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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介绍完本书的背景、主题、各卷内容以及“先验的”和“本质”这两个关键术语之后，在本篇导言的结尾之处，还需澄清一下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并为这种方法提供一种简单的辩护。就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本书将通过讨论恶的单一本质、恶的多重表现和恶的最终根据来系统地考察康德的根本恶理论。进一步地，通过这种对根本恶理论的系统考察，本书还将提出一种关于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的更为深入和丰富的理解。因此粗略地看，本书似乎涉及两大主题，一是根本恶理论，二是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于是读者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假设，本书的论证亦将首先讨论根本恶理论，然后再讨论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
然而，与读者可能怀有的最初印象相反，根本恶理论与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主题。实际上，为了保持自身的完整含义而不遭到扭曲和变形，这两个主题是不可能被分开讨论的。这又是因为，根本恶理论构成了康德关于人类自由的复杂概念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作为一个由众多环节组成的整体，已经将根本恶理论作为它的基本构成部分包含在自身之中了。“整体”和“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逻辑上是相互建构的关系。从“整体与部分”的这一逻辑关系中，又必然地会产生一种“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cle）。这一“解释学循环”意味着，对“整体”与“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两个关系项中任何一项的理解，总是已经预设了对另外一项的理解。与此同时，鉴于这一解释学循环的存在，无论是根本恶理论还是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这两个主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在诠释中充当某种绝对的起点。相反，唯一恰当的诠释程序必须以如下方式进行：首先，诠释者需要在“前景”（foreground）中探索对于一个主题的理解，同时在“背景”（background）中暂时性地预设对于另一个主题的临时性理解；其次，诠释者需要通过不断地交换前景与背景，来不断地更换“被考察之物”和“被预设之物”；最后，诠释者还需要在一种理想的情况下一直重复上述两个步骤，直至无限。于是，通过轮流地被置于前景和背景之中，诠释者对于根本恶理论和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的理解，也就将不断得到拓展和加深。
现在，正如本书的题目《根本恶与自由意志的限度》所暗示的那样，根本恶理论将是全书所要专注的主题，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只有在与根本恶理论发生明确的关联时，才会得到一种细致的考察。换言之，根本恶理论将在大部分篇幅里被置于研究的前景中，并得到一种直接的考察，而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则将在大部分篇幅里仅仅停留于背景之中，依照前面提到的解释学循环，仅仅作为考察根本恶理论的进程中的“临时预设”和“临时结论”而存在。这意味着，在真正开启对于根本恶理论的考察之前，研究者实际上已经（尽管只是以一种非常抽象和粗略的方式）预设了一种对于康德人类自由概念的新理解。通过对根本恶理论的考察，研究者对人类自由概念的最初理解，亦将在细节上得到不断的补充和丰富，从而逐步具体化。同时，借助对康德人类自由概念愈来愈具体的理解，研究者对于根本恶理论的理解也将一点点地改变。然而，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对于这两个主题的考察无法真正地趋近于无限，就如这一考察在理想状态下所应当达到的那样。相反，本书将把自己的工作谨慎地限定在以下这一目标之内，亦即将趋恶倾向初步地刻画为一种普遍的向恶潜能，同时将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初步地展示为“不仅是理性的和属于个人的，而且也是超-理性的和超-个人的”。
或许本书的读者已经隐隐地感觉到，本书对于康德人类自由概念的诠释不但在诊断人性中的黑暗面时，体现出了某种前-康德的类似奥古斯丁思想的一面，而且在探索实践统觉“我意愿”和超-个人的潜能时，体现出了某种后-康德的类似费希特-谢林思想的一面。于是，一些读者便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如下质疑，亦即恰恰因为本书将奥古斯丁-费希特-谢林等人的思想框架预先加在了康德的文本之上，于是才能在随后的文本研究中发现康德与他们的相似之处。诚然，根本恶理论与人类自由概念之间的诠释学循环，确实是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同时书中对于人类自由概念的理解，也必然受到研究者自身哲学背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这一背景中除了康德思想之外，也包括诸如奥古斯丁、费希特、谢林等其他哲学家的思想。然而，与读者可能产生的质疑恰恰相反，上述这些哲学家并没有预先规定本书对于康德的诠释将是什么样的。相反，他们仅仅通过给一些问题提示某些可能的诠释方向，而为研究者对于康德的理解提供了有用的引导而已。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诠释方向的最终有效性，将依然取决于康德本人的哲学，取决于康德的文本是否提供了相应的诠释可能性，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依照其他哲学家所提示的方向对其进行诠释。因此，这里并不存在“某一文本必须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诠释”的武断预定，而仅仅存在“可能的诠释方向”与“被诠释的文本”之间的相互检验与相互确证。
此外，后文中的所有实际论证也将仅仅基于康德本人的文本，仅仅从康德的文本内部，为每一步论证寻求决定性的证据。然而有趣的是，本书的作者越是深入地探索康德的思想，越是努力与康德一道寻找恶的最终根据，她同时也就越是清楚地感到自己被潜藏在康德思想之中的某种内在逻辑驱使着，一步步地超越了康德本人的字面表达，一方面走向了康德之前的奥古斯丁主义，另一方面走向了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换言之，恰恰因为本书的作者并不仅仅在研究“康德的文字”（the letters of Kant），而是同时以追随“康德的精神”（the spirit of Kant）的方式来研究他本人所关注的主题，所以她才会在全心遵从康德精神的同时，逐渐超越了他的文字。这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也将向本书的读者清楚地表明：康德哲学已经在自身之内孕育着超越自身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既可以朝着奥古斯丁的方向得到一种“退行式的发展”（regressive development），也可以朝着费希特-谢林的方向得到一种“前行式的发展”（progressive development）。
以上就是一些对于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简单辩护。这一研究方法最终是否成功，将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基于康德本人的文本，建立起一套关于根本恶理论和人类自由概念的更为融贯的论述。换句话说，相较于康德学界针对该主题已经做出的成果，本书对于康德根本恶理论和人类自由概念的新论述，必须在包含着较少的逻辑矛盾的同时，贡献出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和更具有启发性的洞见。至于本书是否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标——这个问题作者本人无权在导言中预先进行回答，而必须留给每一位读者自行判断。所以现在，就请读者和作者一道，回到问题本身，回到康德根本恶理论中的第一个关键环节——恶的单一本质，或者说，康德对于“恶究竟是什么”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