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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先是把中国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炸毁，然后借此为由，突袭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乘夜袭取沈阳城。日本由此开始了先是对中国东北，继而对中国全国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中国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驻守沈阳的东北军，因迭奉当政者蒋介石“现非抗日之时”，“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的指令，“不事抵抗”。（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54页）结果，一夜之间，沈阳城竟被敌占，守城东北军的260多架飞机、3000多门大炮、十几万只枪支，全部奉送日军。之后，又经过4个多月，日军便全部侵占了面积三倍于日本的中国东北，驻守东北的近20万中国军队，在“不抵抗”指令的指挥下，在日军1万多正规部队和一万多非正规部队面前，竟不战而退，不抗而溃，一跑了之，其中仅有江桥一场比较激烈的抵抗，其他仅有零星官兵出于正义而违背上级命令自发作过一些小规模抵抗。一场中国“不抵抗”的战争，让日本轻取中国东北。在抗日战争的前半场中，日本政府对中国不宣而战，中国政府对日本不战而输。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的主政者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没有部署军队防止日本侵华，而是调集大军进行“剿共”。1930年11月，以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的“朱毛红军”进行第一次大“围剿”；失败后又于次年2月以20万兵力进行第二次大“围剿”；再次失败后又于1931年6月21日，即九一八之前不到3个月，亲到南昌，躬自督兵30万，进行第三次大“围剿”。7月12日，在日本对东北的步步野心面前，蒋介石电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向全国同胞发表通电，称：“惟攘外应先安内”，“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译印，第185页）8月16日，在九一八事变前1个多月，他又致电张学良，明确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同时还从国家民族的高度，严厉告诫张：“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蒋介石年谱》，第194页）张学良将此电转饬东北军将领遵照执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不抵抗，就是执行这一来自军政最高层的指示的结果。9月12日，即九一八事变前一周，蒋介石又在火车上召见张学良，要其对日军进攻不要抵抗，依靠国际联盟调停。9月18日，蒋又离开首都赴江西“督剿”苏区红军，第二天早晨接到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后，当天下午回到南京，两天后主持召集国民党中央会议，提出：“此时惟有诉诸于公理”，“忍耐至于相当程度”。9月22日，蒋在南京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又公开宣示对日政策：“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勿作轨外之行动。”（《蒋介石年谱》，第195页）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于日军，正是中国当政者“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逆来顺受”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前，毛泽东在1931年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当时实际上由王明等人把持。毛泽东则在闽赣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四人常委之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指挥红一方面军反对蒋介石的第三次大“围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即为日本强占东三省事件发表公开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更大规模的屠杀中国民众”，“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的罪行，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宣言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在中国民众被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号召全国工农兵士“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398页）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同时“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2—423页）这些宣言、决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武装民众，用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主场。
与中共中央的宣言、决议相呼应，指挥红一方面军刚刚粉碎了蒋介石第三次大“围剿”的毛泽东，九一八事变发生七天后的9月25日，领衔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阀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只能向帝国主义献媚投降、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既不能“保国”，也不能“为民”。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年谱》上，第355页）这时，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正在遭受国民党军队一次比一次更加残酷的“围剿”，他的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因此，在此日本侵略的严重关头，作为红军的指挥员，他着重地向国民党军士兵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日本”的错误政策，号召国民党军士兵“共同抗日”。也许就是由于毛泽东等人发表了这个文告，国民党竟有人造出谣言，说“江西共产党、江西工农红军的领袖朱德、毛泽东”，“愿意为了‘一致对外’，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公开驳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8页）
这时，中共中央因受共产国际和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将起的变化，过多地强调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并不切实际地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1932年1月中旬，已经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席的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这同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主张是不同的。因而，参加会议的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中途另选了会议主持人。（《年谱》上，第364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指挥实战的毛泽东，被共产国际派、教条派们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失去了主持会议、实际上也失去了主持苏区中央局的资格。于是，毛泽东请了病假，去瑞金郊外休养。
