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旗帜毛泽东最新章节_杨冬权著

第七节
对战争中国际形势与主要国家对中日态度的预见

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受着国际形势的影响，受着世界上主要国家对中日两国态度的影响。对这些国际因素的情况和变化作出预见，对于争取战争的主动、作出正确的决策、及时采取对策，加速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则对中国抗战过程中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主要国家对中日态度的变化作出过一系列科学的预见。

一、对国际形势的预见

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借着该书向世界发行的机会，希望唤起英语国家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并向全世界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益迫近”。他说：“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文集》二，第146页）果然，毛泽东作出预见8个多月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国、法国随即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焰”在欧洲的战场上燃起。1941年6月22日，德国又入侵苏联，苏联也被卷入战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在欧洲大陆次第展开。1941年12月7日起，日本又陆续偷袭位于太平洋的美国军事基地和位于中南半岛的欧洲殖民地，太平洋上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战争也次第展开。全世界共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及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共有7000多万人在战争中伤亡，4万多亿美元付诸东流。历史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确实爆发了，一些开始对中日战争作壁上观、打算“置身事外”的国家，果然没能置身事外。

1月28日，毛泽东在第18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讲话，又一次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大规模战争的必将发生。他说：日本的“野心很大，不但要进攻全中国，还要去打南洋，缅甸、安南、印度也要去打”。（《文集》二，第149页）果然，一年多以后，日本便于1940年9月占领了安南等地，1941年12月又开始打下南洋、缅甸，在打下缅甸后，日军缅甸方面军第15军于1944年3月上旬，还发动了进攻印度科希马和英帕尔的“乌号作战”。因此，毛泽东的这些预见后来基本全部命中。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又说：“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大战，过去的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西斯国家打弱国小国，将来会和大国打的，但是到底哪一天打，我们不得而知。”“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但何日爆发，是无法占卜的。”（《文集》二，第154页）其预见的准确性，也被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所证实。仅仅几个月后，世界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再后来，几个大国也被卷了进来。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说近年来，“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选集》二，第580、581页）毛泽东说这话的当天，德军就向波兰发动进攻，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并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英法果然陷入与德意“直接冲突”的局面；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果然以“害己的结果”告终；欧洲果然爆发了“全面性的战争”。他又说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它“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选集》二，第583页）果然，美国直到两年多以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才加入战争，并果然在战后争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

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说：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持久的战争，其规模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得多。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年谱》中，第139页）

果然，这四句话全部应验。（1）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于1939年9月，结束于1945年9月，历时6年，可以称得上是“持久的战争”；（2）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口卷入战争，其规模的确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多个国家的15亿多人卷入战争要“大得多”；（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原来被西方殖民的国家获得独立和解放，国际新秩序得以建立，此后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世界的前途确实是“光明的”；（4）中国于1945年取得抗战的胜利，1949年又建立人民当家做主、外交上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中国的前途更加“光明”。

1941年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4天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宣言进行分析：罗丘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对英、美、苏、中等都是有利的。（《年谱》中，第322页）3个多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果然“参加反侵略战争”，英、美、苏、中四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盟友和联合国的领衔签署国。美国参加反侵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德、意、日法西斯的灭亡和中国抗战的胜利，使英、美、苏、中等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参战国都取得了胜利。

12月28日，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1942年的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说：“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文集》二，第385页）这段话中有几个预见，都极为准确。（1）“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历史事实是，太平洋战争自1941年12月7日爆发后，直到1945年9月9日才结束，历时近4年，当然可以说是一场“长期战争”了。（2）“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确实，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半年之内，即先后侵占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但在日军占领的许多地区中，人民群众发动了民族解放斗争，因而日军在这些地方陷入泥潭，不可自拔。1943年，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在太平洋上进行有限的反击，1944年10月，美国又在菲律宾登陆，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可见，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预言完全准确。（3）“将来（日军）还有（从中国战场）抽调一部（兵力去太平洋战场）可能。”确实，日本陷入太平洋战争后，每年都从中国战场抽调一部兵力去太平洋战场。1943年夏季以后，由于日本抽兵较多，华北敌后战场有些地方出现日军兵力减弱的状况。1944年，日军从华北抽调的兵力更多，以致日军不得不将一些次要据点交由伪军守备。因而，从1943年夏季开始，华北敌后战场有些地区就次第进行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收回大量被占土地。因此，毛泽东的预见也果然说中了。

