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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队一直围困于闽赣地区，无法直接对日作战。1932年4月15日发表的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曾经“郑重声明”说：“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7页）
1933年5月，在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5月2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领衔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提出：为要使英勇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消灭占领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队，必须消灭同日本订立密约出卖整个华北的国民党罪魁蒋介石的主力，来肃清北上抗日的道路。因而向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提议，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同他们订立战斗协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年谱》上，第402页）从年谱内容看，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
毛泽东不但提出红军北上抗日，而且向国民党军提出“到北方去打日本”即北上抗日的号召。1934年6月，毛泽东同朱德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向国民党军指出：“救国家，救家乡，救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中华好男儿保国卫民，立功于国家的时候了。”（《年谱》上，第429页）
1934年7月上旬，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又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革军委会共同发出作战训令，把红七军团组建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32页）这是红军北上抗日的一次实践，也是一次预演。
7月15日，毛泽东又领衔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宣言宣布：“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表达了抗日先遣队愿同全国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最大诚意与决心。宣言还进一步地表示：“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收［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47—348页）表达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也可同全国一切武装队伍共同抗日的最大愿望和最大决心。这是对一年多以前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北上抗日”主张的又一次公开宣示。
毛泽东为什么要一再提红军“北上抗日”呢？我们从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红七军团即抗日先遣队的政治训令中可以看出端倪。训令要求抗日先遣队“最广泛通俗的与不倦怠的解释党的三个基本的口号”。这三个基本口号，第一条就是：“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并指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武装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39、340页）也就是说，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民族危机不断加大，以及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日益加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决心“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并把这作为党头等重要的任务。这样就可以把国共之间的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革命战争，把红军的力量转用于抗日，摆脱红军在苏区受“围剿”的困境，在抗日中立民族大功，彰民族大义，并在抗日中以武装民众来求得自己的更大发展。而红军“北上抗日”，则是实现党的这一战略意图的唯一出路，也是实现这一意图的最好口号。在当时的条件下，抗日，既是中共的最大任务，也是中共的最好出路。红军北上抗日，既符合民族大义，又符合党的任务；既符合民族利益，又符合党与红军的利益。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得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什么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前，就已提出北上抗日，为什么不但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而且把它节节付诸行动，特别是最后还真正将其完全实现。如果真像有些人所说的只是一种宣传口号、一种临时策略，那就难以解释为何这一方针早在红军失利之前就已提出，而且坚持了几年、付诸了一系列行动，并最终真的实现。
由红七军团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共6000多人，1934年7月6日由瑞金秘密出发，7月31日渡过闽江后，正式打出北上抗日先锋队的旗帜。这一天，毛泽东在瑞金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谈到了抗日先遣队派出的目的。他说：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同时他还号召全国援助红军粉碎“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年谱》上，第431页）
可惜，由于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抗日先遣队于1935年1月底在赣东北被国民党军队围攻打散，未能实现“北上抗日”的任务。其突围出去的余部，在闽浙赣三省坚持游击战，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改编为新四军，真正实现“北上抗日”的初衷。
还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之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在抗日先遣队被国民党军队围攻失败前半个月左右，之前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到并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
在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6月9日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使河北主权实际沦丧。面对这一卖国协定，6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领衔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再次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言说：“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这是在红军长征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首次再提红军“北上抗日”。次日，毛泽东等人又致电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年谱》上，第457页）6月26日，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并提出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年谱》上，第459页）这样，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在这时就选在了川陕甘。
