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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实力弱国对实力强国的战争，同时又是一场国土与人口大国对国土与人口小国的战争。战争最终将谁胜谁负？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中国人的抗战信心问题，而且涉及外国对中国抗战的信心及是否支持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如果说，在金融领域，是“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那么，在战争领域，则是“信心比武器更重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始终对中国抗战前途有着积极的、乐观的预见，对中国抗战始终有着必胜的信心。
早在全面抗战发生一年多前的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为东征抗日红军起草的布告中，就曾豪迈地预言：“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文集》一，第383页）
7月16日，他与斯诺谈话时，又向这位美国记者强调：“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文集》一，第400—401页）可见，他预言中国抗日必胜，是因为他预见到日本的全面侵略，将引起中国的举国“动员”和全国人民“全力以赴”的抵抗。这就是中国必胜的坚实依据，这就是中国必胜的可靠保证，这就是中国必胜的制胜之道！
斯诺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日本？毛泽东讲到了国际和国内的3个条件。如果这3个条件能很快实现，则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文集》一，第401页）就是说，毛泽东非常自信地认为，即使外国不能给中国援助，战争结局也仍然是“中国必胜”。为什么呢？毛泽东分析说：“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文集》一，第406页）毛泽东在这里，在做着缜密的军事推演，从两国的经济和人心士气等方面进行推演，推导出中国最后能驱逐日军出中国。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推演和异常准确的预见。熟悉中国抗战历史的人们想一想，从后来日本经济越来越力不从心、士兵投降反战一年比一年多，中国数万青年奔延安、“十万青年十万兵”、敌后全民皆兵打日本、把日本碉堡一个个拔除、从局部反攻直到最后全面反攻等情况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推演不是全部被证实了吗？这段推演词可曾有一字或一句落空了吗？这样的预见是不是非常准确的预见呢？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把这些胜利预言通过斯诺传向了全中国、传向了全世界。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与国民党及全国各党派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战，并向畏惧抗日、招致亡国的国民党诸公高喊：“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文集》一，第433页）在这里，毛泽东把他的必胜信心和中国共产党的必胜信心，用激情澎湃、振聋发聩的语言，用呐喊一般的声响，传达给国民党这个执政者、当局者，希望唤起他们共同抗日。尽管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没有听进去，但一年后在日本的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还是同共产党结成了抗日的统一战线，并在浴血奋战八年后，打败日本，取得了毛泽东预见到的“胜利”，获得民族解放。中国还同美、苏、英、法等世界几大主要国家一起，成为联合国的共同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共同建立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世界较之“一战”、“二战”的黑暗年代，真的成为毛泽东所预言的“光明灿烂的新世界”。中华民族又在1949年获得新生，真正如同毛泽东所预言的“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所以，毛泽东的这段话，不仅是对中国抗战前途的正确预见，而且也是对中华民族前途的正确预见，还是对世界前途的正确预见。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这段话，不但对中国抗战、中国前途、世界前景提出了一个在10多年内即被历史完全证实的科学预见，而且为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子孙，留下了一段面对侵略者永不屈服、永不投降、誓死奋战到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这一誓言，任何时候读来，都觉热血沸腾，顿生昂扬之气，顿长男儿之志，因而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永恒不朽的精神财富。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同史沫特莱谈话时，也明确告诉她：“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文集》一，第487、488页）毛泽东又一次通过美国记者而把他对中国抗日的胜利信心传达给全世界。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来势汹汹，不但在华北很快占领北平、天津，而且又在华东连陷上海和首都南京。许多人都对中国抗战表示悲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怀着必胜信心，决不因中国战场的暂时失利而怀疑中国的胜利前途。毛泽东在中国抗战困难时期的必胜信心，就像黑暗中的灯光和大海中的灯塔那样鼓舞人心。
7月23日，毛泽东写下《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了坚决抗战的方针，并断言，只要实行这种方针，“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选集》二，第350页）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当贝问到中国投降危险时，毛泽东说：“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选集》二，第382页）后来中国果然克服了投降主义，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1938年2月，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王问：“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先生对此意见如何？”毛泽东回答：“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今后的形势必是日本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日本“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文集》二，第99、100页）3月3日，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讲话时，根据全国抗战半年来的经验，对中国抗战前途又一次作出8个字的预言：“先败后胜、转弱为强。”（《文集》二，第105页）后来整个的中国抗战，正是这8个字的结局和走向。这8个字，又可以说是对中国抗战前途的准确预见。
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在对抗战形势作了分析后，以反问的语气说：“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中国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文集》二，第114页）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从多个侧面论证了日本的必然失败。其中，日本侵华战争“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又说：“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选集》二，第448、450页）日本之“小国、退步、寡助”和中国之“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选集》二，第453页）该书最后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选集》二，第515页）
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说：“打日本是不会失败的。这次的斗争，跟一百年来的斗争是不同的，从前都失败，而这一次一定要胜利。”因为“统一战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力量就一天一天地强起来。这样斗争下去，最后胜利是没有问题的”。（《文集》二，第169—170页）
1939年7月，毛泽东为在延安做防疫工作的蒋灿题词：“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人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年谱》中，第133页）
总之，无论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还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日本进攻势头最猛烈的时期，毛泽东都坚信：中国抗战的前途是胜利。无论对国内人士，还是对外国记者，毛泽东的结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