毛泽东正是预见到了日军将继续从敌后战场抽兵去太平洋战场，才转变政策，作出决策：“应乘1942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文集》二，第385页）这就有了1942年敌后战场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把敌人挤出去”等行动，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基本上制止了敌人的进攻，扭转了不利局面。这也是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形势作出科学预见后及时调整战略、调整政策的典型一例。这正好有力地说明了预见对抗战胜利的引领性作用。

1942年10月12日，当斯大林格勒之战尚在进行时，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中说：“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选集》三，第887—888页）果然，就在毛泽东预见的下个月，苏联红军就在斯大林格勒组织了冬季反攻，到1943年2月，歼灭了被围的德国军队，从根本上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接着，1943年5月，英美华盛顿会议最后决定：于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又进一步预言：“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选集》三，第888页）果然，1943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上发动的鄂西、常德两个较大规模的战役，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共死伤3万余人；在敌后战场，八路军歼灭日伪军19万多人，新四军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甚至在一些地方开始对日伪军进行局部反攻。日本确实在“向它的墓门跨进”。

1943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所写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说：“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罗斯福、丘吉尔正在等待希特勒摇摇欲坠时打进法国去。”“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已处在总解决的前夜。”“国民党人又嚷‘罗丘视线移到东方了，先欧后亚计划改变了’”，“但这已是国民党人的最后一乐”，“自此以后”，“‘先亚后欧’或‘欧亚平分’从此送入历史博物馆”。（《选集》三，第914、915页）后来的事实是：在此预见8个月后，英美军队就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给了德国法西斯以致命一击；15个月后，苏联军队和英美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19个月后，德国就无条件投降，欧洲法西斯确实被“总解决”掉了；国际局势也确实发生了令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大变化”，罗斯福、丘吉尔也确实在“希特勒摇摇欲坠时打进法国去”而不是打进别国去；英美确实没有如国民党人所期待的那样“先亚后欧”或“欧亚平分”，而是“先欧后亚”，先解决了欧洲法西斯德国，然后才来解决亚洲法西斯日本。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说：“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文集》三，第167页）确实，太平洋战争受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鼓舞和影响，美国在毛泽东作出这一预见后的第6天，就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重创日军，使日本“绝对国防圈”惨遭突破。4个月后，美军又在菲律宾登陆，次年2月又在硫磺列岛登陆，两个月后又进攻琉球群岛，并加强轰炸日本本土。中国战区受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敌后战场连续对敌占区发起攻势作战，收复大批国土；正面战场的中国远征军在滇西收复腾冲、龙陵，给滇西日军以沉重打击。这些事实都印证了毛泽东预见的准确性。

12月15日，毛泽东在《1945年的任务》演说中指出：“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年谱》中，第566页）果然，4个多月后，苏军就攻入柏林，希特勒自杀身亡，德国无条件投降；再过3个多月，日本也宣布投降，中国在同盟国的有力支持下，最终“打倒日本侵略者”。毛泽东的这一预见几个月后便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说：“现在的时机很好。在欧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现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的炮声，大概在不久就会打下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选集》三，第1025页）果然，毛泽东话音刚落下8天，苏联红军便攻克了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彻底被打倒；接着再过3个多月，日本便于8月15日宣布投降，并在9月2日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中共七大确实成为“处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的一次大会。

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说苏、英、美三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文集》三，第378页）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毛泽东的这一预见是正确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二战结束70多年后，至今也没有发生。

