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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良认为：大学核心竞争力是以资源为基础、以理念为指导，从而推动大学不断发展与创新的“积累性学识”，是大学综合化一体化能力。其主要内涵，一是综合各种知识和能力有机构成的能力系统，是一种整体性的综合化实力，而非单方面的资源、技术或能力；二是履行人才培养等核心职能所形成的势能；三是一种人格化的能力，是以人为本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人本身的发展与能力。
刘向兵认为，大学核心竞争力是指一所大学特有的长期化、持续化、资源化的创造和整合的能力。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构成要素基于两大职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这两方面的能力具备有无可替代性、价值稀有性、难以模仿性等核心竞争力的特点。大学的其他要素诸如理念、制度、特色等文化因素，以及各种有形的、无形的资源等资源因素都不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它们只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已。综上所述，各学者均将大学核心竞争力定义为基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主要职能上的对资源的系统化、整体化开发、利用与转化的能力，可见对概念的把握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与概括力。其中，张卫良的灼见是“追求卓越”和“人格化的能力”，孟丽菊的独特贡献是提出“中介”概念，刘向兵、毛亚庆和夏仕武的卓见为“获取、创造、整合资源的特有的能力”及“对大学资源有效运作而产生的整体竞争能力”。然而，上述学者尚未对教师在资源供给与职能中介建设中的“双重角色”与“中介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对“中介”概念尚未有效展开并建构完整的理论结构体系，为本书“站在其肩膀上”进一步探究预留了空间。
黄达人认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职能，教学是大学的中心工作，学生的质量是大学办学质量最重要的体现，学生的品质和竞争力就是大学最核心的竞争力，学生的声誉就是大学的声誉，因此大学核心竞争力就是一所大学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能力，其他的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能，都是次生的、第二位的，都要围绕和服务于人才培养这一中心工作，更不能冲击和削弱这一基本职能。
刘向兵也持类似从大学职能来构成核心竞争力的观点，突出强调人才培养的第一职能和核心地位，科学研究的第二职能和重要地位，而第三的服务社会职能和第四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是第一和第二职能的延伸与派生，并对大学核心竞争力构成因素的泛化的现象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大学办学中的诸多因素不分主次地均作为核心竞争力要素，反而会冲击和模糊对主要核心要素的认知与把握，也会对办学实践产生不分主次无所适从的误导。
毛亚庆、夏仕武认为，1990 年美国管理学家哈默（Hamel）和普拉哈拉德（Prahalad）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企业核心竞争力》（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一文后，“核心竞争力”一词开始在学界流行开来。但到底是译为“核心竞争力”还是“核心能力”，在学术上是存在争议的，这需要在应用场景和内涵上加以具体分析。
张卫良认为，资源是大学发展能力的基础，但资源再重要，仍然需要人和某种机制去获取、去整合、去善用，否则，不光会导致获取资源机会的错失，也难免会导致现有资源的浪费和误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系统论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某一方面的优势不等于整体优势，有效的资源整合能力才是最为核心的、难以模仿的能力，也就是整合和优化能力的能力。
余新丽、赵文华认为，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能力、竞争优势、竞争力、课程、创新等方面，而国内主要集中于学科建设和核心竞争力两方面。
迈克尔·波特曾在其经典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国家竞争力，是国家政治体制与结构、经济体制与结构、文化与价值观、司法制度、各项政策与组织管理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家竞争力”一词本身并无实质性意义，因为国家的基本目标不是与其他国家一较高下，而是满足与提升人民高品质的生活，要达成这一目标，竞争力关系并不大，最重要的是运用国家的各项资源所得到的生产力（productivity）或能力（competence）。因此，就国家而言，所谓“竞争力”，其意义与实质就是“生产力”或自身的能力（competence）。
综上所述，各学者普遍认为，就本质而言，大学核心竞争力不是某种要素的独特功能，而是一种资源整合的“累积性”的整体性能力。如张卫良的“资源整合能力与利用效率”，毛亚庆、夏仕武的“大学核心竞争力深植于竞争主体的各种资源之中”。并且，所谓的源自美国学者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概念，其本意是“核心能力”，甚至是一种整体实力或生产力（productivity），而不是“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itiveness），甚至认为在国家层面单纯从“竞争力”的角度理解没有意义。如毛亚庆、夏仕武指出“美国普拉哈拉德的the core competence其中译成‘核心能力’的文章最多”。李雪飞指出：就大学竞争力而言，资源是基础，文化是支柱，能力是关键。就主要要素及内涵而言，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是教学和科研两大职能，也就是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其他如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属于这两大基本职能活动的“辐射”和“延伸”。
（1）技术观。
