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事旅游统计及数据分析工作多年，深刻体会到无论旅游教学，还是业界经营，抑或是行政管理，对于旅游统计的了解和理解程度普遍粗浅，哪些人可以被统计为游客，具体是怎么统计的，多数人一知半解。特别是一些开设旅游专业的学校很少强调旅游统计教学，笔者曾前往高校给学生讲授有关知识，台下的学生多一脸茫然，就连过夜游人数为T _n ，调查得到过夜游占比30%，则游客总人数可以通过T _n /0.3推算得到，很多学生都不以为然。单位领导和同事多次建议写一本关于旅游统计学的专著，笔者以为如果不写大数定律、抽样方法、时间序列、指数构建等就不能称之为旅游统计学，如果写却陷入很多基础理论和方法的重复介绍，也很难较席唤民老师的《新编旅游统计学》和李享老师的《旅游统计学》等著作讲得更透彻，因而迟迟没有动笔。

直到一年半前，院里获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2021ZD0111400）——面向节假日城市旅游客流调控和智能服务支撑平台及示范项目，笔者作为该项目课题三的负责人，需要牵头研究游客识别、实时监测、模拟反演和智能疏解等算法研发。文化和旅游部部领导很看重这个项目，指示除了要响应好科技部的研究要求，研究结果还得对文化和旅游系统有用。因而笔者花费了比较多的心力围绕惯常环境定义及大数据识别、大数据旅游统计应用规则等作了深入思考，整理了其中的一些旅游统计前沿问题，仅聚焦回答目前学界没有定论，以及业界容易出现理解偏差的问题，以期对业界有用。如罗伊·F·鲍迈斯特所言：“过去和当下的活动要从可能的未来情境之中提取意义。” ^［1］未来可能有用，就是本书写作的唯一意义。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不管是不是从事统计工作，都要树立正确的数据观。首先，我们需要接受数据而不是动辄否定数据。现代社会，从个人到组织的决策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理性和计算，而不是情绪和欲望。大卫·布鲁斯克认为：“数据作为透明、可靠的透镜帮助我们排除了情绪及意识形态的偏见，让我们有能力去做不同寻常的事，例如，预知未来。……数据革命把一个神奇的工具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借此理解当下与未来。” ^［2］笔者曾参加一个方案汇报会，与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听完汇报后说，你这计算的结论和我的经验判断基本一致，还要这些数据分析有何用。笔者直言：数据的出现和存在并不是为了否定经验判断，相反可以升华经验判断。您认为朝阳区某商圈最热的时段是晚上八九点，我们的数据监测显示晚八点四十五左右达到客流高峰，且能比较准确地监测商圈的客源半径、年龄构成、结费时点、商圈业态配比差异等诸多量化信息，至少可以帮助消除您认知中的模糊成分吧。伏尔泰认为统计学就是一种启蒙，它以客观的、以数据实证和推动的认知来反对神话叙事 ^［3］。业内个别专家凭借资历优势，通过叙述性表达感染听众，玩弄语句而不是指向事实的语义，故事讲得神乎其神，实则所包含的理性认知少之又少。往往我们否定的，恰恰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信息化社会数据是越来越多，但掌握数据的仍旧是少数，更多人内心的数据焦虑越来越浓重，可能一部分的数据焦虑演变成了对数据的很不专业的否定吧。

其次，数据是用来沟通交流的，更是用来思考的。施奈德宣称，统计学方法合成了数据和真相 ^［3］。卢梭乐见统计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鼓励道：“统计学家们，现在是你们的时代了，计算吧，测量吧，比较吧。” ^［3］数据和真相不是割裂的，统计方法只是从数据中发现真相的方法。现实中，太多的人只是把数据当成一类容易传输和交流的信息。比如对于某个社会问题各有各的见解，“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一组权威数据出现，争吵往往收声，社会噪声立刻会小很多。数据不一定改变了受众的各自立场，这个过程也不一定证明了数据有多正确，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数据提升了沟通的效率，终结了无休止的争论。数据既能净化世界，也能解释世界，前者是效果，后者是目的。所以用数据来思考、加工各种旅游市场信息并进行因果推断，才能更加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以及要如何去做。当然，也不是说因为数据有用就倒向“数据主义”，有时候数据太多了容易让人患上信息疲劳综合征，让我们的思想变形。韩炳哲曾指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信息洪流削弱了这种将事物简化到本质的能力。信息越多未必就会做出越好的决定。如今，随着不断增加的信息量，人们的高级判断能力也随之畸形 ^［4］。当然，这不是数据本身的错，是时代的造化，不能回避，只能提高我们甄别对的数据、生产和分析有用的数据的能力，确定我们自己的数据认知边界。

