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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会出现什么样的战争形态呢？
1938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抗日军事问题时预见说：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年谱》中，第53页）对这种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内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我军与日军互相包围的战争形态，毛泽东又称之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三个月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选集》二，第471页）毛泽东分析说，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四种情况上：
第一种：“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选集》二，第471页）后来7年多的战争中，果然经常性地出现“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以及各个游击区都互为内外线、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夹击或牵制日军的情况；经常地出现正面战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大踏步后退，敌后战场的共产党游击队则敌进我进、大面积收复日军先前占领的国土，和在敌后战场上根据地缩小、游击区扩大和游击区缩小、根据地扩大这种“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第二种：“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全国抗战当中一直担负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就是如此。“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全国抗战当中一直担负敌后战场作战的共产党军队就是如此。“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在抗战中的敌后战场，每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游击区的“小后方”。根据地派往游击区的游击部队，则经常地依靠根据地而时远时近地“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毛泽东还指出了另一种没有后方、没有作战线的“无后方作战”：“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选集》二，第471—472页）后来，毛泽东果然多次派出游击队离开根据地去开辟新的游击区或根据地，作“无后方的作战”。如1938年底1939年初派八路军三大主力，离开原来的山区根据地，挺进冀、鲁、豫平原，开创平原游击战争新局面；1939年派新四军东进北上，开创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1944年派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其中，八路军南下支队向湘粤赣边的进军，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7省，开展了近一年的“无后方作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新的长征。
抗战中，除了共产党军队实施了多次“无后方作战”外，国民党军队也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的“无后方作战”，那就是中国远征军的入缅援英作战。1942年2月，当缅甸仰光告急时，应英国迭次请求，中国政府组织了一支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作战中一度撤向国内，但因回国退路被切断，不得不撤到印度境内，有的部队被迫转到无人的山区，粮断药绝。在经过多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后，中国远征军转战1500多公里，共经历了近半年的“无后方作战”。抗战中这些不同环境下的“无后方作战”，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战争形态预见的准确性。
第三种：“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如果把世界性的……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选集》二，第472—473页）事实上，在以后7年多的中国抗战中，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态势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在敌后战场又有十几个抗日根据地；在正面战场上，也有好几个战区。日军对正面战场某一战区军队形成包围和进攻，又受到正面战场其他战区以及整个敌后战场对它的反包围。日军在敌后战场对这一根据地军民形成包围，但往往受到周围其他根据地军民的反包围。有些人往往只是看到我被敌包围的这一面，但看不到敌又被我之其他友军反包围的另一面。甚至同样在中国，“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这更是一般人所难以看到和预见到的了。到此还不算完。毛泽东又高瞻远瞩地从世界范围看问题，看到了国际上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存在，并看到了由这两个阵线所形成的“第三种敌我包围”。特别可贵的是，他在这时就预见到将来会形成“太平洋反日阵线”，而且说这个阵线形成之时，就是日本被完全打倒之时。后来，不但苏联先在1938年7月底在张鼓峰与日军打了一小仗，后又在1939年5月至9月在诺门罕与日军打了一大仗，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太平洋地区又形成了广泛的反日阵线，并且也确实是在这个阵线加上苏联的联合打击之下，日本被迫于1945年8月宣布投降，被完全打倒。毛泽东的预见完全被验证。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眼光之全面和深邃，他能见一般人之所未见，察一般人之所未察。他知道，很多人会把他的这些话当作“笑话”，但他却严肃地告诉人们：“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说，毛泽东的战争预见，是符合战争的自然逻辑的，是符合战争的必然趋势的，是符合战争的当然规律的。
第四种：“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选集》二，第473—474页）确实，在整个中国抗战期间，除东北地区外，日本表面上占领了很多省，但每个省它占领的都不是全部，而只是城市、交通要道、平原富庶地区等，而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山区、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实际上仍在中国军民的手中。到日本投降前，在原来的日本占领区，仅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就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共达将近1亿；国民党军队的游击区最多时也曾有十几个地区。因此，毛泽东预见的“大块和小块”的情况，在抗战期间一直存在。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选集》二，第474页）可见，毛泽东不但成功地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犬牙加错”的特殊形态，而且还分析了这种战争形态的伟大意义以及它会存在的原因。这些都是特别令人信服的。
中国抗战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呢？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把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各个不同阶段，战争的主要形式有所不同。
在第一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这是毛泽东从对中国最有利的方面作出的判断。即在此阶段，中国应以运动战为主，而不应以阵地战为主。可惜的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阵地战“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选集》二，第463页）如果国民党军事当局能在七七事变后，面对日军的强大进攻，不与日军打阵地战、拼消耗，而与日军打运动战，多与敌周旋，调动它在其所不熟悉的异国土地上“打转转”，把它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那么，中国军队的伤亡会小更多，日军的实力也会被消耗更多。其实，在此之前，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批评过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硬拼”战术，说：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年谱》中，第53页）
不过，尽管在第一阶段的第一期，阵地战被错误地用多了，但毛泽东还是认为：“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选集》二，第463页）事实上，在华北，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阵地战就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就只有游击战了。1938年5月徐州失陷后，华东也基本上不再有阵地战了，有的则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游击战。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另一句预言：“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选集》二，第464页）
在第二个阶段，即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预见：“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选集》二，第464页）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长达几年的战略相持阶段，在敌后各个省，都开展了游击战，不但共产党的军队在敌人占领区猛烈地开展游击战，就连国民党也向敌后一共派驻最高时达80余万、最少时也有20多万的游击部队。游击战在这一阶段确实成为天天袭扰日军、牵制其大量军队、消耗其军事实力的主要作战形式。
在第三阶段，即我方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选集》二，第466页）果然，在1945年8月9日以后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阶段，敌后战场的军民迅速脱离分散游击状况，集中组成正规兵团，主要以运动战形式作攻击前进，很少打阵地战、围困战、游击战，对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能夺取的夺取，不能夺取的让开，而主要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收复250多座县城及其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