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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或者说日本侵华战争，虽然局部发生于1931年、全面发生于1937年，但不是突然、偶然的，而是日本侵略政策和侵华野心的必然结果，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这场战争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具有强烈爱国情怀、敏锐政治警觉、宏大国际视野和深邃历史眼光的青年学子毛泽东，居然在1916年7月25日，也就是北大营的炮声响起之前15年和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之前20年左右，就作出了当时曾令人怀疑、后来则令人叹服的精准预见：
“日人诚我国劲敌！”
“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下简称《年谱》）
也就是说，早在日本局部侵华、中国局部抗战之前15年和日本全面侵华或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20年多一些，毛泽东就先人一步地预见到：中国的最大敌人是日本；面对侵华野心步步扩大的日本，中国不打一场全面抗击日本的战争，是不足以救亡图存、生存立国的。
毛泽东作出这一大胆预测的背景是：这一年的7月3日，日本驻俄大使与沙俄外交大臣沙扎诺夫签订日俄密约，约定防止怀有敌意的第三国支配中国，一旦由此引起战争，彼此互相援助。这是日本和俄国第四次关于瓜分中国的密约，所以也称第四次日俄密约。前三个密约的内容也都是关于均分中国利益的。第一个日俄密约于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后的第三年即1907年7月在圣彼得堡签订，其中规定：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北部和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俄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的特殊利益。第二个日俄密约签订于1910年7月，针对美国提出的中国东北铁路中立案，双方约定：维持中国东北现状和确保两国铁路利益。第三个日俄密约签订于1912年7月，针对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新形势，两国约定将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西部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从1907年到1919年，通过四个密约，日本与俄国步步加深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围绕中国的利益而步步深化其联盟，直至正式结为军事同盟。
第四次日俄密约，把日本和俄国的势力范围，从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外蒙古，进而扩展到全中国。这不啻一条锁住中国的军事锁链，又像一块压在中国身上的巨石。
第四次日俄密约签订后，7月25日，在湖南长沙一师读书的毛泽东，从报上得知消息后，写信给同学萧子升：“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卷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他预测：“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确实，密约的主要内容即日俄为均吞中国、阻止他国染指而结为军事同盟的内容，毛泽东并未从当时报纸的公开报道中读到，但他敏锐地预测到日俄这两个对华吸血鬼，会有秘而不宣、密不示人的肮脏交易。可见其预见之深刻和可贵。
在这封信中，他还针对报载日本内阁动摇的消息提醒说：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即，日本不论谁执政，它侵略中国的政策都不会改变，不可能改弦易辙。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预见也是十分准确的。接着，他进一步推断说：“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年谱》上，第23页）
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然证实了青年毛泽东的这一论断：11年后，1927年，日本首相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提出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中国并侵略世界的纲领；15年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中国东北达14年之久；20年后，日本又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东部大片国土达七八年之久，成为近代中国的最大敌人和最大侵略者。
信中，毛泽东针对日本对中国主权步步侵犯、对中国权益日益侵占的情势，忧心忡忡、万分感慨地写道：“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年谱》上，第23页）是啊！近几年日本攫去中国蒙古、东北的权益，登陆山东而染指中原，把魔爪伸到黄河之南。这让具有强烈爱国心和强烈反日感的毛泽东激愤不已，奋笔写下大胆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也就是说，20年内，中日必有一场大战，中国不以一场举国抗日的大战，不足以拒日军、图生存，不足以振国威、救中国！此言何等慷慨爱国，又何等科学准确！这就是1916年，毛泽东为中国拉响的抗日警报、为中国敲响的抗日警钟、给中国写下的抗日警句！在全中国的4亿多人中，在全世界的20多亿人中，有几个人能比年仅22岁的毛泽东更深切地看到日本鲸吞中国的危险步步逼近、中日决战的结果不可避免呢？又有几个人能比毛泽东更准确地预见到中日决战的大致时间呢？又有几个人的语言比毛泽东的这句话更能让人动容、让人顿醒、让人振起，如此地振聋发聩呢？
