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始终坚信中国抗日必胜

毛泽东不但有着始终坚定的抗日决心，而且始终地坚信中国抗日必胜。在中国抗战的十四年间，即使在日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疯狂进攻时期，和敌后军民遭到各种最严重困难的最难熬时期，毛泽东也都没有丝毫地动摇过他的必胜信念。他的必胜信念，如同暗夜里大海上的灯塔，不但支撑着敌后军民的希望，而且鼓舞着全国抗日志士的斗志。他始终高擎着胜利的旗帜，永远是信心十足、意志坚定的“胜利派”“乐观派”，是胜利的化身、胜利的代表、胜利的符号、胜利的标志。

1935年11月28日，红军长征刚到达陕北，毛泽东就领衔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向全国人民宣称：“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实现这一主张，则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文集》一，第361—362页）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也坚定地向全国宣示：“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文集》一，第383页）

7月1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向斯诺表达过“中国必胜”的信念。当斯诺问他，中国是否能“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援的条件下打败日本”时，他说：“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不管战争胜利的三个条件能否实现，“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文集》一，第400—401页）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又向她分析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而且，日本还“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文集》一，第487—488页）

5月15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时，韦尔斯问，中日战争的结局怎样估计，毛泽东答道：战争的结局有两种，“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是日本“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共产党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斗争”，“我们要同敌人斗争到底”。（《文集》一，第502页）

可见，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前，毛泽东就对中国的抗战胜利抱有必胜的信心，而且还把这种信心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全党、全国、全世界。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战争中取得了不少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37年7月23日撰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了坚决抗战的方针和实行这一方针的一套办法即八大纲领，指出，只要实行和采取这种方针和这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选集》二，第350页）8月25日，他又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十大救国纲领，号召全党“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他说：“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选集》二，第357页）10月25日，他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针对一些国人对中国抗战的悲观情绪说：民族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他们“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选集》二，第382页）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前途。10月间，毛泽东又撰写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指出中国战场在全面抗战发生以来3个多月的失利“是暂时的与部分的失利，不是最后的与完全的失败”。“我们要用最具体的事实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中国抗战能够胜利。”在分析了“中国的力量正在抗战中坚强起来”“日寇的弱点及困难”“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等国内外因素后，得出结论：“中国有力量战胜日本。”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中国应该“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的七个方面条件和办法。（《文集》二，第49—52页）

1938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梁漱溟时，就抗战前途问题同他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很肯定地对他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年谱》中，第49页）毛泽东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让梁漱溟这位从不轻易服人的人也十分信服，通过梁的介绍，又让全国更多人信服。毛泽东的抗战胜利信心也通过梁漱溟这位改良主义者传递给了全国人民。

1938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说，针对“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他批驳说，“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文集》二，第90页）

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抗日军事问题发言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年谱》中，第53页）用他的必胜信心来统一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

1938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王开门见山地问：“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先生对此意见如何？”毛泽东满怀自信地回答说：“我对此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他分析说，日本侵华战争“已经消耗它大量的国力”，日本“‘速战速决’计划已经失败”，“它的兵力不够分配防守之用”。“日本已动员三分之一的军队来侵略中国了，如果它再要占领汉口、广州等地，至少须再动员几十万军队，那时它的情况将十分困难。”“它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王接着再问，“中国的力量能够渐渐加强起来吗？”毛泽东说：“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的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有国内的统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这就显示着前途的光明。”王又问：“第八路军在日军数面包围之中有被日军驱逐或歼灭的危险吗？”毛泽东告诉他：“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文集》二，第99—101页）可见毛泽东不但对八路军的抗日前途充满胜利信心，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抗日前途也充满胜利信心。在南京已被日军占领、许多国内外人士对中国抗战前途充满悲观的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合众社记者把这种信心传向国内外，给国内外人以新的希望和鼓舞。

3月3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对毕业同学发表临别赠言：“今天，敌人要进攻武汉、西安、长沙、南昌等地，中国将会受到免不了的困难，在这个困难面前，会有若干人动摇。”但是，“根据半年来的经验，可以讲下面两句话：‘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前途。”在经过对国内国际情况的分析后，毛泽东告诉同学们：“日本一定吞不下中国的。哪一年的‘天狗’把月亮吞下去了？”“即使吞下去也是吞不久的，这个判断是建筑在对中国与国际条件的分析之上的。日本兵力不够，它自己也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由此断言，中国抗日的总的方向必然是胜利的。”在这个演讲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抗战胜利公式”，即“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文集》二，第104—109页）这一抗战胜利公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氏公式”。发明并提出这一公式说明，毛泽东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不是来自盲目的空想，不是心血来潮的大话，而是来自科学的推演，是有科学依据的实话。

