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目的在于制胜。那么,哪些条件能够帮助中国赢得胜利呢?也就是说,中国抗战的胜利需要争取到哪些条件呢?这对怎样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至关重要。对中国抗战的制胜条件,毛泽东也作出了科学的预见,甚至给出了一目了然的公式。
1936年7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文集》一,第401页)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制胜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实现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个是国际的反日统一战线。果然,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首先建立了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抗战、全面抗战、全国抗战的新局面;之后,又同苏、美、英、法等主要国家结成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援助,大大地加速了胜利的进程。如果没有第一个统一战线,中国绝不能坚持八年之久;如果没有第二个统一战线,日本也绝不会在1945年8月就投降。
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说:“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文集》一,第500页)这是把民主也作为抗战胜利的制胜条件之一。接着,毛泽东在回答关于中日战争结局时说:“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但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取得此种前途之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无此条件,则抗战是无前途的。”(《文集》一,第502页)这里又把中国的团结即统一战线和坚决抗战作为抗日胜利“最主要和决定的条件”。毛泽东这次和韦尔斯的谈话,强调了三个条件:一是团结,即中国国内的统一战线;二是抗战,即坚决地对日抵抗而不是放弃抵抗或抵抗不坚决;三是民主。三个条件中,团结即统一战线上边已经提到了。坚决抗战则不言而喻,中国的全国抗战之所以能坚持到胜利,就是因为国民党的主要力量和共产党的全部力量以及其他方面的主要力量,都坚持着抗战,没有像汪精卫之流那样对日投降。民主在敌后的抗战中则是重要的因素。军队内部的军事民主,极大地调动了所有军人的抗战积极性;根据地内的政治民主、人民当权、人民当家作主,极大地调动起根据地民众的抗战积极性,使敌后抗战获得最深厚的战争力量,包括人力和财力的支持等。在当时,一般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预见抗战胜利的制胜条件时,就没有像毛泽东那样重视民主,把民主列为抗战胜利条件之一。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深远和全面之处。
9月1日,在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说:目前“全民抗战还没有到来,但非此不能战胜日本”。(《文集》二,第8页)全民抗战,实际上就是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形成与坚决抗战的实现。后来的事实证明,全民抗战是支持中国抗战到胜利的最重要、最核心因素。
同年10月,毛泽东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在讲到“中国抗战能否胜利”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心是在坚持抗战,进行持久战。”(《文集》二,第52页)这里所说的抗战胜利条件,除坚持抗战外,又有持久战一条。这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国共双方都主张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结果,“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终于坚持到抗战胜利。
该报告在讲到“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时,共提出七条任务:(1)“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3)“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4)“动员与武装人民,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组织巩固的后方”;(5)“坚持华北抗战与游击战争”;(6)“扩大与建立国防工业”;(7)“争取国际的援助,加强抗战的力量”。他并说:“这些任务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不只是共产党的任务,而是全民族的任务。”(《文集》二,第52、54、55、56、57、58页)从后来的抗战进程看,这七项任务即七项条件都基本实现了,它们确实都成为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讲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中国胜利公式”,这个公式是:“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他并说“这个公式是有意义的”。(《文集》二,第109页)这个公式,提出了中国制胜的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团结,这在后来的几年中一直基本维持着,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虽然几度有分裂的危险,但因共产党“相忍为国”,未同国民党闹掰,因而一直没有决裂。二是世界的援助,这在之后的几年中,也一直没有断绝过,来自世界各国的武器援助、人员援助、经济援助、精神援助一直未断。三是日本国内的困难,这在之后的几年中,是逐步加深的,这也是日本最终选择投降的深层原因之一。实际上,在任何国家,战争打的不仅是人和武器,而且最终打的是国力,是经济力。当经济困难、国力支撑不了时,战争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因此,日本的国内困难,也确实是日本战败、中国制胜的重要因素。
