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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是在国民党、共产党两支主要力量的联合与斗争中进行的。因此，对毛泽东来说，取得抗战胜利，不仅要研判国际形势和日本企图，还要研判国内形势特别是国民党方面的立场、态度、动作等以及我们将要遇到的情况，从而决定自己方面的政策。
还在1936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时，就预见到国民党军队有抗日的可能。他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年谱》上，第575页）后来，在日本全面侵华后，蒋介石的大部军队果然参加了抗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他根据这一预见所采取的“逼蒋抗日”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
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八路军将领，说：徐州失守后，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那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人后方活动，第129、第115两师将相应地作整个新的部署，提醒他们预作准备。（《年谱》中，第73页）果然，1938年7月上旬，八路军第115师一部从冀南进抵鲁北，开辟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第115师又一部从山西再东进冀鲁豫边区。1939年3月，第115师师部及第349旅主力又抵达鲁西地区，随后又陆续向山东其他地区挺进。1938年底，新四军也在苏南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次年又东进北上，在苏、皖两省开辟了大片根据地。毛泽东关于武汉危急后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人后方活动的预见，在一年内全部实现。
11月，毛泽东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他估计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大多数不会同日本讲和，国民党是有进步的，磨擦是局部现象，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必须看到全局。（《年谱》中，第99页）后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没有公开地和日本“讲和”、对日投降；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磨擦也确实是有不少的，如1939年底到次年2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等，但都是“局部现象”，在共产党的克制下，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一直没有破裂。一些磨擦确实也被“改变”了，如1943年国民党军队准备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就因共产党的揭露与准备而被制止。
12月8日，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讲话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年谱》中，第100—101页）据我估计，当时听毛泽东讲话的人中，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毛泽东的这些话会从一年多以后开始得到应验。后来，由于日军的“三光”政策，并由于国民党停发共产党军队军饷、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加上连续遭受大灾，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冬开始出现困难局面，一直持续到1943年。毛泽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毛泽东关于我们将遭受没钱、没饭吃的严重困难，将通过生产来自己解决衣食住行的两大预见都被证实。
1939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一次预见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将会遇到的严重困难。他说：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年谱》中，第120页）确实，后来到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不但遇到经济困难，而且八路军减少了好几万人，根据地面积和人口也大大缩小，其中人口减少了一半左右。
同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目前时局可能好，可能坏，现在看好的可能更大。抗战两年后要投降是困难的。国民党还没有下最后决心坚决反共，即所谓“反共好，反不了”。“在目前时局下，我们的统战工作要有新姿态。”（《年谱》中，第146页）确实，后来一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既没有向日本投降，也没有“下最后决心坚决反共”、同共产党决裂。根据这一估计，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统战工作作出了新的调整。
1940年7月5日，毛泽东为纪念全国抗战三周年撰写文章说：“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年谱》中，第197页）果然，从这一年下半年开始，华北抗日根据地即开始进入全国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时期一共延续了将近三年才逐渐好转。
10月下旬到12月初，毛泽东几次预见到中国最黑暗的局面。10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目前形势时说：目前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这将是中国的最黑暗的局面。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年谱》中，第215—216页）2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并发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指出：国民党英美派“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年谱》中，第216页）当日又发一电给他们说：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年谱》中，第217页）29日，毛泽东又给他们发一电报，在分析时局后说：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要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年谱》中，第218页）果然，两个月后，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以8万余人围攻新四军北移部队9000余人，使新四军损失六七千人，造成了全面抗战以来同时也是整个全面抗战期间国共最严重的分裂危机，“小风波”果然转到了“大风波”，国共两党之间果然出现了“严重斗争”，中国抗战果然出现了“最黑暗的局面”。
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新四军领导人电，批评他们对北移方针动摇犹豫，指出：“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同日，毛泽东又与朱德联名致电项英：“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年谱》中，第248—249页）在第一封电报中，毛泽东预见到，第一，国民党不会对新四军“宽展期限，发给饷弹”，故告诉他们对国民党不存任何幻想，不指靠任何帮助。后来，国民党除了以重兵伏击北移中的新四军外，未给新四军任何帮助。第二，在北移中会有不利，但如有决心、有办法，则虽受损失，骨干仍可保存，将来仍可发展。后来，尽管因新四军领导层意见不一而丧失最佳突围时机，但仍有2000余人突围出去。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经过重组，凤凰涅槃，获得新生，重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支活跃于华中的抗日劲旅。证明毛泽东说得对。第三，若动摇犹豫，则在敌顽夹击下，新四军“是很危险的”。后来，在国民党军对新四军的伏击打响后，新四军领导人为向哪个方向突围问题而犹豫不决，致使全军丧失最佳突围时机。如果当机立断，确定任一突围方向，9000余人的铁军也不致大半受损。事实恰好证明毛泽东关于犹豫将使新四军“很危险”“吃大亏”的预见是多么准确！第二封电报，完全是“嘱托后事”式的，其办法之彻底、口气之严肃，说明毛泽东已预见到新四军北移“可能受袭击、可能受损失”这种严重情况，所以才会有通令全军机密文件“通通销毁、片纸不留”这样通常只有在最严重情况下才会采取的极端措施。果然，8天以后，9000多人的北移新四军即遭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10天内即有6000多人被俘和牺牲，只有2000多人突围出去。新四军领导人或被国民党扣押，或被叛徒杀害，或者壮烈牺牲。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抗日军队的最大一次袭击，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损失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见和部署完全正确。
12月3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全党全军各大单位首长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年谱》中，第250页）后来，4天后，国民党军队在皖南围攻袭击新四军，遭到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坚决反击和军事上的严密防御，加之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对国民党军形成牵制，苏联和美国皆要求国共合作对蒋形成压力，国民党军队未再向共产党军队发动新的进攻。毛泽东这一预言因国际因素而只发生了一半，国民党军队是只进攻华中而未进攻山东。
