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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目的在于制胜。那么，哪些条件能够帮助中国赢得胜利呢？也就是说，中国抗战的胜利需要争取到哪些条件呢？这对怎样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至关重要。对中国抗战的制胜条件，毛泽东也作出了科学的预见，甚至给出了一目了然的公式。
1936年7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文集》一，第401页）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制胜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实现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个是国际的反日统一战线。果然，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首先建立了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抗战、全面抗战、全国抗战的新局面；之后，又同苏、美、英、法等主要国家结成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援助，大大地加速了胜利的进程。如果没有第一个统一战线，中国绝不能坚持八年之久；如果没有第二个统一战线，日本也绝不会在1945年8月就投降。
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说：“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文集》一，第500页）这是把民主也作为抗战胜利的制胜条件之一。接着，毛泽东在回答关于中日战争结局时说：“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但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取得此种前途之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无此条件，则抗战是无前途的。”（《文集》一，第502页）这里又把中国的团结即统一战线和坚决抗战作为抗日胜利“最主要和决定的条件”。毛泽东这次和韦尔斯的谈话，强调了三个条件：一是团结，即中国国内的统一战线；二是抗战，即坚决地对日抵抗而不是放弃抵抗或抵抗不坚决；三是民主。三个条件中，团结即统一战线上边已经提到了。坚决抗战则不言而喻，中国的全国抗战之所以能坚持到胜利，就是因为国民党的主要力量和共产党的全部力量以及其他方面的主要力量，都坚持着抗战，没有像汪精卫之流那样对日投降。民主在敌后的抗战中则是重要的因素。军队内部的军事民主，极大地调动了所有军人的抗战积极性；根据地内的政治民主、人民当权、人民当家作主，极大地调动起根据地民众的抗战积极性，使敌后抗战获得最深厚的战争力量，包括人力和财力的支持等。在当时，一般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预见抗战胜利的制胜条件时，就没有像毛泽东那样重视民主，把民主列为抗战胜利条件之一。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深远和全面之处。
9月1日，在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说：目前“全民抗战还没有到来，但非此不能战胜日本”。（《文集》二，第8页）全民抗战，实际上就是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形成与坚决抗战的实现。后来的事实证明，全民抗战是支持中国抗战到胜利的最重要、最核心因素。
同年10月，毛泽东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在讲到“中国抗战能否胜利”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心是在坚持抗战，进行持久战。”（《文集》二，第52页）这里所说的抗战胜利条件，除坚持抗战外，又有持久战一条。这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国共双方都主张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结果，“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终于坚持到抗战胜利。
该报告在讲到“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时，共提出七条任务：（1）“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3）“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4）“动员与武装人民，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组织巩固的后方”；（5）“坚持华北抗战与游击战争”；（6）“扩大与建立国防工业”；（7）“争取国际的援助，加强抗战的力量”。他并说：“这些任务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不只是共产党的任务，而是全民族的任务。”（《文集》二，第52、54、55、56、57、58页）从后来的抗战进程看，这七项任务即七项条件都基本实现了，它们确实都成为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讲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中国胜利公式”，这个公式是：“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他并说“这个公式是有意义的”。（《文集》二，第109页）这个公式，提出了中国制胜的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团结，这在后来的几年中一直基本维持着，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虽然几度有分裂的危险，但因共产党“相忍为国”，未同国民党闹掰，因而一直没有决裂。二是世界的援助，这在之后的几年中，也一直没有断绝过，来自世界各国的武器援助、人员援助、经济援助、精神援助一直未断。三是日本国内的困难，这在之后的几年中，是逐步加深的，这也是日本最终选择投降的深层原因之一。实际上，在任何国家，战争打的不仅是人和武器，而且最终打的是国力，是经济力。当经济困难、国力支撑不了时，战争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因此，日本的国内困难，也确实是日本战败、中国制胜的重要因素。
4月9日，毛泽东对抗大学员说：你们要“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文集》二，第117页）发动和组织民众，实际上就是开展人民战争。因此，这是毛泽东把发动民众开展人民战争也作为战胜日军的条件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正是人民战争支持与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支持与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拖住了侵华日军的一半以上和伪军的九成以上，成为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选集》二，第470—471页）在这里，毛泽东一口气说出了9个“努力于”，实际上也是列出了克敌制胜的9个条件，认为只有做到这9个“努力于”，也就是有了这9个条件，中国抗战才能缩短时间，更快地胜利。这9个条件中，有的条件，如坚持抗战并打胜仗、坚持发展游击战争、坚持统一战线、发展军队和军事工业、动员各界人民即组织民众参战、争取国际援助等，上边已经涉及了，有的条件，上面并未涉及，但后来也确实成为抗战胜利的条件之一。比如，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就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的政治、发展公营和私营经济、弘扬抗战精神和抗战文化，这些都是毛泽东一直要求根据地坚持实行的政策，它们在敌后战场的抗战胜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比如，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毛泽东从战争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要优待日军俘虏，瓦解和争取日军。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在战争中被俘的日军官兵，在八路军的教育和帮助下，加入反战行列，建立“觉醒联盟”“反战同盟”等反战组织，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因此，瓦解敌军这一招在抗战胜利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又比如，争取日本人民援助，也没有成为空言。抗战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曾在延安帮助中国抗战。日本的革命志士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秀实、手岛博俊、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人，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日本许多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山田和夫、成仓进等人，曾长期与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战争。日本人民的援助，也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一支支援军。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预言：“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选集》二，第509、511、512页）这就是把发动民众开展人民战争作为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上边已说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战争确实在敌后战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虽极力挣扎但无法逃脱。
对抗战制胜条件的预见，为怎样争取抗日胜利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具体路径。这些预见，后来在战争的进程中，都全部或部分地得到实施并得到实现，共同促进了抗战的胜利。这既体现了毛泽东这些预见的科学性，更体现了毛泽东这些预见对中国抗战的前瞻性、指导性、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