赖胜德认为，在现代信息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大学不论是组织管理还是教育教学，都受到科技革命的深刻影响。科技及其应用不只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大学课程的组织与呈现方式、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方法已发生极大变化。大学应充分利用信息化和数字化科技手段，大力提升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等诸多方面、环节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提升其效率和效益，实现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2）知识观。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大学核心竞争力，就是对优势的知识体系提供、识别和管理，是大学内部一系列相互匹配、互补和相互支撑的知识和技能的组合。正如布鲁贝克所言，大学是传承创新“高深知识”的社会组织。大学是一个知识型和学习型组织，加强知识管理与共享，对于提升大学各子系统的整合程度与运作效率，从而更好地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3）资源观。
资源观的主要观点是，大学是一个资源依赖型组织，大学的办学资源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基础。整合和获取资源的能力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学核心竞争力本身其实也可以说是大学的一种“特殊的资源”。大学核心竞争力就是大学在践履四大职能过程中，对各种办学资源的配置与有效运作而产生的整体合力。
（4）能力观。
这一派的观点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不是某一方面的技术或资源，而主要是指大学独特的吸引、争夺、获取、控制、转化资源的能力，以及高效践履四大职能的能力。可见，该观点强调的是一种整体化、系统化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能力。
（5）师资观。
马士斌指出，大学核心竞争力的要素很多，但人是第一位的，教师是办学的主体、是第一资源。办学应依靠教师、以人为本。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其数量、结构、素质、培养、激励、竞争、合作等七大方面。可见，该观点十分强调对教师的各种保障，以促进教师发展。
（6）协同观。
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别敦荣、李雪飞等。别敦荣认为，大学核心竞争力是大学办学过程中很多条件、要素和过程相互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是以办学资源为基础，通过大学精神与文化、组织管理制度、教师队伍建设以及环境及资源的优化、获取等多方面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李雪飞通过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分析发现，文化、资源与能力是研究型大学竞争力的主要构成因素。
可见，该观点秉持的是一种系统化和整体化的观点。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论”“学科核心论”“综合素质论”“个性论”，以及基于知识管理、学生个性培养、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观点。
当然更多的是关于学科建设的观点和一些有关于学生品质的观点等。这些观点都从某一侧面或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部分内涵，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我们才能从多方面、多视角理解和把握高校核心竞争力。文化传承与创新，本质上从属于教学与研究；知识管理从属于管理制度，而管理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终究要落实到管理和服务对象——教师上来，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和有效性，最终体现为成果——学生品质和学术贡献；学生个性无疑从属于学生品质；服务社会直接从属于科研及其水平，间接从属于教学及其学生品质。也就是说，以上观点各具特色并不乏卓见，罗列出诸多要素，但未能明确将这些要素划分为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中介（支撑）、机制（焦点）、资源基础等层次，并阐明各层次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构）和运作方式、流程与环节（机制），从而导致各观点尚未构建成为较为完整和严密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性和体系完整性不足，这正是本书以“中介论”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构建“质量标志（学生品质与学术贡献）＋中介（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机制（教师发展）＋资源基础”的大学核心竞争力“四位一体”体系致力解决的问题与价值所在。
张卫良在《大学核心竞争力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南大学已经形成了以办学理念为先导、以教师发展为核心、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文化为纽带和氛围、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大学三大职能为实现过程和表现形式，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为保障体系的核心竞争力模式。中南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结构模式如图 2-1 所示。
图 2-1 中南大学核心竞争力结构图