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说：“日本法西斯的胜利，历史判定只会是暂时的，不会是永久的，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最后胜利只会属于我们一方面。而且战争打到结局”，日本“也一定只能占领我们一部分地方，要占领全国是不可能的”。日本只能占领中国的“几条大路与若干城市”，但数倍于此的“乡村将始终是中华民国的”。（《文集》二，第114页）

3月2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时，又向学员们宣讲了中国抗日必胜的道理：有了人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进步这三个条件，中国不会亡国。有人说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被敌人占去，即使抗战也不行。然而我是顽固党的最后胜利派，仍旧主张我们会胜利。王羲之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吗？小块也行。有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是全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年谱》中，第62页）真是见人之所未见，发人深省，令人信服。

5月5日晚，毛泽东会见美国军人卡尔逊。在谈到目前的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对卡尔逊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决心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为什么呢？毛泽东打了一个比方说：中国像一个容量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方，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毛泽东又用山西的抗战实际向卡尔逊作解释：有几种围困。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这是中国在日本占领区对日军的围困。毛泽东接着又说还有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年谱》中，第69页）卡尔逊中校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长，1937年春以海军部观察员身份来中国。临行前，总统要求他不时地写信给自己，告诉自己中国发生过什么事情。因此，毛泽东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用军事术语讲述的中国必胜的道理，一定会说服同样作为军人的卡尔逊，又从而通过卡尔逊，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因此，毛泽东同卡尔逊的这些谈话，可能影响了当时国际上的关键人物。

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时，施问抗战胜利的把握如何。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抗战的必胜是确有把握的。（《年谱》中，第70页）

5月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分析了日军有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笨拙三个弱点，这“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日本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它“无限止地吞灭中国是不可能的”。（《选集》二，第411页）

同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通过对各种条件的分析，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根据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他最后推演出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选集》二，第442—443、449—450、515页）

7月1日，毛泽东为《解放》周刊的“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年谱》中，第81页）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即使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的胜利信心仍不动摇。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说：“现在的抗日战争”“将从失败转到胜利”，“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因为“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选集》二，第567页）

9月7日，毛泽东在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中指出：“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年谱》中，第138页）这就向国统区人民宣示了只要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我们不但在现有条件下能取得抗战胜利，而且在更困难的条件下也一定能取得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现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中国有……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之流，已经投降敌人或者准备投降敌人，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选集》二，第632页）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又公开宣布：“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中国决不会亡国。”（《选集》二，第717页）

7月5日，毛泽东为《新中华报》写纪念抗战三周年文章，表示相信“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选集》二，第761页）

194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局问题，针对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内一些人的悲观情绪，毛泽东说：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的局面的。（《年谱》中，第334页）这一天，为了反对国内外对目前时局的悲观情绪，毛泽东专门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并告在香港的廖承志，告诉他们：“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年谱》中，第335页）

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演说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选集》三，第807—808页）

1942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历史教训》中坚定地认为，“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的。16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所写的另一篇社论《评柏林声明》中，再次坚定地认为：“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年谱》中，第406页）

11月6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说：“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选集》三，第890页）

1943年2月21日，毛泽东在致电斯大林等的电报中，在庆祝苏联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时，也告诉苏联领导人：“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年谱》中，第427页）毛泽东通过这封电报，也把对中国抗战的胜利信心传递给了对中国抗战的最大国际支持者——苏联，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领导人——斯大林。

7月2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说：“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日本法西斯虽然企图用其短腿和美国赛跑，但无论如何是要被打倒的。”“不论德、意法西斯，或日本法西斯，就均只剩下‘无条件投降’一条死路了。”（《文集》三，第37、38页）

11月6日，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晚会上讲话说：“不久的时间内，我们将看得见”“解决欧洲的问题”，这就“折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他号召全国军民一齐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年谱》中，第479页）

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的大会上说：“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选集》三，第928页）

11月下旬，毛泽东在同国民党将领邓宝珊、续范亭的谈话中说：现在日本的困难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在望，只须国共两党继续努力了。（《年谱》中，第483页）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时局问题作了讲演，他说：“希特勒不久就会被打败，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选集》三，第941、945页）

1945年3、4月间，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加写了这样一段温暖人心的话：“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年谱》中，第589页）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宣布：“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选集》三，第1025页）次日，他又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讲了话，他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年谱》中，第595页）这是毛泽东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最后一次向全党也向全国人民吹响抗战胜利的号角。 z3zfAMLWY/d4jcqhhmnMT1c9eLr5Mm9VRcU3P3YQGCJalvhH1eVZUUhelO9m+j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