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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的具体进程将会如何？毛泽东也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过一些预见。
1936年7月16日，在全面抗战发生前将近一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曾预言：“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文集》一，第406页）后来，中国果然俘了许多日本兵，并组织他们成立“反战同盟”；中国也果然从日军手里夺取了许多的武器弹药，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的武器弹药，很多都是从日伪军手中夺来的；中国政府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也果然从苏联和美国那里获得了外国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援助，甚至中国远征军的6个军几乎全部装备的是美军军械。这一预见，竟然无一字落空。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中旬，在日军进逼下，中国第二战区部队退守平型关至雁门关内长城一线。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领导人，预测敌“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文集》二，第15页）果然，日本大本营于10月1日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10月6日，阎锡山在太原以北的忻口发起作战，但11月2日忻口守军全线撤退，11月8日，太原即告陷落。11月中旬，晋、察、冀、绥、鲁这华北五省中的黄河以北地区基本沦入日军之手。毛泽东提前预见了日本占领太原的企图和作战，并预见到了日军夺取黄河以北即整个华北的战争进程。
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分析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文集》二，第19页）后来，阎锡山果然被日军所迫，在忻口与日军决战；并且确实未能持久，仅20多天就全线撤军，太原又失陷。又过几天后，整个华北基本全部沦陷。毛泽东的这个预见又是全部命中。特别是毛泽东还批评了党内对这种趋势认识不到而被暂时情况所迷惑的那些人，并指出红军应有不同于阎锡山对付日军的新的打法。
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在山西组织抗战的周恩来等，指出：“敌已从平汉、津浦两路的中间突破进来，保定已失，敌正迂回石家庄的侧面，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河北失后，敌将从海州登陆进占徐州，则山东将不战而失。不久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文集》二，第28页）毛泽东作出这些预见后，在河北方面，10月10日，石家庄被日军占领，10月中旬日军又相继占领大名、邢台、邯郸等地，中国军队退至漳河、卫河南岸与日军对峙，日军大规模占领河北的局面基本完结。在山东方面，10月3日，日军攻占山东北大门德县，12月27日占领山东省城济南，1938年1月上旬又连陷泰安、大汶口、济宁、邹县等地。1月中旬，日军又在青岛登陆，西进转南，进迫临沂，与自南京北犯的日军合围徐州。5月19日徐州失陷。山东战局虽有台儿庄一场大战，但大多地区皆“不战而失”，山东守军指挥韩复榘因此而被处死。上海、南京方面，1937年10月26日，淞沪战局急转直下，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接着，日军兵分三路，直逼南京。之前，日军飞机已多次轰炸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战局发展的趋势，基本与毛泽东的预测相一致。尽管后来进攻徐州的一部分日军登陆地点不是海州而是海州北边的青岛，又尽管山东很多地区“不战而失”发生在日军进占徐州之前，但是，日军进占徐州和山东“不战而失”这些大的战争趋势或发展结果还是同毛泽东的预见基本相一致的。特别是国民党迁都一事，被毛泽东提前两个月预测出来，可见毛泽东对战局推演之准确，以及对国民党认识之深刻。毛泽东虽然不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人，做不了国民党的主，但是他能通过科学分析，准确地预见到国民党将来会干什么。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远见与卓识。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预言：“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选集》二，第378页）果然，在后来的几年当中，日军在山西和华北，都遇到了八路军和抗日军民的最坚强抵抗，使它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仅共产党在华北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就有晋察冀、晋绥、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这些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始终攻不破的抗日堡垒，也成为每天袭扰日军的前进基地和把几十万日军牢牢拖住使其不得脱身的巨网。
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预言：“上海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选集》二，第388页）确实，在华北，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军队再未向日军发起过大规模进攻战役，只是在1941年5月，当日军向中条山守军发起全面进攻时，国民党军队才被迫应战，但20天内20多万军队大部溃败，结果死伤4万余人，被俘3万多人。日军几乎未遇到激烈的抵抗，故伤亡很少。这次战役，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这是抗日战争在整个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以及华北范围内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除了中条山战役，整个华北在太原失陷后，日军的主要作战对象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遇到的战争形式主要是游击战争。以1943年为例，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公布1943年综合战果称：“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也就是说，日军1943年在华北与中共军队共作战11200多次，平均每天作战30次。每天这么多次战斗，当然是游击战。
