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毛泽东就有着坚定的抗日决心。直到战争结束，这种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这种决心，不但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抗日的精神支持，而且也给全国人民以抗日的士气鼓舞。他始终是中国抗日的代表性人物，是坚定的抗日派、抗日分子、抗日领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星期，毛泽东领衔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阀不抵抗日本的侵略暴行，号召国民党军人为共同抗日而战。（《年谱》上，第355页）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对华政策致列强通牒。4月下旬，毛泽东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强调苏维埃中央政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年谱》上，第424—425页）
6月19日，毛泽东领衔发表《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批驳国民党政府关于中国目前“国力未充，无力抗日”的谎言，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必须立即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等反帝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88、689页）7月15日，他领衔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提出立即宣布对日绝交，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武装全国民众，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等抗日主张。（《年谱》上，第430页）
1935年6月15日，面对日本在华北步步入侵、国民政府对日步步退让的危局，长征途中的毛泽东领衔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年谱》上，第457页）
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即于1935年11月28日领衔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表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文集》一，第360页）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说：“日本帝国主义正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国的，……红军与苏维埃要同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以空前未有的大打击，……把抗日战争掀起到最高的程度”的新任务，并号召红军将士“准备着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直接作战”，“用武装制止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并吞全国”。（《文集》一，第365、368、370页）
同年1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军事战略问题决议中，提出了“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这一1936年军事部署总方针，及“在1936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这一具体军事任务。（《文集》一，第376、377页）
为了实现上述方针和任务，1936年上半年，毛泽东亲率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东征。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领衔签署东进抗日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年谱》上，第505页）1月25日，毛泽东又领衔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愿意“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年谱》上，第507页）“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既表明了毛泽东和红军的抗日决心，也成了毛泽东和红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实际地位和实际作用的真实写照。4月1日，毛泽东又下令把红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并划定该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年谱》上，第529页），以抗日的实际步骤来进一步彰显其坚定的抗日决心。之前，他在《抗日先锋军布告》中严正指出：“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文集》一，第383页）在东征结束后又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年谱》上，第539页），公然让全国人民来监督自己的抗日决心。
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所部改编后宣布“北上抗日”。12日，毛泽东领衔发布《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要求立刻召集全国抗日代表大会，实现“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动员全中国陆海空军直接对日作战”等纲领。（《年谱》上，第551—552页）
1936年夏，毛泽东在给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说：“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红军“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文集》一，第413页）把抗日作为举国之急务，作为全国人民的工作，作为红军的所务、所求，可见抗日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7月15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毛泽东提醒他，“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可见，毛泽东明确地把抗日作为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作为“苏维埃政策”的“主要任务”。当斯诺问他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中国对外条约时，毛泽东又说道：目前“什么更为迫切？是修改条约，还是民族救亡？显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将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任务上”。（《文集》一，第390、392页）这里仍然把抗日当作中国人民和苏维埃政府的最迫切任务和应把主要力量集中于此的任务。他还肯定地说：“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文集》一，第393页）
8月9日，毛泽东领衔致信张学良：“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年谱》上，第566—567页）再次表明了“发动抗日局面”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时间。
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现在“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同时表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文集》一，第426、431、433页）
10月15日，鉴于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毛泽东向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宣布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所采取的“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等四项措施，并说：“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年谱》上，第597页）3天后，毛泽东又起草徐向前致胡宗南的信，再次表示了“尽弃前嫌”，“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决心。（《年谱》上，第599页）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说，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文集》一，第484、486、487页）
3月6日，毛泽东联衔电告任弼时：“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文集》一，第495页）毛泽东这封发给红军高级干部的电报，真实地显示了他的抗日决心和具体行动。