令人遗憾的是，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的炮声并没有轰醒中国当局和东北当局，以致中国没有发起一场拯救危亡的全国抗战。因为当局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是自废武功、自动解除武装的妥协政策。因而中国“图存”的“一战”本应该发生但实际上没有发生。毛泽东的预言被推迟到5年多以后才真正发生。预言晚了近一年才被证实。再聪明的毛泽东，他也预料不到中国当局会在外敌入侵时放弃抵抗。
毛泽东写到这里，意犹未尽，接着感慨道：“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年谱》上，第23页）难道时人对日本关注真的不多吗？《中国百年大写真》回顾了20世纪中国百年，且看一看这本书从当时报刊上摘录的1916年1月至7月的大事条目：袁世凯称帝；唐继尧讨袁；袁世凯提高警权；蔡锷通电讨袁；袁英谋刺袁世凯；日警告袁世凯延缓帝制；《民国日报》创办；中华革命党人袭击肇和兵舰；陈其美任江浙皖赣总司令；袁世凯延缓登基；日本干预洪宪帝制；袁世凯撤销帝制；陈宦与蔡锷联络倒袁；广东宣布独立；江阴守军叛袁；两广达成讨袁协议；新裕轮船遭海容号军舰撞沉；冯国璋主张袁世凯退位；梁启超要求袁世凯退位；孙中山二次讨袁；陈其美遇刺身亡；丙辰复辟；袁世凯病死；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宣言；梁启超提出善后办法；北京政府令各省停战；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直系军阀集团形成；皖系军阀集团形成；黎元洪申令惩办帝制祸首；孙中山阐明国号意义。在这30多件大事中，大多是围绕帝制复辟的，只有2件是日本干涉中国帝制的事件。这或许可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人当时对东邻日本步步侵略中国之事注意较少，“沉酣未觉”。于此说来，此时的毛泽东，年纪轻轻，便已深切忧国、心怀天下了。
面对这一局面，怎么办呢？毛泽东卓然提出“磨砺以待日本”的预防大计。他接着写道：“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年谱》上，第23页）也就是说，作为中国人，面对日本的步步逼侵，要想保全自己和子孙，只有磨刀砺剑，充分准备，以待日本发动侵华大战时，严阵以对，一决雌雄，以战图存，以战雪耻，以战救亡，以战复兴。“磨砺以待日本”——这就是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抗日策”“救国策”“胜利策”！
其实，毛泽东还在1910年前后，就已萌生了反日、抗日的爱国思想。这一年，毛泽东在家乡上学时，曾读过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小册子开头第一句话沉痛地叹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接着介绍了日本占领中国藩属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经过以及法国侵占中国藩属越南等情况。这使年轻的毛泽东深受刺激，印象深刻。以致直到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本书的内容，并谈到读后感受：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先占中国藩属、再占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无疑让毛泽东对日本心生反感。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形同吞灭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中国到处掀起反日浪潮。5月7日，日本竟然无耻地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于两天之内明确答复。两天后，袁世凯政府居然可耻地接受。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就读的学校很快编印了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小册子《明耻篇》。毛泽东看后，激愤地在书的封面上挥笔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年谱》上，第17页）把日本的强盗行径，看作是中国的奇耻大辱，并发誓要同全国的青年学子们一起努力，有朝一日，打败日本，为中国报此大仇。毛泽东反日意志之坚定，抗日意识之强烈，于这四句题词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侵略魔爪又悄悄伸向华北，于9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935年11月28日，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指出：“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下简称《文集》）这就提前一年多预见了日本将要在华北公开打响的全面侵华战争。
这是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首次提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将必然发生的预言。在此之前，毛泽东先是在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军队一次次“围剿”后退出苏区，接着又在长征路上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一路追着打，没有精力来研究日本的下一场侵华战争打不打的问题。只是他到了陕北以后，有了落脚之地，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
1936年7月15、16日，刚到延安不几天的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明确告诉斯诺：“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文集》一，第390页、402页）又一次说明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
这年夏天，毛泽东在写给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恳切指出：“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文集》一，第413页）提前预见了一年以后日军将大举侵华、中国国土将大片沦丧的景象。