两河口会议后不久，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便提出与中央北上方针背离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毛泽东与张国焘作了坚决的斗争。当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时，毛泽东毅然率领红一、红三方面军立即北上，并电令张国焘，“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年谱》上，第470页）
9月20日，毛泽东在宕昌县哈达铺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时，又一次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年谱》上，第475页）鼓舞红军将士为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而继续行动。
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把中共中央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第二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分析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和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并要求红军将士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年谱》上，第476页）
10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11月30日，毛泽东在陕西富县东村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了红军到达陕北后“新的任务”：“把抗日战争掀起到最高的程度。这是我们的总任务。”（《文集》一，第368页）毛泽东的这一宣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方针的胜利实现，并开始了新的演进。
一年多以后，在全国抗战的炮火中，工农红军的主力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北渡过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抗日的一支劲旅，真正实现了“北上抗日”的夙愿。当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终点——陕北，在全面抗战前和全面抗战期间，一直是毛泽东推动全面抗战、指挥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和策源地。事实证明，毛泽东当年首先提出“北上抗日”方针也是正确的，毛泽东在提出以后又始终坚持“北上抗日”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后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用一系列行动，践行了北上后的“抗日”方针，没有在北上后停止抗日。这就用行动、用事实证明当年的“北上抗日”不只是口号，不只是策略，而是行动的纲领、根本的任务。其实，就全国来说，毛泽东可贵的不是在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后来并一直坚持红军的“北上抗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在请愿学生的逼迫下，蒋介石也曾多次许诺过要“北上抗日”，但在七七事变前，始终既未见他北上，也未见他积极抗日。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提出“北上抗日”后，确实“北上”了，特别是在北上后，又真的“抗日”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红军北上抗日，不但开辟了红军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新局面，而且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后不久，面对日本对华北五省的控制及对中国新的干涉日益增强之势，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察哈尔事变之后，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实际上已经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然而这并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贪欲，新的进攻的行动，在更大的规模上又开始了。”日本最近又提出了包括将中国沿海五省变为非武装区、停止全中国一切反日运动在内的“八个条件”。“这些条件，不但要并吞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然而以蒋介石为罪魁祸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泰然不以为耻的答应了日本的这些要求。”宣言提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与保卫中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72—574页）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这实际上把抗日战争放到了反蒋“围剿”战争的前边，把抗日变成了党的首要任务。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年谱》上，第496页）从而把抗日放到了红军作战的首位。为此，他又指出：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年谱》上，第496页）步骤上则分三步：第一步，打击来犯之敌，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并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开辟局面；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年谱》上，第497页）他在为会议起草的军事战略问题决议中，甚至还提出了“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这样的具体设想。（《文集》一，第377页）红军从陕北再到山西，这又是“东进抗日”，直接进入华北抗日前线。这种“东进抗日”，实际上是“北上抗日”的延伸和继续，总目标就是“直接对日作战”，步骤则是一步一步向抗日前线迈进，并发展壮大抗日力量。1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东进及长征都是为着抗日。（《年谱》上，第500页）这就明确揭示了不久后将要发起的红军东征的目的及实质。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力量放在红军东征上。对红军主力刚到陕北不久就要东征山西，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在193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着重强调：“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红军”，“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这次会议，为红军东征最后拍了板。
为了实现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党的总任务，贯彻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的战略方针，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领衔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年谱》上，第505、506页）
2月18日，毛泽东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并在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指出东征的任务有三项，其中包括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年谱》上，第511页）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