4月9日,毛泽东对抗大学员说:你们要“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文集》二,第117页)发动和组织民众,实际上就是开展人民战争。因此,这是毛泽东把发动民众开展人民战争也作为战胜日军的条件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正是人民战争支持与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支持与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拖住了侵华日军的一半以上和伪军的九成以上,成为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选集》二,第470—471页)在这里,毛泽东一口气说出了9个“努力于”,实际上也是列出了克敌制胜的9个条件,认为只有做到这9个“努力于”,也就是有了这9个条件,中国抗战才能缩短时间,更快地胜利。这9个条件中,有的条件,如坚持抗战并打胜仗、坚持发展游击战争、坚持统一战线、发展军队和军事工业、动员各界人民即组织民众参战、争取国际援助等,上边已经涉及了,有的条件,上面并未涉及,但后来也确实成为抗战胜利的条件之一。比如,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就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的政治、发展公营和私营经济、弘扬抗战精神和抗战文化,这些都是毛泽东一直要求根据地坚持实行的政策,它们在敌后战场的抗战胜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比如,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毛泽东从战争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要优待日军俘虏,瓦解和争取日军。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在战争中被俘的日军官兵,在八路军的教育和帮助下,加入反战行列,建立“觉醒联盟”“反战同盟”等反战组织,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因此,瓦解敌军这一招在抗战胜利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又比如,争取日本人民援助,也没有成为空言。抗战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曾在延安帮助中国抗战。日本的革命志士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秀实、手岛博俊、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人,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日本许多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山田和夫、成仓进等人,曾长期与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战争。日本人民的援助,也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一支支援军。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预言:“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选集》二,第509、511、512页)这就是把发动民众开展人民战争作为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上边已说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战争确实在敌后战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虽极力挣扎但无法逃脱。
对抗战制胜条件的预见,为怎样争取抗日胜利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具体路径。这些预见,后来在战争的进程中,都全部或部分地得到实施并得到实现,共同促进了抗战的胜利。这既体现了毛泽东这些预见的科学性,更体现了毛泽东这些预见对中国抗战的前瞻性、指导性、实用性。
中国抗战会出现什么样的战争形态呢?
1938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抗日军事问题时预见说: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年谱》中,第53页)对这种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内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我军与日军互相包围的战争形态,毛泽东又称之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三个月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选集》二,第471页)毛泽东分析说,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四种情况上:
第一种:“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选集》二,第471页)后来7年多的战争中,果然经常性地出现“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以及各个游击区都互为内外线、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夹击或牵制日军的情况;经常地出现正面战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大踏步后退,敌后战场的共产党游击队则敌进我进、大面积收复日军先前占领的国土,和在敌后战场上根据地缩小、游击区扩大和游击区缩小、根据地扩大这种“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第二种:“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全国抗战当中一直担负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就是如此。“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全国抗战当中一直担负敌后战场作战的共产党军队就是如此。“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在抗战中的敌后战场,每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游击区的“小后方”。根据地派往游击区的游击部队,则经常地依靠根据地而时远时近地“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毛泽东还指出了另一种没有后方、没有作战线的“无后方作战”:“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选集》二,第471—472页)后来,毛泽东果然多次派出游击队离开根据地去开辟新的游击区或根据地,作“无后方的作战”。如1938年底1939年初派八路军三大主力,离开原来的山区根据地,挺进冀、鲁、豫平原,开创平原游击战争新局面;1939年派新四军东进北上,开创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1944年派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其中,八路军南下支队向湘粤赣边的进军,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7省,开展了近一年的“无后方作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新的长征。
抗战中,除了共产党军队实施了多次“无后方作战”外,国民党军队也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的“无后方作战”,那就是中国远征军的入缅援英作战。1942年2月,当缅甸仰光告急时,应英国迭次请求,中国政府组织了一支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作战中一度撤向国内,但因回国退路被切断,不得不撤到印度境内,有的部队被迫转到无人的山区,粮断药绝。在经过多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后,中国远征军转战1500多公里,共经历了近半年的“无后方作战”。抗战中这些不同环境下的“无后方作战”,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战争形态预见的准确性。