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对即将毕业的陕北公学学生们说：“如武汉失守，就会出现动摇妥协与怀疑应否继续抗战的问题。”“武汉失守——这种趋向是可能的。”（《文集》二，第106页）毛泽东作出“武汉失守”的预见时，日军尚未正式决定对武汉作战。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才正式决定攻占武汉。不过在此前3天，日军已攻陷安庆，为其进攻武汉拉开了战幕。经过一系列外围准备，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武汉的命令，10月27日占领武汉三镇。武汉确如毛泽东在7个多月前预见的那样——“失守”了。
3月12日，毛泽东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说：“判断日本法西斯是还要前进的，它还要进攻我们的西安、郑州、武汉、南昌、福州、长沙与广州。”（《文集》二，第113页）后来，这几个城市如何呢？除了西安，其余全部遭到日军进攻。西安，日军虽有进攻计划，但后来一直没有实施。郑州，1938年6月初日军攻占开封后即准备夺取郑州，但被国民党军队决口黄河所阻滞；1941年10月初，日军又进攻郑州，两天后即攻占。武汉，于1938年10月27日被日军攻占。南昌，于1939年3月27日被日军攻陷。福州，于1941年4月遭日军进攻。长沙，在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间，三次遭到日军进攻，都未被攻陷，直到1944年6月在第四次日军进攻下，才被攻陷。广州，于1938年12月23日被日军攻占。因此，毛泽东的这一预见，命中率为七分之六，可以说基本准确。
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日军的进攻在占领西安、武汉、广州后将要告一段落，将在华北修路筑堡，使游击队不能有大部队的活动，抗日根据地可能缩小，但能支持。（《年谱》中，第59—60页）后来，日本在占领广州、武汉后，果然对军事战略作了调整。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案》所提的战略要点有：“放弃速战速决，准备长期战争。”“为应付长期作战……以攻占汉口、广东为行使武力时期。然后，自主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把作战重心转向巩固占领区。”肃清后方的抗日武装是“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对正面战场则要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为此，日军对军力部署作出以保守占领地为主的重新部署。1939年9月组建完成的中国派遣军，共分为4个战略集团，辖24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其中近百分之四十的兵力受辖于华北方面军，负责恢复华北地区的安定，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日］《现代史资料9·中日战争2》，第553—554页。）从此，日军在正面战场，从过去以军事经略为主、政治经略为辅，改为以政治经略为主、军事经略为辅。这样，毛泽东对日军战略变化的预见基本准确。另外，华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曾在1941—1942年陷入困难，缩小近半，但结果还是坚持了下来，并得到重新恢复和发展。可见，毛泽东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前途的预见也完全准确。
1938年5月20日，即徐州失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等：徐州失守后，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年谱》中，第73页）之后，日本果然于6月4日攻陷河南开封，次日再占中牟、尉氏、扶沟等县，并分兵迂回新郑，准备夺取郑州。6月9日，国民党军队为阻敌攻打郑州，以水当兵，在花园口开决黄河大堤，以淹没豫皖苏3省44个县、淹死80万人的巨大代价，陷敌4个师团于黄泛区，迟滞了日军对河南的进攻。6月18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实施汉口作战的命令，之后，日军以20多万大军，分三路包围武汉。8月3日，国民政府武汉卫戍司令部劝导武汉民众疏散，武汉进入危急状态。8月下旬，日军开始总攻武汉，10月27日，武汉三镇全面陷落。河南、湖北的战局基本照着毛泽东几个月前的预见在发展。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敌人主力有进攻华北的可能，因此八路军与华北党必须严重注意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而从……各方面进行准备。”（《文集》二，第226页）果然，半年以后，即1939年底，日军华北方面军就达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成为关内侵华日军中最大的战略集团。（《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7—8页）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把讨伐重点全面指向中共军队。比如，1940年4月10日起，华北日伪军3.7万多人对冀中根据地进行50多天的“大扫荡”；6月5日，华北日军2万多人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扫荡”；12月14日，华北日军又组织2万多人对晋西北进行冬季大“扫荡”等等。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华北日伪军连续实施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和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连续转入严重困难，根据地大面积缩小，直到1943年才开始逐步有所恢复和发展。这些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敌人主力将进攻华北、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可能的预见和提醒是准确而及时的。
1942年7月9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领导人胡服即刘少奇：“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文集》二，第434—435页）后来，日本投降前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果然先后抽调100个团的兵力，从山东、华中、河北等地集中到东北，开辟了东北根据地，为后来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其中，山东也确实成为“转移的枢纽”。这种局面，毛泽东竟然在3年多前就预见到了。
1944年3月27日，毛泽东领衔致电黎玉等：日军有打通平汉路模样。（《年谱》中，第503页）后来，日军华北方面军果然于4月中旬开始实施平汉线作战，并很快打通了平汉线。日军的打通平汉线作战，毛泽东提前半个多月就预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