从当晚开始，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从陕北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渡过黄河，突破国民党晋绥军防线。28日，毛泽东领衔电告李克农：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二百里封锁线，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五县广大地区。（《年谱》上，第515页）3月1日，毛泽东领衔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宣布本军“东行抗日”，“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文集》一，第383页）3月2日，毛泽东等人在山西石楼电告秦邦宪等，要他们来讨论外交问题、对日作战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主力红军取道等问题。（《年谱》上，第517页）这份电报非常有力地说明，红军东征山西，是“对日作战”这一战略的一部分，是“主力红军”为实现“对日作战”而如何“取道”的问题。从近处看和表面看，东征是红军为扩大生存局面而进行的国内战争，从长远看和实质看，东征则是红军“取道”山西而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目的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这个战争的第一步。
1936年3月4日，毛泽东等致电秦邦宪转周继吾，向南京国民党当局提出“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的意见。（《年谱》上，第518页）这是对原定红军东进山西后向绥远集中的战略方向的一个变动。同时也说明，这次红军东征山西并非最终目的地，最终目的地是集中于抗日最前线河北。换句话说，红军东征山西是“取道”山西而“集中河北”，“抵御日寇”。抗日最前线河北，才是红军东征的目的地。
红军渡河进入山西，统治山西的阎锡山随即调集14个旅的兵力，三面围攻红军。
3月8日，毛泽东在山西交口县大麦郊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决定在兑九峪一带重创晋绥军。3月10日，晋绥军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同日，毛泽东领衔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毛泽东传（1893—1949）》，第381页）
3月12日，毛泽东在大麦郊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右路军南下作战；左路军北上行动。
3月20日，毛泽东领衔致电张学良等东北军官兵，请他们劝阎锡山“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年谱》上，第522页）可见，毛泽东不但想让红军去河北张家口一带抗日，而且想让阎锡山阻拦红军去路的兵也同红军一道“开赴张家口”抗日。
从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线召开了晋西会议。为了表明东征抗日的合理性，3月23日，毛泽东在石口村举行的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382页）这说明，红军东征，是为了站到抗日战争这一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日本。他还再次强调：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年谱》上，第524页）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些，意图何在呢？因为党内高级干部对主力红军东征、集中河北是有不同意见的。李德就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他的说法在党内是有一定市场的。毛泽东强调这些，就是要说明，红军东征是实现党中央以上所提口号的可行路径，是红军走向抗日战场的必由之路，方向没有错，步骤也没有错。
说完这些，毛泽东意犹未尽。第二天，会议转到四江村召开时，毛泽东两次发言，进一步用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视野，来看红军向华北发展、到华北对日作战的正确性：“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年谱》上，第524—525页）看来，党内还有人认为红军东征山西是“跑得太远”，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所以，毛泽东才从国际形势发展来论证红军“到华北对日作战”的正确性。不过，毛泽东也向反对者解释说：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年谱》上，第525页）
3月25日，政治局会议继续在四江村举行，讨论战略方针。毛泽东作了报告，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年谱》上，第525页）与会者同意了这个报告。
3月28日，毛泽东领衔致电红一、红十五军团领导人，告诉他们：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华北时局，决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批准了军委的提议，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年谱》上，第527页）
就在晋西会议期间，蒋介石于3月24日委派陈诚统率中央军援助晋绥军围攻入晋红军。他们于29日占领晋西黄河沿线各渡口。
在此形势下，3月29日，毛泽东领衔发布《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要求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抗日。
4月1日，为贯彻中央晋西会议精神，毛泽东又领衔签署训令：“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年谱》上，第529页）
4月2日，毛泽东又领衔致电林彪等：“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他继续强调：“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年谱》上，第529页）
4月5日，毛泽东又领衔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阻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再次宣示了红军“东下抗日”的义举，揭露国民党军队“拦阻”红军抗日道路、捣乱抗日后方的助日行径。
4月9日，当得知已回陕北的张闻天要发布讨蒋令后，毛泽东领衔致电张闻天：“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反对阻拦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年谱》上，第532页）这里所说的“广田三大原则”，指的是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再次发表的“对华三原则”，包括：（1）中国彻底取缔反日言论和行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2）中国承认“满洲国”，确立中、日、“满”经济文化合作；（3）中日共同防共。其要害是以日本助中国“防共”而换取中国放弃反日、承认“满洲国”，即承认日本侵略东北合法化。这是日本看准了蒋介石对共产党死打严防的心思而为蒋介石“量身定做”的政策。广田在这次演说中还表示，中国政府业已对日本帝国所提出的三原则“充分谅解”，“表示赞成”。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对此加以否认，但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相信这一否认，并把蒋介石派军队“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同接受“广田三大原则”联系起来。因此，当毛泽东得知党的负责人张闻天要发表“讨蒋令”的消息后，立即去电，说明在红军东征的形势下，我们的最高政治旗帜应是讨日而非讨蒋。电报中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讨日即抗日作为“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这就把瓦窑堡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旗帜，同时也把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而进行的红军东征的最高旗帜或最终目的，在党内讲得再明白不过了。这份电报，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红军东征的战略意图，确定红军东征的最高旗帜，是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史料。