第三种:“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如果把世界性的……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选集》二,第472—473页)事实上,在以后7年多的中国抗战中,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态势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在敌后战场又有十几个抗日根据地;在正面战场上,也有好几个战区。日军对正面战场某一战区军队形成包围和进攻,又受到正面战场其他战区以及整个敌后战场对它的反包围。日军在敌后战场对这一根据地军民形成包围,但往往受到周围其他根据地军民的反包围。有些人往往只是看到我被敌包围的这一面,但看不到敌又被我之其他友军反包围的另一面。甚至同样在中国,“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这更是一般人所难以看到和预见到的了。到此还不算完。毛泽东又高瞻远瞩地从世界范围看问题,看到了国际上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存在,并看到了由这两个阵线所形成的“第三种敌我包围”。特别可贵的是,他在这时就预见到将来会形成“太平洋反日阵线”,而且说这个阵线形成之时,就是日本被完全打倒之时。后来,不但苏联先在1938年7月底在张鼓峰与日军打了一小仗,后又在1939年5月至9月在诺门罕与日军打了一大仗,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太平洋地区又形成了广泛的反日阵线,并且也确实是在这个阵线加上苏联的联合打击之下,日本被迫于1945年8月宣布投降,被完全打倒。毛泽东的预见完全被验证。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眼光之全面和深邃,他能见一般人之所未见,察一般人之所未察。他知道,很多人会把他的这些话当作“笑话”,但他却严肃地告诉人们:“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说,毛泽东的战争预见,是符合战争的自然逻辑的,是符合战争的必然趋势的,是符合战争的当然规律的。
第四种:“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选集》二,第473—474页)确实,在整个中国抗战期间,除东北地区外,日本表面上占领了很多省,但每个省它占领的都不是全部,而只是城市、交通要道、平原富庶地区等,而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山区、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实际上仍在中国军民的手中。到日本投降前,在原来的日本占领区,仅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就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共达将近1亿;国民党军队的游击区最多时也曾有十几个地区。因此,毛泽东预见的“大块和小块”的情况,在抗战期间一直存在。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选集》二,第474页)可见,毛泽东不但成功地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犬牙加错”的特殊形态,而且还分析了这种战争形态的伟大意义以及它会存在的原因。这些都是特别令人信服的。
中国抗战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呢?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把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各个不同阶段,战争的主要形式有所不同。
在第一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这是毛泽东从对中国最有利的方面作出的判断。即在此阶段,中国应以运动战为主,而不应以阵地战为主。可惜的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阵地战“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选集》二,第463页)如果国民党军事当局能在七七事变后,面对日军的强大进攻,不与日军打阵地战、拼消耗,而与日军打运动战,多与敌周旋,调动它在其所不熟悉的异国土地上“打转转”,把它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那么,中国军队的伤亡会小更多,日军的实力也会被消耗更多。其实,在此之前,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批评过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硬拼”战术,说: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年谱》中,第53页)
不过,尽管在第一阶段的第一期,阵地战被错误地用多了,但毛泽东还是认为:“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选集》二,第463页)事实上,在华北,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阵地战就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就只有游击战了。1938年5月徐州失陷后,华东也基本上不再有阵地战了,有的则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游击战。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另一句预言:“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选集》二,第464页)
在第二个阶段,即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预见:“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选集》二,第464页)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长达几年的战略相持阶段,在敌后各个省,都开展了游击战,不但共产党的军队在敌人占领区猛烈地开展游击战,就连国民党也向敌后一共派驻最高时达80余万、最少时也有20多万的游击部队。游击战在这一阶段确实成为天天袭扰日军、牵制其大量军队、消耗其军事实力的主要作战形式。
在第三阶段,即我方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选集》二,第466页)果然,在1945年8月9日以后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阶段,敌后战场的军民迅速脱离分散游击状况,集中组成正规兵团,主要以运动战形式作攻击前进,很少打阵地战、围困战、游击战,对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能夺取的夺取,不能夺取的让开,而主要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收复250多座县城及其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