同年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说：“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文集》一，第418页）
这封信看似寻常，实则对中国的全面抗战作出了极其准确的预见。这封信写后80多年中和公开发表后30多年中，少有人注意到其对中国全面抗战的预见作用。
第一，它百分之百地预见到了全面抗战的发动人——宋哲元，而非其他国民党军将领或其他中国人。信中希望宋哲元“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毛泽东在给宋哲元写信的前后，还曾给傅作义等10多位国民党军队将领写过信，表达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愿，但唯独在给宋哲元的信中有这句话，给其他人的信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事实如何呢？不到一年后，1937年7月7日晚，日军荷枪实弹开往宋哲元部所驻扎的北平西南宛平城附近的卢沟桥一带，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声称演习士兵失踪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宋哲元部的严正拒绝。不久，日方虽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仍提出日军要进入城内，再遭中方拒绝。次日凌晨，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宋哲元部第29军的吉星文团奋起抵抗，英勇还击。毛泽东预言的“大规模之抗日战争”由此打响。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此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
第二，它百分之百地预见到了全面抗战的发生地点——宋哲元第29军驻地范围，而非华北五省或全国其他军队的驻地范围。其实，在毛泽东写信的当时，绥远受到日军侵略的威胁要甚于北平，但毛泽东在致信宋哲元的同一天写给驻扎绥远的国民党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的信中，就没有希望其“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的语言，而只是说“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下简称《书信选集》）而且，即使是到1936年12月傅作义发起绥远抗战，毛泽东也只是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而未称之为“大规模之抗日战争”。
第三，它百分之百地预见到了抗战的规模——“大规模之抗日战争”，而非小规模的抗日战役或战斗。卢沟桥抗战本身的规模并不很大，但它直接引发了后来日军对中国的全面性进攻，和中国对日军的全面性抵抗，促进了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确实引发了“大规模之抗日战争”。
第四，它基本准确地预见到了第29军发动抗战后的两大影响。影响之一是“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果然，卢沟桥抗战的枪声打响不久，7月8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切实援助第29军，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这场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红军将领也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不久，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为宋哲元第29军的友军，成为宋哲元军抗战的支援力量。毛泽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将近一年前对宋哲元的承诺，实现了当初的那句预言。影响之二是“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果然，卢沟桥抗战中，长辛店的工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担任救护工作，还运来铁轨、枕木等在城门内外修筑工事，协助第29军作战。工人们还为第29军将士们磨大刀、修大炮、送伤员。宛平城附近的农民主动出粮、出柴、出工，为抗日军人当向导、抬担架、挖战壕、送水送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等为前线募集麻袋做工事，学生们捐献背心、茶叶慰劳第29军将士。7月16日，华北各抗日团体成立华北抗战后援会，拥护以宋哲元为首的平津军政当局及抗日自卫团体，共赴国难。中华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等致电宋哲元，希望他坚持到底。如果不是宋哲元公开拒绝各界声援，恐怕全国民众对第29军的支援会多得多。宋哲元麾下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壮烈殉国，成为中华民族至今仍在纪念的“民族英雄”，也成为毛泽东所说的“真正之抗日英雄”的杰出代表。就是宋哲元本人，尽管他在卢沟桥抗战和后来的平津守卫战中表现不很圆满，但由于他的部下率先打响“全国抗日第一枪”，在他去世后，蒋介石仍然高规格优恤，亲送挽联予以褒扬。宋哲元和第29军将士确实成为全国抗日军民到处传扬的“真正之抗日英雄”。
以上这4个方面的预见，相当准确，得到历史的印证。
1936年8月25日，针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依然拒绝发动抗日战争以阻止日寇在华北的步步侵略的行径，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义愤地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文集》一，第424页）这里也提前将近一年，对日军全面侵华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失土失民的巨大祸患作出了预警。同时，信中还“掰开了、揉碎了”地用事实告诉国民党：“抗战决不可免。”信中说：“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文集》一，第426页）这段话共有3个预见，不久后被证明都是准确的。第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除被击破外不会改变；第二，日本不会止步于冀察；第三，日本也不会止步于黄河以北。事实是，仅仅过了一年后，这3个预见就全被一一证实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月日军攻陷北平、天津。8月又进攻上海，侵略战火不但烧到黄河之南而且烧到长江之南。后来的事就更不用说了。这可以说是又一个百分之百准确的预见。