1941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材料上加写了一段话，其中说：“国民党方面，在各方反对其反动措施的压力下，虽然不会变更其反共的根本计划，但更大的破裂，却有被制止的可能。”（《年谱》中，第277页）次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也作了同样的预见：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我有利，“蒋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举是不可能的”。（《年谱》中，第278页）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给出大体类似的判断：现在以大势观之，国民党反共政策是不会停止的，但在日本南进的政策下反共高潮将会降低。（《年谱》中，第281页）3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选集》二，第778页）4月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对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的电报中，仍然坚持这种判断：“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年谱》中，第287页）4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目前不会有新的反共高潮，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似还不会立刻到来，但我们必须准备。（《年谱》中，第289页）5月8日，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指出：“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选集》二，第781页）果然，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大的破裂”被制止；蒋介石没有再“大举反共”或“大举进攻”，“反共高潮”确实“降低”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新的反共高潮”直到1943年才发生且被共产党及时制止，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那样的全面反共事件在抗战中始终未能发生。这一切说明，毛泽东的以上预见是科学而又准确的。
1941年5月14日，在日军对据守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后的一个星期，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年谱》中，第296页）此前，在3月18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已经作出了国共力量对比将发生变化的预见，说：“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选集》二，第778页）后来，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主动提出拟在西安会晤毛泽东；10月13日毛泽东派代表林彪拜见蒋介石；16日，国共两党在重庆重开会谈。这说明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向我党讨好的预见是对的。还有，1941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抗日根据地内的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1942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决定对共产党采取“宽大”政策；1944年2月2日，国民政府欢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来重庆；1944年6月9日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去延安；6月21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与蒋介石专门谈国共关系问题；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他们不久即得出“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的结论（程子华等：《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概况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12月21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220页）；9月15日中共代表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3天后与毛泽东签署《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1945年4月6日，因毛泽东争取而成的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自延安赴重庆；7月1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等6人飞赴延安，与中共商谈团结与统一问题，达成五点共识。所有这些，也都证明毛泽东当时关于国共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共产党在抗战中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当然是指实际影响上的）的预见并非虚言。
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指出：“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年谱》中，第313页）这里对蒋所作的“乘机取利、制日制共”“决不会同日本拼”的预见，完全符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蒋介石既不同日本拼，又不向日本投降，既不全面反共，又不全面和共，不正是“乘机取利、制日制共”的“很精巧的”“机会主义”吗？正是基于这一预见，毛泽东确定了对蒋介石“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绝不“让地盘给蒋”。毛泽东真是把蒋介石看透了、看准了！
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在华中主持抗战的刘少奇说：“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年谱》中，第332页）上文已讲过，蒋在此后的抗战中确实既未降日，又未大举“剿共”。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放手抗日或大举“剿共”，都会大大损耗自身实力，让第三方（日或共）占便宜最终自己被第三方吃掉。所以毛泽东料定蒋介石既不会降日，又不会大举反共，因而他让刘少奇放心来延安指挥华中，而不用在华中前线坐镇指挥。
1942年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年谱》中，第388页）果然，国共这种既不和好，也不决裂的“拖的局面”，后来一直拖到抗战胜利。
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选集》三，第895页）确实，毛泽东说这番话时，正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后来又提出“十大政策”，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实行后，形势从1943年下半年即开始好转，一直到抗战胜利，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不但没有“塌台”，而且日益“兴盛起来”。毛泽东在最困难时期的预见果然应验了。
1943年2月12日，毛泽东复电正与国民党谈判的林彪、周恩来：“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年谱》中，第427页）后来，国共谈判确实一直没有成功。直到1945年大反攻开始的5天后，即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才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三电迭请，毛泽东于8月28日到达重庆。4天后，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正式结束。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双十协定”。事态的发展，基本如同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
1943年7月6日，在接到董必武关于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论，并派人监视报馆的电报后，毛泽东复电董必武，要他将“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毁，以防突然查抄”。（《年谱》中，第450页）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国民党当局当夜果然派军队包围报馆。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选集》三，第945页）确实，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共产党的军队由开始的不足5万人，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正是这支敢打敢拼、越战越强的队伍，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又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打垮了号称800万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从抗战期间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情况而预见到这“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真是一点不错的。
1944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年谱》中，第549—550页）后来，在江南，12月27日，粟裕率部队渡江南下，开辟了苏浙皖边敌后新区。在河南，1944年10月，新四军第5师增派一部进入豫南、豫中；1945年春夏，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陆续增派部队到豫东的水东、水西地区；1944年9月至11月，八路军先后有4个支队挺进豫西。在湖南方面，11月9日，八路军派出南下支队，本拟开往湘中，后直至湘粤边界。江南、河南、湖南这3个发展方向都有部队去经略。“苏联打日本”的事也确于1945年8月9日实现，这一天，苏联对日宣战。2天后，朱德总司令即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向辽、吉等东北地区进发。10个月前毛泽东的预见一一应验。
1945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说：今后的问题，要得到技术条件，要准备20到30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年谱》中，第601页）后来，到11月中旬，进入到东北的各解放军部队已达20余万人。
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年谱》中，第602页）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军队立即进军东北，东北不少地方果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后来，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军队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三大决战中，第一场决战就全部解放了东北，东北又果然成为进军全国的基地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