二、关于苏联对中日态度的预见

还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将近一年前，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你认为苏俄与外蒙会卷入这场战争并支援中国吗？”毛泽东回答：“当然。”苏联是“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一旦中国人民……开始抗战，……我们相信，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苏联和英美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文集》一，第402—403页）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果然第一个用军事援助的方式，“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从1937年9月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900多架飞机、80多辆坦克、2000多辆汽车和牵引车、1100多门大炮、9700多挺机关枪、5万多支步枪、200多万发炮弹和炸弹。在中国全面抗战的前期，世界各国唯有苏联以中国最需要的军火物资援助中国。苏联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帮助抗战，派700多名空军志愿队来中国参加抗战，并有2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把生命献给了中国抗战。毛泽东对苏联的预见，竟是这样地准确无误、毫不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一预见，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猜测之上，而是基于苏联的国家利益，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作出的合理推论。因为作为政治家，毛泽东知道，国家之间的态度背后，隐藏的是国家利益，有利益则有友谊，没利益则不会有友谊，或者说友谊也不会长久。正因为当时在中日战争中，帮助中国对苏联利益更大，因此，毛泽东才会作出这样的预见。这种基于现实情况和国家利益的预见，属于科学的推理，当然更加准确可信。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等党内高层领导的电报中，分析在“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局面已经完结”的情况下，“估计中国政局在数月后将起变化”。判断“在彼时苏联将给中国以实力的援助”。（《文集》二，第28页）果然，后来当中国的首都南京遭受日机轰炸之时，苏联的第一批空军志愿队飞临南京。12月1日，刚到中国的苏联飞机5次升空，击落日机6架，飞行员安德烈也夫牺牲在空战中。这不但是苏联，而且也是世界所有国家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次派人在中国参战，给予中国以最需要、最及时、最实际、最直接的“实力的援助”。毛泽东的这一预见，又一次被苏联的行动所证实。

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对毕业同学们说：“虽然德国公开地帮助日本，承认了‘满洲国’，不卖军火给中国，英国内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只是时局的一面；而代表世界总方向的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苏联，会来鼓励与援助中国的。苏联是一定会帮助中国的，总有一天苏联会是日本的直接对头。”（《文集》二，第107页）这里有两个预见后来均被证实。一个是：“苏联是一定会帮助中国的。”上文已经列举了1941年6月苏联在遭到德国的大规模进攻之前一直从各方面积极援助中国抗战的事实。可以说，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4年里，比较世界各国来看，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时间最早、武器最多、人员最众、牺牲最大，援助最直接、最实际、作用最大。另一个是：“总有一天苏联会是日本的直接对头。”事实是：毛泽东作出这一预言后仅仅两个月，日本就在诺门罕一带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以此为跳板，继续北上进攻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苏军介入战事，于5月28日，全歼进攻日军。6月中旬开始，苏军又以更大规模对垒日军。日军最多时集中8万兵员攻击苏军。8月20日，苏军对日军发起总攻，200多架飞机轰炸与扫射日军。在苏军强大打击下，日军全线溃败。日本不得已于9月15日与苏联签订停战协定。在这场历时135天的大战中，苏联确实成了“日本的直接对头”，以雷霆之势重击日军，双方投入兵员20余万人，伤亡6万余人。此战使日本被迫改“北进”侵苏为“南下”袭美，日苏之间停战了数年。1945年8月，在美国向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之时，苏联又正式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再次以雷霆之势，进入中国境内，横扫日本关东军，经过20多天的作战，以伤亡3万多人的代价，击毙日军8万多人，俘虏日军60多万，迫使日本关东军投降，直接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苏联这一次不但再一次成为“日本的直接对头”，而且还在日本的棺材板上钉上了重要的一颗钉子。苏联再次用行动验证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1945年2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年谱》中，第577页）果然，半年后，苏联在欧洲战场打败德国法西斯后，又出兵扫灭日本关东军，深度“参与东方事件”，在东亚的中日战争中强力介入。毛泽东的预见得到验证。在作出这一预见后，毛泽东继续预见说：“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因而他指示周恩来：“请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年谱》中，第577—578页）从毛泽东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先是预见了国际形势——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由此再预见了国内形势——蒋介石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接着则据此作出了党的政策调整——抬高向国民党的要价。这让我们充分看清了预见对决策的重要作用，看清了正确预见对在全国抗战中的引领性作用。

