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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13日，日本尚未对中国全面进攻，毛泽东在写给杨虎城的信中，就预见到蒋介石退据西南保其半壁山河的前景。信中说：“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书信选集》，第38页）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后3个多月，当首都南京受到日本进攻的威胁时，蒋介石果然于1937年11月宣布迁都重庆，之后直到抗战胜利，蒋介石都一直坐镇重庆，固守西南，以西南、西北为防御日本进攻的后方基地。蒋介石在抗战中经营“西南”以保“半壁河山”的局面，被毛泽东提前一年多准确地预见到了。
在同一天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中，他还提前预见到了西安事变这件抗日伟大事业的发生。杜斌丞是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杨虎城西北军的总参议。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写信给他说：“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书信选集》，第36页）同一天，毛泽东在写给杨虎城的信中又说：“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书信选集》，第38页）4个月后杨虎城倡议并与张学良共同发动的西安事变，不正是在“同意”与红军建立“联合战线”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举动吗？不正是“抗日救国切实负责”的壮举吗？不正是“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吗？除了西安事变，在那时还有什么事件，能称为这样的“三救”伟业呢？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第18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讲话说：“六中全会说：‘抗战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在去年十月上半月讲的，到现在已经有了三个月，事情怎样呢？去年十月三十日，蒋委员长发表了告国民书，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驳近卫的文章，驳得很好，又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这些都说明了是要坚持抗战这一条，证明了亲日派力量不能动摇抗战。”（《文集》二，第148页）这是毛泽东自己用3个月的事实，来证明他在3个月前关于“抗战能够坚持下去”的预见是对的。实际上，在此之后6年多的中国抗战实践，也继续证明了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上半月所作的这一预见是正确的。
在讲到战争形势时，毛泽东又说：“去年十月我们估计到，武汉、广州失守后我们将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对于困难，同志们都知道的，由于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人分割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等等增加了；至于进步，主要的表现在坚持抗战，在两次参政会里克服了主和派。那末进步能不能克服困难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文集》二，第148—149页）这是毛泽东用3个月的事实，来证明他在3个月前关于广州、武汉失守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我们将更困难也更进步的预见是对的。而在此后6年多中国曾遭受很严重困难，但仍坚持了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抗战实践，更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这一充满辩证法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又说：“我们讲敌人进攻还未停止，武汉、广州失守后这三个月来，在正面敌人没有大举动，但在侧后敌人是打得很凶的。有人说我们估计不对，敌人进攻已经停止了。我们不这样说，也不这样想，因为敌人还会进攻。”“虽然到我讲话这时止，我的话还未证实，不过我们还是准备的好，没有准备就会损失更大。为什么敌人还会进攻呢？”因为“他不进攻，法西斯军阀就会马上垮台”，而且“它的野心很大”。（《文集》二，第149页）这是毛泽东在论证他3个月前关于敌人还会进攻的预见现在尚未被全面证实但将来必然会被证实，并讲了敌人不会停止进攻的原因。其实，日军自1938年10月下旬占领广州、武汉后，1939年1月即对冀南、冀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2月20日又对湖北中部随枣一线中国军队发动进攻，3月17日再对南昌附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4月底，还对随枣一带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可见毛泽东讲话前3个月，日军未对正面战场中国军队进攻；毛泽东讲话后3个月中，日军就连续对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从而证实了毛泽东1938年10月关于日军还会进攻的预见是对的，而非像某些人所说“估计不对”。而且，1939年5月以后直到日本投降前，日军对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的进攻总是存在的，没有一年完全消停过，只不过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而已。中国抗战的全部历史，完全证明日本在投降前不会停止进攻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又说：“至于我们估计，在敌后能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并能建立根据地，现在已证明了，以后更将证明。同时，我们又指出，游击战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看到敌人是要回头进攻的，在那时，游击战争更会困难的。”（《文集》二，第150页）毛泽东用3个月来的事实证明他3个月前关于在敌后能发展游击战、能建立根据地的预见是正确的，并说以后更将证明。在那以后，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都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到1940年，敌后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组建了大量的民兵和自卫队，并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创建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到抗战胜利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共有19块，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000多万人。这益加证明毛泽东这一预见的正确性。另外，他还提到，在1938年10月，他还曾预见到敌人要回头进攻，游击战争会更困难。果然，日军从1938年12月就作出把作战重心转向巩固占领区的部署，加强对敌后战场的兵力部署和军事进攻，使敌后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曾在1941、1942年两年遭到极为严重的困难，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大量缩小。这些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预见同样也是极为正确的。毛泽东这两个预见，也是充满辩证法的。这两个预见的被证实，同时也是辩证法的胜利。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说：“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磨擦的”，“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现在国民党正在开五中全会，我们估计它的结果不会坏的。但同样不应忽视磨擦还是可能有的。”（《文集》二，第151—152页）两天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结束。会议的主要方针，仍为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同时在提高抗战信心、打击悲观失望情绪等方面作了相当的努力。因此，这次全会对抗战的主要面仍是积极的。但是，这次会议又提出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不依靠民众而依靠外援等不彻底的抗战路线，并提出“溶共”的反共路线，这导致了后来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对共产党发起了一次次“磨擦”行动，迫使共产党不得不一次次打响对国民党的“反磨擦”战争。历史证明，毛泽东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抗战不会太坏，今后统一战线将会发生磨擦和反磨擦的预见，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到了日本，说，日本的“朋友只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喜欢它，苏联就更不必说了。”（《文集》二，第153页）果然，一直到日本投降，日本的主要盟友也只有德国和意大利，而苏、美、英、法四国都与它对立并最终对它宣战。毛泽东这一关于日本朋友与敌人的预见，被之后6年多的国际关系事实一一予以验证。
毛泽东还说：“英、美借钱给我们”，“但是否能大帮助我们？不会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有限制的”。毛泽东还指出：“我们不是靠国际‘吃饭’的，应该把主要点放在中国。”（《文集》二，第154页）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英美对华在经济上虽有一些援助，但确实未能“大帮助我们”。从1939年到1941年，英国只给了中国1000多万英镑的借款，美国慷慨些，共给了2亿多美元的借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又给予中国5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英国则口惠而实不至，未给中国实际上的贷款援助。这些钱对中国抗战来说，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预见是正确的，国民党想靠外援打败日本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文集》二，第329页）第二天，即2月15日，日军就以4万多人，对上高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攻势作战；5月，日军又对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和12月，日军又发起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果然多次“向蒋进攻”。而这一年内，蒋军除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而在宜昌作战中主动进攻过一次外，也果然未对日军举行反攻，而在日军进攻时“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并未得到保存，仅中条山一战，就死伤被俘7万多人。第二次长沙战役中也伤亡失踪7万多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预见基本是正确的。而且直到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对日本的反攻作战也少得可怜，大多数都是在日军进攻中被动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