实际上，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日蒋建立反共统一战线，那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都将是最不利的局面。因此，在蒋介石坚不抗日的情况下，毛泽东必须以红军的抗日，特别是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实际形成中国对日本的抗日战争局面，来阻止蒋介石的对日投降，阻止日蒋结盟，从而打破日蒋的反共统一战线。这才是毛泽东的大智慧、大战略、大棋局，这才是红军东征的背后意图和真正看点，这才是我们今天正确理解红军东征战役的钥匙和密码。尤其是这一电报是给中共在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的，说明当时在中共党内，在党的相当高级的领导人中，对红军东征的最高旗帜是认识不当的。这更表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在东征战役中，毛泽东还让人同驻守西北的张学良会谈，说明红军东出河北抗日的意图，并请其协助。4月11日，毛泽东向东征将领通报了周恩来4月9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说：“张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打我们。”（《年谱》上，第533页）这一情况，又进一步说明红军东进河北抗日，确实是毛泽东准备付诸实行的主张，而非用来欺世的宣传口号。
4月20日，毛泽东领衔致电周恩来等，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快些动身去苏联。其任务，关于军事方面的有如下各项：（1）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2）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帮助问题；（5）人员帮助问题。（《年谱》上，第535—536页）邓发去苏联，是1936年4月13日张闻天等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毛泽东所列邓发去苏联商谈的军事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红军的对日作战问题，以及与苏联共同采取的对日作战步骤问题。这透露出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要让苏联一起“共同”抗日。怪不得李德曾经批评毛泽东发起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看来李德之前还是看出了一些端倪的。不过，“挑起日苏战争”可能说得大了点。但是，想与苏联共同抗日，还是恰如其分的。电报还表明，这时毛泽东已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在原先红军东进抗日所选的山西、河北、绥远三个具体落脚目标中，又放弃了河北为首选，而改以绥远为首选，准备红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这更说明毛泽东从谏如流、择善而从的大胸怀、大格局。上一份电报表明，毛泽东同国民党将领谈了红军东进河北抗日的问题；而这一份电报表明，毛泽东又要求中央同苏联也就是外国谈“对日作战”的“共同步骤问题”。这又一次并更加有力地说明，毛泽东的东征抗日，确实是在积极准备实行的。
4月22日，在得知山西敌军主力正在对东征红军构筑东、南、北三面封锁线，陕北张学良、杨虎城受命围困红军的部队均准备从西面封锁黄河的情况后，毛泽东感到形势已变得不利于东征红军，于是他领衔致电红军将领，部署“向东或向北突出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的行动方针，并说：“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地回到陕、甘，经营神府区域、三边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年谱》上，第536页）这个电报中，明确地把陕甘地区定为当时红军活动“次要的战略方向”，而把黄河以东地区作为红军活动的“主要方向”，并且作出了今后情况利我东出作战时仍要回到河东的决定。果然，一年多以后，全国抗战开始不久，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3个主力师迅速渡过黄河，东进山西，部署于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在山西平型关重创日军，取得全国抗战以后的第一个大胜利；几个月后，又在山西相继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北四大抗日根据地；随后，又由此继续东进，分别挺进冀、鲁、豫平原地区，在华北敌后上演了有声有色的抗日活剧，把华北变成了陷敌于汪洋的人民战争大战场。毛泽东东进抗日的初心最终得到了实现。
在到红一军团研究敌情后，4月28日毛泽东领衔发出回师电报，决定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甘。电报指出：山西方面，阎锡山和蒋介石有51个团，取堡垒主义向我推进；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军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国民党军控制下的神府、三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年谱》上，第537—538页）
5月2日，毛泽东指挥东征军主力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渡完。当日，他领衔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文集》一，第385—386页）至此，红军的抗日东征正式结束。
历时75天的红军东征，取得了渡河作战的经验，扩大了兵员和给养，扩大了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提高了抗日的战斗力，准备了直接对日作战的条件和力量；同时，又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抗日的宣传工作，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八路军立足山西抗日取得了经验，打下了基础；而且以实际行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红军东征抗日虽然在国民党中央军和驻山西、陕西军队的联合围攻下被迫中断了，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这是红军北上抗日的继续和发展，是日本确定联蒋防共原则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的政治路线的切实体现，目的是打通抗日路线，由陕北东进到山西、河北、绥远等华北抗日前线，更加靠近日军，迅速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开展抗日战争，在抗日中求发展。毛泽东无论是在对外发表的公开通电或公开宣言中，还是在对内发布的内部电报、讲话中，无论是在对国内的抗日联盟者（如张学良）所提要求中，还是在对国外的抗日联盟者（如苏联）所提要求中，无论是在对下级干部的讲话、电报中，还是在对同级干部甚至是上级领导的讲话、电报中，都一致地主张红军东出抗日并解释和宣传其必要性、重要性，都始终把红军“直接对日作战”作为基本政治任务，把东出抗日作为红军到达陕北后的主要战略方向，并且非常明确地把讨日抗日作为红军东征“最高的政治旗帜”，特别是在后来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又践行诺言，再出山西抗日，从而用实际行动验证了这时的红军东征抗日不是虚言。因此，尽管红军东征没有实现“直接对日作战”或“直接抗日”这一最终目标，没有与华北的日军接上火，没有消灭一个日军，但是，此次毛泽东发起并亲自率队指挥的红军东征战役，是一次以抗日为最高旗帜、为最终目标、为总的任务的战役，是红军东出抗日的一次试探，是红军东进山西以至华北抗日的一次预演。毛泽东曾经把全国抗战之前的一个阶段，称为“准备抗战的阶段”，那么，红军东征则可称为红军抗日或为实现“对日直接作战目标”的一次“准备战役”。毛泽东指挥红军东征，是毛泽东抗日实践的一部分；毛泽东在红军东征时期形成的一些认识，特别是对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新认识，是毛泽东抗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讲毛泽东与中国抗战，不能忽视毛泽东在指挥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再继续指挥红军东进华北前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这一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