三、关于美国对中日态度的预见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问题。作为一名美国人，斯诺问毛泽东：“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毛泽东说：“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文集》二，第394—395页）在毛泽东作此预见时，美国对日本实行的还是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而没有明显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甚至在日本全面侵华后的一年多里，美国虽对日本进行过一些谴责，但仍未放弃对日绥靖，反对经济制裁日本，尽量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但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在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逐渐加强了对华援助，于1939年2月向中国第一次提供借款，援助中国抗战。1941年2月，又开始以租借形式向中国提供军火物资。1941年4月，美国总统批准美国退役军人可以加入陈纳德的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帮助了中国空军同日本作战。日本偷袭美军珍珠港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力度更为加大，两国共同对日宣战，并互相支援，成为盟国、盟军，美军出动远程轰炸机，从中国出发轰炸日本本土，直至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投降。美国在中国抗战中的表现，完全证实了毛泽东上述预见的正确性。因为毛泽东又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来作出上述预见的，是从本质上看问题的，具有基础性、现实性，符合客观实际，因而是科学的、正确的。

1941年4月20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同意他对国民党统治区英美派等对苏日条约所持的态度，指出：“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绝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年谱》中，第291页）果然，后来即使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两国都对日本宣战的前提下，美、英都坚持先对德、后对日。12月22日至次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阿卡迪亚”会议，确认德国仍是主要敌人，欧洲是主要战场，决定继续坚持一年前两国确定的“先欧后亚”战略，首先集中力量击败德国，在亚洲太平洋方面对日暂取防御战略。正像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所说的：“在英美总战略中，对德作战居第一位，位居第二的是横跨太平洋对日本岛国的大规模‘陆海空’行动。”（［美］赫·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1944年6月，美英联军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消灭德军有生力量，为攻入德国本土扫清了前进道路。在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英才又集中力量在太平洋上对日军展开进攻。在遭到日军顽强抵抗的条件下，美国不惜使用极端手段，对日本投放原子弹，逼迫日本投降。可见，毛泽东关于“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的预见是符合后来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进程的，是被事实证明完全正确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根据这一战略预见，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和斗争的方针。这也同样体现出预见的重要性。

1941年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年谱》中，第345页）果然，在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2年夏季的半年多时间内，日军先后侵占了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关岛及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新加坡、马尼拉两个城市皆陷于日军之手。半年多以后，1943年，美国及其盟国英、法等国开始在太平洋上对日有限反攻，进行岛屿争夺战；1944年10月，美军更在菲律宾登陆，逼近日本本土。太平洋战争的战况，基本按照毛泽东预见的日本先进攻、再相持、最后被反攻的路径在发展。

电报中毛泽东又说：“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年谱》中，第345页）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英仍然坚持“先欧后亚”战略，把德国法西斯作为头号和主要敌人，作为优先消灭的对象，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对德军反攻相配合，美英军队于1942年11月在北非登陆，并于次年5月把德意军队逐出北非。1945年初，苏联军队又和英美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彻底打败德国；接着，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上展开进攻，美国并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苏军随即向驻在中国的日军精锐部队关东军发动狂飙式进攻，中国人民则立即转入全国规模的对日反攻，日本法西斯也被彻底打败。在对德军的最后解决和对日军的最后解决中，苏联红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攻入德国首都柏林的正是苏军。因此，毛泽东这段预见全部被历史证实，成为又一个百分百言中的精准预见。

四、关于英国对中日态度的预见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也回答了关于英国怎样帮助中国的问题。毛泽东不客气地批评说：“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文集》一，第395页）毛泽东所说的英国错误政策，是指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后，英国对日本所采取的妥协退让、中立自保的绥靖纵容政策。九一八事变一个多月后，1931年10月30日，英国驻日大使竟黑白颠倒地认为：“当前的危机是由中国人故意采取破坏这些权益和尽其所能地用一切办法鼓励反日情绪的政策造成的。”（［英］路易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1919—1939），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81页）英国一个内阁成员的话，把英国的政策表述得更明白：“英人最好保持一公平坦白之态度，无论对华对日，均不表示同情。”（《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期，第6页）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率领国联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后，于1932年10月发表报告书，竟主张不必恢复东北的原状。这一错误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接着，毛泽东进行了预测：“英国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来它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贯彻它的信念。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对英国来说，它不是一张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坏的形象。”（《文集》一，第395—396页）后来的事实如何呢？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尽管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维系的世界和平秩序，但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仍然从自身利益出发，继续对日本奉行绥靖政策，反对制裁日本，不愿意援助中国，并向日本输出战争物资。但这些对日“观望政策”，并未给英国带来好处。1938年11月，日军封锁长江、禁止外国船只航行，直接损害英国等国在华利益。1941年12月，日本又直接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几个月时间内，即抢占了香港、新加坡、缅甸等英国势力范围。直到这时，英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完全站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来，与中国成为盟国。因此，历史的进程证明：毛泽东在1936年对英国的三大预见都没有错：第一，在其后几年时间内，英国并没有勇气“采取新的策略”；第二，对日“采取观望政策”，“对英国毫无好处”；第三，日本对英国“不是一张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坏的形象”。