1932年1月28日，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军又向中国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发起进攻，挑起一·二八事变。第19路军不顾政府命令，奋起还击，进行了著名的一·二八抗战。由于日军增兵、南京政府支援不力，在激战月余后，第19路军于3月1日撤出防线。
就在一·二八抗战结束的当天，1932年3月1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正式宣布对日作战。第二天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2期，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八次常会议决正式宣布对日作战》为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的这项内容：“中央政府人民委员第八次常会，于3月1日举行，讨论和议决的重要事项如下：（一）对日帝国主义积极侵占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以及国民政府无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议决正式宣布对日作战，以民族革命战争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决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在苏维埃领导下，自动对日帝国主义作战，推翻帝国主义工具的国民党统治并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并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后宣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临时中央政府不久即于3月15日以前，批准了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对日作战。这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中国最早向日本正式宣战的。这个宣战，是由中国的一个红色政府作出的，是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宣战是由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提议，由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宣战的宣言也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宣战，比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宣战，时间上提早了9年多。
关于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宣战时间，现在一般认为是4月15日，因为《红色中华》第18期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末尾署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四，一五”。（《红色中华》全编，第309页）但是实际上，从史料来看，至少在3月15日以前，临时中央政府已宣布对日作战了，并已得到了一些地方的声援与支持。理由是：
1．1932年3月2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5期，在第二版的“专电”栏里，在“拥护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的专电”标题下，刊发了各地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两件专电。一件是“湘鄂西省苏维埃”的专电，其中说：“临时中央政府已正式宣布对日作战，湘鄂西省正在动员一切力量，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红色中华》全编，第260—261页）电报末尾署的时间是“十五日”，应该是早于该刊出版的1932年3月15日，而不可能是晚于该刊出版的4月15日。另一件是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总政委关向应的专电，电报中说：“我们热烈的拥护中央苏维埃对日宣战。”（《红色中华》全编，第261页）电报没有署时间，但时间应该同于上一件电报的时间，因为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即活动于湘鄂西，而且湘鄂西省苏维埃正是由贺龙等人创建的，因此，这两份电报应是同一天发出的。
除了这两件专电，该刊同期还刊载了一则消息，标题为“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大会——通电拥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本作战的决议”。内容则是大会给“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电报，其中说：“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大会，完全拥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作战的决议。”（《红色中华》全编，第261页）电报没有署时间，但应发于3月21日。因为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大会是1932年3月18日开幕的。“会议的第三四日通过了……大会宣言、电文等。”（《红色中华》全编，第268页）第四日即大会闭幕的那一天——3月21日。
从以上这3封电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宣战决定，应该在1932年3月1日至15日期间作出，不会晚于3月15日。因为人民委员会3月1日才决议对日宣战并报临时中央政府；3月15日，远在湘鄂西的红二军团和湘鄂西省苏维埃已知道消息并致电拥护，3月21日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大会也通电拥护，《红色中华》并于3月23日公开发表拥护电。
2．《毛泽东年谱》载：1932年1月下旬，“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休养期间，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并注释说：“这个宣言于1932年4月15日发表。”（《年谱》上，第365页）“3月上旬，在东华山古庙会见……项英。项英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年谱》上，第366页）之后，毛泽东便一直在前线随红军主力行动。据此可知，这个宣言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其起草时间应在1932年3月12日之前。因为《年谱》记载他3月12日已在南康县唐江镇参加红一军团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了。
另外，从宣言中提到的一些事情看，宣言起草时间应在1932年3月4日甚至是9日以后。因为宣言中有句话说，国民党政府“用机枪扫射抗拒撤退命令之十九路军的英勇兵士”。此事应来源于1932年3月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3期第二版上刊载的一则消息，标题是：“国民党卖国中，用机枪强迫士兵撤退”。内容是：“上海三月四日电：国民党政府接受各帝国主义调停办法，……而限定十九路军一日退南翔一带，……十九路军士兵三次坚拒撤退令，主将以机枪扫射，威胁始退，但极愤懑。”（《红色中华》全编，第222页）可见毛泽东至少在3月4日，更有可能在3月9日从《红色中华》上看到这则消息以后，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写进宣言中。