张卫良的中南大学核心竞争力结构模型是由内层—中层—外层组成的三层次结构，内层为标志，但三大标志（一流人才、特色学科、创新理念）并非并列关系，很难说在同一层面；中间层次是支撑，即教学、科研、服务与理智四大支撑，但服务属于“衍生”或“延伸”职能，支撑失之于多且主次较为模糊；外层资源和环境是基础和保障，亮点在于突出了环境因素，这是很多研究不曾涉及的，而且将大学文化作为一种“环状”因素“包裹”整个结构，突出了文化的“氛围性”“环境性”与“资源性”，为本书建构中介机制——以教师发展为本的文化资源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在《何谓大学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毛亚庆、夏仕武用一张图来说明大学核心竞争力与大学核心能力、大学职能、大学资源之间关系。在图2-2 中，从处于图底部的五大办学资源到处于上部的核心能力层次都在一个同心圆之中，这个同心圆表明了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核心能力是大学在践履三大职能活动中才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三大职能活动的践履是需要以大学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办学资源为基础与支撑的。大学核心竞争力处于三个层面要素构成的整个体系方框之上，说明大学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整体性的整合能力，是对上层核心能力、中层三大职能以及底层五大办学资源的整合能力，是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 2-2 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结构模型
毛亚庆、夏仕武的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结构模型由底层—中层—顶层三层次构成。底层以五大资源为基础，但五大资源相互包含和纠缠，很难说是并列关系；中层三大职能是支撑，顶层体现为核心能力。该模型构图简洁明了、逻辑清晰、层次分明，但尚未突出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的独特地位和校园文化的独特性质及与其他资源的交融关系，中层职能的具体建设内容及顶层核心能力的标志成果也尚未体现，这些有待进一步探索和阐明。
朱小娟认为，有关“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每年一度推出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从而使“国际竞争力”得以在理论和应用上逐步发展。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指 20 世纪 80年代，这一阶段以经济竞争力作为关键要素，指标体系以“硬性”指标为主，指标体系松散且缺乏理论基础；第二阶段指 20 世纪 90 年代的“软指标”的全世界调查与 8 大要素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成熟发展；第三阶段指 2000 年以后，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注重以人为本、强调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中终身学习的价值，注重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及与企业价值互动等新的竞争力结构的形成，并运用新的信息化技术进行相关国际竞争力的分析，从而使国际竞争力报告蜚声世界。
朱小娟指出了国际竞争力研究经历了松散型硬指标—体系化软指标—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发展轨迹；也有研究指出，核心竞争力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资源基础化阶段、市场环境化阶段和组织制度化阶段。由此可见，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愈来愈重视人本身的发展及其组织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本书以“以教师发展为本的文化资源建设”为机制的大学核心竞争力中介结构模型，与这一研究发展趋势相契合。
张卫良在论述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机制时，将“机制”理解为系统的基于要素、结构和功能的某种关系和运行原理或机理。大学核心竞争力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同样具有特定的要素、结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互相间的内在关系和运行机理。他以中南大学为例，说明其核心竞争力是各能力要素的形成机制的复合体。
毛亚庆、夏仕武认为，虽然资源要素在大学核心竞争力中处于基础地位，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资源并不是一种稀缺性或匮乏性因素，所以不是核心性要素。但大学中的师资资源不同于一般管理学上的人力资源，大学教师流动中的心理亲和力远远大于价格利益驱动力，大学学者更注重大学自由民主的精神理念、有利于专业成长的文化氛围、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而不是只关注工资等物质性待遇。这就为大学师资资源“引得进、用得好和留得住”提供了理论及现实依据，从而为大学培育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基础。所以，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培植要从大学文化建设入手，激活大学精神，坚守大学理念，制定以人为本的保障和激励制度，最大程度保障教师良好的工作、研究和生活条件，最大限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使大学成为教师的心灵家园和学术圣地，这才是大学获得核心竞争力和长远发展的根本。
张卫良在其“中南大学核心竞争力结构图”中没有展示系统结构的机制，在表述中说明其机制就是“内在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和“各能力要素的形成机制的复合体”，但对如何形成这种机制以及这种机制的有效载体的论述有待进一步明确、充实和完善；毛亚庆、夏仕武在其“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结构模型”中也未体现机制环节，在表述中涉及机制的部分就是“大学组织中的人力资源不同于其他行业中的人力资源……这就为大学保持自身人力资源优势、持久拥有核心竞争能力奠定了基础”，突出和强调了“人力资源”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书建构以教师发展为本的文化资源建设机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