尽管毛泽东对英国政策非常不满，但在第二天他同斯诺的另一场谈话中，毛泽东还是预见到英国最终会反对日本。他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苏联和英美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文集》一，第403页）确实，随着日本侵略直接损害英国利益时，英国还是结束了在中日之间的中立政策。当1938年11月日军禁止外国船只在长江航行时，英国开始同美国、法国共同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在美国向中国提供借款后，于1939年3月开始向中国提供名义上的借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又改变过去的封闭滇缅路政策，与中国共同防御滇缅路，使国际援华物资得以从滇缅路进入中国。1942年元旦，英国与中、美、苏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共同打击日本等共同敌人。至此，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关于在反对日本这个“世界性的任务”面前，英国和苏联、美国一样，都“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科学预见。其准确性又是百分之百。事实上，无论是在1936年毛泽东作预测时，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式打响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英国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苏联、美国更加消极，但毛泽东能够准确地预见到英国最终会同美国、苏联一样，在中日间不再保持中立，而是共同加入打击日本的行列。这确属独具眼光，也更属难能可贵。

1937年5月15日，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韦尔斯对于如何看待“英、日最近的接近”这个问题时说：“英日两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妥协，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基础。不错，英日的妥协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能的，但是何时何地是有限制的。英国欲维持现状，但现状的内容容易时刻变动着，这从‘九一八’后英国的步步退让中可以看出来。在基本上，日本对华的独占政策与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所持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对立的，但是一时的、某些部分的妥协是可能的，因为英国本来随时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达到于它有利的目的。不管英日妥协的程度如何，关于中国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应一刻疏忽。在抗日运动中，不能过于信赖英国。我们要认清英国的本质，就不会上它的当。”“对英国保守党与广大的英国人民，我们应当区别开。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文集》一，第502—503页）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对英国有3个方面的基本预见。第一，从根本上看，“日本对华的独占政策”与英国“门户开放政策”是对立的，因此，日英不会永远妥协，不会一直妥协到底，包括当前的妥协也没有很好的基础，英国对日妥协会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这一预见已被后来英国逐渐放弃对中日两国的中立政策、最终与中国共同打击日本的史实所验证。第二，出于英国暂时的国家利益，英国对日妥协是永远存在并且可能的，英国随时可以出卖中国利益而与日本妥协；因此，抗日“不能过于信赖英国”。这一预见，也被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全面抗战爆发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是一直与日本进行妥协的。1938年11月，在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英国还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日］《现代史资料图9·中日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次年7月，英国又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诺“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对“有利于日本之敌人（按：当然这首先指中国）的行动和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1940年4月，英国大使与美、法大使联合要求中国停止抗战，“及时对日媾和”。（［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86页）1940年7月，英国又应日本要求，封闭了中国抗战的西南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即使在1939年3月至1942年2月先后答应向中国提供共计6000多万英镑的贷款和借款，但又在实际上没有完全兑现。事实完全证明，英国是随时可能对日妥协的，中国抗日不能过于信赖英国。第三，英国政府对日本等法西斯的妥协，不但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而且“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确实，早在全国抗战前，英国人民中就有了类似“中国人民之友”的社团，支持中国抗日。全国抗战爆发后，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发表呼吁书，呼吁援助英勇的中国人民。英国其他各党派、各阶层人士都积极参加援华运动，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等10多个援华组织。英国民众踊跃捐钱捐物，把大批药材、衣物、资金送到中国。这些都表明了英国人民与英国政府的不同立场。从1937年担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张伯伦，因实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而臭名昭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爆发后，英国被迫卷入战争，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宣告破产，张伯伦于1940年终于下台。这些事实也都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的科学性、正确性。