最后，数据都是错的，但都是有用的。没有完美的数据，只有完备的逻辑。一些大数据商的商务和技术人员经常问笔者，他们的大数据监测结果对还是不对，我总是回答“不知道”，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那个确定无疑的真值。如果某一段时间内全国旅游人数真有一个真值，那真值之外有无数种可能的统计值，就某一个统计值而言其成为真值的概率几乎为零。我们做统计工作，并不是要去找这个真值，毕竟真值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是用对的方法尽可能逼近真值，而且我们相信，只要是方法正确逻辑合理，统计的结果大概率距离真值更近。国内目前的大数据商依靠其技术人员写代码确定了各种各样的运算规则，从旅游统计与数据分析的角度来说，无不错漏百出。比如游客定义中的最基本要件是离开惯常环境，但是目前业界用位置大数据的企业在给各地提供旅游统计监测服务时，基本没有开展过用户惯常环境识别这项工作。初始的逻辑不对，监测结果就难以站得住脚，或者不能相对完整准确反映旅游行业的真实发展情境。这也是本书及笔者另外一本专著《中国旅游客流的时空格局及大数据挖掘》从不同的侧面，用很多的笔墨来探讨惯常环境，特别是大数据识别的关键要求的原因。也有一些地方的同志总问，用一家移动通信运营商数据不行，得三家一起用才可以。其实大数据也是有边界的，在判断群体性行为方面，统计学上来说基于9亿用户的计算不一定就比基于3亿人的计算更加准确，计算方法的可靠性和规则的业务匹配性是关键。当然，也并不是说方法越复杂越好。模型是一种构想、一个辅助手段，用来补充数据的不足，只要数据大到一定程度，数据就会自圆其说 ^［3］。大数据时代，旅游统计的常规分析中，并不一定要求多么复杂的模型和方法。

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的同事胡宁婷、吴雨涵，浙江大学博士生郭可心，三位留学归国的同志发挥语言优势，在国际旅游统计资料收集上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特别要感谢我的爱人，写作期间次女出生，四十多天开始让我到其他房间睡，睡好了专心写作，她则夜晚独自哺乳看护，非常辛苦。很赞同坎贝尔的观点，女人是生命本身。从胚胎发育过程中提供能量的线粒体全部由女性提供，到怀胎、分娩，以及养育的投入上，女人往往承受更多。对于人类生命本身而言，女人往往较男人更加伟大。无意否定其他男同胞的伟大，只是对我来说，在生命的孕育与成长这项亲本投资中，我的爱人比我更加伟大。

本书着重探讨了如何理解以及如何计量旅游，我国关于旅游数据的争议直接源于对旅游的定义。笔者认为不管是界定旅游还是技术上统计旅游，都应该遵循“共同认知”原则，也就是去定义多数人所认为的旅游，也就是定义游客觉得自己是在旅游的活动，而不是由专家们推己及人确定一套规则。如果人们都不认为去郊区探望父母是旅游，或则不认为带孩子到郊野公园搭帐篷是旅游，非要说离开了惯常环境而且有探亲访友或休闲的动机就是旅游，实在是有些勉强。但是，只要目前国际通行的定义没有修改，我国几乎可以说全球最低的惯常环境空间半径（10公里）标准没有做调整，笔者就坚定按照既有的法定框架做旅游统计研究。笔者也不会错过诸如制度修订等任何机会，建议对当前定义和时空标准做调整，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和需求。因此，本书写作的目的不是维护某一种定义或做法，或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希望更多人理解旅游及其统计方法，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情绪化争吵，多一些建设性意见，少一些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