这些准确预见来自什么呢？来自事实和毛泽东的“眼力”，即用心观察并分析这些事实，而不是对事实“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信中，毛泽东大声地、一件一件地告诉国民党：“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二十九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文集》一，第426—427页）应该说，毛泽东当时身处中国西北一个偏僻小城的土窑洞中，他能看到的外部信息并不会太多，但他一口气列举了这么多事实。正是根据这些真切的、大量存在的日军侵华事实，毛泽东作出了科学的、明白的、不容置疑的结论：“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文集》一，第427页）今天读来，“绝不”“决不”“明白无疑”“完全错了”，其用词何等坚决、语气何等坚定、意思何等明白！真是毫不游移，毫不含糊，毫不两可，体现出的是何等的自信呀！不久以后，日军全面侵华的事实就把毛泽东的这些预言全部印证、全部坐实了。
笔者行文至此，突然想起到《中国百年大写真》这本书上，查一查毛泽东信中告诉国民党的那些事件，看看这些事件在后人眼里是不是属于大事，够不够在这本“大事要闻”式的书中列有条目的资格。查完的结果让我吃惊，该书不但没有登录这些事件的发生情况等内容，而且连每月大事记中也未提到这些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事件，在当时并非大事，而都是些小事。但毛泽东正是从这些一连串、一系列、普遍发生的小事上，作出了大的方面的推理和预见。这叫什么呢？这叫“见微知著”！这叫“小中见大”！这叫“一叶知秋”！这叫“明察秋毫”！古今中外，真正的智慧者、真正的领导者、真正的领袖级人物，都是这样能见人之所未见、想人之所未想，先人一步、高人一筹的人物。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由他本人领衔的红军将领《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其中说：“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吗？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文集》一，第457、458页）这里，“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准确预见了中国抗战之必然发生；“红军未灭，日寇已来”，则准确预见了后来国民党军尚未灭掉红军，而日军已大举进攻华北、华东直至攻陷中国首都的事实。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会见远道而来的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史沫特莱问毛泽东：“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毛泽东毫不闪烁其词地回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文集》一，第485页）史沫特莱又追问：“九国公约……等类和平公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毛泽东又坚定、明白地回答说：“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文集》一，第486页）这时，离全面抗战爆发，只有4个月了。4个月后的事实，便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预见是多么正确！史沫特莱问毛泽东中日作战是否已不可避免，国际条约能否阻止日本对中国作战，正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仍有很多人天真地以为中日大战可以避免、一系列国际公约能够阻止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而毛泽东则高瞻远瞩地作出了正确的科学预见。
有人可能会说，上面所述毛泽东的话，都是说给国民党听的，或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是撺掇国民党去同日本打仗，是“统战语言”。那么，我们就再来看看毛泽东对本党干部是如何讲的。
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上对红军将士说：“日本帝国主义正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我们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大威胁。”“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他还号召红军将士积蓄力量，“把抗日战争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文集》一，第365、368页）
1937年3月6日，毛泽东在给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的电报中又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走到“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文集》一，第495页）
这两段话，都是毛泽东给党内和军内高级干部的指示，是要求他们本此实行的，而不是说给外国人或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听的，应该比前述的那些说法更让人信服。这说明，毛泽东相信并告诉自己的将士：举国抗战不久就会到来，我们必须积极准备这场对日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