1938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海军部观察员卡尔逊。卡尔逊认为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认为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打仗。（《年谱》中，第69页）后来的事实如何呢？此前，1938年3月，德国在吞并奥地利后，开始着手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与法国为了自己免受德国入侵，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并企图以此换取德国向东进攻苏联。同年9月，英、法与德、意在慕尼黑签订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由签约四国“保证”不再受侵犯。但协定墨迹未干，仅仅过了半年，德国就于1939年3月，出兵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对此，英法两国并未为捷克斯洛伐克而与德国开战。只是到了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才于9月3日对德宣战，世界大战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事实证明，作为一名曾担任过美国总统卫队长的美国军官，卡尔逊的预见没有得到验证，而毛泽东的预见则得到了验证。这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参照的比较。比较的结果则是毛泽东预见得比卡尔逊准。

1941年4月20日，毛泽东复周恩来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英美派等各派对苏日条约所持态度的电报，指出：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的步骤，绝不能得罪苏联。（《年谱》中，第291页）毛泽东关于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的预见不久即得到验证。这真是又一个百分百准确的预见。因为作此预见后不到3个月，1941年7月12日，英国就同苏联缔结了对德作战联合行动条约，即英苏协定。又过3个多月后，12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又赴莫斯科与苏联会谈。双方就彻底击败希特勒德国并建立战后和平体制和安全组织使德国侵略不能重演达成了《英苏互助同盟条约》，标志着英国与苏联正式结成了同盟，使国际反法西斯阵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942年5月26日，这一条约在伦敦签字。这个条约是对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的反应，表明苏联此时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对日本的中立只是为了不与德国、日本两面作战。毛泽东根据这一判断，又判断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并进而提出我们的方针：“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年谱》中，第291页）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从国家间利益的分析，预见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再由国际形势的变化，预见到国内各方面态度的变化；最后再根据国内各方面态度的变化，提出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变化。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好多决策和政策、策略之调整，都是这样来的。确实，在毛泽东作出这一预见后，直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关系都基本保持着“平和”的状态。这正是中国当局对苏和好的结果。

1941年7月15日，在英苏协定达成后第三天，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英苏协定将成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英苏协定将影响日本，增加其顾虑，亦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的好转。”（《年谱》中，第312—313页）这一预见与上一条预见精神一致，且更进一步明确地预见到了英苏关系好转对日本及中国的影响。上文说到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完全证实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其对日本的影响，则是促进了日本实施南进政策、在太平洋地区直接向英美发动进攻。

五、关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预见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中国目前能“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援的条件下打败日本？”毛泽东提醒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毛泽东指出：“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文集》一，第400页）意思是，日本虽然目前还没有同德国、意大利结为盟国，但将来有可能会。后来的情况怎样呢？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4个月后，即于1937年11月6日，也就是在毛泽东作此预见的15个月后，就在罗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议定书，这标志着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形成，即德意日三国政治同盟的形成。这一结果，证实了毛泽东上述谈话中的两大预见：第一，东方即中日的和战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第二，日本是德国、意大利的潜在盟国，它们将来可能会结为盟国。正是在这些预见的基础上，毛泽东向斯诺说明：“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文集》一，第400页）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争取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国际援助，中国抗战才能坚持下来，并能在1945年即取得胜利。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选集》二，第475页）这里，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发生于1935年，意大利与德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发生于1936年8月，日本同中国的战争指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引起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到了1938年5月，毛泽东看出法西斯的战争没有完结，还会接着再打，他非常肯定地预见道：“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果然，毛泽东作此预见后仅3个多月，希特勒便打了捷克斯洛伐克；又过了一年，希特勒再打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火，导致英国、法国都向它宣战；到1940年3月，希特勒又打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1941年6月又打苏联。毛泽东的预见果然不虚，一步步被证实。