从上面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常委会，在1932年3月1日便开会议决，正式对日宣战；（2）毛泽东本人3月12日前，在瑞金东华山养病时，为同样以他本人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3）这一宣言在3月15日前已发布到湘鄂西等地，从3月15日开始，陆续有湘鄂西省苏维埃、红二军团、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大会等致电拥护。
宣言最早刊载于1932年4月2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8期。宣言首先历数并谴责日本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侵略罪行：“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红色中华》全编，第308页）因此宣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红色中华》全编，第308—309页）
宣言同时还历数并谴责国民党政府与军阀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日本的投降行径：“国民党政府与其各派军阀”，“连接［接连］的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现更已和平谈判，实行出卖整个中国。”“屠杀反日群众，强迫自动对日作战之淞沪兵士和民众的义勇军撤退，用机枪扫射抗拒撤退命令之十九路军的英勇兵士，以表示其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红色中华》全编，第308页）因此，宣言也同时宣布推翻阻碍直接对日作战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要……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直接的毫无障碍的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在全国大大的发展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红色中华》全编，第309页）宣言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又号召国民党军队的“兵士要暴动起来，……自动对日作战”。宣言宣称：“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领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宣战。”（《红色中华》全编，第309页）
这个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中国红色政府的名义，代表全国被压迫民众和爱国士兵对日本公开宣战，“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号召“直接对日作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软弱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不仅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色政权区域内广大民众的意愿，而且代表了当时全国广大反日爱国者的意愿。因为一·二八抗战结束后，3月2日，就有反对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提出“立即对日宣战”的主张。（程栋等编著：《旧中国大博览（1900—1949）》，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版，第813页）
毛泽东起草并由他领导的政府发表的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对日宣战书，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第一个对日宣战书，是全中国同时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宣布的对日宣战书。毛泽东根据全国各地爱国军人与民众自发对日作战的实际，顺应全国人民提出的“对日宣战”的要求，代表全国人民率先发出了对日宣战的第一声，高高举起了对日抗战的国家旗帜。这个宣言，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日本正式宣战，第一次明确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标，第一次提出“直接对日作战”的口号，具有强烈的抗日主调和浓重的抗战色彩，体现出对日本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以战对战的强硬态度。
宣言发出后，4月7日，为了进一步扩大宣言的影响，促进宣言的落实，“真正实现对日的民族战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十一次常会上，又就“对日宣战”问题“决定下训令给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一致动员发展革命战争，……并发通电，发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加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中国革命”。（《红色中华》全编，第299页）于是，1932年4月15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对外公开发表《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宣布本政府已“正式决定对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战争”，并希望他们“一致起来援助我们这一艰苦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红色中华》全编，第310页）同时，又对内向全国工农红军和全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出《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要求“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在红色战士中做到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红色中华》全编，第320—321页）4月15日发出的对外宣言和对内训令，后来于4月21日，连同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一起发表在《红色中华》第18期上。
如果说，之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宣言只是在红色区域内部传达宣布的话，那么，到了1932年4月15日，则又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并又在红色区域内下发训令，进一步予以动员和宣传。这样，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红色政权的对日宣战，就变得进一步为人所知了，影响也变得更加广泛了。尽管这股宣战的力量还很弱小，宣战的声音还不被世人广为关注，但是，它发出了中国政府应该发出但却没有发出的声音，采取了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却没有采取的行动，代表了亿万不屈中华儿女的正义要求，也代表了中国未来的行动。后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对日宣战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终于也正式对日宣战。因此，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政府对日宣战，比国民政府的对日宣战先行了将近10年，是中国抗战中的一个先导性行动、引领性行动，在全国率先发出了抗日的“官宣”，率先树起了抗日的旗帜。这一点，更加深了我对毛泽东这面抗战旗帜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