4月5日，毛泽东在祭黄帝陵的祭文中，也对外公开宣示了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定决心：“四万万众，坚决抵抗”，“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年谱》上，第670页）
5月15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韦尔斯问毛泽东对准备抗战有何意见，毛泽东坚定地回答：“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天向我进攻，我们都要即时予以抵抗，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论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要同敌人斗争到底。”（《文集》一，第501、502页）
由上可见，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在日本局部侵略中国的6年中，毛泽东一直主张对日抵抗，对日作战，以抗日战争反抗侵略，呼吁各方面共同抗日，并以实际行动准备对日直接作战，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为抗日流尽最后一滴血。其心不移，其志坚定！
七七事变爆发后，毛泽东的抗日决心更加坚定，即使当日军不可一世、中国节节败退或遭受巨大困难之时，也毫不动摇、毫不改变。
日军全面侵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领衔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年谱》中，第1页）7月13日，他又出席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日，他电示叶剑英，与国民党军队将领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并告诉他，红军准备先派4000人赴华北抗日，主力改编后出发。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次日，他又同朱德命令红军在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并将此命令由叶剑英转告蒋介石。（《年谱》中，第2—3页）7月15日，毛泽东又派周小舟面见阎锡山，协商“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年谱》中，第4页）7月16日，毛泽东又致电红军将领，提出了在国民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和“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红军出动抗日的方案。（《年谱》中，第5页）这些都更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决心之大、态度之切和心意之诚。
7月23日，毛泽东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进攻”有“坚决抗战”和“妥协退让”这两种方针，号召：“第二十九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敌人的侮辱。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选集》二，第345页）这一连串5个“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实行）坚决抗战”，把毛泽东的坚定抗日决心表露得极其充分和酣畅淋漓。
7月28日，在蒋介石尚未同意红军改编办法的情况下，毛泽东联衔致电周恩来等，要其转告蒋介石：红军8月15号前编好，20日出动抗日。（《年谱》中，第6页）再次以红军的“出动抗日”显示其抗日决心。
8月1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并作了抗战动员的演说，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华北当局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和压制民众的爱国抗日运动，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他号召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年谱》中，第8页）这里，毛泽东把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第一个大失利——平津陷落，同当局“没有抗战决心”联系了起来，并号召红军将士把抗日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可见毛泽东把抗日决心看得很重，看作抗日胜利的重要因素。
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本上述纲领（按：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选集》二，第357页）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告诉他：“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他中国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选集》二，第379—380页）可能有人会说：这话不过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是对外宣传用的。但实际并非如此。请看：11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对自己的战士们说：“我们决不要因现在的局面而悲观，我们完全赞成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的演说，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这就是共产党‘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意思，是对目前时局的根本方针。”（《文集》二，第63页）把打到底作为党的根本方针。11月2日，在晋东娘子关方面作战失利、太原已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毛泽东联衔致电林伯渠并告周恩来等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协同抗日的中共领导人：我们决坚持山西抗战，即使太原失守，日军也不能安枕，国民党各军也不得不和我军一道作战。不轻易退回黄河以南。（《年谱》中，第36—37页）这一内部指示电报，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坚持山西抗战，即使太原失守、国民党军不抗，我军也要坚持抗日，使日军不能安枕，并使国民党军也不得不和我军一道抗战的坚强决心和不可动摇的意志，同时也说明毛泽东的抗日决心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是不计后果、不顾自身利益、超出党派算计的，完全是出于民族大义、出于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向党内同志宣称：“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选集》二，第389页）再次显示其坚持华北抗日的决心。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求世界和平、永久和平的，“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选集》二，第476页）这铮铮誓言，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的抗日决心。
在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的抗战决心仍未动摇。
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文本序言中写道：抗战正向战略相持阶段发展，这阶段的“全部任务在于准备反攻，”“我们有全部勇气与精力来进行这种准备，一定要把也必然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中国的力量“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文集》二，第146页）
1939年2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会上说，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目前就是抗日救国。（《年谱》中，第112页）明确把抗日救国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形势报告时，提出了目前党的方针：我们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年谱》中，第115—116页）这与上述毛泽东在太原失陷前所提出的我军坚持抗战、使国民党军也不得不和我军一道抗战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日本战略进攻时期，毛泽东坚持我军在山西的抗战，以此造成华北抗战的局面；在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坚持我军继续发展力量，造成全国抗战局面，逼迫蒋介石继续抗战。同时，这个方针也同样显示毛泽东独自造成抗战局面以带动全国抗战的抗日决心和抗日方针。毛泽东多次说到的“造成抗战的局面”，既是我们理解毛泽东抗日决心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理解毛泽东一系列抗日举措、抗日言辞的一把钥匙。毛泽东好多政策举措的目的，就在于“造成抗战的局面”。