1941年10月20日，在德军向苏联首都莫斯科大举进攻后20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年谱》中，第334—335页）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也作出了相同的判断，并提到了国民党的判断：“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它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战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年谱》中，第335页）

在这同一天里，毛泽东作出了以下几项重要预见：

第一，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在毛泽东作出此预见之前，1941年9月30日至10月2日，德军集中80个师的兵力向莫斯科大举进攻。10月13日，中路德军占领了莫斯科西南100英里的卡卢加，再于18日占领莫斯科正西60英里的莫扎伊斯克，同时，北路德军占领了莫斯科西北98英里的加里宁。正如毛泽东所说：“莫斯科危急！”但是，10月18日起开始下雨，泥泞的道路使德军被迫全线停止前进。这使苏军赢得喘息，不断从其他地区抽回军队。11月3日和4日，天气又骤然变冷，没有冬装的德军出现严重的冻伤，士气出现低落。11月7日，苏联在德军兵临城下时，仍然照常进行红场阅兵，部队受阅后即直接开赴前线，展示出苏军的英勇和无畏。11月15日，德军又以51个师的兵力开展攻势。苏军3个方面军的部队在冰天雪地里抵抗德军。到12月6日，苏军便开始转入反攻，到次年4月20日，反攻胜利结束，德军被迫向西退却100—250公里。莫斯科会战取得了胜利。战争的进程与走向恰好同毛泽东预见的一个样。

第二，“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东条内阁指的是由东条英机组成的内阁。1941年10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宣布总辞职，第二天，重臣会议提名东条英机组阁。11月18日，东条内阁正式成立，东条这名现役军官，不但担任首相，而且兼任陆相和外相，以后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集各种军政大权于一身，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内阁”。他正式登台后，仅仅20天就于12月8日发动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践踏1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数千万人民的无辜死亡。因此，东条内阁又确实“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内阁。

第三，“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确实，在1941年10月20日前，日本到底是南进，还是北进，对日本曾经是一个问题，对外界也确实是一个谜。1941年6月22日德军大举进攻苏联，使日本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有人主张日本北进苏联，与德国进攻相呼应；有人认为日本陆军主力陷在中国战场，且苏联在西伯利亚陈兵以备，北进攻苏没有把握，应该南进，至于苏联则“待柿子熟了再摘”，等德军消灭了苏军主力后再去进兵攻取。日军统帅部则取折中立场，一方面继续进行南进部署，一方面从国内调兵增强关东军至85万人，并举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以备攻苏。结果，由于在中国战场难以抽兵实施北进，日军统帅部还是被迫放弃了北进对苏开战的抉择。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批准了由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定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帝国为打开目前危局……决心对美、英、荷开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570页）苏联在10月下旬得到来自潜伏日本的著名间谍报来的谍报：“日本武装力量将全力南进，无意对苏作战。”因此才开始将部署于西伯利亚防日进攻的25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旅陆续西调到莫斯科前线。在此之前，连斯大林也摸不透日军的战略意图。在中国国内，国民党则判定此时日军肯定是要北进。而毛泽东则在日本战略意图未定之时、很多人都认为日军确定北进之际，就大胆地作出日本“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的战略预见，这不能不说他确实是与众不同、高人一筹的。他甚至还专门告诉在重庆与国民党及各方面人士联络、掌握有更多信息的周恩来：“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提醒他不要被国民党的误判所误导。这段话又给了我们一个参照和对比，即国民党判断日军是必定北进的，而毛泽东却认为更大可能是南进。两相对比，高下立判。毛泽东的水平和国民党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果然，日本实施南进战略后，为了配合太平洋战争、尽早脱身中国战场，仍然对中国不断发起进攻。在正面战场，为配合日军进攻香港、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用，日军以12万兵力，第三次进攻长沙等地，遭到中国军队重创，伤亡5万余人，于1942年1月中旬退回战前驻地。1942年4月底，为摧毁美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中国空军基地，日本调集9万多人，开始实施浙赣作战，并在作战中实施了大规模细菌战。直至9月底，战役才告结束。1943年日军又发动鄂西、常德等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1944年，日军更发动了向豫、湘、桂地区进攻的“一号作战”，新占领中国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任务。在敌后战场，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总力战”，进行更加野蛮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华北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和1942年连续缩小，出现整个抗战时期的最为严重的局面。直到1943年，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才逐渐恢复和再发展。总之，日本在南下发起太平洋作战后，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都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只不过有时由于力不从心或无暇顾及，显得规模小一些或节奏慢一些而已。

