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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队一直围困于闽赣地区，无法直接对日作战。1932年4月15日发表的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曾经“郑重声明”说：“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7页）
1933年5月，在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5月2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领衔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提出：为要使英勇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消灭占领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队，必须消灭同日本订立密约出卖整个华北的国民党罪魁蒋介石的主力，来肃清北上抗日的道路。因而向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提议，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同他们订立战斗协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年谱》上，第402页）从年谱内容看，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
毛泽东不但提出红军北上抗日，而且向国民党军提出“到北方去打日本”即北上抗日的号召。1934年6月，毛泽东同朱德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向国民党军指出：“救国家，救家乡，救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中华好男儿保国卫民，立功于国家的时候了。”（《年谱》上，第429页）
1934年7月上旬，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又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革军委会共同发出作战训令，把红七军团组建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32页）这是红军北上抗日的一次实践，也是一次预演。
7月15日，毛泽东又领衔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宣言宣布：“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表达了抗日先遣队愿同全国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最大诚意与决心。宣言还进一步地表示：“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收［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47—348页）表达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也可同全国一切武装队伍共同抗日的最大愿望和最大决心。这是对一年多以前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北上抗日”主张的又一次公开宣示。
毛泽东为什么要一再提红军“北上抗日”呢？我们从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红七军团即抗日先遣队的政治训令中可以看出端倪。训令要求抗日先遣队“最广泛通俗的与不倦怠的解释党的三个基本的口号”。这三个基本口号，第一条就是：“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并指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武装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39、340页）也就是说，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民族危机不断加大，以及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日益加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决心“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并把这作为党头等重要的任务。这样就可以把国共之间的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革命战争，把红军的力量转用于抗日，摆脱红军在苏区受“围剿”的困境，在抗日中立民族大功，彰民族大义，并在抗日中以武装民众来求得自己的更大发展。而红军“北上抗日”，则是实现党的这一战略意图的唯一出路，也是实现这一意图的最好口号。在当时的条件下，抗日，既是中共的最大任务，也是中共的最好出路。红军北上抗日，既符合民族大义，又符合党的任务；既符合民族利益，又符合党与红军的利益。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得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什么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前，就已提出北上抗日，为什么不但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而且把它节节付诸行动，特别是最后还真正将其完全实现。如果真像有些人所说的只是一种宣传口号、一种临时策略，那就难以解释为何这一方针早在红军失利之前就已提出，而且坚持了几年、付诸了一系列行动，并最终真的实现。
由红七军团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共6000多人，1934年7月6日由瑞金秘密出发，7月31日渡过闽江后，正式打出北上抗日先锋队的旗帜。这一天，毛泽东在瑞金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谈到了抗日先遣队派出的目的。他说：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同时他还号召全国援助红军粉碎“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年谱》上，第431页）
可惜，由于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抗日先遣队于1935年1月底在赣东北被国民党军队围攻打散，未能实现“北上抗日”的任务。其突围出去的余部，在闽浙赣三省坚持游击战，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改编为新四军，真正实现“北上抗日”的初衷。
还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之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在抗日先遣队被国民党军队围攻失败前半个月左右，之前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到并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
在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6月9日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使河北主权实际沦丧。面对这一卖国协定，6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领衔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再次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言说：“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这是在红军长征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首次再提红军“北上抗日”。次日，毛泽东等人又致电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年谱》上，第457页）6月26日，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并提出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年谱》上，第459页）这样，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在这时就选在了川陕甘。
两河口会议后不久，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便提出与中央北上方针背离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毛泽东与张国焘作了坚决的斗争。当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时，毛泽东毅然率领红一、红三方面军立即北上，并电令张国焘，“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年谱》上，第470页）
9月20日，毛泽东在宕昌县哈达铺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时，又一次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年谱》上，第475页）鼓舞红军将士为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而继续行动。
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把中共中央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第二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分析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和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并要求红军将士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年谱》上，第476页）
10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11月30日，毛泽东在陕西富县东村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了红军到达陕北后“新的任务”：“把抗日战争掀起到最高的程度。这是我们的总任务。”（《文集》一，第368页）毛泽东的这一宣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方针的胜利实现，并开始了新的演进。
一年多以后，在全国抗战的炮火中，工农红军的主力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北渡过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抗日的一支劲旅，真正实现了“北上抗日”的夙愿。当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终点——陕北，在全面抗战前和全面抗战期间，一直是毛泽东推动全面抗战、指挥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和策源地。事实证明，毛泽东当年首先提出“北上抗日”方针也是正确的，毛泽东在提出以后又始终坚持“北上抗日”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后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用一系列行动，践行了北上后的“抗日”方针，没有在北上后停止抗日。这就用行动、用事实证明当年的“北上抗日”不只是口号，不只是策略，而是行动的纲领、根本的任务。其实，就全国来说，毛泽东可贵的不是在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后来并一直坚持红军的“北上抗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在请愿学生的逼迫下，蒋介石也曾多次许诺过要“北上抗日”，但在七七事变前，始终既未见他北上，也未见他积极抗日。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提出“北上抗日”后，确实“北上”了，特别是在北上后，又真的“抗日”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红军北上抗日，不但开辟了红军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新局面，而且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