可以使残疾数字工作者的人设成为主播的个人品牌，无形中弥合数字化表演对残疾工作者设置的高门槛。
平台化培训的实践使个人从惯例中被赋能并逐步实现自我就业。“中区”环境创造了制度上定义的规范化框架，用来“帮助”或引导残疾人过上“好”生活——一种被认为符合“正常”惯例的生活。
残疾人Y （视力障碍）是残疾人电子就业孵化平台组建的“残疾人就业微信群”中的一名群友，她天生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优势被残友们注意到。经过一番了解，残友们与M建议她尝试利用声音条件从事残疾人有声书的就业，而明确自身优势的Y却在有声书的题材选择上陷入了思考。她尝试写出原创的惊悚鬼故事《使人村客栈》作为有声书录制的文本材料，而残友们看完第一集的文本后，站在媒体扩散与传播偏向的角度建议她放弃这个方案。
媒体报道新闻事件时，往往出于本能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更多地选择弱势群体作为新闻议题，因此残疾人自主就业、自主创业、独立脱贫的新闻会成为受到媒体的偏好的“正能量”议题。学者王伊如将此类议程设置定义为“弱者偏向”与“正义立场”，它是媒体情感、媒介组织、媒介技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就业孵化基地创办人的M自然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位残友的成功事例都能受到媒体扩散与关注，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价值。然而，一方面，“惊悚故事有声书”的题材容易给音频平台上的青少年带来不好的引导，另一方面，录制惊悚鬼故事的残疾人人设并不适合进行媒体的议程设置以及后续对个人形象的扩散和传播。M最终建议Y在音频电台上以夜聊主播的角色讲述个人故事或者以录制名著文学有声书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声音优势进行就业，避开媒体报道中的“异类话题”。
由于数字化工作渠道的多样性，本节主要概括电商运营、网络直播、社区电商三种就业路径，作为残障群体“前区”数字化就业的形象呈现案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从最初的信息冲浪向虚拟社交、语义网络和人工智能方向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范式为人类社会生活敞开了一个虚拟化的社会生活。正如卡斯特所言，新技术范式的独到之处便在于其重新构造的能力。当以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早期技术平台将买家与卖家、不可触及的人在虚拟空间连接起来，发生真实的市场交易、网络交往时，网络平台也就获得了与社会实体同等的意义。
大部分残疾人表示，一开始进入数字化就业都是一片空白，只能自己摸索出框架。残疾人M刚开始跟着一个残友小规模地做一些推广，让残友们去帮他发帖推广，一天挣3.6元。后来开始找到一些广告公司，一家一家地发邮件到广告公司的邮箱里面，说明残疾人群体的情况，询问他们愿不愿意跟平台合作。后来，他意识到这样求来的机会始终不稳定，必须自己独立出来创办平台，于是电商运营成为该平台进行资源整合的第一份残疾人数字化就业工种。
M：刚开始有位残友也在开淘宝店，告诉我这个客服美工设计和运营、营销都可以外包出来。可以外包出来以后，天猫刚开始好像才几千家店铺，我们就把愿意跟我们一块干的残友们组织起来，经过培训以后再来做一个外包公司，我们来做一个外包平台，把有一定技能的残疾人输送给电商平台。
外包就业是当今信息时代许多科技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企业运营模式。这对于残疾人就业孵化平台的前期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在从事外包就业可以克服交通、工作场所和员工生理功能的限制，成为一种跨区域的企业运营和工作模式。然而，公司对员工的技术能力和知识也有一定的要求。尽管在数据输入和电话接入等许多传统信息技术工作中没有高技术进入壁垒，但为残疾员工开展相关技术培训仍需要额外成本。事实上，即使一些高科技公司愿意雇用残疾人，他们与残疾人求职者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对残疾人的需求缺乏了解。因此，政府、残疾人联合会或公共福利机构对雇主和残疾人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
一方面，公益机构作为中介方，要与雇主建立稳定的、可信任的合作关系，充分了解掌握雇主的需求；另一方面，还需要努力提升残疾人的知识技术能力，对残疾人进行相应的培训，其中包括了协助雇主进行培训。
从事外包形式的电商运营主要与互联网上的陌生人关系网对接进行“变现”，而部分有条件的残疾人在积累了一定电商经验后则选择自己经营微店。残障人士被发现积极参与这种“自我企业化”的方式，以创建基于平台的商店。
微店发布于2010年，是一款主导该领域的移动社交网络应用，许多残障者借助微店构建的关系网络宣传产品。互联网与现实生活中积攒的人脉，使得熟人社会的关系网与陌生人社会的关系网更好地形成链接。虽然微信企业对金融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但它将社会关系商品化，建构出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朋友和熟人的推荐是中国人网购中较为重要的因素。微信鼓励熟人之间的互动，这意味着人们线下见面，交换微信账户，或者由他们现实中认识的人介绍，微信生意意味着私人关系，如友谊在业务上的介入。