第五，“德国的情况并不怎么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战胜法西斯”。毛泽东作此预见时，德国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气势正盛，苏联正面临首都莫斯科被德军占领的空前严重危机，世界法西斯力量正处于最旺盛期。全世界几乎很少有人对战胜法西斯还充满信心。但是，毛泽东从德国的大肆进攻中看出了它“情况并不怎样好”，并坚信美、英、苏、中能够进行“合作”且“必能战胜法西斯”。后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果然促使美、英、苏、中四国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于1942年元旦，领衔签署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四国的“合作”真的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很快就成功实现了。之后，四国又开展战略合作，召开四国巨头的峰会，协调战争行动和战后安排，终于在1945年9月完全打败了法西斯。毛泽东关于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战胜法西斯的预言在不到4年后即被完全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作出这一预见时，还告诉周恩来：“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这就显示，当时在中国，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共产党外，都充满着对战争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显然是党内和党外那少数的乐观主义者之一。他不但自己不悲观，还要求周恩来同自己一起去说服更多人战胜悲观情绪。这更能说明毛泽东对胜利的自信、对形势估计的正确，更能说明毛泽东确实是高人一筹的。在最困难时自己看到希望并给人们以希望，在最黑暗中自己看到光明并给人们以光明，在绝境中自己看到前途并告诉人们以前途。我想，这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旗帜吧！作为旗帜的最重要作用恐怕也就在于此吧！如果胜利在望之时他高喊胜利、光明在前之时他高喊光明，那样的作用就不是太大也不足珍惜了。

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发表。3天前，苏联红军突破斯大林格勒被德军围困的西北部工业区。毛泽东的社论就是为此事而写的。尽管离这场战役的最后胜利还有3个多月，但毛泽东已经预言：“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希特勒已到再衰三竭之时。”“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选集》三，第887—888页）“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选集》三，第885页）事实是，11月19日开始，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苏军就从南北两翼转入反攻，次年2月初，将德军主力33万人全歼。这次战争成为公认的苏德战争的转折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它也可以算作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此战导致了苏联的崛起、苏联对东欧地区的解放和后来的控制、英美对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及战后国际格局特别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

10月16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柏林声明》又发表。4天前，柏林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此不应被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毛泽东对此评论说：“这后一段话是说谎的。”“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接着，毛泽东作出3个预见。第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第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还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第三，“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文集》二，第448—452页）

历史的事实到底是否如此呢？先看第一个预见。这个预见作出的下个月，苏联军队就开始对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开展反攻，3个月后又歼灭了被围的德军精锐部队，从而根本扭转了德国法西斯和其他法西斯的命运。同样在这个预见作出的下个月，美、英军队也在北非登陆，并于半年后把德、意军队逐出北非。之后，德军也一直处于颓势，1944年6月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对德军形成了夹击，接着，苏军继续追击德军，欧洲很多国家从希特勒魔爪下解放出来。1945年初，苏军和英、美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5月2日攻克柏林。可见，毛泽东关于德国精锐已经耗尽、不可能再组织第三个攻势的预见是准确无误的。

再看第二个预言。在毛泽东作此预见后，仅在正面战场，日军就在1943年5月发起10万兵力的鄂西会战，10月发起10万兵力的常德战役。1944年4月开始，日军更发起总兵力达50余万的“一号作战”，在10个月内，相继占领豫湘桂三省。豫湘桂作战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关于日本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的预见。

最后看第三个预见。前文说到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以及众所周知的德国和日本在1945年5月和8月先后投降的结局，都证明毛泽东在1942年10月所作的“法西斯国家实际上已丧失了主动地位”的预见是科学的、准确的，日本在豫湘桂的进攻，不过是垂死前的最后挣扎而已。