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留守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准备对日作战，一方面是保卫陕甘宁边区。（《年谱》中，第124页）连留守兵团，毛泽东都赋予其“对日作战”的首要任务，可见，毛泽东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日决心是真的。
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分析了我们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纲领，指出：“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我们提出了‘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想把暂时变为长期。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们也应准备。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那时，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文集》二，第231页）这就是毛泽东向党内宣示的“大半边天都黑了，共产党也要抗日，也能抗日”的决心。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所以能在敌后坚持到底，就是靠的这种“别人不干了我们也要干并要干到底”的不屈精神和坚强决心。具有这种决心和精神，难道还不是抗日的旗帜、抗日的核心、抗日的中坚力量、抗日的中流砥柱吗？
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战三周年文章中，提出：“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选集》二，第761页）显示了在抗战最困难时也坚持全国抗战的决心与勇气。
11月16日，毛泽东领衔发出关于华北、山东各部队今冬任务的指示，第一条就是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年谱》中，第227页）
日军在中条山对国民党军队大加围歼后，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电告在香港的廖承志：“日寇准备大举进攻，我军决配合国民党作战。”让他对最近到达重庆的美国记者鲁斯等人“表示我党坚决抗日到底”。（《年谱》中，第296—297）有人可能又会认为这只是毛泽东的对外宣传之词或国际统战之词。其实这并非对美国人的宣传之词，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年谱》中，第296页）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他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和党外人士：“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对目前进攻，又决定配合作战”。（《年谱》中，第297页）可见，毛泽东的抗日决心不是空的，他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日军是“无日不战”、无日不抗的。
5月16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年谱》中，第298页）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斗争前线，毛泽东更是如此。
5月25日，毛泽东复信旅美华侨王履孚等，告诉他们：“不论国际风云如何诡谲，敌伪与亲日派如何呼应，中共同人必与国内一切真诚抗日之党派团结抗战到底，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誓不休止。”（《年谱》中，第301页）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年谱》中，第407页）
1943年2月21日，毛泽东在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中，也表示要“像红军驱逐德国侵略者一样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文集》三，第7页）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的七大要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年谱》中，第500页）
3月16日，毛泽东领衔向罗荣桓等八路军将领发出指示电，强调：“争取国内和平，团结抗战、坚持敌后斗争是我党一贯方针。”（《年谱》中，第501页）
4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时说：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想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年谱》中，第508—509页）
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六届七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说：“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文集》三，第136页）这说明，毛泽东是把驱逐日本出中国作为党在抗日时期的一贯目的、一贯宗旨与一贯任务的。3天后，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又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入中国国土，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我们是一条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我们的方针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就是打日本，中国的一切党派，一切阶级，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团体，只要是赞成打日本、同共产党合作的，不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们都要团结。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同志们学政治，就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文集》三，第149、152页）可见，毛泽东所号召和教育于革命青年的，也是坚持打日本、把日本打出去的抗日方针。并强调，在抗日时期，“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
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又一次向中外记者宣示：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文集》三，第168页）
6月14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兵役制度致晋察冀分局电报，指出：“现在日寇尚在践踏我们的家乡及沦陷区人民。我们必须再接再厉，驱敌出国，为人民及自己报仇”，“嗣后动员补兵，均以不打倒日寇不回家为口号，不再宣传义务兵役制”。（《年谱》中，第520—521页）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毛泽东“不打倒日寇不回家”的抗日到底的决心和为此所作出的实际部署。
1945年，是抗日的最后一年。在1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新年干部晚会上，毛泽东又向与会者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年谱》中，第572页）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时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文集》三，第376页）从而在抗战即将胜利前，再次把“打败日本”作为党的方针和路线。为了争取更好实现这一方针，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文集》三，第388页）的“底线思维”，提醒全党在最后时刻“更要准备困难”“准备吃亏”。他一口气列出了17条困难。其中第13条是：“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有的同志问：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怎么办呢？现在日本法西斯作战是寸土必争，看样子是不会撤的。但我们要把事情往坏一点想，即使长江流域的日军统统撤到华北，难道我们就呜呼哀哉了吗？中国抗战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横行不了多久了。”（《文集》三，第391页）这就是说，即使日军从华南、华中全部集中到华北来对付我们，我们仍然要抗日，我们也能最后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天塌下来我们也要顶着、也能顶着”，“别人都不抗日了，我们也要抗日、也能抗到胜利”的抗日气概和雄心。这种“死活也要抗”，“死活也要抗到底”的气概和雄心，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英雄气概和中国人民勇于战胜一切敌人的盖世雄心的集中代表。中国人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气概和雄心，才把抗日战争坚持到了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