L：咱们帮别人做客服的，没有一个人是咱们认识的。但微店我们起步是先从朋友圈进行推广，更多的是通过自己在互联网上的一些影响力做推广，让熟人关系变现，相当于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脉关系网变现到互联网上做交易。而在网络上认识全国各地的朋友之后，也能通过互联网的陌生人社会把全国各地的人脉网变现，成为我经营微店的潜在客户。
经营者开始向他们认识的人销售产品，然后寻求被推荐给更广泛的潜在客户。同时，由于微信企业家没有任何产品或生产资料，他们在商业链中的地位是脆弱的，是一次性的。电子商务给每个人带来机遇和挑战，参与这个新鲜的行业给了残疾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处理或吸收创业风险的压力。残疾人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往往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或支助，例如一次疫情的冲击就能把残疾人推到崩溃的边缘。最大的风险是该领域的竞争。对残疾人来说，技术和数字商业形式提供了以更少障碍进入经济社会的机会。而正是在数字环境中，残障群体得到了这个机会。然而，数字化经济仍然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像金融和知识这样的资本在网络空间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限制了残疾人在他们的业务中前进。
网络直播是互联网数字化趋势下诞生的一种新型数字工作，有营利、非营利两种形式，营利的直播主要依赖于商业化运营，通过一种或多种表演方式从观众那里获得虚拟礼物，然后与签约的网络平台和中介机构按比例分享，获得相应的工资收入。随着网络直播带货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进了直播间。中国残联、相关机构与公司正在联手为残疾人直播带货搭建平台，给残疾人融入普通人就业提供了一种可能。对Z而言，残疾人带货直播有着更加现实的需求——不是包装成网红，而是提供一份工作。受到身体素质、教育水平等条件的限制，残疾人网络直播很难进行形象整饰与表演策划以满足受众对网红主播的观看需求。
由于时间空间自由，网络直播区别于一般性的工作，没有了工作时间和地点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这种碎片化的工作方式十分适合残疾人的身体情况，使其能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或者自己的工作内容。
在经过残疾人互联网就业培训后，Z开通了抖音和快手直播间，为家乡的黄花菜进行推介直播，以“残疾人创业”为吸引点开始踏入直播行列。
Z：在每年黄花菜花期的7—8 月都会定期委托助手将我送至目的地，在轮椅上固定好手机支架，做好准备工作后便在田地间以尽量不同的多视角直播。一般来说，会先在采摘地一边直播，一边跟受众介绍一下黄花菜有哪些好处、有什么功效、花期是多久，观众如果特别感兴趣可以同时下单。同时，也会以平常聊天的话语口吻与直播间观众进行互动。整个直播过程中，观众问得比较多的是关于身体情况。
通常，主播在表演中会尽力为观众呈现理想化的印象，观众也会“在场”对主播的表演进行检验，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信念来接受表演给予的暗示，并把这些暗示看成比符号本身更为重大，或者是不同于其本身符号载体的证据”。
在网络直播这个相对宽松自由的表达场域里，每一个观众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情绪，主播会对这种评论作出回应，实现双方都“在场”的言说。在“你来我往”的评论与回应中，主播与观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非正式的、运作一致的、即时沟通的途径。最后，参与到“表演”中的双方会进行“打赏—答谢”的互动。当表演“前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被无限延伸时，传统的打赏行为在网络直播中演变成了一种符号化的、情感性的、实时互动的点赞与反馈。
Z：会问到很多个人的一些事情，问我身体残疾为什么还这么努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直播间一个年轻人说我这样的身体还一天到晚地忙着直播，还可以阳光地去面对生活，去创造自己的梦想，我们健全人可能都没有勇气去尝试这件事情。他毕业之后还找不到工作，但最近他看完我的情况之后，他自己受到了鼓励，“为什么我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的直播，也能给肢体健全但是活得比较艰难的朋友带来一些力量。
而表演的实质即“印象管理”
，印象管理策略可概括为理想化表演、神秘化表演、误解表演、补救表演。表演的集中舞台区域则是“前区”，是观众注视下的、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表演的地方。理想化表演指的是严格遵循社会公认准则或客观社会期望的表演。对于带货主播而言，理想化表演意味着在直播中，对于直播间的“舞台”要精心布置，通过还原产品最真实的状态，言简意赅地表达产品的主要卖点、适用人群，给予观众更好的“观看”体验。
主打“田园风”、呈现出“理想化表演”即是Z直播间受众的观看需求。他以语言符号与视觉符号向受众呈现出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让受众足不出户就能在花期时节观赏到黄花菜，借助直播平台赋予观众身临其境的沉浸感，打通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边界。他将自然景观作为时空联结的直播场，在以自我为主视角的基础上有取舍地进行多角度拍摄，例如对一些未经修缮或者较为杂乱的乡村景观，Z出于推介家乡的目的，不会将其呈现在受众面前。同时，还会添加一些直播软件自带的滤镜、贴纸和表情包进行拟像化的整饰。
对于网络直播而言，传统的直播地点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视觉需求，直播者必须将自己纳入一个“直播场”中进行数字化表演。所谓直播场，是指在网络直播技术作用下形成的在线秀场或卖场，它是数字化表演劳动发生的基础性时空结构。
有研究者以“云南瑞丽玉石直播”为例，指出从空间上看，网络直播将瑞丽特殊的玉石市场地景（landscape）转换成了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媒体景观”
，正如前文提及的学员Z在万亩黄花菜田中直播推广当地黄花菜农副产品，正是将自然景观作为时空联结的直播场。
而对于一些产业园区地处海拔高区域，受到残疾限制无法身临直播场的残障数字工作者而言，他们只能选择退而求其次，转换景观，进行直播场的“二次搭建”。X7是潮州地区的一名茶农，家中世代以卖茶为业，其经营的产业园区位于粤东地区第一高峰——潮州凤凰山，直播平台于他而言成为品牌广告的窗口之一，由于肢体残障，他无法将每场直播拟定在对于残疾群体难以攀爬的潮州凤凰山上，直播中所能呈现的媒介景观受限，只能在他人的协助下先在现场制作一部分潮州凤凰山茶场的纪录片与短视频，再将地点转移到茶叶店进行直播，完成直播场的转移重构与二次搭建。
X7：平时的话我就是会在打包茶叶或者筛选茶叶时，一边跟客户讲解这个茶，然后有人问我就答，大概这样子了。一般都在茶叶店。因为你想一下去到茶园那边，首先的话，因为那里车到不了，要坐轮椅去，我是坐轮椅的。坐轮椅去到那边的话，又要准备好直播设备，工程量很艰巨。
据X7介绍，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中，一些特殊受众会出于“慕残心理”和“慕残癖”（主要是指在当前主流社会审美观念以四肢健全为美的前提下，认为残障的身体同样是美的，甚至更胜一筹的非主流审美观）催促残疾人主播迎合受众进行肢体残疾的展示。尽管直播囊括了凝视与被凝视的数字表演，但是部分残疾人并不希望通过展示肢体的残疾来满足直播平台观众的猎奇心理与凝视欲望。对于X7来说，他更像是把直播当作一扇宣传线下门店品牌的窗，而非直接通过表演获取实时盈利的手段，比如他会让想了解茶叶的客户去观看他在抖音的录播短视频，以“宣传片”的形式呈现给客户。
自主创业模式主要指残疾人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实现自主网络创业，如开设网店、创办网站等，其中也包括依托社区残疾人信息化就业创业平台，通过获得启动资金、技术等的支持而实现网络创业。这种模式鼓励残疾人自主进行网络创业，一些地方残联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甚至由残联等直接牵头建立创业孵化基地，残疾人可以在其中获得技术和创业指导并最终实现创业。
残疾人在电子商务创业中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必然要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进而为自己赚取一定的利润。
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许多环节对残障者来说更加烦琐。例如，在一些在线购物平台上处理配送和订单很麻烦。由于残疾人的精力有限，为了提高创业的有效性，有必要简化电子商务的运作模式，如自动配送等，这种简化的操作模式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由于一些残疾人在维护客户关系方面能力较弱，简化的电子商务运营模式可以构建新的服务型客户关系。让残疾人创建自己的操作模式，不仅可以保证更好的用户体验，而且能在工作过程中给残疾人带来更大的便利。
残疾人W经营着一家乡镇便民服务站，主营快递的收发，也将日常的便民服务类的业务全部包含在内，包括当地农产品的收发或者农民的电器采购，为当地村镇的村民提供一站式购齐服务。服务站在经营的过程中放大了物流与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对接，因为便民对象面向的多为互联网接触较少、数字化程度不高且儿女长期不在身边的从事农业的老年人群体。服务站先在网上帮老人挑选，由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在电商网络下单买好之后，再直接给这些老人拉到家中进行安装和调配。
自主创业模式具有自主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更适合于范围广泛的非正式残疾人或残疾等级较为严重的残疾人。然而，如上所述，残疾人在网络创业方面也面临许多挑战。对于一些网店创业者来说，这种自主性并不高。他们必须依赖淘宝或京东商城等大型电商平台，在选择网店供应时，必须面对平台公司的规则和限制。如果不了解和不熟悉这些平台的运营特点和规则，也会导致许多残疾网店创业者的失败。对于教育和经济能力脆弱的残疾人来说，缓冲和补偿风险的能力也需要政策支持。
在从事电商运营、电商美工与电商直播的同时，一部分学员也会“返场”，在网课平台上完成对“前区”行为的“复制与模拟”，为接下来准备就业的残疾数字工作者提供知识经验。前文提及，该培训平台的网课教师大部分都由已经从事电商运营的学员担任，原因在于非残疾人担任教师可能会产生沟通障碍与共情不足。
残疾人讲师T3：我们以前请过外面的老师，但是由于学员文化水平较低，接触社会较少，一些人会有自卑的心理，从而封闭自己。学员不愿意听，认为他们取得成功是在身体健全的基础上的，而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而且部分老师也没有很重视学员的反应，不管懂不懂都照说。
选择残疾人担任授课教师的用意也在于此，残疾人教师主动打开视频直播进行现身说法，更容易拆除学员的心墙，获取学员们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信任。比如讲师T4开视频直播告诉学员“我比你还严重，没理由我可以完成的，你无法做到”以此增强学员们对未来正常数字化就业的信心。对于一些具备一定电商运营经验的残疾人来说，选择“返场”不乏媒体对该群体投入关注并进行扩散的影响，讲师T4正是看到当地电视台《今日视线》新闻对M及其开设的公益性就业孵化平台的报道，主动联系该平台担任残疾人网课教师。
除了选择返场从事残疾人数字化就业培训平台的讲师之外，还有些残疾人萌生了在当地县镇开设类似残疾人培训平台的计划，以达到扶贫扶残、带动当地残疾人就业的目的。残疾人J联合当地残联开展了具有公益性质的线下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由另一位残疾人经营的服务中心提供场地，当地残联提供一些费用和所需要的老师，J负责召集周边村镇的残疾人，“比如说我需要什么内容，比如说电商，当地残联会去帮我找这些老师来当地培训残疾人”。J也担任了讲师的角色，以曾经的数字化就业历程为经验讲授。
J：受众大部分都是当地后天残疾的农民，家里也都是以种植业、农业为收入支柱的，主要卖一些小米、绿豆等农副产品。主要教的是相关操作，比如他们从哪里能上传东西，从哪里能开店。自己作为示范，可以跟他们来说一下，我总感觉很多人还是比较抗拒直播这个行业的。有些人可能内向。毕竟本身就接触人少，找不到话题，而且紧张很多人都会有，会有一点自卑。起初希望他们以后通过直播，带动他们家乡一些农民的一些农产品，把这些产品给推出去。
而据当地经过培训后的残疾人反映，在培训到直播带货这一环节时，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存在抗拒心理，不愿意以真人出镜的形式去接触客户。基于目前的情况，残疾人J也在考虑给当地残疾人培训短视频剪辑的技能，使用剪辑后的短视频进行产品推销，避免他们初期存在的隔阂。另外，健全人导师与受培训的残疾人之间的沟通问题，也是J目前需要考虑的。相较于培训都由“前区”“返场”的残疾人授予的数字化就业孵化平台，残疾人J所开设的培训中，由于当地找的老师都是健全人，势必与残疾人存在着沟通障碍。J说：“只能说是我来主办，然后我来做协调，而且互动的话这方面我会穿插进去，让大家中间没有这么多隔阂，能融入在一起，并不要说让老师觉得他是在教师的角色，而尽量作为一个主办方让大家特别融合，上课就像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娱乐一样这么简单，这样可能学起来大家比较轻松。”
据此，残疾人“返场”具有三层含义：一是话语体系中的“返场”，无论是在官方话语体系、各类媒体报道，还是在民众日常讨论中，残疾人曾经的“污名化”困境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促进了原有残疾人“返场”带动群体就业的进程。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残疾人就业孵化上升到了一个社会融入的高度。2017年，中国残联等部门印发《电子商务助残扶贫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加强培训指导，支持残疾人电商创业。之后，各省份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残疾人实现电子商务就业创业。政府或残联牵头开展残疾人电子商务培训成为共识性举措，这也是残疾人能否实现数字化就业的关键所在。二是职业模拟中的“返场”，已经具备数字化就业经验的残疾人，在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容易获取残疾人群体的身份信任，能复制他们“前区”的职业行为和形象，更好地为下一批残疾人数字化提供参照。三是社会整合的“返场”，由残疾人“返场”积极开展数字化就业培训，在当地都得到了残联和政府的资金支持和人才支持，甚至动员由原来的中心化带动二次集聚平台化，使得各地的残疾人就业孵化平台都能进行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